二十世纪末的文化帝国主义
詹姆斯·彼得拉斯
引言
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是要为其
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娱乐商品的出口是资本
积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也是其替代制造业出口在世界范围内获利的手段。在政治上，文
化帝国主义的重要作用在于将人们各自从他们的文化之渊源和团结传统中离间出来，并代
之以新闻媒介制造出来的、随着一场场宣传攻势变幻的“需求”。在政治上的效果则是把
人们从其传统的阶级和社会的圈子中分化出来，并使得人和人之间产生隔阂。
文化帝国主义强调分裂工人阶级：鼓励有固定职位的工人与临时工分离，临时工与失
业人员分离，失业人员彼此之间在“地下经济”的层面分离。文化帝国主义还鼓励工人将
自己归属于一个阶层，这些阶层是以生活方式、种族和性别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差别来划
分以区别于比自己身份更低的人，而不考虑那些将他们和骑在他们头上的人区别间隔的巨
大的不平等。
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对青年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剥削。帝国主义的娱乐和广
告业以那些最容易受美国商业宣传影响的青年为猎获物。其讯号是简单而又直接的：“现
代性（Modernity）”是和消费美国宣传媒介产品联系在一起的。青年人代表了美国文化出
口的主要市场。他们最接受消费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宣传。大众传媒以盗用左派的语言和
将不满情绪引向奢侈性消费来操纵青少年的反叛行为。
文化帝国主义之所以集中注意力在青年身上，不仅因为他们是一个市场，而且有政治
上的原因。这就是为了消除这样一种政治威胁：即个人的反叛有可能变成反抗经济和文化
形式的控制的政治革命。
在过去十年中，进步运动遇到一个悖论：当第三世界的大多数人民在承受不断恶化的
生活水平，不断增长的社会和个人的不安全感和不断减少的公共服务设施（另一个方面是
少数人空前地发财），对这种情况的主观反映却只是零星的反抗，持续但只是局部的行动
，或者即使是大规模的却只是短暂的抗议。一句话，在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和社会、经济现
状与微弱的革命性的或激进的主观反应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差距。第三世界正在成熟的“
客观条件”还没有足以转变国家的社会的主观力量来伴随。显然，在社会经济倒退和社会
政治转变之间并无“自发”的关系。文化干涉（在最广泛意义上而言包括意识形态、思维
、意识、社会行动）是将客观条件转变为有意识的政治干涉的关键环节。似乎有点荒谬的
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们看来比他们的对手更懂得政治实践中文化层面的重要性。
文化控制和全球性剥削
不能仅仅把帝国主义理解为一个进行控制和剥削的经济和军事系统。文化控制是任何
一个能延续的全球性剥削系统不可分割的方面。
就第三世界而言，帝国主义可以这样来定义，西方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文化生活的系统
的渗透和控制，以达到重塑被压迫人民的价值观、行为准则、社会制度和身份，使之服从
帝国主义阶级的利益。文化帝国主义既可以“传统”的形式，又可以现代形式出现。过去
几个世纪中，教会、教育系统和公共当局在神或神权原则下对原住民不断灌输归顺和效忠
思想。当这些传统的文化帝国主义手段仍然有效之际，新的、现代化的，基于现代体制的
工具对帝国主义控制而言则日益重要起来。如今，大众媒介、曝光宣传、广告、通俗的表
演家和知识分子起着主要作用。在今日的世界，好莱坞、有线新闻电视台和迪斯尼乐园要
比梵蒂冈、圣经及政治人物的公众演讲要有影响得多。
文化渗透与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剥削紧密相连。美国用来支持中美洲种族灭绝政府
以保证自己经济利益的军事干涉往往是伴随着强烈的文化渗透。美国资助基督教会侵入印
第安人村庄，在印第安农民受害者中灌输归顺思想；赞助国际会议是为了让臣服了的知识
分子们讨论“民主和市场”；逃避现实的电视节目播发对“另一个世界”的幻想。文化渗
透是镇压起义者的战争机器的非军事手段的外延。
文化殖民主义的新特征
现代文化殖民主义在以下几个意义上有别于以前的实践：（一）它要捕获大众，而不
仅仅是转化头面人物。（二）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侵入各个家庭。客观存在不仅从“
