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莫里斯·迈斯纳的—《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探询（1978－1994）》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布鲁斯·康明斯
译者：杭新
来源：《每月评论》1997年11月号杭
这是迄今为止有关当前中国改革和非毛化时代的最好的书。由于邓小平时代已经随着1997年这最后一位中国共产主义的大人物去世而结束，本书还很可能是权威性的记录。在我印象中，莫里斯·迈斯纳很久以来一直是研究中国的最出色的美国学者，他最初是从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李大钊开始的。迈斯纳也是美国最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之一。正是他的历史敏锐性使这部著作有别于无数其他的当代研究。迈斯纳教授比其他人都更好地将过去和现在以连续的、富于启发性的叙述联系起来，刻划了一个国家格外曲折的二十世纪历程。过去五十年里，很多学者似乎跟着来自北京的矛盾的风向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而迈斯纳则小心翼翼地比较着过去的解释、现在的现实和最好的证据，保持了稳定的、令人满意的、最终占主导的解释。同样，和绝大多数学者不同，他运用理论去指导其研究，审慎地辨别、选择着来自这个令人神迷的国度的混乱的信息。
这个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被作为一种批判工具贯穿全书虽然略有瑕疵。这完全是因为迈斯纳很好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由于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已经被迫习惯于人们宣称马克思已经死了的说法，在九十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又成了新鲜空气。迈斯纳教授有效地区别了马克思所设想的民主的、共同所有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三十年里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过去二十年里占据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这里我们发现了一种内在一致的中国传统，有深远历史的官僚主义实践和权力精英，都流存至今，尽管经历了自1949年以来每一次变化，包括革命自身。只有一个时期例外，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我们今天被要求去诅咒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方面，从头到脚抛弃它的经验，除了关于个人专制的危险性的教训。迈斯纳则相反，仔细地、批判性地研究了这段重要的插曲：研究毛的个人专政，大范围的混乱，我们今天都知道的死亡和破坏，以及一个被掩盖的真相：文化大革命把它的主要矛头对准了官僚主义者，特别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文化大革命意味深长地提出了关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目标和手段的重要问题。……世界历史上再没有别的时候将由革命者到统治者的转变带来的后果如此清晰地暴露出来……也很少有对不平等、精英主义、等级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进行如此深刻的追究。（P。53）
这只是迈斯纳的历史方法的一个例子，即正直地权衡和估量中国的记录，不回避每一个困难的问题，对落到历史学家身上的每一个道德和政治问题作出判断，而且是以其头脑深处的完整性叙述作出来的。这种方式也是对中国人民的最高礼赞：迈斯纳相信，，中国人进行了动荡的二十世纪里最伟大的社会革命，他们作出的牺牲多数美国人难以想象；他们的领导人把一个“东亚病夫”的国度，改造成了一个独立的、值得自豪的国家，他们的领导和人民以只有历史上最伟大的增长浪潮（如，英国在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时期，P。256）可以比拟的速度发展起了工业经济。与大多数其他说法不同，他的说法坚持认为，邓时代的快速增长是以毛领导下的现代工业的成功创造为基础的。
然而，迈斯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还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仍没能带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历史的分水岭－－1919年五四运动时所要求的东西：民主。不仅如此，邓时代不但逆转了前一时期通向社会主义的进程，而且建立了贪婪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使中国人的可贵精神消蚀殆尽，剥夺了成千上百万中国人享受社会革命的不可磨灭的成就的权利：吃饭权，工作权，住房权，基本社会保障权。他得出的结论是毁灭性的：如果毛没能找到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办法，邓则一开始就放弃了对这两者的承诺，只搞出了一种高度贫富悬殊形式（假如速度还算快的话）的资本主义增长，政权的合法化日益变为一种刺耳的、恐外的民族主义。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完全值得提出的问题：如果这些趋势继续，中国共产党所搞出来的这些东西，在国民党（在中国内战中战败的党，从那时起盘踞台湾）的统治下不同样也能搞出来吗？经过几十年努力要做出些新的事情（和莫斯科形成一个社会主义世界市场、追求独立自主）之后，中国最终加入了世界经济，不过只是作为累弯了腰替人擦皮鞋的“亚洲虎”，把新加坡的李光耀或南朝鲜的朴正熙当作自己的样板。贯通全书，迈斯纳在问：除了无休止地对富和强的追逐外，难道中国一个世纪的动荡和革命不应该带来更多的东西吗？
一些读者可能会想，这种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彻底批判的态度自然会对中国在毛和邓时代推进人权和民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学生缺少关注，这些人总是冒着很大的风险。但情况远不是这样的。迈斯纳细致地刻划了几个主要活动家，如被长期监禁的政治犯魏京生，刘宾雁（他也在监狱里关了几年，后来因尖刻地描写领导干部的特权和腐败而出名），和其他许多人。就在多数西方分析家们简单地推定自由主义的民主是追求发展的最终理想目标（这样就证明了“临时”的权威主义的发展之路的正当性），迈斯纳认为：
“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是被中国人民所珍视的。它不是一种仅仅由学生和知识分子所执有的观念。中国人对民主权利的要求萌发于世纪之交，而后迅速从革命知识分子和学生传向城市大众。”（P353）
在其仔细而且总是优美的书面分析中，迈斯纳教授也还有许多新东西要说。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迈斯纳对中国著名的“独生子女”的人口政策它的成功、失败和内在矛盾的分析。就在领导人成功地赢得了许多城市居民支持这一生育措施的巨大转变时，他们同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种制度下，农民“很自然地发现孩子多比孩子少要好”（P244）。
也许我强调了《邓小平时代》一书中所描写的黑暗面，因为这和美国新闻的本能的、日常的口味构成如此强烈的对比。在美国新闻中，中国资本主义化和“开放”的每一举动都受到赞扬（邓两次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而且每一个暗示中国也许可以有一个独立立场或可以不跟着美国人走的迹象都受到诅咒。读者会发现，本书对邓的重要遗产也有很多积极评价，也有毛时代的负面记录，这种负面纪录如果离开上下文孤立地看，也同样会是毁灭性的。而迈斯纳的伟大天才恰恰在于为这两时代提供了准确的上下文。他是一位学识渊博、感情丰富的观察者，代表了历史学家的最好职业才能。如果莫里斯·迈斯纳可以给美国人关于中国以及我们和中国关系以很多教益，那么他也有很多话要对中国人民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著作在中国总是比在他自己的国家里更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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