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依附理论的渊起
有着３００年殖民地历史的拉丁美洲是最早被欧洲资本主义纳入其体系的非欧洲地区之一，它坎坷不平的发展历程，同与它紧邻的北美洲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对比在二战结束后更为突出：美国跃升为世界新霸权，加拿大也挤进发达国家行列；而拉丁美洲则沦为不发达地区。这种不发达状态体现为：经济上单一产品结构，受外国资本的牢牢控制；政治上动荡不定，缺乏民主；社会上贫富差距很大，包括教育、福利等在内的各项社会发展指标落后。独立后的百年发展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拉丁美洲的殖民地特征，相反，伴随政治独立到来的是经济上对发达国家的更深依赖。拉丁美洲的国际处境具有了浓厚的新殖民主义色彩。在新的国际环境中，拉丁美洲的出路何在成了摆在关心拉美命运的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确立，其社会科学界也表现出强烈的外向意识，热切关注非西方社会的发展状况，地区性研究因之在各学科中繁荣起来。在这些实证性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化理论到５０年代时已经如日中天了。现代化理论成了二战后西方学者研究非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基本理论平台，控制了现代化问题研究的话语霸权。现代化理论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所有社会的发展历程都是相似的，都会经历几个共同的发展阶段；二是欧美社会的发展道路已经展现了这些共历性阶段，因而欧美现代化之路是其他非西方社会的必经阶段和最终目标。在这两个假设的基础上，现代化理论家们充满希望地预言非西方社会只要按部就搬地学习西方模式就会获得西方今天的成功。在今天看来，现代化理论的一些理论判断是非常准确的，但是就其整个理论来说，现代化理论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倾向，忽视了非西方社会的独特性和独创性。同时，现代化理论的宏观背景分析也相当缺乏，忽视了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不平等特质以及国际环境同各国发展进程的互动关系。
二战的胜利带来了西方经济的空前繁荣，也助长了非西方社会对未来的憧憬。现代化理论正好迎合了这种欣喜和向上的情绪。然而，非西方社会在战后并没有象现代化理论预想的那样顺利地走上现代化之路，享受到西方现代化的成果，反而同西方国家间的距离拉大了。非西方社会出现的问题大大削弱了现代化理论的可信度。同时，二战后非西方社会出现的一些工业化进步也强化了这些社会的觉醒意识，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迫切需要获得政治发言权，这些变化的出现为非西方社会学者寻找发展新路提供了直接动力。
发展新路的寻找首先是由普雷维什领导的拉美经委会开始。这个属于联合国的，成立于１９４８年的组织通过对国际贸易的分析提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不适合解释包括拉美在内的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也不能为它们的发展提供出路。这种论点的经验性依据是拉美各国在３０年代实行的外向发展战略的失败。普雷维什认为，发展中世界的经济滞后和收入不均，源于市场失灵和国际经济的“中心──外围”关系。处于“中心”的是拥有技术优势的工业国，而生产出口原料的国家则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结合在这个体系之中，形成广大而又参差不同的外围。这种国际经济体系关系加强了中心对外围收入的吸纳，也限制了外围的发展。因此，外围国家要实现发展，必须首先同中心脱钩，进行内部的工业化和政治社会改革，发挥国家的作用。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美经委在５０年代逐渐引起拉美政府的注意，并同５０年代出现的政治上的民粹主义结盟，转化成拉美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实践。拉美经委会的理论至少在两个方面对后来“依附理论颇有启发：一是关于国际经济体系不平等的中心──外围结构的理论前提；二是在国际经济框架中阐述观点，并推导出重要的政策的开放性方法。