内部”和“底层”起作用，而且从“外部”和“上层”起作用。（三）现代文化殖民主义
具有全球规模，它的冲击无所不在。以全世界为一家的欺骗来为神化帝国主义势力的种种
象征、目的和利益服务。（四）大众媒介作为今日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而言只是在形式的
意义上属于“民间”组织，披上合法的外衣以便将帝国主义的利益作为“娱乐”和“新闻
”来宣传。（五）在现代帝国主义时代，政治利益是通过帝国主义的主题来表达的。“新
闻报导”将镜头集中于中美洲的雇佣农民士兵和海湾战争中面带微笑的来自劳动阶级的美
国黑人的个人传记①。（六）由于在不受法律制约的资本的控制下实现和平和繁荣的诺言
与日益增长的贫困和暴力的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大众传媒已经将其节目中从不同观
点讨论的可能性进一步缩减。与全面文化控制配对的是将现存资本主义的残酷性与自由市
场的迷梦般的许诺完全分离。（七）为了搞垮有组织的反抗，文化殖民主义想要消灭民族
认同，或将其实质的社会经济内容掏空。为了破坏社区团结，帝国主义把对“现代性”的
崇拜吹捧成是跟外来信条一致的。在“个性”的名义下，社会公德准则被攻击，人们的个
性在传媒的信息的控制下被重新塑造。正当帝国主义的武器肢解一个民间社会，帝国主义
的银行掠夺该国经济之时，帝国主义媒介向个人提供了那些逃避现实的认同。
文化帝国主义一方面以毁灭性和罪恶的手段来丑化其革命对手，另一方面又鼓励对亲
西方政权的大规模暴行的集体性“记忆缺失”。西方传媒从来不告诉其听众反共亲美当局
在危地马拉屠杀了十万印第安人，在萨尔瓦多屠杀了七万五千劳动人民，在尼加拉瓜杀了
五万人。大众传媒完全掩盖由引进市场经济在东欧和前苏联造成巨大灾难的事实，这些灾
难使得几亿人遭受贫困。
大众传媒：宣传和资本积累
随着美国通信网络向全世界的扩展，大众媒体成为美国资本的主要财富和权力的来源
之一。北美最富有的人中百分比越来越大的一群从大众媒体获取财富。在最富有的四百个
美国人中，从大众媒介赚钱的人从1982年的9%上升为1989年的18%。如今，几乎五分之一的
美国首富从大众媒介进财。在美国，文化资本主义已经代替了制造业成为财富和影响力的
来源。
大众媒体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政治和经济控制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成了一个巨额
利润的主要来源。随着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程度，不平等和贫困的增长，西方控制的大
众传媒开动机器将持批评态度的民众转化为消极的一伙。西方媒介的名人们和大众娱乐已
经成为转移潜在的政治动乱的主要因素。在里根的总统任期内，特别突出了传媒通过有名
气但政治上反动的娱乐界人士来操纵大众的中心地位。这种现象已经扩展至拉丁美洲和亚
洲。
在拉丁美洲，电视机数量的增长与收入的下降和人民斗争的减弱有直接的关系。在那
里，从1980到1990年间，人均电视机台数增加了40%，而平均实际收入下降了40%。同时，
有一大批新自由派政治候选人主要依靠电视形象当选总统。
大众传媒对穷人日益增大的渗透，美国公司在兜售文化商品中的投资和收益的增长，
以及用给穷人提供眼福的个人消费和探险的讯息向广大听众进行饱和性宣传，这些即定义
了文化殖民主义的现实挑战。
美国传媒的讯息在双重意义上疏远第三世界人民。他们制造出“跨国”和“跨阶级”
的联合的神话。通过电视，成功的被媒介采访者与贫困的旁观者之间建立起了虚假的亲密
和幻想中的联系。这些联系提供了一条讨论私人问题的单独解决办法的渠道。讯息是清晰
的：受害者的贫困是咎由自取的。成功靠的是个人奋斗。主要电视卫星网，美国和欧洲的
大众传媒的批发点，避免对新文化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根源和后果作任何批评。而这个新
文化帝国主义已经暂时误导和麻痹了数百万穷苦的拉美人民。
帝国主义和语言政治
帝国主义已经发展了一个双重战略来反击左派和建立霸权。一方面，它设法污染左派
的语言；另一方面它又致力于降低公众对西方势力的罪恶的警惕性。在八十年代，西方大
众传媒有系统地接过左派的基本主张，把其原有的内容掏空，然后装入反动讯息。例如，
大众传媒把要复辟资本主义和增加不平等的政客描绘成“改革家”或“革命者”，而把反
对他们的人贴上“保守派”的标签。文化帝国主义致力于以逆转政治语汇意思的手法来制
造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政治上的迷津。许多进步人士被这种意识形态操纵搞得晕头转向。其
结果是，他们极容易受到那些鼓吹“右派”和“左派”这些术语没有任何意义、阶级也失
去了重要性、意识形态不再有意义等等的意识形态专家的欺骗。通过败坏左派语汇和歪曲
