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文摘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
：金雁 秦晖  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

第七章　没有运动的理论：东欧的新社会主义思潮 　

导言

1989年剧变以来，东欧1的多元政治格局逐渐形成。在这“多元”中左派是重要的一员，广义社会主义，或者说是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市民社会”、“工业文明”或“现代性”的各种社会批判思潮并未退出历史舞台。19世纪以来的左派政治传统仍有很大影响，但与剧变前相比，整个左派运动已发生了质的变化，甚至与二战前共产党未执政时相比，也已大不相同了。

如果说在战前东欧(包括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左派阵营基本上由社会党人、共产党人与左派农民运动(如俄国的社会革命党与保加利亚农民联盟等民粹主义组织)三种力量组成，那么这三种力量当时都是学理深厚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广泛的政治运动。社会党与共产党自不待言，左派农民运动中也出现了像俄国的切尔诺夫与保加利亚的斯坦鲍利斯基这样的大思想家与政治家，社会革命党与农民联盟都曾在俄、保成为最大政党或执政党。而在目前的东欧左派中，左派农民运动已经无足轻重，像俄国农业党、保加利亚农民联盟与波兰农民党不过是左派阵营中的小角色。而剧变前意义上的共产党在东欧基本不存在，在俄罗斯和独联体各国力量也很小。社会党与较多地保留了原共产党传统的所谓极左派是今日东欧左派的两大基本力量。从传统上看它们大体上是战前社会党与共产党在今天的继承者，但与过去相比不但力量有消长，更重要的是性质也有变化。除了俄共在一定程度上既是政治运动也代表一支理论思潮外，当前东欧的社会党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没有思想的运动”，而极左派已成为“没有运动的思想”。

就各个社会党而言，如今它们在绝大多数东欧国家都是左翼的主要力量，在社会上与议会中有强大影响，如果不是执政党或第一大党，也往往是各国组织最为健全的政党。作为政治运动它们无疑十分活跃。但今日东欧无论新旧社会党的思想面貌都已变得十分模糊，不仅与战前社会党相比是如此，与今日西方社会党相比也更加“非意识形态化”，就社会基础而言，对社会党的支持如今主要不是源于对未来社会的理想与信念，而是源于对现实转轨进程的不满与进程中的利益分化。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那种出身上层却具有救赎意识、不为功利而纯为追求理想主义的“贵族革命家现象”在今日的东欧社会党中很难看到。就政治操作而言，如今的东欧社会党在野时以竞选为中心任务，在朝时则忙于政府事务与协调执政联盟应付反对党，很少有暇去考虑什么思想理论问题。“党需要选票，而人民需要选一个党”。波兰《论坛报》的这句话反映了东欧社会党如今的基本生存状态。奉行组织多元化原则的社会党承认党内有派、内部争论普遍存在，有的已经导致了分裂(如保加利亚社会党)。但这些争论大都围绕政治斗争策略及具体人事进行，很少进行理论探讨。几年来东欧社会党内较有理论色彩的论战要算波兰社会民主党内重新上台前的“纲领之争”最重要。在此次争论中，党主席(后当选总统并退党，但仍是该党的象征性人物)克瓦希涅夫斯基表示赞成私有制，主张建设“有人性的资本主义”，而总书记米莱尔则认为“波兰的未来与民主社会主义相联系”。争论并未导致统一思想，但此后的执政时期，该党强调的实际上是“有人性的资本主义”而非“民主社会主义”

显然，这种状态下的社会党尽管作为运动仍十分强大，但作为思潮则十分贫乏。各党的纲领提法大都照搬社会党国际，甚至比国际纲领更含糊。可以说它们固然抛弃了共产主义，但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很少有发展。

较多地保留了原共产党色彩的“极左派”则相反，在东欧各国，这类政党作为政治运动大多社会基础狭小，队伍年龄较为老化。一些党(如罗马尼亚社劳党、波兰共盟——无产阶级等)参加社会党为首的左派联盟进入议会，罗马尼亚社劳党还一度参加执政联盟成为参政党，但它们在议会与政府中的影响都很小，基本上不负治国之责。还有些党(如前南地区的共盟——维护南斯拉夫运动等)未能进入议会，另一方面这些党从事议会外活动或街头活动的能力也有限。因此总的来看，无论在“左派复兴”时期还是在非左派政府下，它们的政治运动都很弱小。

但也正是因为他们不负治国之责，很少卷入事务性工作，在野的政治活动也不多，相对而言不那么着重策略研究，因此可以多谈“主义”，少谈“问题”，在思想理论建设上比社会党要活跃得多。另外还有些剧变前的思想理论界人士，剧变后未加入新的党派，基本上脱离了政治活动而成为纯粹理论研究者活动于知识界，这些人就思想倾向而言也多数近于“极左派”而远离社会党，他们的思想探索也可以归入这一支。可以说，他们对政治上的“左派复兴”贡献不大，但对东欧思想界的“新社会主义”建设则厥功甚伟。

一、 东欧"左派"的概念

什么是左、中、右?这一组概念有很强的相对性。在19世纪，右翼(保守派)维护等级制度、秩序和传统，左翼(自由派)倡导个人自由。但在20世纪，右翼渐渐支持个人自由，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内的自由放任，而左翼则强调集体主义和国家干预。在斯大林时代，像布哈林那样的布尔什维克就算是“右翼”了。而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末期，在“左即美”的旧逻辑与“变即美”的新逻辑构成大小前提并衍生出“变即左”的推论时，则正统的苏共“保守派”被社会称之为“右派”，而推动剧变的激进改革派却被视为“左派”，然而它们各自代表的意识形态在西方政坛的左右排列的位置完全是相反的。按传统的区分，大致是“右翼”一般指保守主义，在东欧尤其特指所谓拉丁式保守主义，西方的“保守主义”——Conservatism，早在作为法国大革命的对立面产生之时就有盎格鲁萨克逊式的保守主义与拉丁式保守主义之别。前者以伯克等英国人为代表，其“保守”主要是针对激进主义而言，所“保”所“守”的主要是个人自由的价值，后者以法国王党为代表，其“保守”主要针对自由主义而言，所“保”所“守”的主要是传统秩序下的整体主义或国家主义价值。前者实质上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上的新自由主义被称为“新保守主义”即由此而来)，后者实质上是反自由主义的(经济上则是统制主义)。它倾向于传统教会价值与民族主义，往往有政教合一与反犹倾向，较多地照顾共产党人执政前的传统强势集团利益，剧变后表现出较强的清算与报复欲望。“中翼”一般指自由主义，倾向于市民社会价值与个人权利，往往有人文主义与世界主义倾向，较多地反映中产阶级与知识界的意向，剧变后表现出较强的向前看的改革欲望，也就是既反对滞于现状又反对一味“反攻倒算”，向“前共产党时代”回归。“左翼”一般指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它倾向于“结果平等”与社会保障，往往有集体主义与国际主义倾向，较多地反映弱势集团与雇员阶层的利益，剧变后较倾向于考虑继承性的和较缓和的改革，也就是既反对反攻倒算又反对以牺牲大多数人为代价的激进冲剌。当然，这些标准也是非常相对性的。因此许多人反对在东欧使用“左”与“右”的划分，认为所有这些概念都很混乱，极易产生歧见，混淆视听。2正如波兰共产主义者同盟主席维克多所说：“人们对左派的理解五花八门，有的说凡是前共产党人的组织都是左派，有的说右派的反对者就是左派，有的说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组织是左派。在社民党的纲领和领导人讲话乃至该党提出的口号中，都不使用‘社会左派’这个概念，这不是偶然现象。”3但因我们的论题所涉及的内容，以统一标准衡量东欧各国并以此对各种思想流派进行分类是任何更深入的分析所必需的。当然，这些标准不是绝对的。

从我们大致的区分看，波兰的“中间派协议会”和其他“亲教会”政党、匈牙利的民主论坛、捷克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斯洛伐克民族党、罗马尼亚的国家农民——基督教民主党、乌克兰的“鲁赫”、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复兴运动和俄罗斯的自由民主党等可以归入右派。而波兰的民主联盟与自由民主大会党、捷克的公民民主党、罗马尼亚的救国阵线(罗曼派)、匈牙利的青民盟等可以归入各国的中派阵营。因而剧变后上台的东欧各国政府有右派执政和中派执政之分。

至于各国的左派阵营则情况更为复杂，其组织也是形形色色，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1.旧社会党，或“重建”的社会党，即1945年前东欧各国原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它们在1945年后一部分与共产党合并，一部分流亡西方，成为社会党国际支持的“中东欧社会党联盟”成员。剧变后它们中的一些党回国“重建”，成为多党议会制下重现的“历史党”之一。如捷克的社民党、波兰社会党、罗马尼亚社民党、匈牙利社民党、保加利亚社民党等，现已与西德社民党合并的前民德社民党也可算做这类势力。此外几乎所有前苏东国家都出现了得到社会党国际承认的、与“前共产党”无瓜葛的“真正的”社会党。但这些党除捷克社民党在1998年6月大选获胜外，其余均尚在野，多数甚至进不了议会的“门槛”。

2.新社会党或“改建”的社会党，即由原来共产党解散后另建的、宣布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从1993-1995年“复兴”而一度执政的波、匈、保、立、罗五党和一直在台上的新南斯拉夫两个社会党(塞尔维亚与黑山)均属此类，俄罗斯的劳动人民社会党也近似于这类政党。应该说，此类政党从意识形态到组织原则不仅都已与本国的旧社会党和西方的社会党国际无什区别，它们也自称是“类似西欧、北欧的社民党或社会党”，而且为了急于摆脱历史包袱，洗刷过去多年执政的“红色污点”，有时还往往走得比旧社会党和西方的社会党更远。

3.“半社会党”，即那些已宣布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在组织原则上也放弃了集中制，但没有通过“解散——改名——重建”的秩序而直接从剧变前共产党延续下来的党，主要有捷摩共、蒙古人民革命党等。它们与新社会党的区别主要在于对历史旧帐的认识不同，对过去传统还保留一定继承性，与剧变后的许多“新”人“新”事的距离也更远些。由于没有改名重建，它们不能像已经“解散”后又“新生”的那些党那样对过去不负责任，一笔骂倒。但就正面的纲领而论，它们与社会党已无太大的实质区别，因此视为“半社会党”是比较恰当的。

