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义德对《曼斯菲尔德庄园》的读解提出了历史和修辞问题，二者最终也是政治问题。他指出，必须修改不列颠文化的帝国主义阶段的时间，把这个阶段从帝国的正式形成推回到18世纪。而且必须在未经充分探讨的叙事中追溯这一段历史：探讨它的“道德地理”，探讨它的空间。赛义德分析了奥斯丁小说中的地点戏剧，展示了小说中的家庭秩序对另一个重组和内*化的地点——缺场的加勒比殖民地世界——的依赖。赛义德并没有公开宣布自己倡导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的著作与马克思主义暗中携手；不过，他在理论上主要参照福柯，强调话语在历史系统中的建构作用。他把奥斯丁归入包括后来的康拉德和吉卜林的创作世系，重新插入了英国文化的人道主义传统在不列颠殖民历史中的模糊作用。
V．C．基尔南说：“帝国必定有它们依从的思想模式或条件反射，朝气蓬勃的民族梦想称雄世界，犹如年轻人梦想功名和财富。”* 基尔南的说法很有道理。然而我相信，如果因此认为欧美文化里的一切都促成或巩固了那个宏大的帝国观念，即帝国是在1870年之后的 “帝国时代”里才接管了那些社会，那就是一个过于简单和简化的命题。但是反过来说，也绝不能忽视19世纪早期的叙事中、政治理论中或图画技术中鼓励乃至确保西方能够随时感受帝国经验的那些倾向。我们还必须指出，文化也许对帝国使命观念进行了抵抗，但是主要的文化思想部门并没有大力支持这种抵抗。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这个自由主义者竟然说：“文明民族对各自的独立和民族性互相负有神圣的职责，但是这样的职责并不针对那些独立和民族性带来坏处或顶多是成问题的好处的民族。”
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这里的神圣义务到了那里就不再是神圣义务?这些问题只有从牢固建立在一整套特殊的道德、经济以及形上学规范之上的文化角度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这一套规范赞同在本土或欧洲建立良好的秩序，但是否认域外有建立同样秩序的权利。这样说也许显得乖谬或极端，可是我认为道出了欧洲的某种福祉和文化身份与帝国对海外番邦的苛刻而审慎的征服之间的联系。今天要理解任何类型的联系都是非常困难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往往把整个复杂的事情弄成简单得让人无法接受的因果关系，并由此制造出谴责和辩解之辞。我不是说19世纪早期欧洲文化的主要事情是它引起了19世纪后期的帝国主义，我也并不是暗示欧洲的前殖民地世界的所有当代问题都应该谴责欧洲。我是说，欧洲文化的特点至少是：经常认为只有自己的好恶才是有效的，并且把自己的好恶推及帝国统治的遥远属地。密尔就是这样做的：他一直建议不要让印度独立。由于各种原因，帝国统治在1880年之后更加迅猛地席卷了欧洲，这种精神分裂症的表现便也成了一种很有用的习惯。
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丢弃那种以欧洲与非欧洲世界关系为中心的简单的因果思维模式。这也要求我们适当放松那种关于时间连续性的同样简单的时序观念。例如，我们绝不会同意有人因为华兹华斯、简·奥斯丁和哈兹利特是在1857年之前写作的而把英国对印度的正式管辖归因于他们。我们真正应该努力辨明的是关于不列颠的不列颠作品的公开模式与关于不列颠群岛之外世界的再现之间的对位关系。对位的本来模式并非时间性的，而是空间性的。在19世纪晚期全面系统的殖民大扩张之前，比如说在争夺非洲之前的那段时间里，作家们如何看待自身和作品在那个更大世界中的位置?原来，他们使用了一些惊人而谨慎的策略，使用了关于本土、民族及其语言和关于合适的制度、良好的行为以及道德价值等肯定性的观念；这些策略的来源大都是可以想见的。
