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先来看霍布斯鲍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存在着有人把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简单化的倾向。有人把这一理论理解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用它对各国具体的历史生搬硬套，似乎世界上的每一国家都要经历同样的发展历程。但他说，在实际上，“近代技术和工业化的发展”只是从“一个地区”，而且“也仅仅是一个”地区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从各个地区发展起来，并逐渐主宰了整个世界。此外，他还看到，也有人认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每一种方式内部都存在着一种产生活力的“基本矛盾”，因此，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完全是其内部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他发现在实际上，当人们用这个见解解释其他社会，尤其是涉及西方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并引发了无尽的争论。
对此，霍布斯鲍姆的解释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有意去确定一种在年代上单线发展的更替次序。实际上，这是一个观察和思考的问题：在几乎是(有前提的)人类发展的最早阶段，生产方式的不同形式已经并存并相互影响了。”所以，在霍布斯鲍姆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我们观察和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是历史发展的总的趋势，却不是教条，不是随意裁剪历史的公式。这里有一个历史的前提问题，各国的发展必须以自己的历史为前提。他发现，在苏联和中国之所以发生了社会主义，是因为这些地区是大而落后的农业国，不具备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鉴于世界历史的经验，他认为，在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时有两点应该注意：“第一，存在于生产方式内部、逐渐破坏生产方式稳定的基本元素包含着转变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但由于它们依赖于生产方式的结构，还就可能转变的特定类型设置了一定的限制。导致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转变的机制可能不仅仅来自该生产方式的内部，还可能来自不同结构的社会的融合和相互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发展都是混合型发展。”①他认为，这种理解是符合马克思原意的，也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实际的。历史的实践告诉我们，在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各种社会共存的现象，在那些曾经被资本主义渗透和征服的地区，也有没按照资本主义模式发展的先例。
总之，霍布斯鲍姆一方面坚持马克思所提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社会形态发展序列的理论是我们进行历史观察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世界各国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在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下，各国的发展会相互影响，这就决定了实际的发展都是混合型的，经常是多种生产方式共存。正是由于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了这样的认识，他才与众不同，在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严峻形势之下，仍然坚持相信社会主义没有垮台。他说，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只是宣布了那种高度计划型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而问题是查遍了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并没有看到相关的论述。他坚信，只要社会主义的中国不倒，为社会主义奏起挽歌就为时尚早。他的这一见解，与西方一些理论家认为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已经永远终结，社会主义已经被证明不过是人类历史上的乌托邦的看法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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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霍布斯鲍姆：《马克思和历史学》，载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191、193页。
佩里·安德森是另一个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霍布斯鲍姆一样，他不但至今仍然健在，而且继续发生着较大的影响。他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体现在他对欧洲从古代向封建主义的过渡和对欧洲绝对主义王权的研究中。在研究中，他主要运用了文明研究的方法，注重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并把这种影响和融合也看成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之一。然而，与有些人不同，他认为，对文明的研究必须以生产方式为基础，否则就是“老生常谈”，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发现。所以，在他的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生产方式、土地制度和政治制度等方面，也就是社会结构的研究。