4.民族主义化的“共产党”，以1993年恢复的俄联邦共产党为典型，“小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的社会党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此种性质。这类政党虽在剧变后的大气候下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但远未像“新社会党”那样达到“脱胎换骨”的程度，使它们的面貌截然与前不同的是另一种倾向——民族主义倾向。以俄共为例，恢复后的俄共在组织原则上坚持“民主集中制”，不允许党内有派，在经济上主张恢复行政命令体制，在国体上主张恢复前苏联，但其它方面则与过去的共产党截然不同：它完全拒绝国际主义，主张“人民政权，国家观念，爱国主义”，提倡“俄罗斯民族利益”优先，建议以为“民族利益”的团结来取消阶级斗争。该党一些成员表示，在其执政后，一切罢工的企图(包括在私营企业内)和“煽动阶级仇恨、唆使工人反对企业主”的呼吁都将被视为“破坏国家团结”而受到“无情制止和严厉惩罚”。一些人甚至称阶级斗争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共济会会员的臆造之说”。该党在反对外资的同时要对本国私人资本彻底取消利润所得税。俄刊指出：“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都从未向自己的资本家们赠送过如此优厚的礼物”4。该党否定无神论，认为把东正教立为“新俄罗斯”的国教是可能的。俄共对东正教神职人员敞开大门，对其他宗教的态度则“取决于它们有利于还是有害于加强俄罗斯国家观念”。该党与俄罗斯其他“共产主义”组织如“共产主义工人党”和“联共布”龃龉很深，却一度同“俄罗斯民族统一”等公开反共的民族主义团体关系亲密，有时甚至与哥萨克军官联盟也能和睦相处，与日里诺夫斯基的自民党一方面在口头上保持谨慎的距离，一方面却又在议会中与街头行动中有着事实上的合作。法国《费加罗报》对此不无讽剌地写道：“无产阶级政党发出了最后一个号召：全世界斯拉夫人联合起来，反对西方的资本家与无产阶级!”当然，俄共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塞尔维亚社会党的这种“民族主义化”倾向，在不同时期有强弱之分，但总体而论，比起其他“左派”政党和组织则要突出得多。

5.“正统派”共产党。如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工人党与联共布、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波兰共产主义者联盟“无产阶级”、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劳动党以及前南各国的“共盟——维护南斯拉夫运动”等。这些党是原来的共产党解体后既不愿接受社会民主化，又不愿走上民族主义化道路的那部分力量的集合。但所谓“正统”也是相对而言，事实上剧变前各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就远非统一——如苏共与南共盟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众所周知——剧变后更是如此。上述各党中的波、罗两党在其纲领中接受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容，即已接近于“半社会党”，而俄国的“联共布”则完全是斯大林主义组织，连赫鲁晓夫的改革都不在它的认同之列。此外东欧各国还有一些参与《平壤宣言》的“极左派”小党，但其影响就更微不足道了。

6.工联主义者与左派农民党，包括对剧变后政府持反对派立场的工会与参加左派联盟的农民政党。它们一般都奉行“劳动高于资本”的原则，但很少用“社会主义”(包括“民主社会主义”)的名称。典型的工联主义(如波兰的团结工会左派)一般都既反对国有制也反对私有制，而要求工人自治，“民主治厂”。但在私有化成为大势所趋时，有的工会团体却会出于公平的理由而成为最极端的“大众私有化”主张者，并极力排斥“有利于富人与权贵”的拍卖方式。如罗马尼亚全国工联就以倡导“100%的无偿分配”著名。由于对企业家、知识界与官员表示不信任，有的工会组织往往表现的很“左”，频频发动工潮，是促使中、右政府跨台，造成“左派复兴”的重要力量(虽然在左派政府上台以后，它们仍可能坚持反对派立场)。但这些组织往往又为维护“道德”形象而坚决与共产党的后继者划清界线，如团结工会左翼(所谓“后团结工会”势力)劳动联盟就表示可以接纳一切工人和前共产党个人，但坚决不同波兰社民党合作”，而在缺乏政党后援的情况下，教会往往得以介入，从而使其又带有某些“右翼”色彩，如1997年9月波兰议会选举，在支持“团结选举运动”的选民中，38%是工人，支持民主左联的选民中27%是工人。因此，这种类型的力量实际上是可“左”可“右”的民粹主义势力，但在它们反对中、右政府时，就在客观上成为政坛上左翼力量的一部分。

7.实用主义的“国家主义”政党，这里特指中亚4国的(哈萨克类似俄罗斯，此不具论)执政党。中亚的政治格局是另一种模式，可以说是西方意义上的左、中、右都很难成气候，而处于执政地位的前共产党人及其组织，如乌兹别克人民民主党、土库曼民主党与塔吉克共产党等，从历史渊源看它们似乎应当说属于“左派”，然而东欧“左派”阵营构成中的任何一种成份都与其大异其趣。在东欧各国作为“左派”运动主流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中亚地区、尤其是中亚诸国的土著民族中没有传统根基。因距西方和东欧剧变的中心地带很远，地缘政治因素也使社会民主主义对这些国家的前共产党影响很小。与民族主义化的前共产党不同，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与地缘政治因素都决定了民族主义的旗号主要控制在伊斯兰宗教势力手中，因而前共产党只能以族际主义的旗号与之相抗衡。同时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乃至国防上都对俄罗斯依赖很重，国内的俄罗斯族等非本地民族又在经济、政治诸领域拥有优势，这也严重地制约了民族主义的发展。但是，这些国家的执政党也与“正统的”共产党人如俄罗斯的联共(布)很不相同。它们虽“出身”于原来的共产党，但多已通过改名而宣布了“新生”，即使唯一未改名的塔吉克共产党，也已大大地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不管真心还是假意，它们都在其纲领中加进了大量“跟上形势”的内容，诸如多党制、议会民主、私有化等等，而在实际上，则奉行有利于集中权力的实用主义政策，一方面对内压制“民主派”与民族主义——宗教势力，另一方面却在独联体范围内与俄罗斯的民主派当局结盟反对“苏联主义”的强硬势力。作为独立国家的执政者，他们已经形成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与在野的、一心想恢复苏联的“正统派”共产党人已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在俄罗斯几次关键性政治冲突中，他们都一致声援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派当局镇压左翼或左、右翼联合反对派。对这种既非社会主义、又非社会民主主义或自由主义，甚至也非民族主义的势力，人们几乎无以名之。俄罗斯一些舆论则称之为“封建主义”。由于他们作为执政者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尤其是政治精英主义倾向，把他们划为“左派”部分是根据历史原因，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很难按通常标准划分为中派或右派，从剧变后这近十年的发展趋势看，通常理解的那种民主左派——社会民主派在中亚的发展前景较暗淡，所以在谈论前苏东地区的左派运动时，可以对这种“国家主义”的政党忽略不计。

二、 东欧的新社会主义思潮

不太传统的“传统党”

与前苏联不同，在东欧的特定条件下的所谓“反对社会党化的正统派前共产党人”，实际上也受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他们尽管在当地被视为“极左”，甚至被攻击为“斯大林主义者”，但实际上与剧变前的共产党还是有不小的差别，甚至比前苏联的一些号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组织(如劳动人民社会党)都要更“右”些。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强调与过去划清界限。这些党尽管反对全盘否定过去，但都强调要与以前的“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成份决裂。如波共盟表示，它“不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继承者”，而是“真心实意按照劳动人民真正利益改造社会制度的所谓共产主义思想的继承人，是崇高理想的继承人。“它将遵循自由和独立的波兰利益，从道义上“更新和重建这一理想，”“重建健康的波兰社会主义思想的概念”。它宣布，“党必须摒弃极权主义的活动，任何形式的暴力和专制，同一切使得社会抛弃统一工人党的工作方法决裂。”要抛弃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外来(指苏联)因素。”罗马尼亚社劳党的宣言强调坚决与独裁的和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划清界限，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同极权主义彻底决裂。该党不是原来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也不是原罗共的继承者；该党是左派，但不是极左派，它是左派民主党，同欧洲社会主义左派相类似。该党对1989年12月的罗马尼亚的剧变持肯定态度，认为它是一场人民起义，是人民推翻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胜利，它结束了“使我国和罗马尼亚人民在前进道路上受到玷污和名誉扫地的现象。”只是它认为，“12月起义”只反齐奥塞斯库的独裁而并不反共，反共是后来某些政党煽动的。

此外，匈牙利社工党也强调要与过去“反民主的领导方法”决裂。前南地区的新共盟(即共盟——维护南斯拉夫运动)也作过类似表示。值得指出的是：在东欧“极左派”中至少有一个党，即前南地区的“新共产主义运动党”与上述多数情况不同，它是从极左的角度而不是从“民主化”角度表示与旧制度决裂的。该党领导人、文学家布·基塔诺维奇早在1955年就因不满于铁托的非斯大林化运动而退党，成为“极左持不同政见者”。他在谈到新党的宗旨时指责“铁托消灭了党”，“老的南共即南共联盟的领导脱离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由于党的逐步蜕变，官僚们的独裁取代了人民的热情，尤其是青年的热情”。他说，“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巴卡里奇等南共领导人逐步脱离了社会主义思想，1948年以后他们在经济、政治、外交政策等方面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原则，他们最粗暴地清算了那些反对他们的统治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这就必然导致南斯拉夫发生今天这种局面”。但这样的“极端斯大林主义”的党在今日东欧是极罕见的，即使在“极左派”中也是如此。当然在批判过去方面，几年来这些党也都经历了一些变化，一般说来，在剧变之初社会情绪一面倒的情况下，它们对过去要否定得多一些。到了“左派复兴”之后便开始更多地强调与过去的继承关系，但完全回到过去则是很少有人主张的。

第二，对待社会民主主义方面，这些党都以反对把前共产党解散后改建为社会党而著名，但它们对社会民主主义也并不像前共产党那样界限分明。如波共盟承认社民党与社民盟是“波兰左派的代表”，与共盟在思想上“更接近”，并在民主左派联盟中实际上接受了社民党的领导。罗马尼亚社劳党则宣称自己不是极左派而是“左翼民主党”，与欧洲社会党左翼类似。匈牙利社工党自以为是“共产党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传统的继承者”，它只是不愿变为“接受资本主义的右翼社会民主党”而已。换言之，这些党大都自我定位为社会党左翼，所谓反对社会党化，实际上只是反对社会党右翼化。它们与自命为“民主化改造后的共产党”的捷摩共和自命为比原西德社民党稍左的原东德民主社会主义党这类“半社会党化”的组织实际上差不多。颇为有趣的是上述前南地区的新共产主义运动党，它一方面以斯大林主义式的立场彻底否定铁托，另一方面却对改建后的塞尔维亚社会党评价颇高。在它看来铁托“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而塞尔维亚社会党却“包含着一些社会主义思想”。看来它的“社会主义”是带有强烈的塞族民族主义色彩的。

如果说在“左派复兴”后，这些党在否定过去方面有所反复，那么在与社会党化的新党之关系上也是如此，尤其是在“东欧西行”左派再度下野时，这些党大都批评左派联盟里的新社会党过于软弱。但这同样没有完全消除它自身的“半社会党化”特征。