在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中，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方法也逐渐得到了非西方社会学者的认同，成为他们建构自己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对资本逐利本质的批判以及其理论所体现出的开放性、国际性（即对世界范围问题的关注）被这些学者吸收利用。而列宁、卢森堡等人的帝国主义论则直接成为依附论先驱如巴兰、斯威齐、比尔·沃伦等人的基本理论出发点。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这一特殊阶段进行扩张的特征，而且已经提到了国家间的依赖关系。他认为：“既然谈到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政策，那就必须指出，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列强为了在经济上分割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的附属形式。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
１９５２年，美国学者保罗·Ａ·巴兰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论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一文，开启了依附理论的发展先河。此后斯威齐、马格多夫等人相继发表文章，分析帝国主义与不发达国家的关系。进入６０年代后，以弗兰克、卡多索、富尔塔多、森克尔等人为代表的一些拉美本土学者以及以萨米尔·阿明为代表的非洲学者也加入到这一理论的行列。他们把依附理论进一步丰富发展，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并且使依附理论在６０年代达到鼎盛。
这里必须要注意到一点。依附理论并非从一开始就是由拉美本土学者提出的，其最初的倡导者是一些研究落后地区，特别是拉丁美洲的美国学者，如巴兰、斯威齐等人，以及一些在拉美生活的欧洲学者，如来自德国的弗兰克。他们奠定了依附理论的理论基础，并使这种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进而使其影响回射到这种理论的现实对象，引起了对象国本土学者的共鸣，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和进一步的丰富发展。
二、多元化的理论：流派和代表人物
任何一个了解依附理论的学者都会同意这样一种判断：依附理论是一种多元化的理论；而且与其说它是一种理论，不如说它是一个理论集合。依附理论的多样化特征直接表现为其内部流派众多和代表人物观点的宠杂。
关于依附理论的流派划分，众说不一。
菲利蒲·奥布赖恩（Philip O’Brien）认为，由于依附理论拥有拉美经委会和马克思主义两个传统，所以可以把依附理论分为三派。第一派采用的是拉美经委会的结构理论，其代表人物包括奥斯瓦尔多·森克尔和西赛罗·富尔塔多；第二派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有罗·Ｒ·马里尼，西奥多尼奥·Ｄ·多斯桑托斯及Ｇ·弗兰克；第三派以社会学者为主，如费尔南多·卡多索等，他们似乎处在马克思主义和结构论之间。这三派间的最大差别是政治行动观点的不同。美国著名的比较政治学家罗纳德·Ｈ·切尔克特（Ronald H.chilcote）则把方法和观点结合起来来厘清依附理论。他认为依附论首先可以根据研究方法分为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按观点细分（见下表）
非马克思主义的
反帝国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的
反帝国主义的
发展主义 结构主义，以及国家自主发展
（普雷维什、富尔塔多和森克尔）
国际殖民主义（冈萨雷斯·卡萨诺娃）
发展极（Andrade）
垄断资本主义（巴兰和斯威齐）
次帝国主义（马里尼）
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弗兰克·罗德尼）
新依附（多斯桑托斯）
依附的资本主义发展
（卡多索）
来源：Ronald H.Chilcote,1994, Theori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Boulder: Westview Press,P237.