这些肯定性的观念并不仅仅抬高“我们的”世界，而且往往贬低其他世界的价值。现在看来更重要的是，它们并不阻止、禁止或抵制不光彩的帝国主义行为。我们可以正确地说，像小说、戏剧这样的文化形式并没有引发帝国主义的行动，也许卡莱尔并没有直接驱使罗德斯，肯定不能在今日南非的问题上“谴责”他。然而真正的麻烦是，我们直到现在还以为能够永远赢得赞美的人文主义的观念、制度和成就，其实是多么渺小，它们在19世纪加速推进的帝国道路上无能为力。我们完全可以说，那些人文主义思想与帝国主义相处得非常融洽，直到帝国的属地里出现了非洲人、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之前，国内几乎没有真正反对或阻止过帝国的行为。是否可以说，把“我们的”家园和制度与“他们的”相区别的习惯做法，后来发展成一种积累更多的被统治、被研究、被支配的“他们”的政治统治?正是在欧洲主流文化张扬的伟大的人道思想和价值观里，我们看到了V．C．基尔南所说的“思想模式和条件反射”，帝国的所有事情都将依从这些思想模式和条件反射。
这些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真实地点之间的实际差别，是雷蒙·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所要探讨的问题。他在这本内容极为丰富的书里指出，从朗格兰的田园民粹思想，中经本·琼生的乡居诗、狄更斯描绘的伦敦，直到20世纪文学中的大都市景观，这些激烈的转型是英国农村和城市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威廉斯固然探讨了英国向殖民地输出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他探讨的重点和广度并没有超出事情本身实际提供的内容。在《乡村与城市》临近结尾时，威廉斯说：“从前面的重要事例可以看出，至少从19世纪中期以来，所有的观念和形象都有意无意地受到这个大语境的影响。”这个语境指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威廉斯正确地指出，它对英国想像领域的影响“之深，很难测度”。他紧接着指出，“向殖民地移民’’是狄更斯、勃朗蒂、盖斯凯尔等人的各种小说中非常流行的观念和形象，他还相当正确地表明，“新的农村社会”全部是殖民地，通过吉卜林、早期的奥威尔和萨默塞特·毛姆进入英国文学想像性的宗主国组织系统之中。1880年之后，出现了“风景和社会关系的大扩展”：几乎与帝国的鼎盛时期完全吻合。
如果不同意威廉斯的看法，那是危险的。然而我想斗胆说，如果要在英国文学中寻找帝国的某种世界版图，那么在19世纪中期之前很久就可以找到这类东西，而且非常集中，屡见不鲜；不仅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东西，而且更有趣的是，贯穿于并形成了语言和文化实践肌质中最关键的部分。17世纪以来，英国在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亚洲一直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断追溯、关心和褒奖这些利益的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戏剧家、小说家、游记作家、编年史家以及寓言家，举不胜举。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情况也与此相似，它们不仅自身就是海外超级大国，而且是不列颠的竞争者。那么如何审视19世纪后30年正式的帝国时代之前英国国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呢?
我们跟着威廉斯看一看18世纪结束时随着大规模圈地运动而出现的危机时期。旧的有机群体瓦解了，在议会活动、工业化和人口失衡的冲击下形成了新的群体，而且我想指出，在一个更大的世界版图里为英国(在法国，是为法国)重新定位的过程开始了。在18世纪前半个世纪里，英法两国在印度的竞争非常激烈。我们今天读到的英法前浪漫主义时期的主要文学作品经常提到海外属地，人们不仅会想到许多百科全书派的人物，阿贝·雷诺尔、德布罗斯和瓦尔尼，还会想到埃德蒙·伯克、贝克福特、吉本和威廉·琼斯。
J．A．霍布逊在1902年把帝国主义说成民族性的扩张，暗示只有把扩张一词看得更重要，才能理解这一过程，因为“民族性”是一种固定的品质。 就霍布逊的目的而言，民族性事实上已经充分形成了，而此前100年便是民族性在国内和国外不断形成的过程。在18世纪后期，英国与法国在两方面展开竞争：在印度、尼罗河三角洲和加勒比群岛等地方争夺战略地位的战斗和争取民族性胜利的战斗。两方面的战斗都将“英国特性”与“法国特性”相对照，不管假想的英国或法国“本质”这类因素显得如何亲切和内在，它们总是被看做正在 (与“已经”相对立)形成的东西，并且为此而与另一个伟大的竞争者战斗。例如萨克雷小说中的蓓基·夏泼，就因为她有一半法国血统而成为一个暴发户。此前，威尔伯福斯和盟友们废除奴隶制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是希望法国霸权在安第列斯群岛的日子更不好过的结果。
