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是心灵黑暗部落的一角，其实它一直深藏在内在的灵魂之中。从福柯的创造性来说，他是将西方哲学思想史上一向封闭和边缘的领域予以打开。福柯一生所涉及的哲学方向实在过于宽广，并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指向。他从人类的非理性与理性、疯癫与文明、禁闭与开放入手，依次进入人类的心灵和精神地带，打开了西方思想一个新的境界。但是，我只能从他的起始处入手，那就是开始对人类疯癫本性和心灵的魔鬼因素进行剖析，以求进入福柯宏大的思想深渊，那是一个意义深远并令人无限向往的理论地域，并且与西方社会乃至当代中国社会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这样的探讨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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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疯癫被确定为一种精神疾病。”（福柯）这句话，无疑深刻而又简洁地揭示了疯癫的现代历史。也就是说，疯癫作为一种人类的兽性，是与人类的成长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以往的人类历史中，疯癫始终未能从理性意义上对等地确立自己的历史地位，它也从未进入传统哲学家的视野中。而只有到了世界现代化起步后，疯癫才作为一种理性的恐惧的对立面的存在而进入人们的中心观察认识领域。但这并不妨碍疯癫本质性上的存在，它先于理论视野而存在，并在人类漫长的心灵史中占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不过，只有到了18世纪，人类的现代化才开始真正的起步；医学的发达和哲学自身对肉体与疯狂因素的不断深入，激发着思想领域的对于疯癫的重视；那么，只有到了这样的时候，疯癫就被历史学家定义为一种精神的疾病，并最终由此进入公众的视野，从而开始在人类社会的理性和文明化进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干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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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理性一疯癫关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向度。在博斯之前，它早已伴随着西方文化，而在尼采和阿尔托之后仍将长久地与西方文化形影不离。”（福柯）福柯认为疯癫与理性的关系构成西方精神内部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认识社会精神状态的一个独特的分析向度。但仅仅从理论的层面上进行抽象的分析是不够的。因此，福柯引入了几个象征性的历史人物。他们就是在我引用的这句话中提到的博斯、尼采和阿尔托。其他两位我并不熟悉，但是尼采对我来说是熟悉的。福柯的分析是理论和人物个案的综合研究，这样能使他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疯癫的既灵性又具有理论穿透性的整体探究。并且以历史的现实发展来看待疯癫对西方文化的逐步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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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并没有获得正式任命的心理医生职位。我当时只是在圣安妮医院学习心理学。那时还是50年代初。在当时的精神病院中，心理医生还没有明确的职业位置。因此，作为一个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我先学的是哲学，然后是心理学），我在那里的位置是非常奇怪的，部门主管对我很客气，允许我随心所欲地做事情，没有人对我所做的事情有所关心或是顾虑。我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可以说是居于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一个位置上，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非同凡响的特质，也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态度，完全是由于我自身职业身份的含混性，迫使我同其他医生保持距离。只是到了好几年后，我开始写一本精神病学史的书的时候，这段令我不快的个人绑架才进一步变成一种历史批判和结构分析。”（福柯）这段话是福柯在与瑞金斯的对话里提到的一些关于他自己早年生涯的回忆，显然，这是一段珍贵的对话。他显示出似乎任何哲学都与哲学家本身所从事的事业有关。