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则把依附理论分为四种：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在外围地区受到抑制的理论；对发展的具体过程的分析；关于“不发达发展”的理论以及对拉美经委会关于拉丁美洲发展分析的重新阐述。前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是它们把资本主义在外围地区的发展看作历史上进步的现象。但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不同。前者认为由于“条件”发生了变化，使外围地区的工业化不可能按照马克思对世界落后地区工业化可能性的分析过于乐观。后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对外围地区工业化的可能性问题采取了极端怀疑主义的立场。但是二者又有着程度的区别。前者认为不仅不存在外围地区现今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从未有过，将来也绝不会出现；后者则认为还存在一定的可供选择的途径来替代这种设想的“落后性积累”。
从这些归纳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依附理论的多元化特征。这种特征是依附理论所处的特殊环境的产物。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依附论者摒弃了主流理论的分析范式，希图探索出能够更合理地解释非西方社会不发达原因的分析范式。他们选择的目标或者是与主流范式对立的范式，或者是建构新的范式，因此从方法论的选择上依附理论体现出了多样性；二是依附理论群体成员的来源广泛，都怀着对本土问题的强烈关注，希求为本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使他们提出的观点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地域特色，观点也表现出更强烈的多样化。
总的来说，主张依附理论的学者构成了一个非常庞杂的学者群。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拉美学者。而且相当一批人曾经作为官员或顾问，受聘于本国政府，直接参与了本国发展战略的制订和实施。这些具有不同背景和经历的学者为依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不发达的原因和发展的可能：依附论的主要观点
尽管依附论内部流派纷呈，观点众多，但是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依附论者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正是这些观点构成了依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基本勾勒出依附理论的总体构架，为我们展现了依附理论的总体形象。这些主要观点包括：
1、资本主义的扩张是异质而非均质的，给其他地区带来的并不是和欧美一样的经济发展。这个观点是依附理论的立论基础之一，也是对资本主义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基本判断。关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对不发达地区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判断是乐观的，而且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烙印。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热情洋溢地描绘了欧洲殖民扩张带来的巨大变革，论证了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虽然瓦解和破坏了殖民地的传统生活，但为这些国家摆脱停滞播下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种子。因此，资本主义的扩张是进步的。马恩的这种判断虽然带有强烈的辩证色彩，但是把殖民地的发展简单化了。依附理论正是从修正这个观点在殖民地国家的适用性上开始的。保罗·巴兰在其１９５２年发表的《论落后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也采用了宣言式的笔调，充满激情地指出，“如果说资本主义不能改善大部分落后地区全体居民的物质条件的话，那么，它却带来了深刻影响不发达国家社会和政治条件的某种因素。它以惊人的速度把资本主义秩序中固有的一切经济和社会的紧张关系传入这些国家。……它把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运同变化无常的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并使它们的命运和热病般忽上忽下的国际价格运动连在一起。”因此，“按照进步资本主义的方针来解决不发达国家现有经济和政治僵局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消失。”巴兰的这种观点受到了许多依附论者的附和。弗兰克在其最有影响的著作《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不发达》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表明了其基本的观点：“和保罗·巴兰一样，我相信资本主义既是世界性的，也是民族性的，它在过去造成了不发达，现在仍然在制造不发达。”