第三，这些党的“半社会党化”最突出地反映在组织原则上，它们几乎都放弃了布尔什维克式的民主集中制而实行党内民主化。如前南地区的新共盟便宣称，正如它反对以“民族利益”来压制公民权利一样，它也反对以“党的利益”来压制党员权利。在国内，“多元化生活的中心是公民而不是民族。”在党内，“党员的个性和自由应得到充分的发展”，“党不会用纪律来约束党员，而是让党员自由地进行政治活动。”罗马尼亚社劳党党章规定各级地方组织有广泛的自主权，而且承认党内可以有派，党员有信教自由。匈牙利社工党宣布拒绝任何形式的中央集权制，认为党员是党的真正主人，要对尽可能广泛的问题实行民主，只对尽可能少的问题由选举产生的中央来决定，并且这些决定还须与民主通过的政策相一致。实际上，几年来这些党也的确不断进行公开的党内派别争论，真正做到了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这种政治、经济主张比较激进但组织原则却很松解的状况，有点类似于第四国际系下的西方托派组织。仍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只有前南那个影响很小的新共产主义运动党等很少几家。

第四，在政治、经济纲领方面，这些党也有不少“半社会党”色彩。它们普遍放弃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主义指导以及公有制计划经济等提法，而在纲领中加上了自由、民主、人权、人道主义等内容。它们几乎都不反对议会民主，但强烈抨击“右派专制”。对私有制、市场经济明显反感，但也很少明令禁止，而把重点放在强调国家调节、社会福利与劳动者利益上。如波共盟宣布“坚决反对斯大林关于使用暴力建立社会新秩序的主张，致力于按照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为消灭现制度而开辟道路”。罗马尼亚社劳党认为自己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所有愿意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为在罗马尼亚建立一个没有社会与民族压迫的、没有仇恨和歧视的、以民主和正义价值为基础的文明社会而奋斗的人们共同活动的自由联盟。它在政治上主张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人权原则、法制国家，经济上主张“按市场经济原则重组所有部门”，多种所有制并存和自由竞争。党的思想源泉是“本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及工人运动与民主运动的思想和经验”，以及“基于具有广泛启示性和开放的哲学思想的当代人道主义学说。”党“像对待本国与外国所有进步科学学说一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保留其“有生命力的”部分而“抛弃其乌托邦的、违反人权和损害社会主义基础的思想”。匈牙利社工党则声称代表工人、农民、脑力劳动者和自食其力的小所有者利益。1991年4月，该党发生党内争论，主张把党变为“中产阶层党”并实行“比较好的、更人道的资本主义”的一派宣布退党，留下的一派则坚持“劳动者党”的立场。

总之，从这类政党的纲领看，把它们看作“传统党”只是十分相对而言的，作为“前共产党人”中不接受社会党化的所谓“保守派”，在当时90年代、地处欧洲的背景下，也很难完全拒绝社会民主主义。它们的“传统”姿态主要不是由其纲领，而是由其对转轨进程中一系列具体事情所持的、比新旧社会党更激烈的反对态度来体现的。但由于这些党没有参政机会，这种反对很难有实践意义，于是人们便力图赋予其理论意义。而这些党的“党内民主”、“党内自由”又使这种理论阐述可以不拘一格，旧体制下大量培养的理论工(无论这时是否加入新党)的参与更提高了这种研究的水平。这样，形形色色的“新社会主义”理论便在东欧异彩纷陈了。

“现实社会主义”是否社会主义?

“新社会主义”者要回答的头一个问题无疑是对“旧社会主义”的失败作出总结，于是便有了“现实社会主义”(即前计划经济国家的旧体制)是否社会主义之争。从字面上看这是个事实判断问题而非价值判断问题，是“是否”的问题而不是“好坏”的问题。但实际上关心这一问题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立场。因为对反社会主义者——自由派与右派来说，旧体制当然是社会主义，否则就不能从否定旧体制得出否定社会主义的结论。对于拥护旧体制的“斯大林主义者”来说，旧体制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否则就不能从肯定社会主义得出肯定旧体制的结论。而对于社会党、尤其是东欧目前“复兴”的那种低调的社会党来说，他们对“姓社姓资”本身毫无兴趣，也不会对这个问题予以关注。只有那些一方面仍具有高调的社会主义理想，一方面又为旧体制的积弊所震惊的人，才会对自己提出这一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通行解释是把旧体制分解为各个部分，例如分解为经济与政治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东欧的“新社会主义”者们对这些部分的评价是多种多样的：

有人认为，旧体制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都是社会主义的，只是它们都不完善，因此有弊病。如波共盟现主席兹·维克多认为，旧体制在经济上忽视了市场，在上层建筑方面忽视了宗教。“‘同上帝作斗争’使我们远离信教的基本群众，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在他看来，过去在上层建筑上最大的错误不是忽视了民主，而是敌视了宗教。这与俄共把与东正教和解当作反思过去的最重要之点颇类似。在“新社会主义”者中属于最“传统”者的南斯拉夫新共盟主席拉·克尔斯马诺维奇有所不同，他继承共盟原来的观点，对苏联集团的旧体制从经济到政治都持否定态度，但对铁托的自治模式则予以肯定。他认为：“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社会看起来却与众不同，我们最接近于克服冒牌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代表人物造成的裂痕。但是它却未能避免另一个陷井——化整为零，从而使各种利己主义控制了普遍利益，为此必须进行必要的改革。”5显然，这也是一种“不完善”之说，虽然它与另一种“不完善”之说相反，即认为缺陷在于过份分权而不是过份集权。但这两种认识恐怕都难以解释这两种“不完善”何以互为因果，即“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问题。

有人则相反，认为旧体制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都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冒牌社会主义”。前引的克尔斯马诺维奇对“苏联模式”的评价就是如此，南斯拉夫以外的一些带托派色彩的左派论著也持类似看法。这种见解认为旧体制经济上的国有制是“官僚所有”而非真正公有(而前南的“社会所有制”才是真公有)；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斯大林主义专制”而非民主(前南的“工人自治”才是社会主义民主)。与克尔斯马诺维奇相反的是南“新共产主义运动党”的基塔诺维奇。他对铁托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从经济、政治到外交都予以全面否定，而对“斯大林体制”则全面肯定。这样的看法在今天的东欧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但在前苏联并不罕见。

更多的人则把政治、经济分开。其中多数人都认为旧体制在经济上(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而在政治上(专政)则是反社会主义原则的。这些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著名波兰思想家亚当·沙夫，他在剧变前被认为是非正统的异端，但又不同于库龙那样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剧变后他仍坚持宣传社会主义并拒绝认同社会民主党，因此他虽未加入波共盟，但仍被公认为是波兰乃至整个东欧最有影响的“新社会主义”者之一。他对旧体制在经济上虽有批评，但认为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毫无问题的。同时他认为旧体制不仅是反社会主义的，甚至是法西斯的。他的这种“共产法西斯主义”论早在剧变前就已形成，剧变后更在东欧左派尤其是社会党左派中影响极大。

沙夫宣称：“如果用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经济结构(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的基本定义来衡量，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说上述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其现存的上层建筑却同公认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相矛盾冲突。我认为，正是这一矛盾给了社会主义拥护者以重要启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和消灭由资本家所构成的阶级并不是建设具有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充分条件，在一定环境下，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基础上甚至会出现一个具有共产——法西斯主义结构的社会。”因此他自问自答道：“共产法西斯主义的上层建筑是否能够存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回答是肯定的。

为什么会产生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如此大的反差?沙夫认为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搞早了。“当革命不具备必要的主观条件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论述过这些条件)，那么就必须建立专制政权，甚至通过暴力来维持其统治。共产法西斯主义这个怪胎正是由此应运而生的。”

沙夫对旧体制在政治上的几乎所有内容，如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党的垄断领导权等等均持否定态度，与此同时他却是计划经济的积极辩护人。在这方面他与前苏联与民主德国流行一时的所谓“电脑乌托邦”论者类似。这些论者崇尚数理经济学和最优化模型，相信电脑技术的发展会使处理巨量经济信息、提供经济控制的“最优解”成为可能。90年代俄、德等国这种理论已经衰落，而沙夫对此的信心却反而更高，他说：“前不久，我听到一种这样的说法(在波兰)，认为电子计算机决不可能模拟市场上的‘波动’。这很像一个神话，它只能出自那些对第三代电子计算机的功能毫不了解的人之口。他们对于将在90年代投放市场的具有“人工智能”的第五代电子计算机更是一无所知了。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从技术的角度看，实行经济计划也是可能的，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他还认为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只是个理论的虚构，当代西方也没有这种东西。相反，那里实行的是跨国公司的大规模经济计划。而且随着全球化与微电子革命的进展，“在我们面前的不断发展的世界中，经济计划而不是自由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

当然，这种“电脑计划经济论”也会导出一个推论，而在没有发达电子信息处理与控制技术的条件下搞计划经济注定要失败，“即没有现代通讯交通联系的基础设施是不可能有名副其实的经济计划的。尽管如此，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内还是采用了这种计划(多么无知啊!)。”这种“计划过早论”与“民主缺乏论”一起成为他认为的“现实社会主义”垮台的两大原因。

经济上肯定“计划”而政治上否定“专政”，这是对“现实社会主义”作分解式评价的东欧“新社会主义”者中最流行的观点。这与以下一点相联系：即在今日的东欧转轨中，人们主要是在“市场”问题上歧见突出，而对“民主”则较为认同。所谓社会党比自由派“左”，新社会主义者又比社会党更“左”，主要都是指对“自由市场”的保留与批评程度而言。这种“民主计划”论无疑是今日东欧左派思想的主流，“极左派”与社会党在这一点上只有程度的不同。

与此相反的“专政市场”论，即经济上否定计划体制而政治上肯定专政体制的人在东欧的社会党中是没有的，在“极左派”中虽有，但要比“民主计划”论者少得多，捷克的兹德涅克·穆拉奇内是这种观点的代表。

穆拉奇内剧变前为捷共中央副部长，剧变后是亲捷摩共(但未加入)的左派人士。他认为旧体制失败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民主与否，而在于计划经济中的平均主义，在于“对消除差别过份强调”导致没能“贯彻个人和劳动集体按劳取酬的原则。”他现身说法称：“我曾在联邦中央机关担任了相当于副部级的领导职务，属于较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工资也是较高的。我担任的职务要求我一周工作65-70个小时，因此我爱人经常开玩笑地说，我的平均计时工资甚至还达不到一个普通工人的水平。当然这仅仅是与手工业工人相比，而与工厂持平均计时工资(包括奖金)的工人相比，我的计时工资也还不到他们的两倍。这种报酬上的平均主义的做法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毫不奇怪，尽管搞了种种五花八门的运动，但科技发展和劳动生产率仍然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穆拉奇内对1968年后的政治镇压扩大化也作了反省，但却不像今日“民主左派”那样完全肯定“布拉格之春”而否定胡萨克时代。

“民主计划”论与“专政市场”论之别还涉及到他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穆拉奇内高度评价中国改革，誉之曰“全世界的榜样”。而沙夫既然认为只有到电脑化时代才谈得上社会主义，自然对“亚非拉的‘徒有其名的社会主义’”持十分轻蔑的否定态度。

总之，在对“现实社会主义”的评价上，“新社会主义”者中存在许多歧义，这与他们对转轨的态度自然是相关的。

“民主与市场的矛盾”

