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场经济与社会保护之间的双重运动
以往文献对《巨变》的援引，大多将焦点聚集在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之争、“嵌入”和“再分配—市场”概念、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等论题上，而该书关于“双重运动”的洞见往往却被忽视或简化了（Hannes,1999）。事实上，“双重运动”不仅是博兰尼分析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核心概念，也是他与自由主义者论争的核心武器。在《巨变》初版的1944年，世界经济体制陷入瘫痪、两次世界大战相继爆发、法西斯主义盛行，“我们熟知之人类文明”似乎已经崩溃。如何解释这一危机产生的根源，形成了两套不同的认识。
自由主义者认为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社会没有彻底地贯彻“自由市场”的原则。这一判断并非没有“事实依据”——纵观19世纪以来的经济史，从制定关税以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到罢工破坏了劳动力的价格机制，“自我调节市场”[①]每向前迈进一步，都会受到社会保护运动的抵制并动摇其存在的根基——因此，“如果不是那些反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保护政策，自由主义会不负所望；并不是竞争性制度与自我调节市场要对我们今天的病症负责，该负责的是对这个制度和市场的干涉”；而化解人类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进一步坚定地迈向自我调节市场。博兰尼的论证也同样是从上述的“社会事实”出发——他并将之命名为市场经济与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之间的“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但与自由主义者的结论相反，他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那个建立自我调节市场的努力本身就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乌托邦。为何对同一“社会事实”会出现两个因果截然颠倒的解释？这直接涉及如何去认识市场[②]本身的运作逻辑和生成机制。
支配“自我调节市场”的原则是“图利”（gain），亦即一种采用理性手段以获得效益最大化的经济动机。博兰尼与多数自由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分歧。但当后者宣称“图利”体现的是一种“自然的法则”，而自我调节市场的兴起是一个不断自我扩张、自我调节的自生自发过程时，分歧出现了。在博兰尼看来，这根本不是人类经济生活的本来面貌，因为自我调节市场不仅是一个直到19世纪才出现的新近的偶然的历史存在，而且它的产生是一个在外力作用下的“制度化的过程”的结果而与任何的“自然法则”无关。
博兰尼使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支持他的观点。“在人类动机中，没有特殊的经济动机”，虽然早在石器时代晚期市场（marketplace）就已普遍出现，但无论是原始部落还是农业帝国，人类都是在互惠（reciprocity）、再分配（redistribution）和家计（householding）这三种非经济的动机中的一种或若干种的混和的推动下来组织经济生活的。只是到了19世纪，情况才发生了转变：图利取代了前三者成为经济生活的支配原则，亦即经济动机取代非经济动机支配经济体的运转。这一转变虽然只是个不到两百年的新现象，但在博兰尼看来，其意义却不可低估，因为此前的历史意味着整个人类的经济生活嵌入（embedness）和纠缠（enmeshed）于经济和非经济的制度之中，而此后却意味着市场脱出（disembedness）了社会的制约：不仅一个独立于社会的经济领域出现了，而且它要将这一原则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当中从而制造出一个“市场社会”，以前是市场（market）附属于社会的逻辑，现在则是社会臣属于市场——这就是“巨变”或“大转变”（Great Transformation）的真正含义。
可是，从这个巨变开始的第一天起，一个相反的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也一刻没有停止过。为什么会出现社会的保护运动？自由主义者认为工人、农民、工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构成了一个“反自由主义的合谋”，各种社会主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的主张以及议会通过的各种社会立法都是这一合谋的表现。博兰尼认为这一解释不仅歪曲了事实，而且颠倒了因果。事实上，虽然各类社会运动在表面上以农民、工人、工会运动者为主力，但不能完全用各阶级的片面利益及意识形态间的斗争来解释之。自由市场必须通过将本不是商品的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商品化来建构自身，而它们的商品化却会对人、自然和生产组织构成威胁：人本身成为商品的结果，不仅是人从亲属、街坊这样的社会关系中被剥夺出来，更在文化上被剥夺从而被机器主宰；土地成为商品，则是把人和土地相分离从而破坏了人之居住的自然环境并使失地的小农成为流离失所的乡村贫民；货币成为商品使生产组织的商业运行产生了巨大的风险——正是因为自由市场的原则粉碎了人类的生存环境（habitation），对社会整体的利益构成了挑战，所以社会保护在根本上是来自社会内部的各个团体与阶级不自觉地联合起来对抗这种危机的一种纯粹基于自求生存的人类天性的本能反应，这也正是为什么很多时候连“最纯正的自由主义者”也会支持一个“反自由放任的社会立法”的原因。总之，自我调节市场的建立是人为的，而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却是“自然的”；自我调节市场的每一步推动对社会的威胁是“因”，而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则是为了抵制前者而产生的“果”——这样，博兰尼就将自由主义关于自由市场与社会保护之间关系的观点从头到脚倒置了过来。
二、作为另一场巨变的社会主义