左和右的含义，文化帝国主义企图暗地里破坏反帝运动的政治号召力和政治实际。
文化帝国主义的第二种战略是让民众麻痹，以使西方国家的大规模屠杀成为日常的和
可以接受的行为。在伊拉克的大规模轰炸被表现成电子游戏。通过对反人类罪行的大事化
小，民众丧失了传统的信念：即让人民受难是不对的。又通过强调战争新技术的现代化程
度，大众传媒对现存的西方精锐力量和技术战争大加吹捧。今天的文化帝国主义包含这样
一些“新闻”报导：它们把大规模的杀人武器说成是有人性似的，而把第三世界的受害者
描述成是必须正视的“侵略者”和“恐怖主义分子”。
世界性的文化帝国主义用政治讹言来维生。在东欧，大肆掠夺土地、企业和财富的投
机者和黑社会分子被美化为“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在西方，权力集中在经营者手中，可
以任意解雇工人，以及劳动者越来越没有保障的情况被称之为“劳工灵活性”。在第三世
界，将国有企业出卖给跨国垄断公司被讲成是“打破垄断”。“恢复原状”其实是要倒退
到十九世纪时劳工的社会福利被剥夺殆尽的状况的委婉说法而已。“重新组合”就是要倒
退到专门生产原材料或将收入从生产转移到投机。“去除限制和各种规定”实质上是一种
让国家福利性的经济纳入国际银行业这样的多国势力巨头的轨道的权力转移。在拉美地区
，“结构性调整”意味着将资源转让给投资者和降低劳工的工资。左翼的一些概念如改革
、土改、结构改变原意是要进行收入的重新分配。这些概念被剽窃并被转用为将财富、收
入和权力集中到西方寡头那里去的象征。所有帝国主义的文化机构全都放大和扩展这种奥
维尔式的蒙骗。现代文化帝国主义挖去解放语汇的基础，并将其转化为反动的信条。
文化恐怖主义：自由主义的暴政
正如西方国家恐怖主义力图破坏社会运动②、革命政府③、和肢解文明社会④，经济
上的恐怖主义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私营银行财团的所作所为是要毁灭地方工业，侵蚀全
民所有制和残害工薪家庭。文化恐怖主义则抓住易受伤害的第三世界人民的心理上的弱点
和深深的焦虑，尤其是他们那种自己太“落后”了，自己太“传统”和种种受压迫的感觉
，展示“机动性”和“自由表达”的新形象，来毁掉家庭和社区的纽带，同时又加固了与
大公司的力量和商业市场紧密的任意的权威的新锁链。对传统约束和义务的攻击是资本主
义市场和国家将自己变为绝对权力至高无上的中心的一个手段而已。
文化帝国主义在“表现自我”的名义下，对那些害怕被标上“传统”印记的第三世界
人民施虐，以不分阶级的“现代性”的假形象来诱惑和操纵他们。文化帝国主义对所有现
存的阻挡那唯一神圣的现代神市场的关系提出质疑。第三世界人民在娱乐中，或被迫使，
或高高兴兴地“现代”起来，从而委身于资本主义市场的需求。放弃舒适的、传统的、宽
松的服装，代之以病态的、不合身的、紧绷绷的牛仔裤。
文化帝国主义最富效力的工具和媒介是那些殖民化了的中间人和文化同谋。典型的帝
国主义同谋就是那些野心勃勃往上爬的第三世界的专业人员们。他们总是极力模仿其主子
的一招一式。这些同谋对西方是百般奉承而对自己国家的人民则总是傲慢无礼，具有典型
的媚上欺下的品性。以银行和多国财团为后盾，他们通过国家和地方的大众媒体掌握了巨
大的权力。模仿西方，他们坚定地遵从不平等竞争的规则，在自由贸易的名义下，开放他
们的国家，迫使人民去遭受残酷剥削。在最突出的文化内奸中，有那些学院派知识分子，
他们以客观社会科学的行话来否定阶级统治和帝国主义阶级战争。他们把市场崇拜为一切
是非的绝对主宰。在“区域合作”的幌子下，走狗知识分子攻击劳动阶级的限制资本运动
的国家机构，并将其支持者孤立起来并贬低打击他们。
今天，纵观众整个第三世界，西方资助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已全盘接受了阶级合作的
意识形态，帝国主义被“互相依赖”的概念所偷换。并且，无节制的世界市场被表现为发
展的唯一途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今天，“市场”对第三世界而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要不利。学院派知识分子对真实世界的疏远乃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优势的一个副产品。对
于那些拒绝赞美市场并因此被排斥在官方学术会议圈外的知识分子而言，现实对他们的挑
战就是如何走回到自己依附的阶级中去，投入反帝斗争。
北美化和国际文化之神话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骗局之一是观念、市场和运动的“国际化”概念。眼下时髦的事
是引用“全球化”和“国际化”这样的术语来为对任何或所有形式的团结、社区或社会价
值的攻击正名。以“国际主义”为借口，欧洲和美国已经成为用来使日常生活非政治化和