如果说东欧各社会党无论新老，都对转轨大体认同的话，那么不认同目前的转轨便成为“极左派”多少都有的特点。其中，“极左派”对市场经济、私有化的抨击最厉害，对政治转轨则批评较缓和，其中多数批评都是针对东欧一些国家出现的“禁共令”等不符合议会民主制规范的“右派专制”行为的，而对议会民主制本身则非议较少。传统列宁主义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连同“资产阶级民主”一词在今日东欧左派中已不常提，即或偶尔提及，也大都针对形式问题，如选举舞弊、金钱政治等。超越形式问题而从实质上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哪怕十分规范的“民主”，则是罕见的。波共盟主席维克多就是这少数否定者之一。维克多指出波兰剧变后几届大选投票率逐次趋低，公众政治冷漠，参与热情下降等事实。1997年9月的议会大选中，选民投票率仅48%，“它说明少数人的意志决定大多数人的命运，这是违背民主的基本原则的。”而进入议会的5个政党和政党联盟得票均不过半，第一大党团结工会选举运动仅得票33.8%，这表明“波兰进行的‘改革’，不管是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还是所谓‘左派’领导的，受到群众拥护的程度越来越低。不管行使政权的是哪个执政联盟，都只是一些政治家的事情，老百姓对此漠不关心，所以也就没有什么社会基础可言。”维克多由此认为，波兰已经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

维克多还指出，在此次选举中团结工会的选民中38%是工人(其中36%是失业工人)，而支持民主左联的选民中工人只占27%(其中24%是失业工人)。工人，特别是失业工人支持资产阶级政党这一事实说明波兰还未形成反资产阶级的、亲人民的、亲社会主义的政治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失业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只能被别人用来当作工具，为推行资产阶级政策服务。资产阶级民主失败的表现不仅体现在投票率很低，而且也体现在人们不相信在当前的政治格局下通过一张小小的选票可以使生活变得好起来。”

维克多的确看到了波兰民主的缺陷，但他却没有论证“非资产阶级民主”是怎么回事。是一党制民主?无政党民主?另外他把工人支持“资产阶级政党”看作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也令人难解：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政党”当选对这种“民主”而言不是很正常么?如果说这就是这种民主的“危机”，它岂不是一直处在“危机”中么?

多数“新社会主义”者对“民主”的看法与维克多不同。他们在政治上都肯定多党制议会民主，亚当·沙夫称：“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是多元化的，即多党制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民主就应当是这样的民主”。而旧体制恰恰在这一点上没有搞好，它“把专政等同于‘我们的’民主，等同于高于一切的‘最高’形式的民主”，从而陷入了“反民主的伪善”之中，使社会主义运动为此付出了“高的代价”。他对剧变后“民主”的批评主要在于：光有“政治民主”还不够，还必须有经济民主，即经济平等，否则“‘民主’与‘改良’的目的就成了掩饰现实”。

这与沙夫对“自由市场”制度(包括以此为方向的转轨)的批评显然是一致的。实际上它提出了一个“民主与市场相矛盾”的命题，这在东欧“新社会主义”者中，尤其是“民主计划”论者中是得到广泛认同的。对政治民主看法与沙夫有异的维克多，在这一点上不仅与沙夫一致，而且讲得更尖锐：

人们通常认为，市场经济与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两大支柱。但它们之间与其说是相互支持和补充的，不如说是相互排斥和斗争的。例如：

——民主社会的根本目标是人的自由。然而市场经济却把人当成商品。由于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个人才干的差异等因素，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少人往往被排挤到社会的底层，从而丧失了起码的自由；

——市场经济支持经济因素的不平等性，而民主原则要求遵守全体公民的平等需求原则；

——市场经济不承认凌驾于自己头上的权力，它激励人们的个人主义精神，反对结成帮派团体，而民主要求对事物的责任要具体落实到人，普遍承认命运的共同性；

——市场经济使人们过“游牧生活”，而民主要人们过“定居生活”。

有趣的是，这种看法自然与主张“市场与民主统一论”的自由民主派相冲突，但却与比自由民主更右的“保守主义自由派”颇有吻合之处，后者也极力强调自由与平等、市场与民主相冲突，只不过它们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价值，强调平等、民主只能以不损及这些价值为限。

对维克多谈到的“工人支持资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沙夫注意得更早，也讲得更多。他认为“工人阶级反对自己的政党”的问题不仅剧变后、而且剧变前就长期存在，它是“现实社会主义”中的一个历史性困惑。在他看来，剧变前的统一工人党与剧变后的团结工会在此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即“工人政党的社会基础”(显然，沙夫并未把团结工会看成“资产阶级政党”，这与维克多不同。但沙夫也未料到1997年大选中工人又投了团结工会的票。他的论述发表于“左派复兴”时期，当时工人是抛弃了团结工会政府的，犹如他们早先抛弃了统一工人党政府一样)。他指出统一工人党与团结工会都自认为代表工人，但它们在改革中都陷入了严重的尴尬：“代表团结工会的理论家A.采林斯基在《华沙生活报》发表文章指出，现在的产业工人已经成为保守势力，成为改革事业的反对者。”而这个问题在80年代却曾由统一工人党提出，“当时，党的一些理论家在党召开第三次思想理论问题大会之前的讨论中也指出，工人，特别是传统的产业工人，已经丧失其进步性，变得越来越保守了。正是他们把波兰的改革事业拉向后退，成为阻碍波兰经济改革的势力。而他们的下一代，即现在的年轻一代，成了不断制造社会紧张的主要势力，正是他们的活动导致一个政府的更迭，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固定因素。于是，无论统一工人党还是掌权后的团结工会都提出了角色重新定位的问题，它们在考虑代表“全体劳动者”甚至全民，而不再仅仅“代表一个阶级”。

对这一问题，沙夫没有像维克多那样简单地归之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而是给出了两个原因，近因是制度缺陷导致的党的特权化，而根本原因则是新技术革命导致“劳动的消失”。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两人倒是有近似的提法，即改变转轨的方向。按维克多的说法是“只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而按沙夫所言，则是要向“新型社会主义”寻求出路。

至于经济转轨，由于在几乎任何前苏、东国家它都是“代价最大”、“痛苦最多”的领域，自然也是任何反对派(无论什么“主义”者)都集中指责的领域。由于在多数国家右派与社会党都曾轮流执政，也曾因此轮流失去了指责的资格，而“新社会主义”者则一直处于批判者的位置。所不同的是，俄共等独联体国家中的左派集中抨击的是原始积累的野蛮性与寡头垄断性，而中东欧国家的市场转轨相对较为规范，所以“新社会主义”者集中批判的不是原始积累，而是自由市场经济本身。这又引出了他们对“后市场”体制即未来的“新型社会主义”的设想。

“新左派”运动：反资本主义的神圣同盟

与新旧社会党不同，东欧的“新社会主义”者与前苏联地区的俄共一样对目前的转轨方向是否定的。但对未来的考虑，两者却有很大区别。俄共主流派认为目前的叶利钦体制是寡头独裁性质的，因此当务之急是实行“人民民主”，重建社会主义是久远的事。而东欧的“新社会主义”者尽管也抨击“右派专制”，但总体上并不否定东欧已实现民主——尽管是“资产阶级民主”，因此他们对“新型社会主义”更为关切。

另一方面，俄共要重建的“社会主义”尽管也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但毕竟与旧体制乃至“俄罗斯思想”有更多的联系。而东欧的“新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则更多地受西方后现代思潮影响，希望实现一种完全不同于旧体制的、建立在全球化而非民族传统基础上的“新型社会主义”。有趣的是，尽管经典社会主义强调“国际主义”，但目前的俄共却是前苏东左派中民族主义倾向最强烈的。而在摆脱“苏联压迫”后的东欧，民族主义倾向最强的往往是极右翼，社会党人次之，“新社会主义”者最讲国际主义、全球主义，在这点上他们反比俄共“正统”。

虽然东欧“新社会主义”者更迫切希望搞社会主义，但另一个巨大的反差却是，他们的力量比本国的社会党和俄罗斯的俄共要小得多。俄共志在问鼎政权，而他们中的多数党连议会的门槛都尚未踏入。因此他们一方面急于使自己在政治上取得成就，遗憾的是至今成效甚微，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淡化党与未来社会主义之关系的思潮。尤其是那些学者身份的无党派“新社会主义”者更是如此，沙夫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沙夫对以往的左派党，包括共产党和新旧社会党都不抱什么希望。他认为：“迄今为止波兰存在的执政党之所以成为特权党，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党的活动经费由国库拨款，这就使在党的机关工作就是一项吸引人的工作；二是党统管国家干部的任命，使国家干部都控制在党的手中。毫不奇怪，这两大保证使党处于社会的特殊地位。制度变革后这两大保障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消除了。这就使新型政党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境地。对于许多人来说，原来入党可以得到物质保障，也可以晋升到国家的领导岗位。现在呢?这一切都被取消了，入党还会有吸引力吗?”

而西方类型的社会党已变成了一种只谈问题不谈主义的政党组织。“它的危机所产生的广泛后果使人有理由怀疑它究竟还是不是一种社会主义运动(从内容而不是名称上看)。自二战以后，作为社会发展的结果，整个左翼力量表现出明显的右倾化。一些老牌的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它们的革命语句，占据战前左翼社会主义政党的阵地，而后者又占领了自由党的阵地(仍旧表示重视社会问题)，并实际上把自由党完全挤出政治舞台。这样的党之所以能存在，只是因为西方主流社会希望以它来抵制共产党的影响，”“正因为左派舞台上曾经有共产主义力量存在，第二国际的追随者们才有了存在的意义”。

因此现在需要有一种新型的左派党，它的存在方式依各国国情会有很大差别，但沙夫认为有三点是必须具备的：“第一，这个新型政党不再是按照列宁倡导的专政原则办事的党，它所实行的社会主义肯定是受人民拥护的(基于全民共识的)制度，这种制度将建立在民主自由基础上；第二，在组织原则方面，它将遵循广泛的党内民主原则，给那些有不同想法的人留有充分自由；第三，至于入党资格，那将不再是为了获得私利，而是为了实现理想。换句话说，那种靠党员的特权吸引人们入党的动机将完全消失，入党不再是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的手段。”

最近沙夫又强调，新左派不应当是一个政党，而应当是一种多元化的运动。“把新左派设想成政党的想法不仅无法实现，而且恰恰有害”。这与他不久前主张“首要的任务是建立新型政党”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沙夫现在认为左派运动中无疑应当有马克思主义组织，但更应当包容当代新兴的各种运动，如生态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和革命宗教运动。尤其是后者，目前受到前苏、东地区共产党派生力量的普遍重视，从俄共到南共盟，从“极左”诸党到非党学者，都主张与之结盟。沙夫认为：“当前，一种与宗教相联系和以道德原则为基础的革命的(反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非常引人注目。在世界上，这类运动的数量日益增多，它对群众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传统社会主义运动，例如，与天主教有密切联系的解放神学无疑是拉丁美洲最强大、最有效的革命力量。由部分亲伊朗的什叶派运动提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及公开宣布亲社会主义倾向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在他的《绿皮书》中所阐述的思想都是这些流派的代表。”

沙夫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本人无疑可以并应该持无神论立场，但新左派乃至新社会主义运动完全可以包含“亲社会主义的”宗教运动，以至原教旨主义运动。他在这方面显然是走得最远的。但问题当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可否包容原教旨主义，而在于就其本义而言原教旨主义就是一种不宽容的神权思想与政教合一主张，它能包容马克思主义者吗?

