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城市过程
——城市结构和城市政治之间的互动：以在美国存在的城市危机为例
对城市结构的分析允许我们围绕所定义的城市问题来理解一种社会结构的特定安排。而对城市政治的研究是就城市系统来理解城市的维持与变迁之间的辨证关系的关键。因此，任何经验研究都必须把这两个层面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用以包含为了体现其社会意义我们不得不对其进行解构与重构的复杂现实。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察觉到的城市过程是由城市结构要素和城市政治变动之间的互动产生的。我们希望通过对美国的城市危机的发展的具体历史过程进行分析来展示整个理论讨论的经验适用性。有必要说明的是这种分析，就像这里所表述的，没有系统地、直接地使用我们已经陈述的整个概念工具体系。然而我们在对各种城市矛盾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扎根于同样的智力视角并考虑到共同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尽管我们还没有达到用我们所定义的词来系统地来描述整个城市过程水平。但在不是很正式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提出一些和我们理论的更一般假设相吻合的有历史依据的分析。因为我们相信研究工作是不平衡的，所以认为努力就所思考的两大要素之间作一种最基本的表述是有用的：对社会现实本身进行多层次的分析和对这一历史过程作有必要包含复杂现实的所有层次的解释。在这一角度下，美国城市危机的发展就是以城市结构和城市政治之间的互动为底层架构的城市过程的意义完整的例子。
第一节 城市危机神话的背后：美国模式
“城市危机是存在过一段时间”，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助理国务卿半帮办威廉.戴利曾说。（）但是到了1975年，福特总统的助手们宣布“60年代的城市危机已经过去了”。他们是不是仅仅忽略了说70年代的城市危机正在蔓延，我们不得而知。
事实上官员们真正想表达的是尽管经济衰退，但黑人聚居区已经得到控制。就像右翼思想家戴尼尔·莫伊尼汉在国会所宣布的那样，存在的不是城市问题而是黑人问题。（琼斯，霍庇等，1969）
这是真的吗?“城市危机”仅仅是统治阶级用来驯化当前社会矛盾的空想化表述吗？（卡斯特尔，1975）
毫无疑问，这是政治精英当中的流行观点。因此，参议员在有关城市问题的国会听证会上从一开始就用词确切（）：
说城市是美国人生活的中心问题仅仅看到了城市在美国人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就像城市生活越来越成为全世界人生活的条件一样……城市不仅仅是住房和商场。不仅仅是教育和就业，公园和剧院，银行和商店。在城市，人们活的更有尊严，更加安全，城市里所有的人都能享受现代文明的伟大成就和大自然所提供的无尚快乐。
政界如此，公众亦然。1967年，由威尔森和班菲尔德开展的一项旨在认定大众眼中的“城市问题”的调查，得出结论：
传统的城市问题——住房、交通、污染、城市改造——仅有18%的被调查者认为是主要问题， 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者的回答更不成比例……更多的回答者所关注的问题五花八门——犯罪、暴力、青少年叛逆、种族关系紧张、公共不道德行为、越轨。无论怎么表达，共同的主题看来是公共场合的非正常行为（威尔森，1968，26-27）。
因此，尽管60年代的城市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仍局限于贫困、种族歧视问题和旨在控制黑人和失业人口的社会计划等情形，70年代的城市危机进一步被赋予了更加不同的含义。
城市危机被用来讨论一些关键性服务如住房、交通、福利、健康、教育等的危机，这些服务危机的特征是社会化管理的程度高和政府干预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城市危机也指城市的财政危机，地方政府无法提供足够的资源以满足公共设施建设的需要，因为财政资源和公众的需要和需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富斯菲尔德，1968；伯格曼，1969）。在另一层面上，城市危机是由民众社区组织首先发动和挑起的城市运动和冲突，这些活动对准了城市问题，也就是特定社会化消费资料的配送和管理。（）还有，城市危机是指结构性的经济危机对城市组织过程和社会服务改革的负面影响。（）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城市危机的含义的多元性是一种过于空想化造成的结果呢？如果我们的意思是上面所提到的不同层面的城市危机的根源在于一种特定形式的空间组织的话，那当然如此，但如果说对“城市危机”的滥用是一种空想化的牵强附会的话，那么由这个词所提出的各个层面的问题的内在联系却决非空想，它是对通过社会实践体验到的内在关联的真实表达。