这些思考使我对《曼斯菲尔德庄园》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总的来说，这是奥斯丁所有小说中意识形态和道德认同最详尽的一部。大体而言，威廉斯这一次也说得非常正确：奥斯丁的所有小说都是表达一种“可以争取的生活品质”，包括金钱和产业、道德差别、各得其所的选择、正确实施的“自身提高”，以及包含着阶级差别的语言。可是，威廉斯继续说：(柯贝特)在乡间小路上漫游时说出的是各阶级的名称。而简·奥斯丁的社会描写尽管精细入微，但她从房子里面是永远看不到那些东西的。她的所有甄别都是内部的和排外的，这并不难理解。她关心的是人们的行为，他们在复杂的提高过程中，不断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阶级。但是如果只看到一个阶级，就不会看到其他阶级。
这一段文字作为对奥斯丁通过小说效果竭力将某种“道德差别”提升为“一种独立的价值”的一般描写，无疑是出色的。然而就《曼斯菲尔德庄园》而言，需要说的东西远不止这些，下面的论述应该看做对威廉斯大体正确的概述的具体展开。总体上说，奥斯丁的前帝国主义小说为帝国主义扩张提供的理论基础也许比乍看上去复杂得多。
从卢卡契和普鲁斯特以来，我们总是习惯地以为小说的情节和结构主要是由时间构成的，忽视了空间、地理和方位的根本作用。不仅乔伊斯笔下年轻的史蒂芬·戴德路斯觉得自己在家里、在爱尔兰、在世界处于一种螺旋扩展的状态，而且他以前的所有年轻主人公也
都是这样感觉的。我们诚然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曼斯菲尔德庄园》牵涉到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空间移位，而这种事情以前也莫不如此，但是外甥女范妮·普莱斯是在小说结尾时才成了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女主人。这个地方本身只是奥斯丁关注的中心点，由此横跨半个地球、两个大洋、四个大洲。
就像在奥斯丁的所有小说中一样，最终以“注定的”婚姻和财产问题出场的那组中心人物并非主要以血缘为基础。她的小说表现了某些家庭成员的(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亲情涣散和另一些成员与一两个经过精选和考验的外人之间的亲情，换言之，血缘关系不足以承担维持等级和权威的责任。于是范妮·普莱斯这个贫穷的外甥女，边缘港口城市朴次茅斯一位默默无闻、娴静正直者留下的孤儿，逐步取得了与她的富有亲戚相当、甚至更高的社会地位。在这种亲情和威权关系的模式中，范妮·普莱斯是相对被动的。她抵制其他人的非礼和纠缠，偶尔也会大胆地决定自己的行动，但人们总的印象是，奥斯丁把范妮写成众人难以理解的人物，小说中的所有人都以为范妮过得很“惬意”，很“富有”。因此范妮像基姆·奥哈拉一样，是一个更大格局和小说家性格塑造中的手段和工具。
范妮像基姆一样需要指导，需要庇护和外来的威权，而这一切是她那贫乏的经历所不能提供的。她与某些人和某些地方的联系是有意识的，但是小说显示，她对其他联系却只有朦朦胧胧的感觉，无需她亲自参与其间。她参与其间的只是一部小说，而且这部小说展示的所有复杂举措都是为了分拣、调整和重新安排。托玛斯·贝特莱姆爵士拜倒在沃德家一位女士的石榴裙下，其他人做得也不出色，于是出现了一道“绝对的裂痕”；他们的“圈子与众不同”，他们之间的距离太大了，11年互相没有接触(《曼斯菲尔德庄园》，第42页)； 时运不佳的普莱斯姐妹看中了贝特莱姆兄弟。尽管范妮年龄最小，但是她被送到曼斯菲尔德庄园后，逐渐成了注意的焦点，她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同样，贝特莱姆兄弟也放弃了伦敦的生活(由于“贝特莱姆太太身体欠安，十分慵懒”)，干脆过来住在乡下。