“新型社会主义”与后工业文明

如果说俄共要重建的社会主义，其经验参考主要来自改革前的苏联史和传统的俄罗斯思想，当代社会批判思潮的影响只占次要地位。那么东欧“新社会主义”者多数都受到西方左派思潮的影响，其经验参考在相当大程度上来自西方当代社会的“社会主义萌芽”。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跨国公司的经济计划与新技术革命引起的社会变革，都是他们所关注的。南新共盟主席克尔斯马诺维奇就是个典型的“东方不亮西方亮”论者，他认为：“不能说社会主义制度失败了或者未实现，而应该说它的设计者和建设者失败了。许多发达国家在社会主义力量的影响下，使自己的内部关系发生了变化，从而更加接近社会主义的价值。不管某些人喜欢还是不喜欢，现在世界上仍然有1/3的人口生活在被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制度下。这个1/3的世界包括中国等未发生剧变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发达社会。”6

东欧新社会主义者大都认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垮台与旧体制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信息革命有关，但他们也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观点，迅猛的新技术革命潮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变革，从而给“新社会主义”带来曙光，并且由于技术革命的加速发展，这个过程并不遥远。克尔斯马诺维奇称：“当年世界的科学技术成果是人类难以估计的推动力。据统计有90%的发明创造是近30年来出现的，可以预计今后10年到20年内。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知识将会增加一倍，在旧的关系条件下拥有这种能量，如果没有对于未来发展的设想，这本身就蕴酿着可怕的文明风险。只有更公正和更人道的拥有这种能量，才有可能消除风险。而这种更公正和更人道的承担者，就是摆脱了历史的羁绊和冷酷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力量。

但这样一种“新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多数人心里并没有底，尤其是目前仍在向资本主义转轨而且经济尚在谷底的状况如何与技术革命的飞跃和“新社会主义”关系的出现相联系，更是令人困惑。基于目前尚处于“没有运动的思想”状态的“新社会主义”者在如此弱小的基础上如何迎接“新型社会主义”的来临，更是事关实践的大问题。一些“左派”的领导人坦承：“目前还未找到对如下问题的答案，即在利润还未成为基本推动力的社会里，如何既保证有效的生产，又保证没有剥削，没有屈从和没有不平等的公正的社会关系。”

围绕这一切进行的探索中，仍以沙夫的研究最为重要，早在80年代末旧体制尚未崩溃时他就在考虑信息产业革命条件下的“新型社会主义”问题。直到1997年他发表《论新左派的必要性》一文，十年内他提出了如下观点：

1、新技术革命进展出人意料，它有可能把因“现实社会主义”垮台使社会主义损失的时间大幅弥补回来。30年代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兰普曾说：如果以红军的刺刀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那么它的破产会使波兰的社会主义推迟三、四代人。“然而，因为现在的事态发展比兰普预计的要快得多，特别是世界上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迅猛发展，这个时间可能大大缩短。

正是在这个时期，世界向新型社会主义(这个新制度的名称是否再叫社会主义并不重要)发展的步伐亦将加快。这样的社会主义肯定会到来，而且不会绕开波兰。所以，我们从现在就要孜孜不倦地努力迎接新型社会主义”。沙夫估计，尽管波兰“今天暂时还处在‘第三世界’行列中，但只需20-30年，新技术革命就会使她“势必走上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共同走的道路，即通向新型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为此大声疾呼：“20-30年时间很快会过去，我们再也不能错失良机。”

2、新技术革命的直接后果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正在消亡”。由此将引发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全方位变革：随着蓝领工人阶级的消失，继之而起的白领阶层并不像有些人讲的那样是什么高技术时代的新型无产者。因为在新时代知识就是资产，白领知识阶层便是有产者、中产阶层。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等概念将会消失。另一方面信息革命提供的技术手段与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也将使“科学的计划”成为可能和必须，“自由市场”体制将不可存在。

3、劳动、剩余价值、无产者的消失改变了“剥削”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消灭了社会矛盾。“因为这里不存在剥削人的劳动。但是却可以产生许多剥削人的新形式，尽管对人的劳动的剥削将随着这种劳动的消失而消失。技术革命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将尖锐化，充分就业已经成为历史，采用现代化、自动化技术决不意味着增加就业机会，而是减少就业。西方国家的结构性失业正在日益严重，欧洲联盟经济理事会已经通过决议，要在欧盟成员国中实行最低收入制。已经抛弃现实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将逐渐向这个方向发展。

4、然而沙夫认为，在现行资本主义体制下用社会保障来对付结构性失业是行不通的。借助缩短工时，并把由此获得的富余就业机会在无业者中间重新分配的办法来解决结构性失业，只是一种治标之策，并没有触动问题的根本原因。甚至更加激进得多的做法，如欧共体开始实行的不管工作与否保证一份基本收入的措施，也不是解决办法。从失业者的短期利益来看，这种措施显然值得称赞，但它不解决真正的问题，因为一旦由此产生的负担变得庞大时，即使最富有的社会也无法承受。此外，如果在较长时间采用这种措施，对社会、尤其是对年轻人恰好是有害的，它将成为败坏年轻人的最佳途径，并会引起社会的道德败坏。

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发展一种“产生社会公益的就业”(而不是产生利润的就业)，也就是一种新式劳动，它以另一种方式从社会那里获得资金来源。这就需要新的社会产品分配制度，以便为那些被自动化和电脑化排挤出传统劳动的整个社会边缘大军提供资金保障。从而也就产生了一个“集体经济的因而在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

5、这就要求改变现有的社会结构，因为只有当逐渐消亡的雇佣劳动被由社会给予适当报酬的就业代替时，人们才能应付现代转变的要求。这是一场改造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为社会所必需和认可的就业文明的转变。作为第一步，社会必须至少采取两方面的具体措施：1、保障不再从事雇佣劳动(这是与失业不同的概念)的人们具有适当的生存手段；2、为人们提供有益的社会职业以取代传统的雇佣劳动。同时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仅是发达世界的问题。因为第三世界到2000年将拥有世界人口的85%，那里的结构性失业具有爆炸性，“不对全球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还会面临一场全球灾难。”因此，“新型社会主义”一旦发生，便是全球性的。

6、新技术革命一方面导致了“小就是美”和高技术个体生产的可能，一方面造成了宏观经济计划的必要，在此基础上公与私、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将不存在，由此产生的不是个“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个“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走上这一社会的动力及所要求的左派组织也将与传统大不相同。

但沙夫也指出，“新型社会主义”并不是个必然的自发的过程，因为解决新社会矛盾“并不必然发生在民主的基础上，并通向社会主义。从今天的条件看，它也可能打着极权的民粹主义旗号，采用某种法西斯主义形式”。转变过程中行动者的自觉的政治态度将决定转变的最终结果，这也就是“新社会主义”者们的使命所在。

总之，作为“没有运动的思想”，东欧“新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探索是认真的，但能否与实践相结合并接受检验，就要看今后的历史进程了。

三，　东欧左派运动的三个阶段

剧变前的政党类型和新党产生的途径

剧变前东欧的政党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苏联、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为代表的一党制国家。这些东欧国家除阿尔巴尼亚外在战后都曾出现过多党制。如匈牙利在战后的1945年举行的首届国民议会选举，是小农党获得多数而组阁。在这一届政府中，其他三党人数的总合才与小农党持平(小农党占9人，共产党4人，社民党4人，农民党1人)。1948年在苏联与共产党情报局的压力下，匈牙利社民党合并入共产党，其他党被取缔，成为共产党一党制国家。罗马尼亚的情况与匈牙利基本类似，只是在历史上社民党的力量大于共产党，两党合并以后，共产党进行大规模清党，以“纯洁党的队伍”为名，把近20万原社民党党员而扫地出门。

在这种状况下，虽然被取缔的政党在组织上不存在了，但其主张和影响并未消灭，有的政党地下活动屡禁不止，这说明它们有不少拥护者和外围同情者，因此一碰到适当的时机这类组织便能很快破土而出，形成规模。

捷克与匈、罗有所不同，捷克在历史上是东欧诸国中唯一真正具有左派传统的国家。在战前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社民党都是联合执政党乃至主要执政党，第一共和国的前后两位总统马萨里克和贝奈斯以及总理突沙均为社会民主派人士，捷共则是东欧唯一的在苏军“解放”以前就依靠自己的力量拥有巨大影响的党。在20年代中期它就是国内第二大党，1925年大选中得票率超过社民党而几与第一大党农民党相当，亦即93.4万票对97万票，1928年捷共拥有15万党员，比法共多2倍，比英共多29倍(而捷克人口仅及英法的1/3)。战后第一次选举，捷共在大选中获胜，组成由捷共领导，社会党、人民党、自由党和斯洛伐克复兴党参加的联合政府，该政府持续到1948年。当年捷克发生了过去被称为“革命”而如今被称为“共产党政变”的二月事件，其他党派被取消。捷克从此便进入捷共独家掌权的局面。

第二种类型是以波兰、民主德国和保加利亚为代表的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波兰合法存在的有三个党：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虽说是三党“联合执政”，但统一工人党的“老大”主导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它对国家发挥领导作用，其余两党服从统一工人党的指挥。保加利亚也不例外，保加利亚共产党从1946——1989年一直同农民人民联盟联合执掌国家大权，但在历届国民议会和各级政府中，农民人民联盟盟员只能作为配角担任副职。民主德国是以统一社会党为领导，由基督教民主联盟、自由民主党、民主农民党、国家党参加的多党合作，这五党从1949年建国起一直执政到1990年3月人民议院大选。

这两种政党制度的共同特点是两个一元化：党外政治一元化，即国家由共产党领导，一些国家虽然名义上为多党合作制，但在人民民主时期结束以后，当时的大气候再加苏联的“看管”，民主派只能起陪衬和附庸作用，很难有所作为。苏共20大后，东欧各国开始探索符合本国发展的道路，民主党派曾一度活跃，在50-60年代的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德国工人起义等运动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新的同情者和拥护者。但这种状况只是社会中涌动的一股暗流，很多还没有浮出水面，就在本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威迫干涉下夭折了。至于党内政治一元化则很好理解，自从布尔什维克的政党组织模式确立以后，它便成为各共产党效仿的榜样，战后东欧共产党逐步克服第二国际的影响，洗刷“社会民主党习气”而成为“苏式党”，不允许党内有派、要求党员对组织绝对忠诚，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党纪约束是十分严格的。

1989-1990年的苏东剧变使这两类的政党体制都崩溃了，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新一轮政党。它们是通过4个途径产生的。