即使是那些排斥现实生活而推崇理论素质的哲学家，作为一个创造性的理论思维个体，是无法避免个性对自己从事的哲学事业产生影响的。从福柯的自述里我们看出了他之所以对精神病学有着极大的兴趣，是与他所从事的精神拯救治疗有巨大关系的。福柯的关注点就在于个体人在现代社会的精神处境，并由此生发开去，试图解释精神疾病的一般的生理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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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历史很迷恋，对个人的经验与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十分关注。我想这就是我的理论冲动的核心吧。”（福柯）很明显，福柯的理论视角是独特的，他之所以走向了边缘化的哲学历史交叉研究，就缘由在他对个体经验的重视，并努力将这种个体的体验转化为自己的理论分析，转向对社会宏大精神主题的剖析。只是福柯的分析是历史学家式的，是类似于英美的哲学分析式的经验至上；但是，福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哲学家，从本质上说他是欧洲的大陆性哲学家，他出生在法国，思想的影响也是从法国开始并逐步引向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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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学倒真像是一门伪科学。真正的科学应该能够接受有关它的起源的任何可耻、肮脏的故事。”（福柯）福柯在此模糊地指出了疯癫精神病学的伪科学本质。因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就是分析式的自然科学，它们讲究考证和考古，讲究逻辑的严密性和系统性，这是现代学术的基本内在规则。虽然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同样无法保证自己的内在倾向性，也就是说，我虽然反对纯粹的逻辑理性，但是我对生命的理性却似乎十分着迷，我不想在这里侮辱哲学的科学化倾向。而且真正的科学往往是客观的，它不怕涉及到自己起源的隐私。试想，物理学的起源就是直面人类的道德伦理，它又在何时宣布过自身的非道德倾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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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师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精神抑郁症不是个别现象，但是福柯的情况比较严重。他经常酗酒，1948年和1950年，福柯两度企图自杀。为什么福柯会陷入严重的抑郁症乃至产生自杀的念头？研究者倾向于认为，是由于福柯的同性恋倾向受到压抑。福柯自己后来讲，他从很早的时候就喜欢同性伙伴。根据一般对于同性恋的研究，同性恋往往与胜利特征、自恋倾向、家庭压抑以及青春期的性经验有密切关联。福柯从小孤僻自傲，并且对父亲的形象难以认同，在男生学校读书等，都可能是导致同性恋的重要因素。”这是一段福柯传记中的话。很明显，福柯曾经受到过强烈的精神刺激和猛烈的生理扭变，这或许对他后来的学术兴趣也有着巨大的影响。从这里，再次证明了理论的兴趣必定与个体所曾经受到过的精神创伤有着难以理断的精神孪生关系。只是自从尼采以降的哲学家相比于传统哲学家更加显示出个性和独创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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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原创性是无庸质疑的，但是他个人的生活史却是值得检点的。这从一个方面映照出了处于后现代社会中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双重困惑和冷酷的理论悖论。他们能否逃离哲学、文学与生活的二律背反，能否经得起世俗生活的感染。但是福柯终于在爱滋病的纠缠中倒下了。“他对于思想界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他的哲学活动的独创性以及他所开辟的新的知识领域和历史思考领域：疯癫、刑法制度、医学和性欲。一个非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西方思想家用这三句话评判了不可评判的福柯。”福柯终生奉行的就是将个体的经验史转化为哲学思想史，他并不讳言自己理论冲动的私人性。而他最终的命运和理论地位，也确实在哲学作品中将自己的个性内化了在浩繁的典籍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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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与文明》一书，时间跨度有六百年。