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空间分析”缺失的原因3
苏贾在书中首先回顾马克思主义理论史，尝试着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空间分析的湮没不彰寻找解释。通过理论史的回顾，他概括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空间分析的湮没主要应归因于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迟迟出版。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译本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很久以后才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一著作较之马克思的其他任何著作，包含着更为明晰的地理学分析。其两卷本于1939年和1941年先以俄文面世。第一个德文版出现于1953年，第一个英文版出现于1973年。而且，现在已经众所周知的是，马克思一直未能完成撰写《资本论》后续卷的计划。在这些后续卷中，他本来计划是要探讨世界贸易和资本主义的地理扩张，这些内容只是在迟迟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才有所涉及。
由此导致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大量地强调了业已发表的《资本论》中所呈现的基本上是无空间的和封闭性体系的理论阐述。马克思在理论分析中虽然始终借用具体的历史例证和地理例证，但尤其是《资本论》的第一卷和第二卷的理论分析的前提是如下简单的假设条件：一种封闭的民族经济和一种本质上是无空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的系统性构建几乎就像是存在于针尖上。《资本论》第三卷以及原计划想要撰写的其他卷本，则是马克思理论分析的具体化和向外投射，涉及到对国际市场、殖民主义、国际贸易、国家的作用等问题进行历史的和地理学的分析——实质上，就是要对具有生产能力的各行业、各区域和各民族的不平衡发展进行分析。
基于布哈林、列宁、卢森堡、托洛斯基及其他一些人的贡献，关于帝国主义及相关的不平衡发展过程的各种理论，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地理分析的主要语境。在他们对帝国主义的理论阐述中，隐含着一种空间的问题框架，但这一空间问题框架主要存在于对资本主义地理扩张的一种终极物质制约的简单认识上。对这些理论家来说，资本的地理限制不太可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早在整个世界成为统一的资本主义之前，社会革命就会出面干预。但是，这毕竟表示，人们认识到了地理方面不平衡发展的诸种过程，并将这些过程放到了理论和政治的议事日程上。在后来的如瓦勒施泰因（通译为“沃勒斯坦”）、阿明、埃曼努埃尔（通译为“伊曼努尔”）、帕卢瓦克斯、海默，特别是曼德尔这样的人物率领下，一批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才复兴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2、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反空间传统。
在马克思及后期关于资本主义地理扩张的著作中，在对十分清楚地出现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里的城镇-乡村的对立进行同样的空间阐述中，以及在马克思著作的其他地方，均内在地含有对空间的强调。但这种观点没有得到发展，这可以与一种深刻的反空间传统联系在一起。也许具有悖论意味的是，排斥对历史进行地理学解释的传统，根源于马克思本人，体现于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回应。这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主义具有反空间的特性，它产生于第二国际，并在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下得到了强化。在这里，空间性沉溺于经济主义，它与物质存在的其他因素的辩证关系业已断裂。
3、资本主义剥削的诸种条件。
对马克思主义中的空间问题框架的兴趣早期被忽视，而最近又得到恢复，这最终也许是处于变化中的诸种物质条件的反映。勒菲弗(Henri Lefebvre)在《马克思主义观点与城市》（1972）一书中提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期间，在对劳动的剥削和基本生产资料的再生产方面，空间问题框架在以往并不见得比今天次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商品和劳动力在具体的社会法规（劳动协议、民事法、技术合同等）和具有剥削性的国家机器（警察、军队、殖民行政管理等）的控制下得到再生产。空间生产具有包容性和保形性（conformal），并受到市场和国家权力的直接影响。譬如说，工业资本主义城市的空间结构在其功能的同中心性（concentricity）以及社会阶级的各分离部门一而再而三地重复着自己。剥削和社会的再生产主要包含于一种可操作的时间母体里。剥削率，即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之间的比率，毕竟是一种来源于对劳动价值论及其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基本度量的表述。……在榨取绝对的剩余价值方面，时间的社会组织看来较之空间的社会组织更加重要。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暂时性与空间性两者之间意义的颠倒，勒菲弗提出，工业化曾经造就了城市化，而现在却被城市化所造就。
二、马克思主义空间分析的理论渊源
苏贾认为4，20世纪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空间分析，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起始于196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当时资本主义大危机的爆发，以及发生于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中对社会诸矛盾和空间诸矛盾的强化，为空间分析的系统展开提供了物质前提。在对这种空间分析大发展的历史追索中，通常仅仅将早些年的帝国主义理论视为其主要的渊源，但实际上，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其他一些不可小视的重要先驱者，值得重视。