琐碎化的最有效的文化形式的主要输出者。个人活动性和“自我创造者”的形象以及对“
自我中心生活”的强调（由美国大众媒介工业大量生产的散布）现在已经成为统治第三世
界的主要工具。
新自由主义的持续性繁荣并不是因为它能解决问题，而是因为它是为有钱有势的人的
利益服务并能在那些挤满第三世界国家街道的贫穷的小业主们中的部分人中引起共鸣。第
三世界国家文化的北美化之所以发生并得到这些国家统治阶级的祝福和支持，是由于它能
帮助巩固这些统治者的权力。新文化形式中，私人凌驾于公众之上，个人凌驾于社会之上
，感官刺激和暴力凌驾于日常奋斗和社会现实之上，这一切都有助于灌输破坏集体行动的
自我中心价值观。
颂扬“暂时性”的媒介文化，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的无根性，它雇佣和解雇，及不顾
社会需要地移动资本的权力。“搬迁自由”的神话正是在资本讯变的需求下人们无力去建
立和巩固社区的根基之反映。北美赞美短促的、无人格的关系为“自由”，事实上，这些
情况正好反映出一大群个人对垄断资本的权力的无定规的麻木的从属。北美化牵涉到一场
以现代为名向团结传统发动的攻击。以个人中心主义为名向阶级忠诚发动攻击，以及通过
大众化媒体对个人品性的专注来动摇真正的民主根基。
新的文化专制扎根于无所不在的、不断重复的、有关市场的同质化了的消费文化，以
及毫无根基的选举系统的奇谈怪论。新媒介专制正是站在触角遍及上至国际银行作决定的
会议室，下至安第斯山脉小村庄的国家等级和经济机构这一边。北美文化能成功地渗透第
三世界之秘密在于它在由政治和经济主导产生的，以制造幻想来让人们逃避穷困现实和能
力。新文化帝国主义最基本的要素是商业气息和保守主义的融合。其中每一样都被展示为
私人需要，个人自我实现的理想化的表达。对某些整天沉浸于无望的工作，为生存而挣扎
于肮脏和堕落之中的第三世界的人们，北美媒介制作的幻想就象福音传教士一样，描述“
美好的东西”，一个将来更好的生活的希望，或至少得到一点观望别人享受好日子的替代
性欢乐。
文化帝国主义的冲击
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却没有革命的变革，我们必须重新考虑
由国家暴力、政治恐怖以及由帝国主义国家宣传的，被受压迫人民接受的文化和意识形态
价值的深深的渗透造成的深刻的心理冲击。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的国家暴力造成了长期
的、大范围的心理损害，人们害怕激进的首创，不相信集体行动，在现存的权力面前即使
痛恨即又无能为力的感觉。恐怖使人内向于私人的小圈子。
结果，作为经济恐怖主义的形式之一的新自由政策导致了工厂的倒闭，劳工的法律保
护的取消，临时性工作的增长以及低工资的个体企业的成倍增加。这些政策进一步分化了
劳动阶层和城市的社区。在分化、不信任和私有化的前提下，帝国主义的文化讯息找到了
沃土来剥夺易受其伤害的人们的警惕性，以鼓励和加深人和人之间的隔阂，自我中心的追
求和对很少的资源的个人竞争。
文化帝国主义以及它鼓吹的价值观在防止被剥夺人民对他们日益恶化的处境进行集体
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第三世界广泛传播的信条、形象和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将阶级剥削
，日益增长的贫困化转变成以阶级意识为基础的集体行动的主要障碍。帝国主义的重大胜
利不仅是在物质利益方面，而且在于它直接地通过大众传媒，间接地通过俘获被压迫民族
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阶级（或他们的投降）来征服被压迫者的意识的内部空间。要使群众性
的革命运动重新产生成为可能，它必须以对不仅是造成剥削的条件，而且是对主宰受害者
的文化进行公开的战争为开端。
文化帝国主义的有限性
与文化殖民主义的压力相抗衡的现实原理：对西方多国银行所造成的贫困的亲身经历
，以及由美国武装起来的警察和军队的压迫，这些日常现实是逃避现实的媒介永远无法改
变的。第三世界人民的下意识中，总是存在着（由大众化传媒培植的）个人逃避的恶魔和
集体行动反抗是唯一切合实际的反抗的直觉认知之间的斗争。在社会运动高涨之际，团结
的公德可以取胜，而在挫折和低潮时，个人贪婪的恶魔就会大行其道。
文化帝国主义迷惑人民的能力有绝对的限度。在该限度之外，群众性的反抗就会来临
。电视上的“丰盛的餐桌”与现实中空空如也的厨房形成对照，媒介宣传的人物多情的越
轧行为与满屋子里爬着的、哭着的饥饿的孩子相抵触。在街头冲突中，可口可乐成了燃料
瓶。致富的许诺成为对永远被拒之于致富大门之外的人的侮辱。长久的贫困化和广泛漫延
的衰败腐蚀掉了大众传媒的幻想的光彩和魅力。
文化帝国主义的假许诺成为挖苦性玩笑的材料而被贬黜至另一个时间和地点。
文化帝国主义的号召力受到持久团结关系的限制，不论是地方性还是区域性的关系，
这些地区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在那些阶级的、种族的、性别的和民族的关系