话题是从"疯人"在历史舞台上的出现谈起，即中世纪末随着麻风病的消退，疯人开始取代麻风病患者，成为社会排斥和隔离的新对象。然后是历述这种排斥/隔离机制的各种变形：文艺复兴时期（十四--十六世纪）是用"愚人船"放逐他们（就像舜投凶顽于四裔）；古典时期（十七世纪）是把他们当"社会垃圾"和罪犯，盲流一起关进收容所，叫"大禁闭"；启蒙时期（十八世纪）是他们当"瘟疫"来隔离，叫"大恐惧"；终点是十九世纪，即把疯人与罪犯分开，当病人看待，与"正常人"隔离，实行"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这样才形成现代的精神病院。”这是中国学者李零在分析《疯癫与文明》中说的一句话，他从总体上概括了福柯在此书中的分析线索。虽然福柯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了，但是福柯的见解也就是在这种对疯癫的剖析将我们引入一个深邃的历史暗区，有谁曾经带领我们走进如此深奥而又显出历史脉络的哲学空间？似乎除了尼采的箴言之外，我们就难以窥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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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从疯癫入手，在生命的流程中逐个破解历史之迷宫，最后归于性的伦理学，但“这种创造的伦理学属于这样一种哲学：这种哲学的真理独独推崇自由，而且只要求自由。”（杜小真）也就是说，福柯与整个时代的思想体系是密切相关的。他推崇自由，同时认为真理是不存在的，真理是传统本体论哲学对宇宙和世界本质抽象理解后的结果，历史的发展是无本质的，是超越了历史阶段论的划分的；历史的发展无疑只是个人活动的历史，是活生生的人的行动的历史，任何凌驾在个体之上的理论预设都是错误的，是违背人的自主性的。福柯的“人的死亡”并不是说人的真正死亡，他只是从尼采的“上帝之死”出发，进一步深入地剖析当代社会的病态所在。他的目的在于暴露历史的真相，解释出人类个体的精神处境和世道沦亡。他呼唤的仅仅是对精神禁闭的瓦解，是对内在于人的权力关系的束缚予以新的解放，从而在后现代的语境中重新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使得人类自身获得真正的自由，并从属于个体的开放和能量的自由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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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福柯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这是因为他出于历史之外的原因而利用了历史：就像尼采所言，因为人们希望的一个时代将要来临，就反对这个时代，于是对这个时代产生影响。”（德勒滋）福柯处在历史之外研究和剖析历史，故能看出常人所不能看到的极端景象。就如尼采和福柯一样，似乎所有真正的哲学家和文学家都强烈地反对他们自己所处的时代，这也几乎成为一个原创性的标志。而在这里，德勒滋看到了处于历史之外的另一个福柯，并由此说明了福柯对当代社会的批判。而福柯之所以会对西方社会产生巨大的思想、性、疯癫与权力冲击，关键就在于他并不是一个平庸的书生而已，他甚至与萨特一样，也是在理论建设和现实社会改造上具有强烈介入性的运动型哲学家，仅就这点，福柯就已经不愧为一位具有良知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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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特点就在于其独特的眼光，他将埋葬在历史深处的边缘性话题一举提升到哲学理论层面上的意义。对于疯癫也是一样，在古老的中世纪，这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不容质疑的问题。而福柯的关键就是要从历史的隐私点入手，揭开历史的真正面目。至于福柯的解释是否正确，这是无关宏旨的。我们只要从疯癫的疯狂性和自我扼杀性就可以看出疯癫曾经和将来将同样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这个处在深渊上的世界。“如果不是将疯癫理解为神志错乱的自然疾病，而是将它理解为启示般的诗篇的话，我们可以在福柯华丽的开篇中预见到他这一伟大事业的基本倾向：对规范的逾越，对理性的抗争，对超验性的拒斥，对诗意的渴望，对极端体验的迷恋。而疯癫则令人惊异地埋伏着所有这些倾向的最初种子，他日后二十多年的事业正是从疯癫这里发芽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疯癫主题并非福柯的有意选择，这个大学体制长期遗漏的主题对于福柯来说近乎天命般的召唤。疯癫不仅在现实中沉睡，在哲学中也同样沉睡。福柯正是要借助疯癫揭示出西方文明的一个特有的理性－疯癫维度。”