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毛泽东与《甲申三百年祭》

郭沫若是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但郭沫若从来也不是一个只在书斋中埋头学问的历史学家，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他始终没有脱离过对时代的热切关注。

甲申年的《甲申三百年祭》

19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就是在这一年，郭沫若挥笔写就了一篇史论结合，不仅在历史学界，同时，也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应的《甲申三百年祭》。

300年前的甲申年，也就是1644年，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王朝相继消亡，一个是朱明王朝，另一个则是李自成领导的大顺王朝，朱明王朝的覆灭，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由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政权，则是在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刚刚建立即宣告败亡。这一段让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对每一个政党和从事政治斗争的人，都是不能不重视的前车之鉴。

正是基于对历史的思索，在当时的重庆知识界，围绕着甲申三百年这一主题，积极筹备着各项活动。1月15日，由我党在重庆创办的《新华日报》委派乔冠华，约请翦伯赞等人，来到郭沫若在重庆天官府4号的寓所，具体商讨此事。被誉为当时革命文化界领袖的郭沫若当仁不让，主动承担了主要文章的写作。

郭沫若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以诗人的激情和历史学家的沉思，搜集资料，精心研究，认真分析，反复思考， 3月10日，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终于脱稿。郭沫若又精心修改了几天，送请中共驻重庆的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审阅后，即在朱明王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死难之期的3月19日，开始在《新华日报》上分四期连载，引人注目的是，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在郭沫若的文章之前，用大字排上了一段毛泽东的名言：“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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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郭沫若在文章中歌颂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并沉痛地总结了起义的失败原因，李自成可以说是一个英雄，他不但武艺高超，而且治军严明，其起如风起云涌，但是，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巨大的军事胜利后，也就在凯歌声中滋长了骄傲的情绪，“在过短的时间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是李自成以下的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把明室的专制和腐败接受过来，纵声色，夺名利，掠财物，杀功臣，在战略上、组织上、作风上都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终于酿成历史的大悲剧，其败如风卷残云。郭沫若在文章的最后说道：“三百年了，种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是应该明白判断的时候了”。

《甲申三百年祭》轰动山城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经发表，立即轰动重庆山城，这一史论结合的雄文，产生了极大的现实意义，不仅使人引发对历史兴亡的感叹，同时，文章所论述的明王朝、李自成和清兵三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使人们不难得出结论，像崇祯那样的专制和腐败的政权是必然要灭亡的，更激发人们对中国未来的思考。

当时，经过全民抗战，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已经是日趋明显，抗战已处于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而国民党则竭力强化其专制统治，就在1943年，蒋介石抛出了《中国之命运》，公开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和一个领袖，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蒋介石在书中别有用心在搬出朱明王朝灭亡的事例，来为其独裁理论作证。

因此，当郭沫若以甲申三百年明朝灭亡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国民党立刻感受到这篇文章锋芒所指，马上组织专人对文章进行围攻。3月24日，为蒋介石执笔撰写《中国之命运》的陶希圣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纠正一种思想》，指责郭沫若“为匪张目”，“将明之亡国的历史影射当时的时局”，其后，4月13日、21日、26日、28日，《中央日报》又连续发表社论，表示不能“听其谬种流传”，指名道姓要“共同纠正这一种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叶青还在4月20日的《政治月刊》上发表长篇专论《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评议》，攻击郭沫若的文章，并主编《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一书，攻击郭沫若“把已成为历史陈迹的三百年前的甲申，从故纸堆里抽取出来”，“回味甲申，暗示新亡国的危机。这种回味宣传，不过是应用联想的心理手段，来引起国人的悲观情绪。”“这篇文章对共产党的宣传十分和合，共产党要反对政府，这篇文章就尽力指责明朝，企图唤起人民的联想作用。共产党要煽动人民叛乱，这篇文章就根本以明末大乱为题材，希望三百年前的甲申重演于今日。共产党要在‘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以延安为根据地来‘取天下’，这篇文章就歌颂流寇，尤其那‘同隶延安府的李自成、张献忠’（郭沫若语）而陈述胜利”。可以说，郭沫若的文章击中了国民党的要害。

面对国民党的种种指责，郭沫若理直气壮地回击道：“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

《甲申三百年祭》成为全党整风文件

《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遭到国民党的围攻，但在延安的毛泽东却从这篇文章引出了更多的思索，非常善于从中国历史吸取经验教训的毛泽东一直对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这段历史非常重视，早在1928年，他就以李自成为例，开导红军将士避免犯“流寇主义”的错误，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还专门读了一本关于李自成起义的章回小说《永昌演义》。因此，当毛泽东读到郭沫若这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文章后，当然格外兴奋，密切关注和高度评价。

就在读了《甲申三百年祭》后不久的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给高级干部作《学习和时局》报告时，特别提到 了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同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文转载了郭沫若的文章，并加编者按，称赞文章“充满爱国爱民的热情”，同时反击了国民党对郭沫若的围攻，说“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中央又决定将其作为全党的整风文件，在解放区普遍印发，供党内学习，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部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专题向全党、全军发了通知：“郭文指出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妄杀干部，实为明末农民起义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11月21日，毛泽东亲笔复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正是基于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总结，毛泽东在全国胜利前夕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这就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在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又提起李自成的教训。毛主席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1991年，江泽民两次提到要重新学习郭沫若的文章。可以说，郭沫若的这篇《甲申三百年祭》的影响已远远越出历史界，整整影响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