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平 出 效 率 共 富 铸 和 谐
——浅析《共同富裕经济学》对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体系的贡献
程 言 君
［内容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效率观，重塑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的动力和制衡机制，构建社会主义分享经济机制即共同富裕经济机制，是坚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社会收入分配体系的必然选择。《共同富裕经济学》作出的理论贡献如同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样，将载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史册。
［关键词］公平；效率；社会主义分享经济机制；构建；共同富裕；科学分配体系
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改革的研究[1]，以及相应政策的出台，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完善，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经济结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为主的改革，进入到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相适应的深层次经济利益分配的制度化、法律化调整的历史新阶段。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改革问题的提上解决的议事日程，既有现实改革进程的实践必然性，又有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无疑，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改革，是一个需要花数年才可能完成的历史过程。从而，也就成为理论界新的研究课题。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社会收入分配体系的成功推进，呼唤相应坚实的理论支撑。而李炳炎教授著《共同富裕经济学》恰逢其时的出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正是揭开了分配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并成为新热点的大幕。若从《共同富裕经济学》的人民性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与假以“民本”之名贩运全盘私有化新自由主义黑货，旨在彻底否定公有经济的《民本经济论》形成鲜明对照看，应该还可以说，《共同富裕经济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民经济学”［2］（凡引自《共同富裕经济学》的引文，以下不再注明）的诞生，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且对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影响将会是深远的，甚至是历史性的［3］。
历史地看，公平正义、共同富裕历来是中华民族充满凝聚力之魂，是中华民族历代的美好追求，也是人类的共同愿望。现实地看，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是共产党人致力于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而共同富裕能够凝聚人心的核心是公平正义。公平是平均主义，共富是劫富济贫，是新自由主义者借以掩盖其引发贫富差距过大窘境对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蓄意扭曲。公平是公道、正义的经济实践，共富是互助、多赢的自然结果。
一、深化分配体制改革，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具有历史必然性
（一）深化分配体制改革，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社会收入分配体系的现实迫切性
对深化分配体制改革，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社会收入分配体系的现实必然性和迫切性，《共同富裕经济学》列举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数据作了充分的论证。“据2004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中国的吉尼系数已高达0.45－0.53，”“调查表明，城镇居民中，从1990－1997年，20％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每年收入的差距由4.2倍扩大到17.5倍”！国家统计局2000年调查显示，“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5％的国民财富” ［4］（P23）。“一端是人数不多的暴富阶层；另一端是生活非常贫困的穷人阶层。”［4］（P2）其严重性还在于贫富悬殊继续扩大。2005年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调查结果［4］（P24）是，高低收入组之比为11.8：1，而2004年的同期是10.9：1。而“造成当前分配不公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所有制结构的畸形变化，公有经济比重过小，不仅不占主导地位，而且所占比重越来越小，已大大超过极限。” ［4］（P42）经过近30年的改革，“国有工业在整个工业产值中比重大幅度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的70％多下降到30％左右。” ［4］（P36）因而，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确保其“主体地位，同时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才能实现收入分配公平正义，才能最终走上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4］（P42） 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这正是《共同富裕经济学》崇尚真理的人民性品格和无畏精神决定的风格，更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在现实深化分配体制改革，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社会收入分配体系过程中的坚持和发展。任何社会的产品分配方式，都服从于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即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经济及建立其上的按劳分配规律，决定了公有经济内部不存在出现两极分化的可能性；私有经济及建立其上的剩余价值规律，决定了两极分化的必然。马克思主义这些原理的正确性，再次被我国目前的现实所证实。
当然，公有制经济不占主体地位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分配的不公平，更大的危害甚至危险性还在于，“如果国有企业真的全部退出竞争性产业领域，”“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将荡然无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将失去其存在的前提而被瓦解” ［4］（P37）！进而，可以延伸的结论是，社会主义事业亦存在随之东流的巨大可能性！这是对邓小平1990年讲的“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6］(P364)的远见的阐释。所以，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深化分配体制改革，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社会收入分配体系，从经济上看十分迫切，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高度上看，则不仅迫切，而且严峻。