（汪民安）福柯在历史和哲学双重沉默的领域看到了疯癫的意义，它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也就在于它对人类的理性人格构成了巨大的冲击。理性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实现了对疯癫的控制？现代社会的疯人院坚壁制度是否也造成了文明社会对自身理性构造的自我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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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书（《疯癫与文明》）中他考察了疯癫的历史。疯癫被理解成“理性的他者”，不断的被理性排斥、隔离、剥夺了发表意见的机会。其核心在于：历史以解放和启蒙为名义，试图发现并消灭疯狂，然而启蒙的特点并非是使理性和自由增长，而是产生了复杂的“理性”控制和规训过程。“庇护之墙”在福柯看来是社会压制的贴切象征，福柯关注的并非重新定义正常、疯癫或者偏差，而在于考察其中排除异己的机制。福柯开启的理性批判为启蒙增添了新的推动力，其基础不再是康德意义上的自我解放——“人走出咎由自取的蒙昧状态”，而是要具有“使自己与众不同的权利”。”（ ：Ingeborg Breuer / Peter Leusch / Dieter Mersch译者：王歌）很明显，历史理性主义所期待的是马克思式的对原有社会进行激烈性的世界改造；然而历史在20世纪的发展却遭到了极大的启蒙戏弄，那些激进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纷纷倒戈，偃旗息鼓，因为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倒退之中似乎看到了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演变和社会主义制度同样有着巨大的内在缺陷。显然，福柯就属于这样的反思阵营。但是，福柯采取的并不是进一步接近或是反思马克思主义，而是在理论视角上避开历史唯物主义和启蒙辩证法，他继续走尼采的道路，采取一种对历史抽空的办法，从一个个隐蔽的历史角落，比如从本文中不断提到的疯人院入手，福柯发现了历史理性主义对疯癫采取的克制和消灭异己的内幕。也就是说，福柯的眼光似乎是对历史内在理性的决裂和挑战，他要让我们认识到历史并非是有什么内在演变规律的，但是，以福柯从精神病院、监狱、诊所和性的剖析来看，福柯同样相信他自己发现了某些历史的隐蔽规律。虽然他并没有救世主式的对自己的发现予以歌呼和宣扬，但是他似乎与任何的理论原创者（如马克思和尼采）一样，试图在自己的一生中去不断地为自己的早年的社会构想予以辩护。当然，这是无可非议的，其实，凡是真正的对人类命运抱有悲鸣情怀的智者都会这么做。只是福柯的眼光显得特别深邃，他从历史的内在流程中看到了理性是怎样在他的领域内不断地打压疯癫的存在，文明的社会又是怎么样地压制着疯癫在社会公众中的蔓延，并以此宣布疯癫出现的非法性，必须在文明领域予以禁闭，而这就是文明时代的野蛮所在，我们甚至是疯人的敌对者，我们不仅在肉体上折磨他们，还在做人的尊严上侮辱了他们。每想到此，我就会感到人类自身的健忘和我自己的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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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与文明》清楚地表明，福柯历史分析方式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他倾向于将一个普遍性的历史论断浓缩为一个特定机构的出现。”（彼特•丢斯）这是一种十分犀利的历史分析方法。也就是说，福柯的理论和生活情调具有巨大的同一性，甚至可以说，他的疯癫和权力理论是对自身生存状态的一种哲学解说。很明显的是，尼采也就是这样的一位哲学家。福柯也是这样，总是将现实中的生存智慧提升为一种普遍的哲学术语。虽然这样的理论创造模式让我们怀疑福柯的真正意义，但是谁又能否认任何创造性的哲学不都是个体的对世界的一种想象呢?谁又能否认哲学家不可以如诗人一样展开想象的翅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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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疯癫与激情之间有着一定的因果联系，他是这样说的：“激情不再是简单疯癫的重大原因之一，而是成为疯癫发生的基础。”，又说：“疯癫的可能性也就隐含在激情现象之中。”也就说，从病理学上分析，激情的洋溢确实有可能导致疯癫的产生。但我的疑问就是我们如何确定激情的病态本质。按照一般的见解，激情是人的一种灵魂和肉体的狂欢状态，但是，这种狂欢在当代社会中却表现出人内在精神的一种错乱，它象征着肉体的欲望发泄。而疯癫在精神形态上是与激情统一的，那时疯癫是激情的一种特殊形态吗？或者说，疯癫是激情的病态形象，是肉体的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理性程度上导致的自我癫狂吗？