1、苏联早期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先锋运动。
1917年十月革命后，至1925年的苏联早期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一个由城市规划者、地理学家和建筑学家发起的先锋运动，曾力图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空间组织”，以配合发生于苏联社会中的其他革命运动。在这个运动中，空间的转换当时并没有被认为是革命社会变革的自发的副产品。它也涉及斗争和一种集体意识的形成。假如没有这种努力，空间的前革命性组织便会继续再生产出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各种剥削结构。但是，这批激进的空间思想家的各种创造性活动从来没有被全面接受，到最终，他们在社会主义空间重构运动中的革命性实验，在斯大林领导下的为努力实现工业化和军事安全的奋斗中被抛弃。
2、葛兰西的先锋性贡献5
对马克思主义空间分析的另一个重要的但又常常被忽视的贡献，可以在葛兰西的研究工作中找到。他对城市和区域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很详尽的分析，这些问题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是20世纪20年代和经济大萧条早期阶段的欧洲。除了对于意大利南部地区的区域性落后、都灵市的城市发展、住房问题、城市与乡村间的联盟等问题的研究外，他努力将分析的重点集中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诸方面，以抗衡当时流行的经济主义，尤其是努力详细阐析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及其强加的地域性（空间）劳动分工。
3、勒菲弗关于日常生活的现象学
苏贾指出，在日常生活的现象学方面，从葛兰西到勒菲弗，基本上是既明确又有重点的一步。同葛兰西一样，勒菲弗坚决反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还原主义的解释。他强调葛兰西的如下观点，认为“革命只能联合发生，也就是说，在某些阶级关系里，即在一种关系总体里，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能参与”。而且勒菲弗继续向前走，“对这种联合进行空间化”，从而将空间问题框架引入到革命意识和斗争的中心6。
勒菲弗理论著述的显著特点，就是执着地寻求对以下问题的政治理解：资本主义缘何并以何种方式从马克思时代充满竞争的工业形式生存到今天先进的、由国家管理的并且是寡头卖主垄断的工业资本主义。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体现于他有关社会空间生产的主要分析。这一分析浓缩于《资本主义的生存》一书，这是勒菲弗惟一的译成英语的十分明确的空间分析文本。在勒菲弗看来，“资本主义已发现自己有能力淡化（如果不是解决的话）自己一个世纪以来的内部各种矛盾。因此，自《资本论》的写作完成以来的一百年中，资本主义已成功地取得了‘发展’。我们无法计算其代价，但我们的确知道其手段：占有空间，并生产出一种空间”7。
他将这种先进的资本主义空间与社会各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联系起来。这种社会各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借此有能力通过维系自己的规定结构延长自己的存在的诸过程。他界定了再生产的三个层面，并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直接干预并影响这三个层面的能力已得到了长期的发展。首先，具有生物生理的再生产，基本上存在于家庭和亲属关系的语境中；第二，劳动力（工人阶级）和生产资料的再生产；第三，各种社会生产关系更大规模的再生产。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空间组织已十分突出地与各种社会关系的主导性制度的再生产联系在一起。同时，这些占据主导性地位的各种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成为资本主义本身生存的主要基础。这些具有主导性的生产关系以一种具体的和人造的空间性形式得到再生产，而这种空间性已继续被处于不断推进中的资本主义所“占有”，被分裂为各个部分，同质化为离散的商品，组织为各种控制场所，并扩展到全球性的规模。资本主义的生存有赖于这种独特性生产对一种零散的、同质化的并具有等级结构特性的空间的占有。达此目的的手段是：通过官僚（即国家）控制的集体消费、在多层面上对中心和边缘进行区分、将国家的权力强行注入到日常生活。惟有在各种生产关系不再能得到再生产，而不是简单地在生产本身被停止时，资本主义的最终危机才会到来。
因此，阶级斗争必须包括并聚焦于这样一个易受攻击的点8：空间的生产，即剥削和统治的区域结构，也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体系通过空间控制的再生产。阶级斗争还必须包括所有那些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强加的空间组织的剥削、统治和“边缘化”的人，如没有土地的农民和无产阶级化了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学生、少数民族以及工人阶级本身。他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斗争将以一种“城市革命”的形式出现，为在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区域框架下城市的权利和对日常生活的控制权而战。在欠工业化国家里，阶级斗争也将聚焦于区域的解放和重构，聚焦于对空间生产及其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结构中主导性中心与依附性边缘的两极化体系的控制。
通过这些一连串的论点，勒菲弗对资本主义中一种具有包容性的问题框架作了界定，并通过将各种阶级关系包孕于社会组织的空间，而将空间问题框架提升到阶级斗争的中心地位。他还认为，如果，没有同时发生的意识的空间革命，任何社会革命都不可能成功。消除空间的神秘化，将揭示一种革命性空间意识的各种潜能以及一种激进的空间实践的各种物质和理论基础。这种激进的空间实践旨在剥夺对空间生产的控制权。在此，伯杰的声音又回来了：“现在，预言牵涉到一种地理的投射，而不是历史的投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使我们无法看见各种结果。”9
三、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构建设想