事实上，我们的假设是美国城市的危机，是一种在美国的资本主义的积累、社会化消费的组织和社会秩序的重建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特定形式的城市社会结构的危机。既然这种结构的功能是在多个层面上完成的，那么由它所引起的危机以及这种危机之间的联系和后果也必然也是多层面的。这就是即将成为我们对城市危机进行多维探索的一致性基础视角。
这个思路最近已是众所周知。（见舍罗尔，1965；邓肯和利伯森，1970；法瓦，1975；古多尔，1968；霍利和齐默，1970；黑登和博格塔，1965；格拉布，1963.）作为美国城市危机的基础，自二战以来美国城市结构的具体过程，是大都市化、郊区化和政治分裂化过程的历史性表达的结果。
1、 大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
人口和经济活动以一种加速的趋势在一些主要区域不断集中——大都市化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不断壮大和集中的结果。金融资本主导下的产品的转化和市场力量的渗透导致了地方经济的毁灭或重构。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移民。另一方面，在积极的外部因素和集团经济、交通网络的集中和大都市市场的积聚以及管理和资本流转机制方面的规模经济的综合效应的作用下，把工人、消费资料和组织结构全部集合到少数大城市中。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大都市区，表明了对“腹地”的一种支配，其实也是对整个社会的支配。
2 、郊区化(Suburbanization)
早在19世纪九十年代，在一些大都市地区人口和经济活动有选择地分散和空间的延伸过程就已经开始，并在20世纪二十年代得到更新。1945年后的一段时期突然加速直到现在都没有受到限制。移民到郊区的人口并不是随机的，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般较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选择性的过程。
对就业来说，郊区化有着双重差别：一方面，在商务活动和主要政府机构留在城市中心的同时，制造业和零售业倾向于分散它们的分布；另一方面，在工商业内部，大规模的垄断企业和购物中心迁到郊区，留在中心城市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公司：一少部分从事高科技活动或者是豪华商铺，大多数是“竞争性”工业、服务业（它们以低劳动生产率、大规模组织的低工资劳动力为基础，主要履行基本的零售和小商务功能）和以“非正式经济”著称的边缘经济活动（这些活动大部分是非法的）。
郊区化作为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是美国城市结构发展的主要趋势并对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贫穷的黑人被迫从南部农业区迁移到城市的中心。（）上层阶级和中等收入群体的大规模的迁移把服务活动吸引到郊区。职业的布局一方面与不同的劳动力群体的住房获得模式相关——如“竞争性行业”需要大量的失去工资的劳动力，就布局在城市的中心以便于吸取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廉价劳动力。职业的分布还对交通系统很敏感——郊区的居民驱车前往市区或通过环线与高速公路得以到达郊区的工业和服务业岗位。居住的生态模式的差别越来越大，与市区的日渐荒废的公寓式居住形成对照的是郊区占地很大的独立式楼房。主要根源于社会阶级和家庭行为的文化风格上的差异被社会—空间距离和环境景象象征性强化。郊区和中心城市在日渐成为相互忽略的两个世界之外，发展的是彼此的恐惧、共同的神话和相互的偏见。隔离的学校体系成为相互隔离的阶层结构自我定义和永恒延续的主要工具和象征。