由于这是一个涉及到医学和生理病学的问题，我无法在此提供一种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严密的科学论断，但是，我已经在福柯的基础上分析了激情与疯癫一定的内在联系，这也有利于我们的自我心理治疗，也是对现代医学的一些更合理和先锋性的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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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福柯的追根溯源和对疯癫激情机制的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两个对疯癫构成意义影响的方面，即：想象和逻辑。也就是说，一开始疯癫只是一种激情的错乱和狂颠状态，但是在这种发病的过程中，却融入了很多外在物质世界和个体想象世界的因素。比如幻觉，就是一种想象的在疾病中的移位，而病人一旦陷入了疯癫的窘境，他们就被理性的逻辑所挟制了。不要认为疯人是没有理智的，其实，只是在他们发病初期是非理性的，而当他们进入了自己所营造的幻觉世界之后，他们就是一个沦亡于自己想象世界的极强的理论逻辑推理家了。从这一点上来看，疯癫是理性和非理性双重合作的产物，是疯人在自我世界中想象和逻辑推理的共同产物。他们突出了自己的幻觉性质，但是幻觉二字只是对于我们这些常人来说的，对于那些正处在疯癫中的病人来说，已经失去了正常视听和幻觉幻象的分辨界限，他们已经完全陷入了紊乱的思绪，而就在这种错乱中，他们是一个任性和自我发泄的人，是一个灵魂出现魔鬼因素的废人。尽管我们否认人的魔鬼本质，但是在疯人身上，魔鬼是确然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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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与语言有着极大的关联，只是以我目前的领悟能力，还难以洞察到疯癫也有它自己独特的语言结构。福柯也是这样认为的，而这种将疯癫看成一种语言的病理结构显然就是结构主义思想流派的基本理论模式；虽然福柯不承认自己是结构主义的一员，但从他的分析事物和剖断事例的思维方式，就恰恰可以说明他的后现代结构主义气质。“语言是疯癫的首要的和最终的结构，是疯癫的构成形式。疯癫借以明确表达自身性质的所有演变都基于语言。”（福柯）福柯的这句话似乎已经从病理学的角度同样叛立了语言的病态性质。也就是说，既然疯癫被人类普遍看为灵魂的梦境状态和白日之幻象，那么，语言是这种病态表达的唯一手段。似乎在这里福柯就批评了整个人类语言结构的混乱和谵妄，同时抨击了人类整个文明的内在紊乱性。看似文明体系的人类文化，其实是建立在疯癫的语言结构之上的。当然，福柯似乎并没有如此悲观和偏执地说出自己对于人类思想状态的担忧，这只是我个人对他的思想基点的发挥。但是，我是相信的，即语言与疯癫一样，在当代社会也是病态的，既然普通人或者说是正常人都对疯癫鄙视，而却对语言予以百分之百的信任，这就是悖反，就说明人类自身对语言内在疯狂结构的认识是模糊的，甚至是无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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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和理性是一种相依相靠的关系，虽然疯癫是非理性的，是排斥理性的客观想法的，但是人类的存在本身是无声的，发出声音的唯一通道就是使用人类发明的语言；而语言虽然似乎是建立在谵妄的呓语之上的，但是语言与人类文明一样，在表现形式上永远只能是理性的。福柯是这样说的，“虽然疯癫本身是对理性的否定，但是它能自行表述出来的一切仅仅是一种理性。简言之，虽然疯癫是无理性，但是对疯癫的理性把握永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福柯）这就说明了人类的基本悖论之一，那就是似乎整个人类文明的深渊本质根部都是非理性的飞翔素质，但是人类总要诉求于表达和人们互相之间的理解，那么，唯一的渠道就是利用客观工整和明晰清澈的语言来言说这种特别的体验和精神境遇；不管这种表达和理解能不能达到客观真理性的明白易懂，但是这个表达的过程必须依靠理性。这也是像尼采和福柯这些非理性哲学家的悖论，他们都推崇黑暗和糊涂，但是他们也是活动在透明的人类社会当中的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他们的表达必须是常人所能接受的形式。即使他们在探讨疯癫，但他们本身却绝对不容许有半点的疯癫，这就是理论的本质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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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是一种对西方古典主义心灵模式的巨大冲击和结构革命。福柯是这样说的，“说到底，禁闭的目的在于压制疯癫，从社会秩序中清除一种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形象。