（二）深化分配体制改革，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社会收入分配体系的重大意义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抓好。并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对这一中央精神，《共同富裕经济学》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通过对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共同富裕原则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的分析，作了深刻论证和阐发。
1、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对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现实性、针对性、紧迫性、长期性” 的研究。认为“社会公平，归根到底就是把发展的成果惠及全民。” ［4］(P154-157)“从现阶段看，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注重社会公平，让广大人民分享改革成果，”“才有利于更好地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当前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现象，……，会加剧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混乱，甚至会威胁到社会政治稳定，还有可能会危害到民族团结和国土安全，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4］(P161。因而，得出结论说，中央当前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如洪钟大吕，足以振聋发聩。［4］(P154)
2、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分配关系、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是当前我们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4］(P163)。这是总结我国近30年的改革实践和俄罗斯两极分化的教训得出的一个具有前瞻性的研究结论。俄罗斯全盘私有化导致的两极分化“引发的社会问题，已经威胁到整个民族的生存”，这已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不仅仅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付之东流问题。从而，发出了“我们绝不能倒退而走资本主义道路” ［4］(P115)的呐喊。这应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面对一些地方全盘私有化导致的广大人民相对日渐贫困、分配严重不公、国资大量流失、公有经济渐失主体地位等严峻现实而发出的由衷呐喊，是一个人民经济学家历史责任感使然。
3、把劳动人民的利益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立场鲜明地提出“必须对分配政策的重点进行适当调整，更多地注重社会公平，向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适度倾斜。”并强调“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国人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携手前进，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4］(P20)因为“目前不合理、不合法、过度的收入差距，特别是群众深恶痛绝的按权力分配、按关系分配，甚至违法乱纪地暗中分配造成过大的收入差距，不仅违背了社会公平正义，而且直接侵害了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4］(P22)仅此，亦足见解决居民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的重大意义。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至于如何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则是《共同富裕经济学》更为“亮丽的风景线”。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通过利益分享实现共同富裕
如前所述，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根本原因在于公有经济主导地位的下降。而公有经济主导地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全盘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理论的误导。全盘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理论迎合了改革中急功近利的机会主义，是“十五”一度出现私有化风潮的主要原因。其首要的理论前提是公有经济无效率，其次的理论依据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论。事实上，公有经济无效率是一个假命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理论上是片面的，实践的结果是贫富差别的拉大。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共同富裕经济学》做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对我们当前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提供了迫切需要的十分重要的理论支持。
（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效率观，是我们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的主要理论依据
《共同富裕经济学》系统详尽地探讨了马克思、邓小平以及西方经济学的公平效率观和古今中外的共同富裕思想，尖锐地批判了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的谬论，旗帜鲜明的结论是，“共同富裕：公平与效率理论的抉择。”
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似乎一次分配不讲公平，二次分配不讲效率，这是割裂了公平与效率的内在联系的形而上学观点。[7]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越公平越有效率，越不公平越无效率；效率源于公平，公平出效率；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在此前提下，效率为进一步公平提供经济基础，这是《共同富裕经济学》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平与效率统一观，也是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作用的历史告诉我们，按资分配的经济关系本质上当然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的直接恶果，集中表现为人力产权的异化和“人是物的生产要素的奴隶”［5］(P55)，迫使广大人民群众劳动积极性出现扼杀性下降，从而必然导致经济和社会运行效率的下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谓的经济效率，基本上是建立在人类技术进步、不公平分配和广大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付出极大代价基础上的。马克思及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构建公平的经济、社会制度，让人成为物的和社会的主人，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劳动积极性，提高经济、社会的运行效率。当前，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效率统一观和共同富裕的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才能切实构建起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对此，《共同富裕经济学》还有如下方面的精辟论证和重要结论。