持久和集体行动有很强的实践的地方，大众传媒的影响就受到限制或被拒之门外。
只要先前存在的文化和传统能继续存在，他们能形成一个组合向内和向下而非向外和
向上看的社会和文化实践的“闭路”。
在许多社区，存在着一个对那种与市场霸权联系的“现代派”的发展个人中心主义的
论调的清楚的拒绝。在团结的民族和职业社区里，可以找到持久团结和反帝运动的历史根
源。如在矿山小镇、渔业和森林村庄、大城市的工业中心等。在工作、社区和阶级与集体
文化和实践符合的地方，文化帝国主义就会溃退。
文化帝国主义的有效性不仅仅是依靠其进行操纵的技术手段，而且取决于国家对百姓
们施暴和分化以剥夺其对平等社会的希望和集体信仰的能力。
文化解放不仅需要给予人和阶级以力量，而且取决于能否发展一支社会政治力量以抗
衡作为文化征服先导的国家恐怖势力。文化自治取决于社会力量，而社会力量被统治阶级
视为对国家权力的威胁。正如文化斗争要扎根于为创造社会转变的自觉性所需的自治、社
区和团结的价值观，政治和军事力量是维持阶级文化基础和民族特征所必需的。
最重要的是，左派必须重新塑造对一个新社会的信仰和景象，该社会不仅是建立在精
神的，而且是建立在价值观上的：美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工作的价值。团结与宽容大量和尊
严相连。在那里，生产方式从属于加强和深化人和人之间的永恒的联系和友谊。
社会主义必须承认对不受干涉和隐私的愿望，也承认对社会和集体的向往。总之，新
的景象一定要激励人民，因为它与他们的愿望产生共鸣：不仅仅不再受支配，而且有创造
有意义的人生的自由。这种人生滋育于重情义的、非工具化的超越日常工作的关系，即使
在它鼓舞人民继续斗争之时。文化帝国主义的繁荣主要基于新奇、短暂的关系和对人的摆
布，而从不提供建立在个人诚实、性别平等和社会团结基础上的真正的、亲密的联系的景
象。
注：
①以个人形象掩盖政府大规模屠杀，正如用政府技术官僚的渲染来使大规模杀伤武器合理
化（如“智能炸弹”）。在民主时代，文化帝国主义必须靠歪曲事实来为侵略行径正名。
如把受害者说成为侵略者，把侵略者说成是受害者。因此美帝国主义政府和传媒在美国把
炸弹扔到巴拿马劳动人民居住区的时候，把巴拿马说成是对美国青年人的毒品威胁。
②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在八十年代的经历可以佐证。
③八十年代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府和七十年代阿连德领导的智利就是代表。
④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乌拉圭和阿根廷在军政府控制下的情况。
（译文原载《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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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乐”，剥下你的伪装！
张广天
一、剥下你的第一件外衣！
“流行音乐”的概念最早还是来自西方。英文有Pop music一说。但POP之流行，其义
为通过报纸、电台等媒介手段流传出去。可见，这是一种手段与手段之结果。手段是以工
业文明（如今又使用了信息文明的手段，如电视）的媒体来传播，其结果是在广大群众之
中流传开来。因此，“流行音乐”不是一种音乐形式，而是一种音乐行为及其被社会认可
的程度。
既是一种音乐行为，就有操纵行为的主体，行为作用的客体，以及行为运载的内容实
质。运载何种内容实质，作用于何种客体对象，都是由主体操纵控制的。不同的社会形态
决定了不同的主体操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操纵主体当然是代表资本家集团利益的广播
公司、唱片公司和电视传播中心，而传媒装载的内容实质当然也就是体现资本家利益或对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起到维护、安定和支持作用的音乐文化产品。
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统治已不仅是针对其国内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它的整个
集团统治已全面针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人类财富的80％聚集在西方不到世界人口14％的
少数人手中，而拥有人类财富绝大多数的有产阶层完全有效地控制了差不多所有的传播媒
介，并通过这些媒介向世界各地的人民倾泻以西方人文主义为核心的音乐文化，以凶神恶
煞的面貌要求广大的人民保持缄默。这一现象恰恰体现了资本主义审美主体意识通过现代