交通的重大技术变革、房产的大规模建设和由于工厂和机构的选址要求的宽松所带来的越来越多的空间自由使美国郊区化过程成为现实。但是郊区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费用的降低（如与汽车使用相关的费用）。恰恰相反，大规模的汽车高速公路交通系统和居住、经济活动重新表达了资本主义积累在新阶段的要求，并且主要借助服务于这一目标的国家政策才得以实现。（）以下，我们将简单地概括资本主义积累、国家政策和郊区化之间的具体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伴随经济发展出现的三大趋势为饱受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打击的美国资本主义积累提供了契机：1作为战后各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直接后果，美国霸权在全球范围兴起的资本国际化和资本利用率的提高。2 通过发展大众消费产生的新型赢利卖场的迅速扩张。3在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性条件的创造以及对教育、健康和劳动力再生产之类的社会投资成本的社会化过程中，政府干预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同时，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和主要原因之一的社会剥削关系的稳定性，通过经济合作和对工人阶级的政治压制得到维持。
这些趋势如何与郊区化产生联系？垄断资本主义不断增长的利润使得物质生产的扩张得以实现。一方面，对新技术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导致了大企业扩散分布。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工人工资的提高虽然与经济增长不成比例，但是足以使工人工作的稳定性前景大大提高，并提高其购买力，拓宽消费信贷渠道。对大规模的新卖场的需求恰好被房地产、高速公路—汽车交通和相关的公共设施等产品的大规模扩大生产所满足。美国实际上在二十年间建设了一批新的与原有大都市相类似的城市。
郊区化的产生原因部分在于城市边缘的地价要便宜的多，部分在于使用轻建筑材料建造的大规模的住房产品对整个经济产生的强有力的乘法效应，特别当我们考虑到一种分散的个人化的交通体系的潜在必要性时更是如此（这一互动的概括，见哈维，1975）。在这样的产品条件下，依赖于一套容易申请的分期付款信贷体系，建筑行业和汽车行业把大比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车成功拖入它们的市场，从而铺就了把工人阶级纳入“中产阶级消费”世界的坦途。
因此，这一经济、社会、空间战略得以实施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政府的作用，特别是联邦政府，完全以偏向垄断资本主义利益的形式建立了住房和高速公路产品生产的关键性机制。以住房为例，正如最新的美国的房产报告所描述（1973年的美国政府报告，这一报告是有关房产的最重要的资料来源）：
在19世纪三十年代，国会做出了两项直到现在基本上保持原封不动的政策抉择。第一项就是完成了私人住房金融体系的重构：建立了联邦房产局（抵押贷款保险）；联邦住宅贷款董事会及其银行系统（存贷款业）；如联邦存储保险公司和联邦寸贷款保险公司等机构（对商业银行和互动式寸款银行及存贷款联合会承保）；最后，联邦抵押贷款联合会（二手抵押贷款房产市场）。这些机构的建立，结果是长期较低的分期付款和全额抵押贷款给房产市场提供大量的资金流系统，这是也许联邦政府在房产领域最有意义的成就。
随着低风险给金融资本提供的房产贷款系统的实现，政府跨越了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从事赢利的大规模的房产开发的主要障碍：缺少一个可信赖的住房市场。一旦政府解决了房产市场风险束缚，许多工人阶级家庭得以进入住房房产市场，这样就启动了容许房地产行业进一步现代化的过程，再加上郊区的价格较低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郊区市场。作为这些基础性机制的补充，政府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又补充了保护不动产投资者和鼓励居家置业的财政措施。（斯塔尔，1975）
关于高速公路—汽车交通体系的发展，有三条必须予以考虑 ：1汽车公司对其他交通方式的故意毁坏（在得到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默许下），即通过兼并有轨电车和铁路公司然后拆除这些设施。（亚戈，1974）2联邦政府关于高速公路的庞大计划的实施（称之为连接各州的高速公路但实际上主要侧重各大都市区的内部的联结）；这一政策的决定性步骤——1956年联邦高速公路计划，支付了高速公路的90%的成本，截止到1973年，所花费的资金是城市大众交通的60倍。（斯梅克1965，1973）3显而易见，居住区和工业区的延伸必须与高速公路—汽车交通体系连接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利益和政府政策创造了一系列相互强化的趋势：汽车，然后是高速公路，成为一种需求。