1.民间的反对派力量。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的公民民主党、保加利亚的民主力量联盟、乌克兰的鲁赫、立陶宛的祖国联盟、阿尔巴尼亚民主党、匈牙利的民主论坛等皆属此类。

2.由共产党内的派别演变而来。80年代后期在国际大气候的推动和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影响下，东欧各共产党内就如何看待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如何评价本国战后的历史事件和如何选择改革道路等问题上发生公开的激烈争论，党内高层领导之间的分歧被公之于众，党内很快形成“横向结构”的不同派别组织，剧变后这些派别便演变成“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新政党。东欧各国的新社会党和传统左派组织概出于此。

3.原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派宣布脱离共产党。前述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国家都发生了这类情况。剧变发生后，波兰农民党、民主党、保加利亚农民联盟、东德的四大参政党均迅速倒戈或独立，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势力，或投入右派阵营或作为一股独立力量在本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4.历史党的重建。在40年代共产党和社会党合并时以及取缔其他党派时，一部分不愿归附共产党的人流亡西方，1989年以后他们回国“重建”，与国内的一些“同情者”合流，再次成为各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力量。如捷克社民党、罗马尼亚社民党、小农党、匈牙利小农民党、社民党等。

通过以上4种途径产生的这些政党的政治色彩有传统保守派(宗教保守派、民族主义保守派)、自由主义中间派和传统左派以及新左派(新社会党)。但它们都基本上建立了一种党内和党外的双重多元化政治，也就是没有法律上规定的领导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允许多党竞争，党内允许存在不同派别，甚至有时还会产生议会党团，党内自身也比较松散，没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即形成一种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政治格局。　

灰烬中的新生：左派运动的第一阶段

从1989年至今近十年的整个形势看，东欧左派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89年东欧剧变到1992年为第一阶段。该阶段政治钟摆大幅度向右摆，出现反共大联合的趋势，各国出现多米诺骨牌向右倒的政治变动，东欧的社会主义体制相继崩溃，在剧变的尘埃飞扬之际，各国弥漫着一种反共的非理性情绪，以人划线、以“关系”划线和追溯历史渊源的做法掩盖了各国所谓“共产主义后”势力内部的意识形态分歧，“破除旧体制”方面的一致性掩盖了“建立新体制”方面的不同见解。这一时期，一方面小党林立(截止到1992年，已注册登记的政党和组织在波兰有200多个，在匈牙利有52个，罗马尼亚有83个，俄国有100多个，捷克有153个，只有800万人口的保加利亚竟有180多个)，另一方面右派独大，各国大都出现了旧体制的各种各样的反对派大联合阵营，包括波兰团结工会、捷克公民论坛、罗马尼亚救国阵线、保加利亚民主力量联盟以及俄国反对1991年8.19政变的阵营，都是具有形形色色思想的人的反共大联合。“主义”的分野在这一时期远不如与前权力结构、乃至与前权力结构的某一代表人物的敌友关系来得重要。意识形态对于这种反共统一战线内部各派反对旧体制的激进程度并没有什么直接影响，也就是说，在这个阵营内的一些社会民主派有时会比保守派更加反共。

在捷克，“重建”的社会民主党与奉行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右派人民党等联合要求取缔已宣布奉行民主社会主义并与过去决裂了的捷共，反而是向来与“左派”无缘的哈韦尔出面反对这种报复主义的主张。在前民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组织声明他们与基民盟是竞选中的对手，而与民主社会主义党(社会党化了的“前共产

党人”组织)则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相反地，由实际上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前共产党人”领导的罗马尼亚救阵在武力推翻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十二月起义”中得到了包括右派在内的欧洲各国主要政治力量的大力支持。而不久之后“重建”的罗马尼亚社民党又与持右派立场的其他几个“历史党”一起结盟向执政的救阵——社民党发难。除了执政党的“前共产党人”“出身”外，罗马尼亚社民党(历史党)并没有为这次发难提出什么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保加利亚的社民党(历史党)也是不依不饶地要求“清算”保共“罪行”而遭到当时的总统、民盟主席团团长热烈夫的反对。

对“历史党”整“前共产党人”这一现象还比较好理解，一来当年他们挨整下台，流亡国外，现在回国泄愤，总算还有个说法，二来这也是政治操作中争夺领导地位的需要。但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原来旧体制下某些政党表面看起来铁板一块、反对派力量很小或几乎没有，在这些地方，一旦形势逆转，“前共产党人”受到的非理性迫害就越极端，而且这些迫害甚至往往来自共产党内部，或者说是“前共产党”的个人，这是因为在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里，旧体制下的党内斗争本来就比多党制的党务纠纷更残酷，剧变后一些掌权的“前共产党人”旧习未改，迫害起“前同志”来自然比自由派更“内行”。还有，在反对派有长期活动基础的国家，不太需要在剧变过程中用极端的作法来为自己树立形象，而在共产党一统天下反对派没有资源积累的地方，人人带着面具生活，无法真实地表现其信仰、思想和立场，而条件一具备就会出现哗众取宠的局面，大家都争相以极端行为来表现自己，就会在体制内涌现出大批体制的反对者。这里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罗马尼亚的十二月事件和罗共要员在左派执政下的遭遇。

这期间东欧各国都举行了剧变后的第一次议会大选。这时原共产党的合纷纷离开。与保共有43年合作历史的保农民联盟宣布不再接受保共领导，波兰农民党和民主党议员团也急忙与波统一工人党划清界限，以显示其独立性。原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青年团、妇女等组织也纷纷独立，宣布脱离共产党，不再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力量而另立山头。在这种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共产党或其后继组织孤军备战，几乎均惨遭失败。1989年6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允许竞争的议席中第一轮创下零的记录，只是在照顾性的选举中方才补足了自己应得的席位，波党推举的35个候选人原以为都曾是党内德高望重的领导人而无竞争对手，却始料不及的几乎全部落选。1990年3月前东德举行了“58年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民社党得票率为16.33%(65个议席)，社民党稍高，为21.84%(87个议席)，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社民党进入执政联盟。匈牙利社会党在1990年4月的大选中只获得8.55%的选票，虽进入议会，但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愿与其组阁，社工党因得票未达到4%而无法进入议会。社会党主席涅尔什公开承认社会党的失败，说它在执政40多年后成为在野党，下一步它将成为“建设性反对派”。在同年6月的捷克议会大选中，捷摩共在联邦议会两院中分别获得13.6%和13.7%的选票共占47个席位，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在野党，捷社民党因未获得5%的选票被阻挡在议会大门外。

罗、保、阿三国的左派在1990年5月-1991年3月的选举中得票率较高，分别获得67.02%、52.75%、67.2%的比例。可惜好景不长，保左派取得剧变后第一次大选胜利，社会党占有400个议席中的211个席位，在当时东欧国家是少有的，但因领导层软弱无力，不敢面对现实，只想依靠西方的力量，结果在上台60天以后，拱手交出政权。到1991年10月的提前选举中，保社会党的得票率比1990年下降19个百分点，获33.14%，最终也变成一个反对党。阿劳动党在首次多党选举中的250个议席赢得168个席位，但党政要人全部落马，独立组阁22天后被迫辞职，1991年6月4日结束了47年来阿劳动党一党执政的历史，一个星期后，阿第一届多党联合政府组成，在新政府的24名成员中左派与反对派各占一半。罗马尼亚的情况有些特殊，如前所述，反体制的力量主要从体制内产生，救阵原本就是罗共党内的改革派，它又是十二月事件的主导者，加之选举前与20多个政党达成协议，组成全国联盟临时委员会，得票率很高是意料中事，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在这初次的自由选举中，对立情绪严重，非理性的行为蔓延，街头景观犹如我国文革早期，动辄召开几十万人的群众誓师大会，两派群众的街头辩论、相互谩骂甚至冲突都时有发生。双方都不择手段地攻击对方的候选人，街头张贴的候选人照片或被乱涂乱画肆意丑化，或打叉挖掉眼睛鼻子，至于要求从候选名单中划掉某某人的宣传车声音更不绝耳。1990年笔者在华沙最繁华的大街上就看到两幅针锋相对的大标语，一幅是“同左派联盟在一起最牢靠”，另一幅是“让我们永远同团结工会在一起”。

但这种现象只维持了很短一个时期，剧变一旦成为现实，右翼浪漫主义很快就消退，这种反共的右翼统一战线就解体，一时间各小党林立，进入群雄争霸的局面。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党在政治生活中能取得优势，于是就出现多党联盟，但联盟内党派很多，利益难以协调，一些小党摇摆不定，一会儿合并，一会儿独立，使这一阶段的政治特别不稳定。这时东欧各国重建的“共产主义后”政党，迫于当时的反共狂潮的压力，向右摆的幅度也很大，这里面带有为保全力量不得已而为之的妥协性、权宜性和过渡性。

“左派复兴”：左派运动的第二阶段

从1993年-1995年是东欧左派经历的第二阶段——“左派复兴”时期。其实这个过程从1992年11月的立陶宛大选中就拉开帷幕。在这次选举中由立陶宛共产党改名的劳动民主党在大选中赢得141个席位中的80个，成为第一大党上台执政，该党主席布拉藻斯卡斯任国家总统。1993年9月波兰社民党与全波工协结成的左派联盟，在两院选举中各得37%的席位。“团结工会”在众议院未得一席，在参议院仅获9席。同年12月俄共在杜马选举中在450席位中得65席，成为仅次于俄国选择和自民党的第三大党。1994年3月，乌克兰左派三党共得450个席位中的118席，成为最大的议会党团，乌社会党主席莫罗兹任议长。5月匈牙利大选，社会党获得54.24%的选票，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党，由原来国会中排名第4位的反对党一跃成为第一大党，社会党主席霍恩·久拉任总理。6月德国民社党在德国东部的议会选举和地方选举中得势，得票率超过两德统一后的任何一次选举。12月保加利亚社会党在大选中获得44%的选票，组成了以社会党主席维德诺夫为首的中左政府，而罗马尼亚、新南斯拉夫与斯洛伐克的梅恰尔政府本来就属于左翼。因此东欧大多数国家又处在“前共产党人”统治下，一时有“向左倒的多米诺骨牌”之说。