传媒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暴政、戕害和愚弄。这就是所谓“流行音乐”的实质。
美国民歌学者，人种音乐学家艾伦·洛马克斯在他的专著《歌唱测定体系》的序言中
讲到：“今天，由于不知疲倦的电子能沿着长距离的、对立的文化传播渠道推进，所有这
些互相隔离的沸腾声音已经被一股音乐与语言的激流所渗透。它向没有广播工具的种族传
播的主要信息是：‘保持沉默，听我们的。’”
而这股激流正是表面纷纭繁华、其本质虚弱无力的没落的资产阶级的呻吟和矫揉造作
。多少年来，多少形形色色的大公们、老爷们梦想着让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淹没窒息在弄
虚作假的恶腐之中。而每一种充满活力的个性声音就像既没有航海图又没有指南针的孤独
船只飘摇在急风恶浪、吉凶难卜的大洋之中。
二、再剥下你一件！
所谓“流行音乐”，经历过60年代的全球范围的大革命，到了70年代以后，呈现出“
空前繁荣”的气象。我们今天听到的形式丰富的摇滚乐、电子音乐、演唱组合、爵士乐、
布鲁斯等等，原先都不是资产阶级愿意听到的声音。在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
》的演说之后，鲍勃·狄伦唱了举世闻名的《答案就在风中飘》，而在这场几十万人聚会
的群众运动之后，毛主席发表了“五·二○”声明，以支持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
放斗争。这些如同平地春雷，鼓舞了全球革命者的斗志。随之而来的人民音乐的解放运动
像潮水一样冲击着美国反动集团的统治。这场人民音乐的解放运动是以摇滚乐作为先驱登
上舞台的。摇滚乐的艺术家们以极其简练的乐队组织形式，按照自由快乐的生命节奏，唱
出了人们以爱去战斗的心声。摇滚乐的主要音乐来源是欧美传统民谣和美洲黑人的吟唱。
因此，它是一种民间音乐形式。这种形式经受了全球革命的洗礼，经过了青年艺术家的加
工，发展成为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的现代民间艺术。摇滚乐在成长的过程中，还带动了民
谣的现代化。因此，最后带来的是各种民众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的全面解放。发达国家的
这场音乐革命在本世纪末也涉及到许多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那里的人民也用自己的方
式积极有效地配合了这桩震天动地的伟业。
然而，资产阶级是一个具备“宽大胸襟”的无赖阶级，像马克思说的，它一千次地站
起来宣布扑灭了人民的起义，又第一千零一次地重复它的无稽之谈。同样地，面对人民音
乐的汹涌攻势，它作为一个成功的统治集团，可以利用掌握中的足够手段（其中也包括觉
醒者的幼稚）来消解、异化革命的胜利成果。80年代以后，资本集团把国内的矛盾转嫁到
贫困的南方国家；摇滚乐、爵士乐、布鲁斯音乐、灵歌、民谣等现代西方的民间音乐形式
正在被新一代的殖民主义者们利用，被掺和进交响乐、室内乐、无调性音乐等业已成熟的
西方音乐作品的糖衣包装之中，包裹起恶臭发霉的资本主义精神内核，以糖衣炮弹的形式
，成箱成箱地送到世界各个边缘地区，卸在那里的码头、机场、火车站，被那里年幼无知
的青年勇士们吞服。而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那群幸灾乐祸的殖民主义老爷们却在掐算着这
些炮弹在我们肚子里爆炸的光荣时刻。
因此，所谓“流行音乐”，是资本主义的殖民手段，不能等同于本世纪以来现代民间
音乐的革命成果；而且资产阶级正在阴谋掠夺这一成果最卓越的方面，以占为少数人享用
的学院音乐所有。
三、看看你还剩下什么？！
民间音乐和学院音乐相互依存、相互斗争的历史是整个音乐发展的历史。学院音乐把
民间音乐的成果总结提炼就形成了专业的音乐体系，但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枯竭封闭了
，又将继续求助于民间音乐。所以，真正的音乐史并不是几个精彩点的连结，也不是贝多
芬、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的缀合，而是所有民间艺人创造的总和。有关这一点，我在其
他文章中已论述过，在此恕不赘言。因此，本世纪中叶以来的全球民间音乐解放运动，必
将预示着新的专业音乐创造高峰的到来。但专业音乐是否最终被人民真正掌握，还是最后
又重复学院音乐巧取豪夺的历史，是与整个社会的革命方向有关的。
音乐真正由人民掌握，不仅依靠人民的创造，也依靠人民对传媒的完全控制。如果传
媒控制在资产阶级手中，那么“流行音乐”就是一种灾难，一种无形的暴力，一种让工农
群众的、抑或小资产阶级的、流氓无产者的、原教旨主义的形形色色的良萎不齐的音乐文
化当众蒙羞的快餐销售。
上个世纪的学院音乐在今天不能通过哪怕最有效的传媒手段起死回生的事实是资本主