在资本积累过程中郊区化的作用不只是限制在对住房、高速公路和公共设施建设的直接投资之内。整个郊区社会的形式就是使个人化的商品消费达到极限的有效工具系统。
由于郊区的延伸使购物中心和超市成为可能，与之类似的是一些新的休闲活动（从带停车场的餐馆、电影院到私人游泳池）但是最主要的是作为资本主义消费最大化的完美设计的单门独户的住房的作用。任何的家用设施都必须自我满足，包括冰箱、电视、花园机械、自用工具以及家用电器设备等等。
与此同时，郊区消费模式对主导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最基础性的层面，整个家庭世界都是在借钱建的，而且长期的普遍的负债以一种压制性手段把个体与劳动力市场乃至社会紧紧的绑在了一起。任何整合上的偏离和失败都会立即遭到失去信贷机会的反击。大规模的消费也同样意味着对金融机构的经济、文化制度的高度依赖。
郊区周围的这种社会关系也表达了个人主义、顺从主义和社会整合的价值观，把世界还原为核心家庭和社会需求，这种需求使个人（家庭）的消费最大化。
在此我们不准备讨论有关的另一假设，即郊区的产生是技术上的可能性和郊区主义的价值观相结合的结果。这要求对现行理论的所有理想化假设作全面的批判。然而，我们只准备作三点评论：
1、人们的意识和价值是由人们在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关系之内开展的大部分取决于地域的实践和经验所决定。（戈达尔，1972；普雷特塞勒，1975）。 2、与经济的复苏的神话联结在一起的是一个“回归大自然”的梦想，至少在晚上，工薪劳动力历史性地沉浸在对小商品和农产品的自由支配之中。在美国这个“神话”之所以显得尤为重要，部分在于起源于杰弗逊的乡村民主的普遍理想，另外是因为直到现在一直在美国生活中存在的“乡村经济”的重要性的持续影响。这种神话的显著功能在于使广大工人相信，在工厂的工作中所经历的与自然的关系的恶化能被社区之中的这种令人神怡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弥补。与这一普遍的神话和理论相伴而生的影响是，以工作为基础的不满作为对“生活和环境质量”抗议铭刻在社区的记忆之中。19世纪60年代的生态运动和郊区的零增长运动都以此为基础。3、这个神话在欧洲的影响和在美国一样强烈，但结果却并没有导致郊区化的重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尽管难以置信的种族主义存在于大多数的美国城市主义者之中。很明显，随着大都市郊区的扩张，郊区无所不在地成长起来，但是社会分隔的模式却大不一样。事实上，欧洲的城市中心平均来说一般社会地位较高。郊区私人拥有住房不是很普遍，汽车更加不是主要的城市交通方式。这也不能当作一种“低等的城市发展水平”来解读：在巴黎，美国式的郊区模式在60年代早期曾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只是最近十年中基本处于停滞之中。（弗雷西内和弗加左拉，1970；托帕偌夫，1974）
我们特别强调这一点并非用来强调各个社会的绝对特质，而是用来体现美国的郊区过程如何被以决定性的国家干预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关键阶段模式所决定和塑造。（利奥施诺尔经常强调这种依赖性，对这一的重估见施诺尔，1975）
郊区化的另一种表现在于城市中心在资本主义积累和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新角色。在此，我们必须严格区分中心商业区和城市中心区（数据和资料见国会研究机构1973，又见塔布，1`970）。前者保留了主要的导向性、组织性活动和一些主要的文化机构，与之相对应，大比例失去的是零售商业。而城市中心失去的不仅是工作和活动（特别是在大规模的制造业），而且在高收入的垄断性行业中，丧失了比例显著的中产阶级和工人。同时，城市中心接受了大量的黑人和贫穷白人移民，大部分是来自于南方经济衰退地区和阿巴拉契亚地带，主要是农业机械化和落后地区经济解体的结果。（陶伯和陶伯，1965）同时成为“竞争性行业”活动的分布区，这些活动雇佣的是低劳动熟练程度和低工资的劳动力。所使用的是剩余的劳动人口（没有被雇佣和已经被雇佣的），这些人口往往构成受歧视的少数民族群体和少数种族群体。