多斯桑托斯、阿明等学者则把这种判断带到了对跨国资本的研究之中。他们通过对跨国公司的分析，力图证明跨国公司虽然在其生产组织等方式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并没有改变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质以及其为获得高额利润不惜使用各种手段的行为。跨国公司不仅控制着向不发达国家输出的技术，而且利用各种媒体影响着当地的消费取向和消费方式，加剧了当地社会内部的利益分化。它们为了维持自己对本地资源和市场的长期控制，还扶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干涉本地的政治。因此，在整个６０年代的依附理论文献中充满了对跨国资本的强烈抨击。当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依附理论的基本立论之外，更重要的是跨国公司在战后年代的过多越轨行为。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跨国公司对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国内政治的卷入。例如美国联合水果公司在１９５４年推翻危地马拉阿贝前政府中扮演了角色。
虽然在６０年代几乎所有的依附论者都公开赞同或默认了巴兰式的对资本主义的判断，但进入７０年代后，依附论学者中间开始有人尝试着对这一判断进行修正。卡多索和法莱托以及彼得·伊文斯(Peter Evans)等人做的就是这项工作。他们根据７０年代出现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提出在资本主义扩张中，不发达地区也能够取得依附式发展。卡多索除了和法莱托提出“依附的资本主义发展”概念外，还在１９７３年的一篇文章中详细阐述了他的“相关的依附发展”(Associated dependent development)理论。他认为依附和资本主义发展能够共存。卡多索等人的修正并没有从根本上偏离开巴兰式的判断，只不过是想使依附理论在７０年代的新变化面前显得更有弹性。他们认为外国资本虽然可使某些不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但是这种工业化的社会经济成本是相当高的。
２、不发达状态和发达状态的关系不是线性更替的，而是平等共存的。换句话说，现在的不发达状态不是实现发达的前一时段，而是发达的产物，发达在出现的同时也制造了不发达。关于不发达状态和发达状态关系的判断是依附理论的另一个立论基础。这个观点首先是针对现代化理论中的发展阶段论提出的。现代化理论借用了马克斯·韦伯的思想把社会的发展阶段分成传统和现代两个阶段，利用这种二分法来以欧美作为区分传统和现代的标准，并且把发展阶段进一步细分为若干阶段，认为每一个阶段与前后阶段之间都是逐级更替关系。这种观点的集中体现者是美国学者Ｗ·Ｗ·罗斯托（Walt W·Rostow）。他认为，经济变迁的过程可以视为一连串的阶段，每一个国家都必须经过这个过程。英国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它是第一个因演化而踏入现代工业世界的国家。罗斯托并且推论说，这种阶段的路径是一种模型，可为其他国家所复制。他还罗列了使某一国家从某一阶段走入另一阶段的诸多因素，认为只要满足这些因素，就会取得发展的效果。
显然，这是一种机械论的非历史的发展观，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忽视了非西方社会不发达的原因，割裂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密切联系。实际上为西方开脱了对非西方社会落后负责的责任。这种观点虽然从４０年代到５０年代在欧美盛极一时，但是在５０年代首先受到了象尼赫鲁这样的新兴民族国家领导人的批评。这些领导人把本国的长期停滞和落后归因于西方的殖民统治。１９５７年巴兰为了支持尼赫鲁关于英国人对印度“人民的极端贫困”负有责任的指责，论证了英国人在肥了自己的同时，“系统地毁灭了印度社会的全部结构和基础”。对这个论点进行总结性阐述的是弗兰克。他说：“一般认为，经济发展出现于一系列的资本主义阶段，而今天的不发达国家则仍然处于现在的发达国家早已经历过的原始历史阶段。然而，甚至稍有一点历史知识就可以看出，不发达状况既不是原始的也不是传统的，而不发达国家的过去或现在同目前发达国家的过去也并无任何重大类似之处。目前的发达国家过去虽然可能经历了未发展状态，但是决没有经历过不发达状态”。因此，“我们必须作出结论，即不发达并不是由于孤立于世界历史主流之外的那些地区中古老体制的存在和缺乏资本的原因所造成的。恰恰相反，不论过去或现在，造成不发达状态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同一个历史进程。”