禁闭的实质不是拔除一种危险。禁闭仅仅表明了疯癫在实质上是什么：是一种非存在物的表现；禁闭通过提供这种表现来压制疯癫，因为它使疯癫恢复了座无真相。禁闭是对付被视为非理性即对理性的空洞否定的疯癫的最恰当的做法；通过禁闭，疯癫被公认为虚无。”（福柯）在福柯的眼中，古典主义时代的人们都是一些疯狂的理性的对立面。正是这样，疯癫便被指定为非法的存在，被正常人判例为一种不应该出现的存在；疯癫应该从理性社会中清除出去，它必须被沦亡为虚无，也只有虚无的存在，疯癫才被排除了对现实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和瓦解。虽然这是人们的一般看法，事实上他们对于疯癫是持着一种恐惧态度的。试想，如果一个疯人突然裸奔在大街上，将会产生多么巨大的骚动？将会对现实制度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冲击？因此，疯人的存在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笑话，是某些人生下来就被判刑，它意味着这个社会只对庸俗投降，而对疯癫者的有时似乎是某些预言却视为绝对的戏弄，这对于那些生活在自己个人痛苦世界而毫无知觉的疯癫的人们是多么的不公平啊！但，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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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疯癫与文明》的第八章具体地分析各种精神病症状。比如他对忧郁症进行从生理、心理乃至在化学上的自然科学式的探究。他引用了很多具体的忧郁症状，并附加以一定可信性的科学剖析。我感兴趣的是一种叫做“忧郁汁”的东西。从福柯的行文中似乎可以看出他首先对这种真实存在的生理物质有一定程度上的承认，因为任何精神疾病确实是不可能凭空出现的，而必定有一种内在的物质根源。但是，福柯似乎又怀疑一些自然科学家对它的研究，他似乎更加重视心理上的人类压抑本能。他写到：“从表面上看，威利斯的分析偏重于一种元气忧郁症、一种体液化学变化。但是，实际上，主要思路是由忧郁症痛苦症状的直接性质提供的：软弱无能的混乱、头脑的昏沉、侵蚀着思想和情感的酸苦。”很明显的就是，思想的混乱是否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是不是在疾病的背后还有更多的物质和生理化学上的肉体抖动症状？我对忧郁症是熟悉的，因为大多的诗人和作家从他们的气质上说，是偏重于忧郁症的。这也再次说明了很多的艺术家为何被精神自我所苦苦地折磨，而他们自身又是如何通过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强烈的自我治疗和自我情感的发泄。种种极端的举动在文学艺术家身上是经常出现的，越是天才，他的来自生命自身的痛苦就越是强烈，他们所感受到的精神压力就越是大；他们生活在一种高度紧张的思维运作中，身体和灵魂时刻忍受着高强度的内在和外在压迫；他们将自己的苦闷与痛苦借助作品，从而通过艺术的创造达到灵魂的暂时平复。这是一种对自我忧郁的天才般的治疗，而一些被疾病嫉妒的苦难的人们，由于艺术不可能降临到任何个人，他们就将承受更大的精神磨难，这真是命运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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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症与躁狂症是一个银币的两个方面，是同一种疾病在精神情态上的两种不同反应。福柯借助历史上的相关资料，解说道：“威利斯将躁狂症与忧郁症相互对照。忧郁症患者的头脑完全沉溺于省思，因此他的想像力便处于无所事事的休息状态。反之，躁狂症患者的想像则被源源不断的、蜂拥而至的思想所充斥。忧郁症患者的头脑专注于一个对象，并仅仅不合理地夸大这一对象，而躁狂症患者则扭曲所有的概念和思想。二者都丧失了和谐能力，或者说，二者所表现的价值都是没有根据的。”（福柯）这样的对比是正确的。福柯对病人的具体表现予以细致地检索，发现了隐蔽在病人内心深处的心结，而打开这种心结就是有利于病人的治疗的。忧郁症是一种安静的内潋的自我精神折磨和自我体格扼杀，它是个体在遭到强大的精神压力后产生的激烈反应，但患忧郁症的病人都是一些心性极其内省的敏感的人，他们对别人不会造成伤害，却总是在体罚中度过自己对自己的摧残，用自己的扭曲的人格来反证自己人格的懦弱，并在自我哀怨中不断地趋向于自我精神的沉沦。而躁狂症患者是对外的，他们如果发作时，不会对自己进行体罚，而是以暴力的形式对外在物质世界造成破坏。所以，如果从社会的稳定性来说，忧郁症不会对社会构成威胁，而躁狂症就要对现实秩序的稳定造成破坏。这是同一心理的紊乱下的两个方面的表现，但都是一种人类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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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对非理性大唱赞歌，认为它的出现，是对贫乏世界的冲击，至少也是在理性角度匮乏的时代的一种极大的天启式的补充。