维系这种生活的物质来源是他们在安提瓜岛的经营不佳的贝特莱姆地产。奥斯丁颇为吃力地向我们展示了两个看似分离、实则交汇的过程：范妮对于包括安提瓜岛地产在内的贝特莱姆家的经济越来越重要，范妮本人在无数的挑战、威胁和惊变面前变得更加沉着坚定。然而在这两个过程中，奥斯丁的想像力表现出一种无比强劲的势头，我们可以称之为地理和空间大清理。范妮10岁时初到曼斯菲尔德庄园，那时还是一个战战兢兢的无知的小女孩，她还不会把“欧洲地图拼凑在一起”(《曼斯菲尔德庄园》，第54页)；小说前半部的行动基本上都与空间有关，一般都根据空间指称、误用或误解事物。不仅身在安提瓜岛的托玛斯爵士要把那里的事情和家里的事情处理好，而且曼斯菲尔德庄园里的范妮、埃德蒙和姑姑诺里斯也在商讨她应该在什么地方起居，什么地方读书，什么地方工作，什么地方生火，朋友们和表亲们则关心如何改进地产，展望和争论礼拜堂(宗教权威)对于家庭生活的重要性。为了添乱，克罗福特一家(他们的家庭背景中有很明显的法国色彩)建议上演一出戏，范妮感到非常困惑，她不能参与此事。尽管柯茨布的《情人们的誓言》中的角色和目的非常混乱，但是演出准备工作照常进行。
我认为不妨可以这样猜测，托玛斯爵士远在异域打理他的殖民地花园，这里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许多处置不当之事(显然与女性的“不懂法度”有关)。人们在庄园里随便走一遭，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互相会不期而然地见面，更不用说青年男女的打情骂俏，私托终身。真正的父母权威已经荡然无存，贝特莱姆太太漠不关心，而诺里斯小姐则关心不当。筹备演戏的过程突出了争论辩白、含沙射影、对号入座，最危险的是离淫佚放荡已经不远了(但是从未真正发生)。范妮早期的那种疏离感、距离感和恐惧感都源于她的第一次离家，她现在已经有了一种辨别是非轻重的替代意识。但是她还没有力量处置自己感到不安的事情，直到托玛斯爵士有一天突然从“国外”归来，自己才有了主心骨。
托玛斯一露面，演戏准备工作就停止了，为了表现这种令行禁止的情形，奥斯丁专门用一段文字叙述了托玛斯爵士重新确立本土统治的情景：
这个上午他非常忙碌。找他们谈话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不得不全面恢复自己在曼斯菲尔德的生活和工作：找管家，看代理人，检查，计算，顺便走进马厩、花园和近处的种植场去看看。他精神饱满，有章有法，当他以一家之主的身份重新在餐桌旁落座时，不仅把这一切都摆子了，还让木工拆除最近搭建在弹子房里的玩艺儿，打发了画布景的人，而且非要把画师远远打发到诺坦普顿，才感到快意和放心。画师走了，但是把一个房间的地板弄坏了，把马夫的海绵用坏了，弄得五个侍应他的人无所事事，非常不满。托玛斯爵士满心希望再有一两天就能完全清除让人 想起“情人们的誓言”的东西，要销毁宅子里流散开的所有“情人们的誓言”，只要他碰上，就要烧毁。(《曼斯菲尔德庄园》，第206页)
这一段文字的力量是毋庸置疑的。这不仅是鲁宾逊式的重整河山，而且也是早期清教对所有轻薄行为的剿除。我们可以断定，托玛斯爵士在安提瓜岛上肯定也是这样做的，而且规模更大，这与《曼斯菲尔德庄园》没有丝毫矛盾。华伦·罗伯茨搜集的内部证据表明，不管在那里出了什么差错，无论是经济萎缩，还是奴隶制，抑或与法国的竞争，托玛斯爵士都有能力摆平它们，继续控制自己的殖民属地。 因此在奥斯丁的小说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将家庭权威与国际权威综合在一起，表明与委任、法律和礼仪等更重大的事情相联系的价值必然深植于实际领地的掌握和统治之中。拥有和统治曼斯菲尔德庄园就是拥有和统治与它相联系的帝国地产，她对此比大部分读者看得更清楚。在这一面是家庭的安宁和睦，在另一面是繁荣和整饬。
然而，在这两面未得到充分保证之前，范妮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我觉得奥斯丁就是为此而构思了小说的第二部分，埃德蒙和玛丽·克罗福特的浪漫关系失败了，利迪娅和亨利·克罗福特的不检点行为出了洋相，范妮·普莱斯重新找到并抛弃了她在朴次茅斯的家，汤姆·贝特莱姆成了伤残人，威廉·普莱斯开始了他的海军生涯。这一系列关系和事件最终以埃德蒙与范妮的成婚而结束，她在贝特莱姆太太家的位置由她的姐姐苏珊·普莱斯替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曼斯菲尔德庄园》的最后一章可以阐释为理想英国秩序的一种完全不自然的(至少是缺乏逻辑性的)结尾。奥斯丁的想像是率直无忌的，不过，声音听上去还算克制平和，只是偶尔有些激昂。尽管奥斯丁提到的外部世界是有限的，她只是轻描淡写地指涉了外部世界的工作、过程和阶级，她显然有能力抽象出(用雷蒙·威廉斯的话来说)“最终与社会基础分离的毫不示弱的日常道德”，但是我们不能误读，她远非那样漠然，其实非常用心。