城市中心所包含的组织形式和消费形式与在郊区所发现的完全不同。房产市场特别地被认为是通过“过滤”理论产生作用的。即城市中心的上层居民（不包括集中在防卫森严的“高层社会居住区”的顶级精英们）从他们的城市住所搬到了城郊新居。这样就容许中等收入居民迅速搬进已经被空出的房子，并把他们的标准房腾出给低收入群体，而贫民窟的房子就留给了新来者。事实上像这样的理论不可能和现实完全接轨因为它假设所有的人都能上向流动。（国会研究机构，1973，103）相反，我们在郊区和城市中心之间所观察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不断发展过程。相对于收入来说，城市中心的一些街区得到了很好地维持。在那里，拥有住房被排在首位，并得到了白人、社区和邻里的存贷款联合会的支持。（马斯特，1972）但是更多的是低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不能支付搬到市场提供的更好的房子里居住所必需的租金或月供。因此，在他们能够搬迁之前房子必须“贬值”或者被弄到相当糟糕的地步以使不同的收入群体都能够担负。还有，种族歧视妨碍了少数民族群体住房机会平等的实现从而把“人种置于价格之上”（哈维，1975），这样一来就导致城市中心的库存房产被房东们所把持，因为购买住房的费用超出了穷人的支付能力，而贷款往往忽略了种族群体。哪怕他们的收入水平已经承担得起。为了保证相当的利润水平，房东们把每人的房租降下来的同时是很多人挤住在一起，再加上缺少基本的维护，这些地区的房产库存的状况急剧恶化。
城市中心的固定财产在这些过程的综合影响下必然贬值，在郊区使资本产生利润的东西在城市中心却使人们越来越贫穷。与郊区中产阶级越来越繁重的债务相伴的是贫民窟的贫民居住条件的加速恶化。城市中心税源价值的降低导致了税收总额的减少，并导致服务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降低，而这些服务对于那些支付不起市场购买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城市郊区的延伸过程同时是城市中心遭破坏的过程。在另一层面，与郊区的高投资率有着结构性关联的是城市中心的高撤资率。二者都是由对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影响的主流资本主义的利益所产生。
3、地方政治的分裂(Fragmentation)
战后美国城市发展的模式的特征在考虑到第三种趋势时才更加完备，即地方政府拥有的值得考虑的相对自治权和这种自治权在社会居住隔离和的维持和相应的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分开却不平等”，大都市地区的各个社区把杰弗逊普遍民众的基层民主转化成了通过公共商品和服务传输手段来保护收入再分配的回归机制的篱笆—铁丝墙。（郎，1976）理查德奇尔德希尔（1974）的一项有关大城市地区的有趣的分析表明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不平等与地方政府对当地资源的分配的不平等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市场途径满足他们需要的低水平的居民所要求的必须通过社会化途径来满足的消费越多，当地政府所能提供用来满足这些需要的和需求的资源就越少。因此，不仅仅是被过度剥削和过度压迫的人们被低工资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消费市场所捕获，而且，当公共机构与这种再分配机制相联系时，也呈现出结构性的回归。这种不平等所反映的基本上是城市中心和郊区之间的主要裂缝，但也直接地影响到了郊区内部的分层。而且，这种政治分裂通过把文化偏见与不动产利益以及私有财产保护相结合就成为一种社会和种族壁垒。学校和教育系统在给来自各个阶层的人口制造代际流动机会的同时，在经济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服务于整个体系的再生产。（坎贝尔和梅拉托，1967；科尔曼，1966）广大工薪群体就像被缝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被窝上的补丁一样被隔开纳入不同的居住区，这些居住区把各个社会位置定形在拥有不同服务和接近组织网络、地方机构机会大不相同的空间构造之中。结果，冲突与受剥削程度基本平等的居民们对“从未满足所有人”的馅饼的竞争相伴而生。郊区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歧视性的用地管理使这种形式恶化：大规模的区域规划，最小房子面积要求，对多元居住的排除和严格的房地产法律等等。因此源于资本主义不断的发展的城市和郊区二元结构，最终被政府通过对地方政府的制度安排和大都市地区以阶级为基础的分裂所维护和加强。
美国的城市发展通过促进赢利性的个人化商品消费的同时使非赢利性的社会化消费不断恶化从而走向成熟。同时，社会秩序维持和社会结构再生产的组织性机制得到很好的发展。这一模型的连贯和精巧就像广告社会微笑的荧屏背后的守卫者的制服一样干净、整齐和完美。 新的都市世界看起来能够永远的延续下去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