可见，博兰尼关于“双重运动”的第一层含义就在于，只要自我调节市场的原则占据支配地位一天，社会的自我保护或反抗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任何一个建立不在外力干涉下运转的自我调节市场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从表面上看，在这一点上，博兰尼与同时代的呼唤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对社会进行保护的学者——以凯恩斯为代表——站在了同一阵营，而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恰恰证明了通过在市场与国家间建立某种平衡的所谓“双重运动”（Hettne,1994），那个19世纪以来所建立的文明似乎总是能够在崩溃之后重新存活。然而，如果我们只是将博兰尼视为一个干涉主义者、贸易保护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甚至“市场社会主义”的提倡者的话，那将是一种很值得质疑的简化。因为正如“双重运动”的逻辑所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文明的困境并不是凯恩斯主义者所主张的经济体内部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和熊彼特也都是这样认为的——而是一种“脱出的市场”（disembedded market）与它本应嵌入其中的社会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离开了社会和国家的保护主义，今日的资本主义文明就不可能存活，另一方面，单纯依靠保护主义也不能超越市场体系的悲剧宿命。也就是说，他对“自由市场”的否定乃是一种整体上的否定，没有什么保护主义和国家干涉可以真正克服市场的乌托邦，只要它们存在于市场之中就会破坏市场的平衡——保护运动与自我调节市场之间的双重运动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病理学”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市场体系矛盾的诸方法的一部分（Hannes,1999）。可见，他的主张不是去建立一个更人道的资本主义，而是要求建立一个比这些方案更卓越的社会类型。这样的一个社会是什么样的呢？
在博兰尼看来，这样的一个社会必须让经济重新附属于社会关系。相对于19世纪的那一次巨变来说，这无异于另一次巨变的开始，因为这代表了建立一种与资本主义文明完全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努力：在资本主义时期，支配整个经济体整合的原则是图利，而新的文明必须让一种新的经济整合模式支配整个经济体的运转，这一模式是再分配还是互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要意识到它们既是一种制度层面上的规定，更是一种社会道德和个人行为动机层面上的规定。[③]相对于资本主义将市场凌驾于社会之上这一对人类历史的偏离来说，这种努力不仅更加接近人性而成为取代资本主义的希望所在，而且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契合的——“本质上，社会主义是工业文明的先天倾向，这种倾向企图以有意识地将自律性市场从属于一个民主主义之社会的方法来超越自律市场。……从整个社会的观点看，社会主义只是使人与人之间有一种人性关系的努力——这在西欧历史上经常是和基督教传统结合在一起的——的延长。另一方面，从经济体系的观点来看，它是一种对晚近历史之激烈的转变，在经济的范围内，它打破了以私人金钱利得为生产活动之一般诱因的想法，并且不承认私人有处置主要生产工具之权利。”从这段论述中也可看出，博兰尼并无意去否弃“工业文明”，也并不是要纯粹批判“市场经济”本身，他真正要批判的，乃是以自我调节的市场作为核心制度领域，将市场的原则推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市场社会”。对市场社会的真正批评，“并不是它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就某一程度而言，任何一个社会都须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对它的批评，乃是因为它的经济是建立在‘自利’的观念之上。”
三、把社会还给社会主义
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今日之世界并不能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已经摆脱了博兰尼式的宿命，相反，正如有人所担忧的那样，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显示，博兰尼所描绘的“19世纪的社会和政治历史看上去又要重演，不同的只是今日的舞台已经大大扩大了。”（Brand,2000）的确，如果说在《巨变》出版其时，博兰尼所提供的图景更多的还只是欧洲“列强”的写照的话，那么今天，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市场意识形态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大行其道：一方面，在制度层面上，随着跨国金融近乎不受任何限制的恣意扩张，“市场的前进”作为一种“强加的力量”在发展中国家已不可抗拒，而发达国家则普遍经历着一场社会诸领域中的“国家的撤退”；另一方面，在社会风尚或价值取向上，公众对物质享乐趋之若鹜，对社会苦难却漠不关心，更糟糕的是，由于全球资本市场的变化以及国家治理的改进，在世界“向右转”的同时，19世纪以来那个主要以大规模社会运动和社会立法为标志的保护运动在发达国家内部却显得相对虚弱，而不发达国家由于社会自组织发育的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更难成气候。
也许有人会为此弹冠相庆，可是，正如博兰尼所警示的那样，当社会的自我保护不能有效抵制自由市场对人类生存的侵蚀时，作为社会保护的替代物，种种极端主义的主张——在20世纪，它表现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就始终是一种可能的“趋向”。面对今日世界范围内的市场（market）“复辟”与社会保护的虚弱，以及各种激进主张的兴起，谁又能断言在未来，又一场更大的以更极端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危机不会成为毁灭人类文明的下一个导火索呢？
正是出于对人类命运的担心，许多学者都认识到了对社会进行保护的重要性，他们争论的只是政策偏左还是偏右，或者采取一种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可是，正如博兰尼提示我们注意的那样，这样的“社会保护”只是延缓了危机的发生，只有使市场附属于社会关系之中才能真正超越“双重运动”的宿命；布迪厄也指出了，“保护的政治”不仅是政策上的诉求，而且要在意识形态上摈弃市场的神话并让启蒙的传统占据社会文化的核心，恰恰在这一问题上，“第三条道路”做的并不彻底（Bourdieu,2000）。可是，这些道德上的诉求如何在制度层面得以实现呢？如果说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市场凌驾于社会之上，那么它为什么并没有担负起博兰尼在《巨变》中所寄予它的厚望呢？！