在范妮身上，或者说在我们迫切希望看到的范妮身上，可以发现这些线索。她回家一趟，确实打乱了她在曼斯菲尔德庄园已经习惯了的审美和情感平衡，她也确实已经把那里的铺排奢华看做自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换言之，这些东西是习惯一个新地方之后相当平常而自然的结果。但是奥斯丁谈的另外两件事情，我们绝不能弄错。一是范妮新近扩大了的那种在家的感觉，这绝不仅仅是空间扩大了的问题：
范妮非常愕然。矮小的房子，单簿的墙壁，周围的东西似乎一下子向她逼来，再加上旅途的困顿和最近的操劳，她简直无法承受。苏珊和·其他人出去了，在这个寂静的房间之内，很快只留下她和父亲。他拿起一张报纸——这是习以为常地从邻居家借来的——埋头读报，似乎忘记了她的存在。蜡烛孤零零地立在他和报纸中间，丝毫不顾她的出入之便。不过，她也无事可做，挡开光线倒也好，她觉得头疼；她茫然地坐在那里，思绪飘零而悲哀。
她回家了。但是，天哪!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家，迎接她的并不是这般景象，竟然——她克制着自己；她的脑子不对了……过一两天，或许会有些不同。应该被责难的是她。但是她觉得如果在曼斯菲尔德，便不会这样。在这里，无法考虑季节的变换和人事的调理。(《曼斯菲尔德庄园》，第375-376页)
在一个太小的空间里，看不清头绪，想不明问题，不能进行得当的调理或管束。奥斯丁小说的细节非常精致(“蜡烛孤零零地立在他和报纸中间，丝毫不顾她的出入之便”)，准确地表达了缺乏社交、孤独隔绝和意识萎缩带来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只有在管理较好的更大空间里才能得到纠正。
奥斯丁就是要说这种大的空间并不能通过直接的血缘关系、毗邻关系(即使从曼斯菲尔德庄园到朴次茅斯，毕竟也有几小时的路程)和法律名号而获得。要获得进人曼斯菲尔德的权利，你必须首先离开家，去做与签约仆人差不多的差事，说得夸张一些，充当一种运输商品；这显然就是范妮和威廉的命运，但是也包含着对他们未来富贵的许诺。我认为，奥斯丁是把范妮所做的家庭工作或小规模的空间活动与她的恩师托玛斯爵士更长久、更开阔的殖民活动相对应的，她将继承他的属地。两方面的活动互相依赖。
奥斯丁说的第二件事情是间接的，但是更复杂，而且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理论问题。奥斯丁的帝国意识显然是某种全然不同的东西，她比康拉德或吉卜林更经常和随意地受到帝国意识的影响。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安提瓜岛和托玛斯爵士去岛上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仅仅被顺便提及，似乎是偶然的；这种不以为然的活动其实在许多方面对小说中的行动起着绝对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估极少被提及的安提瓜岛呢，在我们的阐释中到底应该如何对待那些关于安提瓜岛的描写呢?
我的看法是，奥斯丁是吉卜林和康拉德的真正前身，她绝不是仅仅描绘和阐明家庭之事的小说家，她把轻描和重涂不可思议地结合起来，表明她(包括范妮)认为帝国对于国内局势是非常重要的。我叫以进一步往下说，既然奥斯丁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提到并使用了安提瓜岛，读者就需要付出相应的努力，具体地理解所指的历史原子价。换种方式说，我们应该努力弄清楚她指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赋予那样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为什么不避免选择，她本来可以不用安提瓜岛。让我们现在度量一下《曼斯菲尔德庄园》中提到安提瓜岛时的表意力量，是如何提到那个地方的，为什么要提到那个地方?