1、邓小平公平效率统一观，即社会主义经济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都与效率具有统一性，这是极具创新的概括。应该是我们正确认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片面性的重要理论武器。［4］（P158－159）
2、“马克思认为，每个社会成员无论自身条件如何，都有同等的基本生存权与发展权利，每个劳动者都有享受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带来福利的平等权利，……”。［4］（P123）这应是我们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
3、共同富裕是公平与效率理论抉择的根本依据，在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是社会主义原则的客观要求”、“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重要体现”。［4］（144－146）
当然，《共同富裕经济学》更具创新意义的论述，是对科学发展观体现的共同富裕思想的论述。其中“以人为本是共同富裕的本质与核心”、“全面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协调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可持续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增长方式”，以及共同富裕在确保社会稳定，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等方面的论证［4］（P98－106），自然而然地把贯彻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效率观和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社会本质，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有机地融为一体。
若再从全盘私有化新自由主义诱至分配不公的哲学基础，即表现为“精英”论的唯心史观看，《共同富裕经济学》的“人民经济学”或“人本经济学”，而非“物本经济学”的理论特质，则更显其作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理论基础的现实针对性和重大的实践意义。
（二）通过利益分享机制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的根本原则
立足于广大人民的利益，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是《共同富裕经济学》立足点和根本目的。把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旗帜，充分表明其劳动大众的“人民经济学”立场和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针对假以产权改革，“‘劫穷济富’，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大量聚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倾向，坚定地提出“不能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来维护强势群体的利益”，认为这“会扭曲小康社会的目标”。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元化分配方式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和法律，切实维护和保障劳动者的主人地位，维护和保障作为最广大的社会基层的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和收入分配权；就是要通过制度和法律，确立劳动力产权，切实维护和保障劳动者与其他生产要素所有者一样，以劳动力产权平等地享受自己的剩余劳动成果的权利。”［4］（P213）“我们必须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认真对待和妥善处理好劳动力产权问题。”“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并将其纳入需要建立的现代产权制度内容中去，切实保障工人和劳动者的劳动权益。”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自主联合劳动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自主联合劳动经济制度就是：把企业的国家所有变成劳动者集体所有，使之成为自主劳动者自己管理的、按平均利润率向国家缴纳国资利息的、以劳动收入为目的的‘民营企业’，从而形成一个以这种劳动者所有的‘民营企业’为基础的资本公有制市场经济。” ［4］（P223－228）毫无疑问，这是《共同富裕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及其运行机制的完善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这一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的自主劳动理论，是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揭示的“劳动雇佣资本逻辑”代替“资本雇佣劳动逻辑”的人类历史发展趋势［5］（P56），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揭示。其重大的实践意义，在于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化、现实化、具体化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整理论。从而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完善理论，历史性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显然，这一理论既是对改革方向的准确把握，又是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的准确阐发，是《共同富裕经济学》人民性的又一体现。
三、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社会收入分配体系的途径——切入点和基本方案
党中央要求在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中，不仅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而且要求要找准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对此，《共同富裕经济学》的研究探讨十分令人瞩目。
《共同富裕经济学》坚定地解决贫富差别过大的准确切入点是初次分配。该书将初次分配作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的切入点，是基于公有制分享经济观理论和两个领域的改革实践的。其实践基础，一是我国农村卓有成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通过构建“期股买断，工人自治”的“自主联合劳动经济制度”，再造国企微观动力和制衡机制的成功。［4］（P177－190）
（一）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经济观：公有制分享经济观
李炳炎博士早于美国马丁·L·威茨曼于1981年提出了具有国际影响的分享经济理论，并形成了独具特点的公有制分享经济观，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至今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