对于刚刚步入世界舞台的新兴民族国家来说，关于不发达与发达关系的判断为其提供了在国际社会中取得舆论合法性的论据，鼓励了不发达国家对改变现有的不平等国际关系的要求，但是也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开脱自己在决策失误上的责任提供了藉口。
３、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结构造成了不发达国家资本积累的不足，不仅维持了，而且不断生产着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间的不平等关系。中心──边缘结构是依附理论为自己创造的一件便利的分析工具。中心──边缘可以有多种表述形式，如中心──外围，宗主──卫星等，但不管用词有多么不同，都旨在表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间不平等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
中心──边缘结构最初是由拉美经委会用来说明国际贸易条件恶化对外围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的。中心的工业品和外围的农业品及初级产品的交换是外围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是外围产品无收入弹性，易受工业品进口的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的损害。因此，许多外围国家为了实现增长，被迫实行进口替代，提高国内价格，但这会引起通贷膨胀，而通货膨胀的痛苦只有靠降低产量的增长率来制止。但是缓慢增长本身加剧了社会紧张局势。外围国家在中心──边缘结构中无法实现资本剩余的积累、生产性转化和有效的社会分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体系的动力实质上取决于不平等。因为剩余是以不平等为基础的，而体系的动力要求剩余不断增长，以便增加积累。但与此同时，剩余又推动着特权消费社会的发展。如果违反这一要求，危机就不可避免地到来。”
依附论者在拉美经委会的基础上，把对中心──边缘结构的分析更推进了一步。巴兰从“经济剩余”概念出发详细分析了边缘地区不发达的原因。他认为虽然不发达国家的生产水平低，个体提供的绝对量少，但由于消费水平低，所以剩余的相对量较大。本来这些剩余有利于当地的发展，但是剩余无法实现生产性转化。因为一方面许多剩余回流到中心，或者被特权阶层消费掉，另一方面不发达国家内部投资刺激小。外国的资本控制了本国市场，使国内经济没有经历自由竞争阶段就走向了垄断。而国家由于受外国资本的控制，所以也不能克服各种障碍，支持本国经济的增长。
弗兰克则对中心──边缘结构的运动规律进行了大胆地假设。他认为可以从中心──边缘结构（他使用的是宗主──卫星结构）的运动中得到三个基本性假设：第一，同世界性宗主中心（它并不是任何势力的卫星）的发展形成对照的是，国家一级和其他下级宗主中心的发展都由于它们的卫星地位而受到限制；第二，卫星同它们的宗主中心的联系处于最微弱状况的时期，则是卫星在经济上最为发展的时期；第三，今天最不发达和看来最封建的地区，是过去与宗主中心联系最密切的地区。
伊曼纽尔和阿明通过对不平等交换的研究分析了中心──边缘结构是如何运动的。伊曼纽尔基于工资率的差别指出国家间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不平等交换”，即穷国用包含更多劳动时间的产品与富国交换包含更少劳动时间的产品。为了得出这个结论，伊曼纽尔提出两个假设：首先，资本在国际间流动，而劳动并不流动；其次，工资率与劳动边际产品的比率在穷国比在富国低。他的前一个假设保证了利润率在全世界的平均化；他的后一个假设保证了第三世界的工资率，甚至在采用最先进技术的部门，也比富国的工资率低。结果，穷国将接受相对于他们从富国出口所必须支付的价格更低的出口价格。阿明和伊曼纽尔一样，都注意到不同类型国家间工资水平的差异，但二者的分析方法和侧重点不同。他认为中心既可以通过国际生产价格进行不等价交换，也可以通过资本输出和跨国公司等来实现价值的转移。他还特别分析了跨国公司的影响。他认为跨国公司加重了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使中心的吸纳能力更强大了。
值得注意的是，依附论者在运用中心──边缘结构这个分析手段的时候，不仅对国际经济进行了分析，而且对边缘国家内部进行了分析。这种内部分析不是纯经济学式的，而是考虑到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阿明认为，外缘国家有四个主要特征：农业资本主义的优势地位；主要是商人性的当地资产阶级受外国资本控制；大批官僚壮大起来，代替了城市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众多的贫穷的农民、城市失业者和没有完全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边远地区的工人。结果是边缘被迫处于“不完全的和外向性的本地资本主义的发展之中。”森克尔认为，不发达国家内部的一些结构性特征也要为不发达的形成负责。不发达国家要实现自主的发展（Autonomous development），就要改变国内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结构与制度。马里尼则认为由于国际不平等的交换关系，造成了国内劳动力被过度剥削(Over-exploited or super-exploited)，这阻碍了绝对剩余价值向相对剩余价值的转化以及国内资本的积累。