根据奥斯丁的意思，不管英国的地方如何与世隔绝(例如曼斯菲尔德)，都离不开海外的给养。托玛斯爵士在加勒比海地区的财产只能是依靠奴隶劳动(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被取消)的甘蔗种植园；奥斯丁也知道，这些事实并不是已经尘封的历史，而是历历在目的历史过程的结果。在我上文提到的英法竞争之前，不列颠帝国与所有早期的帝国(主要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此外还有意大利)有着重要的区别。康拉德说，早期的帝国倾向于劫掠，把财货从殖民地运往欧洲，很少注意开发、组织和制度建设。而英国和等而次之的法国则更关心帝国的长远利益，而且重要的是，这也是它们正在关心的问题。两个国家在这方面的竞争最明显地表现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奴隶殖民地上，奴隶运输和专供蔗糖生产的大型甘蔗种植场的功能，引起保护主义、垄断和价格问题的整个糖业市场，都是竞争中的关键问题。
不列颠在安第列斯群岛和背风群岛占据的殖民地，绝不是某种“域外”的东西，而是18世纪最后30年和19世纪前30年里英法两国竞争的关键场所。从法国输出的革命思想在那里得到体现，不列颠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利益不断滑坡，而法国的甘蔗种植场成本低，出糖量大。但是到世纪末，海地和海地以外地区爆发的奴隶造反使法国一蹶不振，刺激了不列颠更多地介入那里的利益，成了当地更强大的势力。不过，与18世纪时兴隆的国内市场相比，19世纪不列颠的加勒比甘蔗种植场非常脆弱，遇到了难以抗衡的力量，如巴西和毛里求斯等地的蔗糖供应、欧洲的甜菜糖业；自由贸易(与垄断经营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和实践逐渐占了主导地位。
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诸多潮流交汇在一起——我指的是它们的形式特点和内容。当然，最重要的是殖民地完全从属于宗主国。托玛斯爵士不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但是我们也从未看见他在安提瓜岛，小说中若干次提到他在那里，每一次都对英国发生的事情具有绝对的象征意义。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一段话可谓抓住了奥斯丁使用安提瓜岛的精神实质：
很难把这些地方说成国家，它们与其他国家交换商品，更恰当地说，它们是属于某个更大群体的域外农业或制造业属地。例如，我们在西印度的诸殖民地就不能被看做具有自己的生产资本的国家……它们只是英国发现适宜生产糖、咖啡和其他一些热带商品的地方。所用资本都是英国的资本，几乎所有的产业都是为英国使用而进行的，那里基本上只生产大宗商品，然而这些商品送往英国，不是为了交换英国向殖民地出口并供殖民地居民消费的东西，而是为了在英国出售，为那里的业主赢得收益。很难把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说成外部贸易，这种贸易更像城乡之间的往来。
在某种程度上说，安提瓜岛就像伦敦或朴次茅斯一样是一个不如曼斯菲尔德庄园宜人的城市居处。但是安提瓜岛也与伦敦或朴次茅斯不同，尽管它是由一小撮贵族和乡绅所拥有，但这里不生产供所有人(19世纪初的每一个伦敦人都消费蔗糖)消费的货物和蔗糖。《曼斯菲尔德庄园》里的贝特莱姆和其他人物构成了少数者中的一小撮，对他们而言，安提瓜岛是财富，奥斯丁认为这笔财富正在被转化为礼仪和秩序，到小说结尾时，正在转化为舒适，这是一种附加的益处。为什么是“附加的”?因为奥斯丁在最后一章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她想“让每一个本身并无多大过错的人重新得到可以容忍的舒适，让所有的人各得其所”(《曼斯菲尔德庄园》)，第446页)。
这种情况可以首先阐释为，小说竭尽全力使所有人物的生活失去安定之后，现在必须让他们重新安定下来；其实，奥斯丁在元小说控制上没有表现出耐心，早已把这一点说明白了。第二，奥斯丁含蓄地表明，最终必须使每个人无需周游四海，无需往来奔走，就能认识到在家赋闲的真正意义。当然，这当中并不包括年轻的威廉，我们可以断定他会继续随英国海军漫游四海，也许还需要执行商业使命和政治任务。这些事情奥斯丁只是到了最后才一笔带过(顺便提了一下威廉“行为仍然很好，名声越来越大”)。至于那些最终定居在曼斯菲尔德庄园的人，现在已经充分适应了环境，他们在家庭事务方面的长处不亚于托玛斯爵士。而托玛斯爵士第一次明白了自己在教育孩子中缺乏的是什么，不无矛盾的是，他是在难言的外部力量的干预下才明白了这一点的，也就是在安提瓜岛的财富和范妮·普莱斯带来的榜样的影响下才明白的。应该注意到外部和内部的奇异变换竟然应验了密尔所说的外部变内部的模式，用奥斯丁的话来说，是“处置能力”：