进入1995年后东欧左派又取得新进展。3月6日波兰左派政府易人，社会民主党的奥莱克西接替农民党的帕夫拉克出任总理，使该党由“后台老板”正式走上前台。11月19日，波兰总统选举，社民党的克瓦希涅夫斯基又以微弱多数击败东欧剧变的明星人物瓦文萨，从而在波兰形成了议会、政府、总统都由“前共产党人”控制的“红三角”。在东欧其他国家，左派也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成功，甚至在中、右派势力最大、左派历史包袱最重的捷克和阿尔巴尼亚两国，左派在野力量也在壮大。以M.泽曼为首的捷克社民党在1992年大选中得票率仅6.5%，而1995年4月民意调查中它的支持率已达23%，与执政党公民民主党27%的支持率相差无几。阿尔巴尼亚社会党的力量也在越过谷底，1995年的一些地方性选举中其候选人曾击败执政的民主党对手。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东欧与独联体各国虽然都存在着“左派复兴”现象，可“左派”的构成有很大区别，前东欧地区的“左派”主体是社会党，尤其是经共产党“改建”的新社会党，民族主义左派仅在塞尔维亚占主流。而独联体正相反，社会民主力量弱小，民族主义化的共产党在左派阵营中起主导作用。这两个地区的所谓“正统派”共产党也差异很大。前东欧一些以反对社会党化而被称为“正统派”、“极左派”的组织，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劳动党、波兰共产主义联盟(无产阶级)，其纲领都有许多与过去决裂并吸收社会民主成份的内容，如不提列宁主义，放弃民主集中制，宣布自己为“左翼民主党”并强调人道主义等等。可以说它们在纲领上甚至比俄国的一些宣布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如劳动人民社党)还要社会党化，而在俄国，“正统派”共产党主要是斯大林主义者。

由于东欧的“左派复兴”实际上主要是新社会党的复兴，正统派共产党及其他类型左派并无明显复兴趋势，而在这种复兴中受打击的又主要是右翼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而不是中派自由主义。因此“复兴”的综合结果就十分清楚；它趋向于形成一种多元化政治中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二元为主的格局。而这样一种格局无疑正是西方议会民主制中最典型的两党制格局。通过这种复兴，剧变后出现极右专制的危险得以大减，而剧变前的旧体制复归的可能性并未增加多少。显然，这样的局面并不意味着剧变后东欧的转轨方向有所改变，甚至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转轨，而它给东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尤其是新社会党人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左派复兴”的主要原因是东欧转轨不顺利所造成的痛苦，然而这又形成了十分矛盾的局面，在转轨缓慢、痛苦延长的情况下左派较容易上台，但上台后要承担转轨的责任，日子往往不好过(如匈牙利)。而在转轨坚决、痛苦已经过去的那些国家，左派可能难以上台(如捷克)，但是一旦上了台，日子就会比较好过(如波兰)。在台上的左派又会同样经历反对派的严峻考验，形成“上台容易执政难”的局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左派上台后的威望都比上台前有所下降。这是因

为左派复兴与其说是左派的成功，毋宁说是右派的失败。虽然左派政党的确不断得到恢复壮大，并获得选民信任，但这并不表明左派力量的成熟。因为从东欧上台的左派看，大多是在右翼力量的政策和实践威信扫地的情况下，抓住民众的求变的心理以强有力的批评赢得选票，而不是提出了更令人信服的抉择，在个别国家左派甚至还没有作好接替政权的准备，更少从事思想和理论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就为下一轮右派上台提供了基础。

另外，从表面上看，似乎前东欧与前苏联地区都存在着“左派复兴”现象，应该能拉近它们的距离，然而实际上东欧“回归欧洲”的进程仍在继续，而它们与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国家的距离却拉开了。所有东欧国家加紧努力向欧盟、北约靠拢，并对俄国阻挠北约东扩表示不满。这无疑也会拉大东欧左派与俄国左派的距离。如果东稳定地建立了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二元格局而俄国却出现右翼保守主义与俄共这两种民族主义倾向的“右左”格局，那么双方的距离就会更大。这时的欧洲有可能出现类似“凡尔赛体系”以后的那种进程，即“协约国(欧盟)拥有一大批小兄弟而把“魏玛共和国的德意志(俄国)”团团围住，而“魏玛共和国”在内外交困中动荡不宁、迟迟上不了正轨的结果是民主制基础渐被淘空，极端主义情绪不断滋长，最后，由“第三帝国”取代魏玛民主制并立志要向西方报复。

在“左派复兴”过程中，东欧左派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1.民族主义弱化。与右翼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在“左派复兴”中受到抑制相应，东欧左派中的民族主义倾向也有所消退。“左翼民族主义”在东欧历来不成气候(这点与俄国相反)，但前南地区是个例外，塞尔维亚社会党在民族主义色彩方面类似于俄共。然而在1995年随着塞尔维亚社会党政府与波黑塞族领导人关系的破裂，在波黑问题上向国际社会妥协，波黑塞族强硬派日益向塞尔维亚右翼民族主义反对派靠拢，塞尔维亚社会党的形象已有很大改变，民族主义色彩渐消，民族主义旗号逐渐移到右翼反对派手中。随着新南斯拉夫争取重返国际社会的步伐，塞尔维亚社会党也在强调要重返社会党国际大家庭。它正从更像俄共变得更像东欧一般的社会党。

2.旧社会党兴起。旧社会党开始有不俗的表现。1994-1995年“左派复兴”主要为新社会党所专美，各国旧社会党并无多大起色，而在1996年里随着捷克社会民主党力量的增强并成为最大在野党，直至1998年6月大选获胜，捷旧社会党成为东欧第一个执政的历史党。

3.社会党国际敞开大门。社会党国际对新、旧社会党的态度发生很大变化，使东欧新、旧社会党的矛盾比以前明显缓和。社会党国际1992年19大时基本上只承认旧社会党而排斥新社会党。为了在当时欧洲的反共狂潮中显示出自己的清白，它声明对“前共产党人自称为民主党人或社会党人”“普遍持怀疑态度”，并表示在这个“混乱时期”它只能与那些“与社会党国际抱同样见解和价值观的社会民主党(实际上主要是指旧社会党)加强团结。”但是随着此后两年的左派复兴与新社会党的东山再起，社会党国际明显地调整了政策。1994年12月社会党国际理事会特地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开会并发表“关于中欧与东欧的声明”，表示“既支持已经成为国际成员的那些党，也欢迎众多受民主社会主义原则影响并且已经要求与社会党国际建立关系的党派和运动”，以便“加快社会民主主义力量为形成统一和有凝聚力的运动而进行的重新组合”。这个声明显示出社会党国际经过几年

犹豫后已决定向各国新社会党敞开大门。

4.左、右派矛盾凸现。在剧变之初的反共狂潮中，许多国家的旧社会党曾加入反共的右派统一战线组织。随着这种狂热的退却，这些党又陆续退出那种统一战线，使左、右派的矛盾再度凸现。因此在1994-1995年间东欧的左、右派距离拉大。剧变尘埃落定后，经济转轨成为社会焦点。“休克”失败，经济滑坡，人民普遍感受到要承担的巨大代价，渐生“怀旧”之心，社会思潮又开始向左转，政治钟摆也随之回落左摆，社会民主党强调民主、公正、平等，强调劳动者权益、社会保障与公共福利这些传统左派价值趋势于主导，这是导致“左派复兴”的重要原因，也是剧变后左派宏扬自身价值第一次突出表现。此后左派作为公正改革的代表和平民阶层的立言人的地位突现，而与右派在意识形态上保持对立。

5.左派内部派系斗争日显。随着新、旧社会党区别的淡化，各党内部派系斗争上升，尤其是在东山再起的几个大党中，当面临重大选择时，党内分歧便表面化了(这一特点涉及内容很多，我们将辟专题论述)。

这一时期从政党组成的表现形式看，大多数国家逐渐从多党林立而走向两边独大的局面。这两边在一般情况下是自由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党。比如捷克的公民民主党和社民党(历史党)、保加利亚的民主同盟和社会党、阿尔巴尼亚的民主党和社会党、罗马尼亚的民主协议会和社民党(新社会党)等。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左派阵营形成一党为主的形势，而右翼阵营仍是群雄并立，缺乏一个核心党，比如波兰、匈牙利、俄国都是这种情况。左派势力由共产党或共产党演变成的新社会党唱主角并团结一些左派小党，右翼方面则包罗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的一些历史党、现代党基础各不相同的大杂烩，它们因错综复杂的利益要求和矛盾而形不成一个核心。俄民主派代表人物盖达尔说：“真正的党在俄国还很少，其中最强大和有活动能力的团体是共产党。民主派也有自己的组织，但组织结构松散，没有严明的纪律”。亚夫林斯基也说：“目前，无论是‘亚博卢’联盟还是‘政权党’都没有形成真正的政党”，“充其量是两种现实的、无定型的不同社会力量的组合，是利益的组合”。7 在这种情况下，右翼要么难以掌权，要掌权则更多地靠领导个人的魅力。但从发展趋势看，这一翼经过不断地分化组合，也会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大党。到那时东欧政治演进的基本格局就会形成议会民主制下两党轮流坐庄的稳定局面，政治钟摆在这两翼来回摆动，即类似于西欧的政党政治。

“东欧西行”：左派运动的第三阶段

从1996年开始至今，东欧左派政党的演进迈入第三阶段——“东欧西行”8时期。所谓“东欧西行”有两种理解：狭义是指东欧国家又在向右转，右翼势力再次成为国家的主导。另外从更广义的范围说，是指东欧“欧洲化”，与西欧的距离缩短，变得更像西欧类型的国家——即使左派仍然掌权，这种左派也属于“西方化的”左派了。

这种说法起因于与1993-1995年的左派复兴势头形成鲜明对比的1996年，在这一年中左派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立陶宛等国的大选中连连失利。

先是保加利亚的民盟利用社会党内部的混乱及其左派政府内外交困的局面，在6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社会党以比民盟少70万张的选票数额败北，民盟的斯托扬诺夫当选总统。紧接着到1997年4月19日的议会选举中，社会党比上届议会减少69个席位，成了议会中的少数。立陶宛右翼的“祖国联盟”在议会大选中获胜，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转了一圈又回来了”。罗马尼亚的社民党与保加利亚社会党的命运相同，在议会和总统选举中连续被挫败，先是民主协议会以仅高出社民党1个百分点的微弱的胜利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11月其领袖康斯坦丁内斯库取代了从1989年后就一直任总统职务的伊利埃斯库，政府也全部易人，形成“白三角”。阿尔巴尼亚民主党以操纵和舞弊行为取得议会和地方选举的胜利，原本是为贝里沙1997年6月29日的总统选举铺平道路，但假集资活动作为导火线酿成灭顶之灾，左派力量才在总统选举中取得胜利。与东欧同属前经互会的蒙古在1996年7月的议会选举中，以蒙古民族民主党为主体的“四党联盟”一举夺取76个议会席位中的50个，从而使执政长达70多年的蒙古人民革命党沦为在野党。

1996年6月在俄国总统选举中，叶利钦获胜。1997年波兰的第4次议会选举格外引人注目，“团结工会选举联盟”在左派政绩不凡的情况下以33.83%的得票率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回想起1993年9月左派联盟以37%的选票高中榜首时的情景(1997年9月左联获27.1%的选票)，真有种轮回的感觉。同年6月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在前一年议会大选获胜后，党首图季曼再次当选为总统。这一年斯洛文尼亚威望很高的米兰·库昌由右翼的自由民主党提名又一次当选为总统。1998年5月匈牙利议会选举，青民盟、匈牙利公民党以微弱优势击败上届执政党──匈牙利社会党。