如前所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已经是我国目前以至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共同富裕经济学》分析说：“‘共享’二字，分量千斤。”“共享成果，就是利益分享”。“‘利益分享’的新经济观，突破了‘利益独占’的传统经济思维方式的束缚，公开承认经济个体的经济利益和经济权利，承认它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种新经济观极大地调动了经济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它们从长久的利益‘蛰伏’中苏醒过来，使长期受到抑制和束缚的经济活力释放出来，从而使我国经济改革不断迈向新的台阶。”［4］（P170－177）当然，利益分享经济观“不仅强调各经济个体有其特殊的经济利益，它还致力于在个体经济利益与整体经济利益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协调的利益分配关系。”这种新的协调的利益分配关系的起点或切入点就是一次分配。其“主要内容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由各种经济主体按照一个既定的比率去分享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这“是一种能够实行各种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均衡增长的经济模式”。其相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即“社会主义分享经济运行机制”。社会主义分享经济运行机制，作为《共同富裕经济学》的“一种新的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甚至是核心的内容，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为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既提供了崭新的有力的理论支持，又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操作原则和行动方案。应该肯定，这是《共同富裕经济学》作出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独创性贡献。
（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经济机制：公有制分享经济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误导全盘私有化改革，在股权多元化、领导层持大股的幌子下，国资产权分配严重向“精英”倾斜，直接导致我国贫富过分悬殊甚至某种程度的两极分化现象，对整个经济改革一度产生严重干扰。尽管如此，我国分配制度改革，从工资制向全面分享制发展的方向或趋势，应该是已经不可动摇地基本确立。若再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的迫切性看，《共同富裕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经济机制，即社会主义分享经济机制的创新性研究，便构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完善不可或缺的方向性重点内容。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经济机制即分享经济机制的实质是，立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从企业分配改革入手，“国家、企业、职工按一定比率分享净收入，协调三者利益关系，实现按劳分配” ［4］（P192），重塑微观经济运行的动力和制衡机制，创建新的企业制度和宏观管理体制，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自主联合劳动的新经济体制。
对于社会主义分享经济机制亦即共同富裕经济机制，《共同富裕经济学》论证了微观分享经济机制和宏观分享经济机制两大系统的四个方面以及相互之间的有机统一［4］（P356－382）。核心内容是“运用国家权力确保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以及与此相应的“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和“企业净收入分享经济运行机制” ［4］（P365）。由于“企业净收入分享经济运行机制”使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更有机地联为一体的同时，实现了“利益分享，荣辱与共”，从而形成三者共同“追求企业净收入不断增长的合力”，“有效地解决增加有效供给的生产动力问题，在净收入分成中，利益分享是通过各经济主体对每一边际产量的净收入分享来实现的，因而能够有效地保证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收入按比例同步增长，国家的财力、企业的实力和个人生活水平的合理同步增长”。进而，《共同富裕经济学》对构成企业净收入分享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导向机制、增产节约机制、激励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消费约束机制、增量积累机制、冗员自动排斥机制、技术自动进步机制、质量保障机制、结构自我调整机制等十大机制，作了系统论述。另外，在宏观方面还就“构建新的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机制”“加强劳动者人力资本培育机制”等作了详尽论述。
可见，《共同富裕经济学》以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为基点，以消除当前贫富分化，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为终极目标，运用所有制关系及其实现方式决定分配关系和方式、生产关系的变迁史是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的实现方式的变迁史［5］（P55）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论证和设计了既有理论高度，又切实可行，有可操作性的社会主义分享经济机制亦即共同富裕经济机制。毋庸置疑，完全可以说，这是《共同富裕经济学》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所做出的具有深刻理论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巨大贡献。
当然，《共同富裕经济学》并不完美无缺。可能由于时间较紧和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现实迫切需要，而较仓促在一些内容的安排上还欠科学，有些论述还有些显得粗糙；对于垄断收入分配改革、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分配等方面还缺乏深入的研究。但这并不丝毫影响《共同富裕经济学》作为开创现阶段收入分配理论新阶段的历史价值。因为理论的创新源自实践，实践的雉嫩初始性最终决定理论完善的程度。可以说，《共同富裕经济学》的诞生，其理论贡献是历史性的，标志着中国本土经济学的诞生；其理论的光芒及其影响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走向的灿烂前景，都应是毋庸置疑的。
参考文献：
[1]胡锦涛主持政治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R］，北京：新华网，2006-5-26.
[2]李炳炎：在《共同富裕经济学》出版座谈会上的介绍［R］,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网, 2006-7-5.
[3]余斌:在《共同富裕经济学》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R］,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网, 2006-7-5.
[4]李炳炎：共同富裕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4.
[5]程言君: 国企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的人力产权透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3).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程恩富: 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不同思路与流派 [R],,2006-7-18.
（简介：程言君(1954-),男，徐州人，经济学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生态经济学
工作单位：中共徐州市委党校；通讯地址：徐州市解放路169号 邮编：22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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