这里的管理非常混乱(他缺乏专门训练，给诺里斯小姐分配的角色太大，让孩子们弄虚作假，压抑情感)，令人悲哀；然而，他逐渐感到这还不是他所受教育中最不幸的错误。必定是里面缺少了某种东西，否则时间也会予以弥补。恐怕一直缺少那种积极的原则，他们也许从未得到恰当的教育来驾驭自己的好恶和脾性，只有有责任心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得到了宗教理论的说教，但是从未要求他们付诸日常实践。优雅得体，多才多艺，理当是年轻人的目标，但是恐怕没有产生有益的影响；没有在心灵上产生道德影响。他本想让他们学好，但是他只关心理解力和礼仪之事，没有关心他们处置事情的能力。至于自我否定和谦卑的必要性，恐怕他们从未听说过。(《曼斯菲尔德庄园)，第448页)
事实上，取自西印度种植场的财富和来自外省的一个穷亲戚填补了里面缺少的东西。此二者被带进曼斯菲尔德庄园并且共同发挥作用。它们单独都不足以如此；二者互相需要，更重要的是，它们都离不开实施和处置，这反过来会帮助改造贝特莱姆圈子里的其他人。奥斯丁把所有这一切都留给读者去做，让他们作出自由的解说。
阅读奥斯丁的作品，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一切都与带进来的外部世界有关，在我看来，就在她那抽象而暗示的语言之中。我以为，一种“里面缺乏的原则”意在激发我们记起托玛斯爵士不在安提瓜岛时的情景，或回忆起各有缺陷的瓦尔德三姐妹的多愁善感或异想天开，她们竟然把一个外甥女从这一家移到那一家。但是贝特莱姆一家尽管没有万事如意，但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他们有了某种责任心，学会了驾驶自己的好恶和脾气，把宗教带进了日常实践，指导对事情的处置：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因为外部(或者说外围)因素都在内部安顿下来，成了曼斯菲尔德本土的东西；外甥女范妮成了精神上最后的女主人，二儿子威廉成了庄园的主人。
另一个收获是诺里斯小姐脱离了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托玛斯爵士的生活里又增添了一份舒适”(《曼斯菲尔德庄园》，第450页)一旦那些原则成了里面的东西，舒适就会跟着而来：范妮暂时在桑顿莱西定居下来，“她非常注意自己过得适意”；她的家后来成了“温馨和舒适之家”；苏珊刚来时“让范妮觉得舒适，后来成了她的助手，最后取她而代之”(《曼斯菲尔德庄园》，第456页)，新来者取代了范妮在贝特莱姆太太身边的位置。显然，小说一开始确立的模式仍在继续，贝特莱姆太太身边的位置。显然，小说一开始确立的模式仍在继续，只是现在显露了小说一直用力表现的东西，即一种内化并在回溯中得到保证的理论基础。雷蒙·威廉斯把这种理论基础说成“最终与社会基础分离的毫不示弱的日常道德，而且有些人还拿它反对社会基础”。
我已经努力表明，道德实际上不能与它的社会基础相分离，因为直到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奥斯丁都在肯定和重复贸易、生产和消费的一种地理过程，它们都先于道德，支撑道德，保证道德。大部分批评家往往忘记或忽视了这个过程，似乎不像奥斯丁本人在设计她的小说时那样，认为它对于道德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简•奥斯丁的阐释。要看谁在阐释者，什么时候阐释，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在什么地方阐释。如果是女性主义者，如果是像威廉斯这样对历史和阶级非常敏感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如果是历史和文体学批评家，那么他们提出的问题就会非常敏感，我们就不会把地理看作一个中性的事实，而是看做充满政治意义的问题，看做一个需要注意和阐明的事实。因此问题不仅是如何理解和用什么东西把奥斯丁的道德观与社会基础联系起来，更要紧的是从中读解出什么意义的问题。
以安提瓜岛为例，这个地方往往是在不经意间提及的，托玛斯爵士在英国的需要与在加勒比海地区的逗留往往是不期而遇的，说到安提瓜岛时(或地中海，或印度，贝特莱姆太太在那里觉得烦躁不安，心不在焉，所以威廉应该走开，“这样我就可以戴披肩。我想有两副设肩”——《曼斯菲尔德庄园》，第308页)，往往不加修改、不假思索。这些指涉代表着“域外”的某种重要东西，构成这里的重要行动的框架，但也不是太重要的东西。这些“域外”的表征尽管使人感到压抑，仍然包含着一段复杂而丰富的历史，贝特莱姆一家、普莱斯一家和奥斯丁本人却从未认识到，也不可能认识到这段历史的重要地位。把它称为“第三世界”，意味着开始面对它的现实，但是绝不会穷尽这段功史的政治和文化活动。