显然，有必要通过重访博兰尼的《巨变》来重新理解“社会主义”本身。博兰尼的“双重运动”虽是一个无情的“法则”，但它仅仅在经济领域脱出（disembedness）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才得以成立；而且，当博兰尼宣称“自我调节市场必须在制度层面上把社会分割成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实际上只有在19世纪的社会里，经济领域才被抽离出来，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转折”时，他事实上暗示了在经济领域脱离出社会的同时，一个独立的政治领域也随之诞生。也许有人会争辩，这两个领域的分割在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个社会类型中都会存在，不过博兰尼实际上是想强调，虽然我们仍然能够在谈论19世纪之前的历史时使用“社会”或“社会的”这样的词汇，但是它的含义已大不相同：在此之后，任何关于社会的讨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必须考虑到它的强弱，以及它与国家和经济的关系。而苏式社会主义的一个致命缺陷就在于，虽然“再分配”这样的一个不同于“图利”的经济整合模式确实成为苏式社会主义的支配原则（Szelenyi,1978），但它也遏制了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而博兰尼所预想的社会主义，并不要求去取消市场，更不能取消社会，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核心是让市场重新嵌入于社会，而后者必须是一个既与经济和国家相分离，又与它们相联系的存在。正如布洛维所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里国家与公民社会都臣服于市场之下，而斯大林主义或法西斯式的国家主义，则是令公民社会与市场臣服于国家之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让市场与国家臣属于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也就是说，把社会还给社会主义（restoring the social in socialism）——在他看来，马克思、葛兰西与博兰尼本人都强调了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观念，只不过博兰尼基于他的英国经验，在提供了“市场—社会”关系面向的同时却忽视了国家有吞噬社会的可能，并最终将社会保护的希望寄托于国家的干涉，而葛兰西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洞见恰恰提示我们注意到建构一个不受国家支配的公民社会的重要和艰难，如果能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则可能会启发我们催生出某种关于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关系的新概念，并为我们真正开创出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新的文明类型提供参考（Burawoy,2003）。可见博兰尼的著作为我们试图理解当今新时代的矛盾提供了一个最具刺激性的起点，但我们不可能直接将他关于双重运动的洞见简单地搬到未来，尤其是如何理解社会本身，成了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待深入的课题。
【博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黄树民、石佳音、廖立文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 , Boston: Beacon Press, 1944】
参考文献：
Brand, 2000,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Dissent v47 no1 p99-103 wint.
Bourdieu, 2000, “The Politics of Protest.”, Socialist Review, Issue 242.
Bourdieu & Grass, 2000, “A Literature From Below.”, the Nation, July 3.
Burawoy, 2003, “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The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Gramsci and Karl Polanyi.”, Politics Society; 31
Hettne, 1994, “the New Regionalism: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and Peace”, ed. Hettne and Inotai. The New Regionalism: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olanyi, 1977, The Livelihood of Man, ed. Harry W.Pears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Szelenyi, 1978, “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Dilemmas for Social Policy in Contemporary Socialist Societies of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9
[①] 在博兰尼那里，“自由市场”、“市场经济”和“自我调节市场”这三个词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即指的是一种不依外力干涉而自行组织整个经济生活的市场制度。
[②] 市场有两个基本的含义，一是实体意义上的以物易物或以买卖为目的的聚集场所（marketplace），二是抽象意义上的一种经济整合的原则（market）。这两个含义在英语中是较容易区分的，但在汉语中还没有更合适的词来做一个清晰的表达，所以我们会注上英文以示区别。例如“市场模式的演化”是在说市场（marketplace）的具体形态以及支配各个形态的原则的演变过程；而“市场臣属于社会”是在说两种经济整合的逻辑之间的关系。
[③] 部分地受欧文的影响，博兰尼在这两者间更偏向于后者——他认为欧文是第一个发现资本主义的核心文化矛盾，以及社会有自我保护需要的人：欧文洞察到了图利行为的扩展带来了社会的根本性变化，而人类的堕落和苦难正是源于纯粹经济动机支配下的文化剥夺和社会解组，所以道德的重建才是人类拯救的关键。虽然他后来（Polanyi,1977）将“家计”归为“再分配”的一种特殊形式，并将支配“自由市场”的经济整合模式由“图利”改称为“市场（market）”或“（市场的）交换”——这一细微的改动可视为“经济生活的整合模式”这一概念由侧重心理动机的层面向制度和行为层面的转变——但博兰尼始终没有进一步思考“市场嵌入社会”在制度层面上的安排，当需要分析苏联这样一个社会的内部运作逻辑和机制时，博兰尼除了坚持他的民主道德要求和个人自由的底线，以及简单的说要用“再分配”的原则取代“市场交换”的原则来支配经济体的运转之外，就无话可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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