基于空间分析框架，苏贾指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植根于这一充满冲突的企图：构建一种具有社会转换能力和包容能力而又具备独特性的空间性。如同福科及普兰查斯所强调的，“直接的生产者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却又重新陷入到另一个樊篱——这不仅包括现代的工厂，也包括现代的家庭、学校、军队、监狱系统、城市以及国家的领土。”10空间性必须由社会再生产，而且这一再生产是冲突和危机长流不息的源头。
从逻辑上，假若空间性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结果/具体化，又是手段/预先假定，即空间性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物质所指，那么社会生活必须被视为既能形成空间，又偶然于空间，既是空间性的生产者，又是空间性的产物。这种双向关系就是社会-空间的辩证关系，它是空间-时间辩证关系的一部分，同时又是地理和历史社会生产之间的紧张而又充满矛盾的互动关系。为揭示这种辩证关系，苏贾重构了马克思的一段名言11：我们创造了我们自己的历史和地理，但并不是我们所喜爱的历史和地理；我们并不是在我们自己所选择的境况中创造历史和地理，而是在直接遇到的、直接给予的以及直接传送于在过去所生产的历史地理的境况下创造了历史和地理。最后，苏贾在阐述了其总体的论点后，将这些论点归纳为下列命题12：
1、空间性是一种实体化了的并可以辨识的社会产物，是“第二性”的一部分。当空间性对物质空间和心理空间进行社会化和转换时，“第二性”就会熔合空间性。
2、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性既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手段，又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结果；既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预先假定，又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具体化。
3、空间-时间对社会生活的构建，界定了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包括阶级关系）受到物质构建并变得具体的方式。
4、这种构建/具体化的过程具有问题框架的特性，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在许多情况下这都是循环和惯例化的）。
5、各种矛盾主要缘起于生产空间的两重性，即既是社会活动的结果/具体化/产品，又是社会活动的手段/预告假定/生产者。
6、具体的空间性——实际的人文地理——因此是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竞争场所：关于社会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斗争；不是旨在维系和巩固存在空间性的诸种社会实践，就是旨在深刻地重构并/或激烈地革新的诸种社会实践。
7、从日常活动的惯例和事件到长远的历史创造（按布罗代尔的话来说，就是事件和持续），社会生活的时间性植根于空间的偶然性，这非常相似于社会生活的空间性植根于时间/历史的偶然性。
8、对历史的唯物主义阐释和对地理的唯物主义阐释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而且在理论上是彼此相伴的，不存在固有的孰先孰后的问题。
苏贾认为这些前提框定了对空间性的一种唯物主义的阐释，需要从时下的文献中梳理出来，这是我们构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前提。同时，他还强调指出，对空间性的唯物主义阐释以及接受明确地旨在理解和改变资本主义空间化的一种肯定性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存在着各种强大而又难以消除的障碍。这其中最大的障碍产生于一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历史决定论不是将空间性简化为历史行为稳定的和不具备问题框架的场所，就是将空间性简化为虚假意识的源泉，即对各种基本的社会关系的神秘化。历史决定论阻碍了我们对以下两种空间的清晰的辨认：一种是作为社会中具有构建力量的物质客观性的空间；另一种是作为集体意识的一种愈益积极的观念主观性的空间。
为实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构建，苏贾提出了两种途径：一是理论的途径，即对社会-空间的辩证关系、对历史和地理的唯物主义、对社会生活的空间-时间构建进行一种直截了当的理性阐释；另一条则是经验的途径，他认为经验的途径是一条有希望的途径。这种经验的途径将空间性的唯物主义阐释应用于当代“真实世界”的各种争端和政治的研究，在他的《后现代地理学》一书的最后一章进行的就是这种经验说明：研究洛杉矶的城市重构。
（所评著作：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注释】
1 爱德华•W•苏贾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都市规划系教授，是代表都市研究的后现代取向的洛杉矶学派的领军人物。
2 与此相关的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戴维•哈维提出的“空间转移”理论，他曾指出并研究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地理学，参见：[英]戴维•哈维. 马克思的空间转移理论——《共产党宣言》的地理学(郇建立编译).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005（4）：22~32
3 爱德华•W•苏贾. 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 商务印书馆，2004，130-134
4 爱德华•W•苏贾. 后现代地理学.135
5 该书中将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Gransci译为安东尼奥•格拉姆希，而通译的名称为葛兰西，本文中一律译为“葛兰西”；另葛兰西的著作该书译为《监狱杂记》，应译为“狱中札记”，且已有中文译本。
6 爱德华•W•苏贾. 后现代地理学.136
7 爱德华•W•苏贾. 后现代地理学.139
8 爱德华•W•苏贾. 后现代地理学.140
9 爱德华•W•苏贾. 后现代地理学.140
10 爱德华•W•苏贾. 后现代地理学.195
11 马克思的原话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焉的条件下创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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