有人用“右派复兴”来概括这一时期东欧政治进程的方向。的确，从选举结果看，原来左派占优势的地方，右派正在卷土重来。1994-1995年能用“左派复兴”来描述，现在也可以换一种方向来概括。不同意或不愿采用这一说法的人，认为这只不过是东欧局部地区小范围的“向右偏移”或“微调。理由是从更广的范围看，也有些右派统治一直比较稳固的地区，却出现了左派复兴的苗头。例如，1996年底摩尔多瓦的总统选举中，中左的前议长卢钦斯基(民主农民党领导人)获53%的选票取代斯涅古尔当选为总统。卢钦斯基虽是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选举，但从他曾任苏共宣传部副部长、摩尔多瓦共产党第一书记的经历中就可以判断他的价值倾向。斯洛文尼亚1996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原来执政党的自由民主党得票率为27.01%，占25个席位，在议会中沦为少数，而左派参加的竞选联盟则地位上升。1997年6月阿尔巴尼亚社会党在议会选举中一举夺得155个议席的98席，成为第一大党。1997年7月米洛舍维奇修改宪法后当选为南联盟总统，同年12月，塞尔维亚社会党提出的新总统候选人米卢蒂诺维奇(外

长)以多数票当选为塞尔维亚总统。捷克左派的社民党地位不断上升，在1996年6月的大选中社民党获得的选票比上届选举增加3倍以上，公民民主党仅以3.18%的优势略胜以泽曼为首的社民党，虽然没有达到政权易手的程度，但是作为对以克劳斯为首的新政府支持的条件，社民党领袖议会，成为新的权力中心，使捷克在中欧国家中不再是“由右翼掌握全部大权的孤岛”，到1998年6月，捷社民党终于获胜，使捷克在50多年后又“恢复了真正的左派传统”。。

其实，在东欧风云突变的政治组合中，意识形态色彩已大大削减。在这些国家里，他们自己已经不再使用“左”“右”的概念，在他们看来，一个政党执政几年，积累些不满情绪，换上另一个政党对两者都有好处，前者可以反省思过，调整策略以求东山再起，后者也尝尝“当家方知柴米贵”的滋味。这种轮换只不过是东欧政治钟摆的正常摆动，没有任何可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完全应该以平常心视之。何况就是在东欧前几年的“左派复兴”中，“兴”的也不是昔日的“社会主义”。左派掌权既不说明怀念过去的革命和建设，也不是要偏离市场经济和抛弃民主化进程，更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回潮”和“复辟”。一些东欧学者就很反感我们使用“左派复兴”、“红三角”、“社会主义势力”之类的概念，认为这些陈旧的表达与东欧现实不对路，有一定的误导性。我们长期形成的思维方式、传统观念以及研究方法，往往侧重意识形态，总习惯以自己的好恶作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判断，或者以执政党的色彩对国家性质做区分。孰不知这些年东欧国家都在向中间靠拢，国家利益至上，实用主义盛行，操作技巧的把握具有重要的意义。单凭口号、纲领是不足以对一个政党的性质下定义的，有些党为了得到更多的选票往往具有表演成份。

大致而言，选民投右派的票，并不一定是相信右派的思想，而是不满意左派政府的政绩，选民投左派的票也同样如此。这些年的实践表明，靠意识形态因素当选的候选人在职业素质上不如其他候选人。早在1993年波兰社民党在议会大选获胜后当时的社民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就向记者表示：如果我们党内有人认为，我们的胜利将意味着恢复“现实社会主义”，那么应当将他们立即开除出党，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人，而是因为他们如果不是白痴就是疯子。从我们党的文件中可以看出，无论在组织上，还是思想方法上，社民党与原来的统一工人党都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必须改变以往那种只看政治态度不计个人才能的做法。左派上台后也不对团结工会搞“报复”，而是应注意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和一贯性。评论界也认为，看待现在的选择结果“只用红白两种颜色是不对的”。 选民们今天比任何政治家都英明，他们在选举自己的领导人时首先想的是，这个人在领导岗位上能做些什么。人们对政党之间的冷战已经厌恶， 对国家的经济状况和问题已看清楚了，谁发展经济就支持谁上台，老百姓更多关心的是过日子，而不是哪个政党执政。

由此可见，1996-1998年所谓的“东欧西行”并不意味着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或广义上的左派思想继剧变之后又一次受到多么大的挫折。实际上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正如我们在“左派复兴”一节分析的，在前一个轮回中，越是政局不稳、经济状况恶化，左派就越容易获胜上台，而上台后要挑起前任的“烂摊子”、要承担转轨的痛苦，日子会很不好过，在台上的左派又会同样面临反对派挑战的考验。这样，或者左派在上台后经过“艰苦闯关”，威望虽大幅度下降，但尚能取得选民的谅解而最终保持住执政党的地位；或者在经济危机面前束手无策，逐渐丧失民众的信任，而最终沦为在野党。

另外，左派上台前作为议会民主制下的反对党，在政治操作上必须与执政党唱反调，或者至少保持距离，维持批评者立场，然而左派上台就面临角色转换。他们在野时作的种种许诺，上台后根本无法实现；他们在野时所抨击的许多政策，可能正是他们上台后“别无选择的选择”。因此，在经历这样一个轮回后，左派政治家也懂得了“批评容易当家难”的道理。他们领悟到，在议会政治中以开“空头支票”的方式获胜上台后，若仍像当政前那样只靠哗众取宠的花架子，没有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不去履行执政者的社会职责，必然难逃再度下台的厄运。例如，1994年匈牙利社会党以反对“休克疗法”上台，在执政期间不得不搞更严厉的“博克洛什紧缩法”。1996-1998年捷克社民党高举福利主义的旗帜，许诺上台后要解决住房、教育、医疗、退休金和子女补贴问题，但正如评论家所看到的“在目前已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下”，左派上台后就会发现，“他们很难兑现竞选纲领中的承诺”。实际上，捷社民党也知道，克劳斯政府取消国家对医疗的补助，不再普遍发放子女费和高校收费等等政策是大势所趋，是不得已的作法，这和主义“并无关系”。

在转制过程中， 要变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地方、部门、个人分权的市场经济，就必须重新进行资源配置和社会财产再分配。在这个过程中，能否治理腐败并与前体制营私舞弊的权贵私有化划清界限，直接影响着左派执政党的形象。许多左派政府虽然对此高度重视，不但出台了“阳光法”，还把“社会公正”问题列为头等大事，但在掌握资源配置的权力机关和一些执法部门，依然不断滋生腐败现象，一些权力圈中或和他们有关系的人大获其利，他们以权力参与手段，在私有化浪潮中再次成为“特殊的受益者”。立陶宛的副总理阿·什莱扎维丘斯利用掌握的信息，赶在银行宣布破产前提走了自己的存款；伊利埃斯库的许多朋友是“贪赃枉法者”，保加利亚社会党的官员利用经济危机中饱私囊，被民众称为“没有改过自新的共产党人”9；匈牙利社会党陷入“托奇克丑闻”难以自拔。所有这些严重地剌激了民众，使他们产生了不公正感，因此在1996年的选举中，“把恶棍赶出去”的思想十分流行。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政府的腐败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这句话就不难理解了。

在这一阶段也有一些新特点：

一、克服“多党内阁症”是当务之急。目前捷、斯(斯洛伐克)、波、匈、罗都是多党联合政府，这种“被迫联姻”中问题很多，各执政党为了自己的利益，相互掣肘，动辄制造政府危机，使政府的执政纲领难以实施。捷前政府3个党貌合神离，斯洛伐克执政两党内部摩擦不断，匈两党间建立了协调委员会，却事事“难以协调”，波、罗政府也多次经历危机。多党政府体现了议会民主，但也暴露出这种政治妥协的产物和暂时的利益结合缺乏长远经济发展方针和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苍白无力等弊病。很多党都感到磨合的“代价太大”。多党联合政府的协调将是今后在东欧各政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二、政府工作中性化。东欧经过左右一个轮回后，两大党轮流坐庄的程序已比较稳定，每一派都能视上下台为正常行为，改变了过去一上台先“报复”的做法，不再大批撤换对方的工作人员。政府工作逐渐中性化、事务化、专业化、程序化，总理、部长的交接对工作和政策延续的影响的逐渐减少。所以尽管东欧一些国家政坛形势跌宕起伏，但对经济的冲击却很小。左派在经历过这三个发展阶段后，大致方针已表现得很明确，在野时要凸现自己的批判立场，保持个性，必然言辞要“激烈”地宏扬左派价值，重掌国柄后要维护政策的延续性、承担政府的社会责任，又会显得“右”一些。这种处境不同的突出点差异，已经十分实用主义化了。在野时为选举，在朝时保政权，是各派围绕的工作中心。

三、选举理性化。街头行为、谩骂、攻击候选人的情况减少，和旧体制挂勾的情绪已逐渐淡化。和俄国不同，与前体制和苏联有牵连在东欧一直被视为一种“骂人的话”，视为一种人生“污点”。以前选举中很多人因“旧体制的受益者”、“克格勃的间谍”、或曾给苏共写信“献媚”而受到攻击，现在这种非理性情绪已不多见，选举口号越来越具有向前看的特点。匈牙利1998年的选举中，双方都打出“实现民族团结，共创国家新未来”的口号。1997年保加利亚社会党的选举口号是：“团结一致，为了保加利亚”，民盟的口号是：“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危机”。

四、政治面目比较清晰的温和派站稳脚根，众多小党争雄的局面结束。经过这些年的政治斗争，特别是总统、议会选举的淘汰，政治派别混乱无序的状态大为改观，右翼阵营也以一个核心党为中心实现联合。低调、温和、理性的党，组织机构健全比较稳定的党保留下来，极端势力衰落，基础薄弱的小党或倒台，或攀附其他势力。最后在政坛上形成能够发挥影响的两大派或几大派势力。

在从1989到1998年的这个演进过程中，东欧左派将逐渐摆脱前体制的影响，接受失败的教训，吸取成功的经验，在议会民主制的框架内成熟起来，变得更理性、更成熟，变得更像西欧的社会党，从这种意义上说，的确“东欧正在西行”。

1 十年来的东欧目前“东欧”这一政治地理概念已趋于消失，其中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现在已多称“中欧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与前南斯拉夫诸国被视为巴尔干国家。我们这里的“东欧”指前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原华约各国，以及前南斯拉夫联邦各国与阿尔巴尼亚。
2 爱德华·莫蒂默《含义的细微差别》，见(英)《金融时代》1996年11月20日。
3 (波)兹·维克多《波兰议会大选与社会主义》，见《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年1期。
4 西罗京《民族共产主义》，见(俄)《莫斯科新闻》1994年8月28日。
5 拉·克尔斯马诺维奇：《只是停滞，而不是垮台》，(南)《战斗报》1995年10月24日 。
6 《只是停滞，不是垮台》。
7 (俄)《莫斯科共青团员报》1996年5月18日。
8 《东欧西行》，见(英)《经济学家》周刊，1996年11月6日。
9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欧洲东南部两个落在后面的国家》，见(英)《经济学家》周刊，1996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