首先，应该评估小说对后来英国历史的某些预示。《曼斯菲尔德压园》中可以使用的贝特莱姆殖民地可以读作《诺斯特罗莫》中查尔斯·戈尔德的圣托姆矿的预示，或福斯特的《霍华德别墅》中威尔科克斯的英帝国橡胶公司的预示，或《远大前程》中某个遥远但方便的藏宝地的预示，或珍·莱斯的《藻海无边》或《黑暗的心脏》的预示，探访贤源，谈论、描述或赞美那些资源，都是为了国内的利益，为了本土宗王国的利益。在《曼斯菲尔德庄园》的书页上隔绝和无言的托玛斯爵士的安提瓜岛稍微增大了密度，而且我们对小说的读解已经开始延展，并揭开了奥斯丁用笔非常经济而批评家们则嘲讽她疏忽了的地方(可以这样说吗?)。因此，她的“安提瓜岛”比较明确地划出了威廉斯所称的提高家政水平的外部界限，或隐约暗指攫取海外支配权的同业冒险，以开辟本土财富的源泉，或指涉一种历史感性，不仅包括礼仪规矩，而且还有观念的竞斗、与拿破仑法国的斗争以及对经济和社会巨变的意识。此外，还有帝国正式登场之前早已显现的惊人预兆，吉卜林和康拉德等人将在近一个世纪之后正式看到这个时代。
第二，我们必须看到“安提瓜岛”在奥斯丁的道德地理和文章中的位置，她的小说沉浮于一系列的历史变迁之中，就像大海上的一叶风帆。如果没有奴隶贸易、糖业和殖民地种植者阶级，就不可能有贝特莱姆一家。托马斯爵士是一种社会类型，18世纪和19世纪的读者对他并不陌生，他们知道阶级在不列颠的国内政治、在戏剧（如卡姆勃兰德的《西印度》）以及其他许多公共领域中的巨大影响。当旧的受保护的垄断体系逐渐消失，当新的移居一种植者阶级取代了旧的不在场者的所有制时，西印度不再是主要的利益所在，棉花加工、公开贸易和废奴运动削弱了贝特莱姆家族式的力量和威望，他们在加勒比海地区逗留的时间便越来越少了。
因此在《曼斯菲尔德庄园》里，托马斯爵士并不经常去安提瓜岛，他是一个经常不在场的种植场业主，非常准确地反映出他那个阶级的力量已经不比往日，洛威尔•拉盖茨的经典著作《英属加勒比海地区种植主阶级的衰落，1763～1833》（出版于1928）的标题就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这种衰落。但是我们必须进一步问，拉盖茨的著作是著作是否足够清楚地展现了奥斯丁小说中隐藏或暗指的东西，即托马斯爵士很少出行的原因？在长达一个世纪之后写成的这部重要的历史研究著作能够充分解释1814年的一部伟大小说的审美沉默或冷漠？如果能，我们可以隐藏断定阐释过程已经充分完成，抑或必须进一步认识到随着新材料的发现，阐释将继续下去？
再说拉盖茨，他尽管学识渊博，仍然会说“黑色人种”有这些特点：“偷盗、撒谎、头脑简单、生性多疑、效率低下、不负责任、懒惰、迷信、性关系放纵。” 这样的“历史”自然会招致艾里克•威廉斯和C.L.R.詹姆士等加勒比历史学家的修正，正如奥斯丁会招致拉盖茨的修正。他们的著作认为，奴隶制和帝国从旧的垄断种植制度中直接扶植和巩固了资本主义及其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体系，意识形态与实际经济利益的原初联系也许已经过去了，但是它的影响延续了几十年：
如果要审视时代的政治和道德观念，就必须把它们与经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从历史的角度看，一种过时的利益仍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它能发挥阻碍和破坏的作用，这只有从它曾经表现的强有力的功能和曾经获得的地位得到解释……
建立在这些利益之上的观念在利益已经被摧毁之后还要继续很长时间，还会兴风作浪，而且为害尤烈，因为与它们相对应的那些利益已经不复存在。
这是艾里克·威廉斯在《资本主义与奴隶制》(1961)中说的话。阐释问题乃至写作本身，与利益问题是不可分开的，这在历来的审美作品和历史作品中都已屡见不鲜。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既然《曼斯菲尔德庄园》是一部小说，它就不会紧贴着一段特定的污史，或者说它超越了这样的历史；那样说是不负责任的，而且如果不是存心不良的话，我们深知是不能那样说的。如果把《曼斯菲尔德庄园》读作帝国主义扩张结构的一部分，那就很难再把它简单地看做“伟大的文学名著”(它当然属于这个系列)和经典而不予理论。我认为，这部小说标示出通向康拉德、通向福鲁德和西利等帝国理论家的道路，并且在此过程中拓宽了国内帝国主义文化的天地，否则就不可能拓展后来的疆土。
本文选自《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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