中心──边缘结构是依附理论最有代表性的特征之一。它的提出富有理论创造性。由于其富有形象性和一定的说明力，所以它的使用范围已经扩大到依附理论之外的其他社会理论中，并被应用在不同的空间时间之中，成为社会科学工熟悉的分析工具。
４、依附（Dependence）既是不发达的表现形式，也是产生不发达的根本原因。依附是依附论者最常使用的一个概念，但也是一个引起非常多争议的概念，是依附论批评者的重要批评对象。尽管如此，依附依然是依附理论最有代表性的特征之一。
对于什么究竟是依附有着不同的界定，但是多斯桑托斯提出的依附概念最经常被引用的，也可以说是依附理论中关于依附的最清晰完整的阐述。“所谓的依附，我们指的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某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另一种经济的发展和扩张的制约(conditioned)，前者服从于后者。当某些（主导）国家能够使其他国家的发展只不过是其扩张的反映时，在两个或更多经济之间，以及这些经济同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就成为了一种对这些国家的眼前发展有积极或消极影响的依附形式。”除了多斯桑托斯外，森克尔等人也用类似的语言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们主张发展是一个全球的、结构性的变迁过程，而不发达国家则是那些缺乏自主变迁和成长能力的国家，必须依赖中心国家。
依附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它的历史形式受三个因素制约：⑴世界经济的主要形式，以及该经济的发展规律；⑵资本主义中心里的优势经济间的关系，以及该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形式；⑶处于边缘的国家内部的经济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被资本主义扩张后的国际经济网络纳入到国际的依附状态之中。多斯桑托斯认为，从历史角度可以区分三种类型的依附：⑴殖民式的依附(Colonial dependence)。本质上是商业贸易的出口，其基本形式是商业和金融资本与殖民主义的政府勾结在一起，进行贸易垄断和对殖民地资源的独占。这种形式的集中体现是欧洲诸国同其殖民地的关系上。⑵金融与工业依附(Financial-industrial dependence)。这种依附出现于１９世纪末期。其特征是霸权中心依靠资本优势，投资于供中心国消费的原料和农产品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边缘国家的生产结构沦为专门生产出口品的单一结构。⑶技术与工业依附(Technological industrial dependence)。这种新型依附是二战后以跨国公司为基础发展起来。在这种新形势下，不发达国家的依附程度加深了。
多斯桑托斯对依附的历史形态的划分实际上并没有脱离开列宁等人开创的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研究，只不过用新的概念从新的视角来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
关于依附形式问题，除了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历史划分外，许多学者都在著作中谈到了不同内容的依附。按照马来西亚学者够斯(B.N.Ghosh)的归纳，依附包括１０大类。它们是学术依附，文化依附，金融依附，市场依附，人力资源依附，消费依附，生物工程依附(Bio-dependency),环境依附，军事依附以及政策依附。
对于依附关系的影响，依附论者基本上都认为其消极面大于积极面。依附的存在造成了：国内生产结构的单一性；外国资本对本国经济的控制，资本的大量外流，破坏了依附国的自身积累能力；社会阶级由于外围势力的强大介入而分裂成依附于外国势力与不依附外国势力的两大阵营；民族资产阶级发育不完整；社会消费行为受外国的影响与控制，消费高于积累；国家政权软弱，受外国势力的控制或影响，无法执行独立自主的政策等等。这些后果的存在加深了依附，再生着依附。
５、不发达国家发展的可能出路。为不发达国家寻找到一条发展道路是依附理论的最终目标。但是由于各个学者背景的不同，所以提出的方法也各式各种。例如巴兰认为落后国家要走上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道路，就必须对现有的政治结构进行激烈的整顿。然后“依靠人民力量、开明政府和外国无私援助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法国、英国和美国通过自身的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斯威齐等人提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多斯桑托斯认为，“依附”及其后果，无法靠自给自足或孤立来打破，要打破依附就要改变内部结构。富尔塔多认为应该由政府制定政策，推动发展。这样一方面避免了由于技术变迁造成的财富的过于集中，另一方面能够扩大市场，满足大部份人的需求。并要进行大众动员。卡多索则强调国家发展（依靠自主、内部凝聚力和社会整合）应该成为不同于依附发展的新形式。同时，要对现存的依附和社会不平等加以注意。