义精神灭亡的一个标志，但不能就此掉以轻心。资产阶级在今天借助现代传媒，利用民间
音乐形式广泛地传播它的伪人道主义，是一种拐弯抹角朝三暮四的伎俩，其最终目的还是
为了霸占人民的业绩，堆垒起比学院音乐更为顽固的堡垒。
去除引号的流行音乐，将是真正的人民的新音乐行为。那是在人民全面掌握媒介的时
代，各种声音通过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开来。而专业音乐和民间音乐
的交替在这里要圈上句号。专业音乐再也不是被少数统治者侵占的学院音乐，而是普及化
的、人人都有机会学习掌握的最现代化的音乐创作和演绎技能，是人民音乐的最高形式。
所谓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别将最终消亡。
（原载“音乐大字报”网页：http://dazibao.yea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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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评莫里斯·迈斯纳的
《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探询（1978-1994）》
布鲁斯·康明斯
这是迄今为止有关当前中国改革和非毛化时代的最好的书。由于邓小平时代已经随着
1997年这最后一位中国共产主义的大人物去世而结束，本书还很可能是权威性的记录。在
我印象中，莫里斯·迈斯纳很久以来一直是研究中国的最出色的美国学者，他最初是从研
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李大钊开始的。迈斯纳也是美国最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之一。正是
他的历史敏锐性使这部著作有别于无数其他的当代研究。迈斯纳教授比其他人都更好地将
过去和现在以连续的、富于启发性的叙述联系起来，刻划了一个国家格外曲折的二十世纪
历程。过去五十年里，很多学者似乎跟着来自北京的矛盾的风向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
而迈斯纳则小心翼翼地比较着过去的解释、现在的现实和最好的证据，保持了稳定的、令
人满意的、最终占主导的解释。同样，和绝大多数学者不同，他运用理论去指导其研究，
审慎地辨别、选择着来自这个令人神迷的国度的混乱的信息。
这个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被作为一种批判工具贯穿全书虽然略有瑕疵。这完全是因
为迈斯纳很好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由于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已经被迫习惯于人们宣称马
克思已经死了的说法，在九十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又成了新鲜空气。迈斯纳教授有效地
区别了马克思所设想的民主的、共同所有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三十年里的国家
社会主义，以及过去二十年里占据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这里我们发现了一种内在一致的
中国传统，有深远历史的官僚主义实践和权力精英，都流存至今，尽管经历了自1949年以
来每一次变化，包括革命自身。只有一个时期例外，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我们今天被要
求去诅咒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方面，从头到脚抛弃它的经验，除了关于个人专制的危险性
的教训。迈斯纳则相反，仔细地、批判性地研究了这段重要的插曲：研究毛的个人专政，
大范围的混乱，我们今天都知道的死亡和破坏，以及一个被掩盖的真相：文化大革命把它
的主要矛头对准了官僚主义者，特别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文化大革命意味深长地提出了关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目标和手段的重要问题。……
世界历史上再没有别的时候将由革命者到统治者的转变带来的后果如此清晰地暴露出来…
…也很少有对不平等、精英主义、等级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进行如此深刻的追究。（P.