安德森赞同苏联学者柳勃林斯卡娅的研究，认为应该用类型学的方法来区别欧洲不同地区希腊和罗马古典古代的遗产与日耳曼风俗这两种文化的融合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不同社会结构。根据柳勃林斯卡娅的分析，古代社会与日耳曼社会的融合有三种不同的比例：欧洲封建主义的核心地区是古典古代的遗产与日耳曼因素“均衡综合”的地区，这一地区基本指北部法兰西和与其相邻的地带，即加洛林帝国的故土，只有在这个地区才产生了典型的欧洲封建主义。在这个地区的南方，普罗旺斯、意大利或西班牙，蛮族和古典古代生产方式的瓦解和重新组合是在古代遗产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发生，所以，古代的遗产始终占优势，无论是城市还是商品经济的因素，几乎原封不动的保存下来，成为深埋的种子，并在近代早期适宜的气候下重新萌发。在欧洲的北部和东部：德意志、斯堪的纳维亚和英格兰，古代罗马的统治从未到达，或只是扎根很浅，在这里，封建主义是在蛮族遗产占主要地位的条件下非常缓慢的发生了过渡。安德森还认为，正是由于欧洲封建主义的形成因素和形成比例是独特的，所以，典型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只在欧洲西部出现，不能把这一概念拿到其他地区滥用。他说，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也是这样看的。①
他认为，由于财产层级分割的阶梯等级制，其结果是主权的分裂造就了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具有自主权，封建主义允许它脱离贵族和教会的统治自主的发展。这种结构也造成了封建等级制顶点的薄弱和动摇，使封建政治实体的内部自发的产生了一种离心倾向，造成了系统内部的权威裂变机制。②他还追溯了14和15世纪封建主义的总危机以及危及过后封建主义的重组。在危机过后，农奴制趋于解体，农民从封建徭役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成为个体所有的劳动者，重建后的王权通过人头税、盐税等方式把赋税负担直接压在了农民头上。安德森特别提请人们注意文艺复兴运动，他认为这一与绝对主义王权同时出现的运动，不但呼吁强化公共权威，而且呼吁强化私有财产观念，以后的发展证明，一方面通过卖官制度，绝对王权把贵族融入了官僚机构，并使自己获得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私有制的加强和重商主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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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2—513页。
②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丰义的过渡》，郭方、刘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160页。
策的实施(如取消国内关卡、创立外贸关税、鼓励向公共事业投资的高利贷等)，不但使绝对王权获得了巨大的财政保障用以发动旷日持久的商业战争，而且使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总之，财政收入是绝对主义王权存在的经济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不断扩大的同时，也使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而以后资产阶级与封建王权的矛盾正是首先从财政问题上引起的。通过对欧洲封建主义和绝对主义王权的分析，安德森向我们揭示了欧洲封建主义形成的过程、其内部矛盾以及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
安德森的描述力图说明，历史发展的顺序在时问上并不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是一个单线进化的序列，他认为，“古代生产方式和封建生产方式的联接必然在欧洲产生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关系不仅仅是历时系列，而且在某个阶段也是共时组合。在封建主义的现在中，古典的过去再次苏醒，帮助资本主义的未来兴起，它既比想象的更远离后者，又令人惊讶的接近于后者。因为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的诞生也伴随着古代的再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复兴“是整个欧洲历史的关节点”，“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由于古代世界的重新发现和新世界的发现，欧洲国家体系获得了一种彻底的独特性。”①所以，安德森认为，古典古代的遗产中包含着资本主义因素，它不仅是欧洲资本主义能够发生的关键，而且在时间上，要晚于绝对主义王权出现之前的封建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思所说的发展序列有对的一面，也有不对的一面。一方面，古典古代的确是早于封建主义；另一方面，从文艺复兴对这一遗产的重新唤醒来看，古典古代又晚于封建主义，比封建主义更接近资本主义。总之，他认为，历史的这样一个实际顺序与马克思所说的顺序发生了一点颠倒。但是，安德森的这一看法并不意味着他反对马克思的论断。他认为，从全欧洲和全世界的总体角度来说，马克思所发现的序列是符合实际的，这是一个从全局出发的总体观念，并不是各国的发展必须都遵循这一序列，但也不意味着各国的发展可以自行其是，因为各国的发展总是相互影响，无论是哪个国家必然会受到世界潮流的影响。②
通过以上对霍布斯鲍姆和佩里·安德森对唯物史观的具体理解，我们看到，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是一个既具体又抽象的问题，当我们把这一理论与具体的历史相结合时，会遇到许多非常复杂的问题，会发生时问上的错位，会有其他种种外来因素的影响。或许，史学工的责任正是要在这种异常复杂的历史的交织和时问的错位中去发现真理，一方面去保持历史学求真的原则；另一方面也要在研究实践中去进一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这方面，应该说以上这两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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