总括依附论者的对策，可以看到它们包括三个基本内容：⑴对现存的不平等国际结构进行变革，使之为不发达国家发展提供有利条件；⑵进行国内结构性变革。动员大众力量，减小不平等，使发展成为人人都参与都能够获得利益的过程；⑶充分发挥国家的作用。强有力的领导人，廉洁的官员和正确的政策应该结合在一起，以有效地推进发展方案。依附论者的这些对策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强调国家的作用。这是依附理论同自由主义理论的最大不同之处，它认为国家应该在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因为依附理论追求的是民族经济的发展，国家和国内社会是其分析的基本单位。二是并没有完全放弃市场。这是依附论同传统社会主义的最大区别。依附论者大都认为国内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所以不应该孤立于国际经济，而是要改造其不平等的制度。因此，来自拉美的一些依附论者就大力主张实现拉美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对市场的重视集中体现了依附论的开放性特征。正是由于这两个特征，依附论寻找的实际上是一条“中间道路”。依附论的重要先驱普雷维什在总结其思想时特别强调，改造资本主义体系，实现不发达的发展的根本出路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综合。社会主义指资本积累速度和收入分配应当成为集体决策的目标，以纠正结构性差异。自由主义指生产和消费的个人决策。这样“以确保发展的活力、分配的公正、逐步的民主化以及它所固有的各种价值。”
依附论者提倡的这种“中间道路”对于他们引以为据的拉丁美洲来说虽然富有吸收力，但并不现实，缺乏支持其完成的强大阶级基础，只不过是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某种理想。即便是得到推行，也不过是强权政治的权宜之计。依附论的命运在拉丁美洲动荡的政局中显得风雨飘摇，远离了依附论者们的济世雄心。
四、昙花抑或是常青树：对依附理论的评价
经过了十多年的繁盛后，依附论在６０年代末呈现衰落之势。依附论者遭到了来自第三世界激进学者和第一世界学者的双重批评，同时内部理论分歧也日益明显。依附论的一些主要理论前提和观点受到了各方面的激烈批评。例如弗兰克的观点就成了众矢之的。博恩斯坦(Bern stein)和尼古拉斯(Nicholas)认为弗兰克的研究是一种依据几个关于世界体系及其历史的全球性假设进行推导的事前决定论与一种任何事实都可以证明这些假设的证明主义的实证论的杂烩。从理论上讲，他对“世界体系”的判断缺少生产关系、矛盾以及阶级斗争的概念，是一种机械式和演绎式的决定论；在方法论上，弗兰克实际上把事实统统装在了几个全球类别的盒子中；在政治上，他提出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意志论概念既非源于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把这些斗争放在分析的核心地位。
对于依附论来说，之所以陷入这种四面夹击的困境，最根本的原因是理论所依托的客观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经济成就明显，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一些非洲和拉美国家则处境艰难，民族独立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建设不仅没有取得进展，而是一团混乱，社会动荡、政治暴力和经济停滞并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间的距离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分化使一些学者提出“第三世界终结”了，一部分成为了发达国家阵营中的一员，另一部分沦为了“第四世界”。这些变化使根基于发展中国家的依附论难以自圆其说，尤其是无法使其最基本的立论前提──依附阻碍发展──立足。东亚经验成了许多学者批评依附论的有力证据。认为东亚各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依附论所指引的道路，开创了一种发展模式。二是拉美各国经济状况的恶化使一度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依附论陷入被动，其理论家被迫退出国内政治，避难他乡，新保守主义随着军人独裁政权的建立开始在许多国家登场亮相，成为官方主导思想。依附论失去了其长期依赖的基地。同时，还特别要注意的是，由于７０年代经济的全面衰退，西方力量的相对衰落，在整个西方世界中，新保守主义成为了最有势力的理论，它使西方学者由后来的开放状态变得保守，关注的更多的是国内事务，而非国际发展。对西方学界来说，依附论失去了其往日的吸引力，不仅受到了激进学者的批评，而且成了新保守主义者政治攻击的目标。依附论已经无法被西方主流思想所接受。