53）
这只是迈斯纳的历史方法的一个例子，即正直地权衡和估量中国的记录，不回避每一
个困难的问题，对落到历史学家身上的每一个道德和政治问题作出判断，而且是以其头脑
深处的完整性叙述作出来的。这种方式也是对中国人民的最高礼赞：迈斯纳相信，，中国
人进行了动荡的二十世纪里最伟大的社会革命，他们作出的牺牲多数美国人难以想象；他
们的领导人把一个“东亚病夫”的国度，改造成了一个独立的、值得自豪的国家，他们的
领导和人民以只有历史上最伟大的增长浪潮（如，英国在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时期，P.25
6）可以比拟的速度发展起了工业经济。与大多数其他说法不同，他的说法坚持认为，邓时
代的快速增长是以毛领导下的现代工业的成功创造为基础的。
然而，迈斯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还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仍没能带来中国人民在
中国历史的分水岭－－1919年五四运动时所要求的东西：民主。不仅如此，邓时代不但逆
转了前一时期通向社会主义的进程，而且建立了贪婪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使中国人的可贵
精神消蚀殆尽，剥夺了成千上百万中国人享受社会革命的不可磨灭的成就的权利：吃饭权
，工作权，住房权，基本社会保障权。他得出的结论是毁灭性的：如果毛没能找到建设民
主和社会主义的办法，邓则一开始就放弃了对这两者的承诺，只搞出了一种高度贫富悬殊
形式（假如速度还算快的话）的资本主义增长，政权的合法化日益变为一种刺耳的、恐外
的民族主义。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完全值得提出的问题：如果这些趋势继续，中国共产党所
搞出来的这些东西，在国民党（在中国内战中战败的党，从那时起盘踞台湾）的统治下不
同样也能搞出来吗？经过几十年努力要做出些新的事情（和莫斯科形成一个社会主义世界
市场、追求独立自主）之后，中国最终加入了世界经济，不过只是作为累弯了腰替人擦皮
鞋的“亚洲虎”，把新加坡的李光耀或南朝鲜的朴正熙当作自己的样板。贯通全书，迈斯
纳在问：除了无休止地对富和强的追逐外，难道中国一个世纪的动荡和革命不应该带来更
多的东西吗？
一些读者可能会想，这种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彻底批判的态度自然会对中国在毛
和邓时代推进人权和民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学生缺少关注，这些人总是冒着很大
的风险。但情况远不是这样的。迈斯纳细致地刻划了几个主要活动家，如被长期监禁的政
治犯魏京生，刘宾雁（他也在监狱里关了几年，后来因尖刻地描写领导干部的特权和腐败
而出名），和其他许多人。就在多数西方分析家们简单地推定自由主义的民主是追求发展
的最终理想目标（这样就证明了“临时”的权威主义的发展之路的正当性），迈斯纳认为
：
“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是被中国人民所珍视的。它不是一种仅仅由学生和知识分子所执
有的观念。中国人对民主权利的要求萌发于世纪之交，而后迅速从革命知识分子和学生传
向城市大众。”（P353）
在其仔细而且总是优美的书面分析中，迈斯纳教授也还有许多新东西要说。给人印象
特别深刻的是迈斯纳对中国著名的“独生子女”的人口政策它的成功、失败和内在矛盾的
分析。就在领导人成功地赢得了许多城市居民支持这一生育措施的巨大转变时，他们同时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种制度下，农民“很自然地发现孩子多比孩
子少要好”（P244）。
也许我强调了《邓小平时代》一书中所描写的黑暗面，因为这和美国新闻的本能的、
日常的口味构成如此强烈的对比。在美国新闻中，中国资本主义化和“开放”的每一举动
都受到赞扬（邓两次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而且每一个暗示中国也许可以
有一个独立立场或可以不跟着美国人走的迹象都受到诅咒。读者会发现，本书对邓的重要
遗产也有很多积极评价，也有毛时代的负面记录，这种负面纪录如果离开上下文孤立地看
，也同样会是毁灭性的。而迈斯纳的伟大天才恰恰在于为这两时代提供了准确的上下文。
他是一位学识渊博、感情丰富的观察者，代表了历史学家的最好职业才能。如果莫里斯·
迈斯纳可以给美国人关于中国以及我们和中国关系以很多教益，那么他也有很多话要对中
国人民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著作在中国总是比在他自己的国家里更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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