面对着现实的压力和激烈的批评，依附论者们开始检讨自己的理论。弗兰克在１９７４年回答批评者意见时诙谐地宣称依附一个死去的问题。卡多索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就这样，随着全球背景和国内环境的变化，依附论失去了其往日的强大的冲击力和吸引力，从激烈的政坛重新回到了小范围的学者圈中。
回顾依附论从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的发展过程，可以较清楚地看到该理论的长处和缺陷。可以肯定地说，依附论是一种长处和缺陷都很明显的理论。它的理论长处表现为：１、依附论是一种综合性理论，或者说是一种宏观理论。尽管依附学者来自于不同的学科领域，但是依附论本身没有拘泥于经济学，社会学等某个学科的方法与观点，而是力争从全面的角度来分析不发达的起因以及走出不发达的途径。从这一点上看，依附论深受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影响，或者进一步说没有摆脱启蒙时代以来构建宏观理论的理性主义传统。２、依附论以拉丁美洲为理论的根据和落脚点，表现出较强烈的学术本土化的倾向，既没有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照搬自由主义，而是力争找到一种符合拉美实际情况的研究范式。３、依附论在分析不发达起因时，注重从全球范围寻找原因，特别是提出了市场的内在缺陷以及国际体制的不平等等观点，体现了一种开放的视角。这与同时代的西方现代化理论相比，显得更加深刻。而且这种开放的视角也体现在其积极倡导拉美地区一体化的主张上。４、依附论对长期形成的“西方中心论”提出了挑战。它在理论上否定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可以被不发达国家模仿的假设，提出不发达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不同西方的发展道路，西方式的道路不具有普遍意义。５、依附论对资本和市场的深刻批判富有启发意义。它较彻底地分析了资本与市场的消极影响，并且在关注生产领域的同时，特别分析了消费领域，指出消费主义(consumerism)在不发达国家的盛行是发达国家采取的经济策略的直接结果，它推动了资本向发达国家的回流，削弱了不发达国家的内部积累能力，从而也限制了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依附理论的这些观点也影响了后来激进主义学者关于这些问题的认识。此外，依附论也在某些方面扩大了分析的单位，比如在对资本扩张主体的分析上，马克思分析的单位是企业(firms)，列宁分析的单位是大企业(great enterprises),而依附论分析的则是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除了上述理论长处外，依附论的缺陷主要表现为：１、依附论的概念杂乱，论证不严密，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理论。即使是其核心概念“依附”，也有“虚拟概念”(pseudo-concept)之嫌，被不分场合地滥用，成了说明拉美一切问题的“应急解释”。而在论证依附出现的原因时，又有从依附到依附的循环论证之嫌。概念的混杂以及论证的不严谨，削弱了整个理论的逻辑说明力，也很容易在外来批评面前手足无措。２、依附论虽然依重拉美，但是对拉美问题上实证性较差，没有做到理论框架和现实的有机结合。同时，过于依重拉美，忽视了其他不发达地区，尤其是东方的不发达地区，以拉美状况来代表所有不发达地区，在方法论陷入了偏狭的教条主义和“拉美中心主义”之中。３、在对待发展问题上，不辩证。把依附关系看作是一成不变，永久存在的。过于强调了外部因素，没有找到真正的起决定作用的内部因素。４、采用“依附”、“不依附”的两分法，一方面无法精确衡量依附的程度，而且无法把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依附形式以及苏东社会主义中的依附关系涵盖进去。依附论的这些缺陷阻碍了其对走出不发达状态的正确途径的发现，因而也使其在周围环境的变化下陷入被动。
总之，作为一种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探求非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依附论在当时的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鼓励了非西方社会现代化实践的探索，而且增强了非西方社会建立本土理论的信心。进入９０年代后，依附理论的价值又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因为它对于分析资本全球扩张产生的影响有着深邃的见解，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全球化时代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