他这样说道：“如同戈雅那样，在萨德看来，非理性继续在黑夜中窥视，但是在这种警戒中它获得了新的力量。它一度是非存在物，但此刻却变成了毁灭之力。通过萨德与戈雅，西方世界有可能以暴力来超越自己的理性，有可能恢复超越辩证法允诺范围的悲剧体验……在萨德和戈雅之后，并从他们开始，非理性一直属于现代世界艺术作品中任何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任何艺术作品所包含的既有铤而走险的因素，又有抑制性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福柯通过分析疯癫的非理性本质，从而达到了尼采式的悲剧体验。经由对悲剧混乱灵魂状态的彰显，福柯与尼采一起都重新返回到前苏格拉底的古希腊时代，他们都对酒神的疯癫紊乱高声呼呐，这是一种类似于德国浪漫派的诗歌式的呼唤，他们共同在混沌的黑夜里品位着灵魂的阴暗，感受着来自宇宙深处的心灵的骚动和痉挛。从而对肉体的阴暗本质，对灵魂的黑暗的元素、对世界的深渊的深刻体验、读自然界中存在的泛神论，均产生了一种刻骨铭心的先天呼唤；似乎这样的高峰体验和美学拯救能够从本原上释放历史给现代人的深刻压抑。但是，这样的呼喊，到底是盲目的，我们唯一的通道似乎仍旧是回返理性之坦途，尽管我们不愿意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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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通过对疯癫治疗历史的科学回顾使我们看到了其中有一种似乎是通灵的药物，那就是水。他经由理性的历史整理和资料发掘，确证了在某些方面水确实具有治疗疯癫的积极作用。似乎水是一种包罗万象的超越个体的普适药物，甚至不屑于提到药物，而是类似于神话中的一次对疯癫性的本质的纠偏，水能对整个人类社会和各个民族起到最最神秘的整合作用。他总结性地说道：“水是各种可能的医疗观念的归宿，成为各种流行隐喻的永不枯竭的源泉。”（福柯）也就是水具有一种源头的品性，它不仅在治疗的物理生化功能上具备缓解乃至根治病症的作用；更在人类民族的观念塑造和人格的确立中有着某种神秘的内化效应。我似乎一再在说明着水在疯癫社会中的神秘，而且我一定要说明水的神秘。联想到中国古代老子的“上善若水”和“厚德载物”，联想到现代作家沈从文的关于他自己文学创作与水的关系的神秘自述，我就越发地将水的神奇提高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确实，从福柯对水在疯癫中所起的抽空玄妙的作用，甚至对一些躁狂症者起到完全病愈的神奇功能，这就能够说明水不仅是一种对人类文明塑性的天赐恩惠，也能够在人类文明的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占据相当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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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疯癫品行和精神状态本质的认识。疯癫究竟是主体状态还是客体状态？还是一种介中的状态，是主客体相关作用的产物？而福柯认为“疯癫纯粹是一种主现状态”（福柯），这就说明福柯对疯癫的本质认识就建立在他对人的主体灵魂和精神境界的体认。他写到：“疯癫既是一种错误，又是一种罪过，因此它既不洁又孤立；它脱离了现世和真实，而它又因此而陷入邪恶。它的双重虚无性就在于一方面它是那种非存在物的可见形式，而非存在就是邪恶的，另一方面，它用空虚和谐妄的情感现象来表达谬误的非存在。它是绝对纯洁的，因为它什么都不是。如果说它是什么的话，那么它只是主体的消失点，在这个点上任何真理都被勾消。但它又是绝对不洁的，因为这种虚无是邪恶的非存在形式。”（福柯）但是我认为福柯对人的主体存在又是不信任的，他甚至用疯癫的双重虚无性来压制人类文明的自我张扬。这里似乎有一个逻辑上的矛盾，我不知道是我的矛盾，还是福柯的矛盾。总之，我很难理清在这其中的推演线索和内在演进顺序。但是，明确的就是福柯对疯癫精神的虚无性是有坚决的认识的，并且他凭借对真理概念的重提，似乎又重新将西方主客体符合论的真理观念重新检索了一遍。而且按照他的思路，疯癫是不洁的，其实我是不同意这样的理念的；因为疯癫只是一种人类自身的精神病状，它没有任何的伦理亏欠，要说亏欠，也是从文明人或者说是正常人的角度去给疯癫人的定性，但对于这些已经十分可怜的病人来说，福柯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式的苛刻观点是不值得宣扬的。我隐隐感觉到，福柯并不是在为疯癫辩护，其实他的潜意识里也有鄙视疯癫的观念。当然，这是难以苛责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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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有着它自己的内在运行机制，从福柯的分析看他相信语言的作用。当然，这是从总体上说明疯癫的内在语言结构。另外，福柯在分解清理疯癫的治疗方案中提到了一种神秘的声音。他是这样说的：“因为在病人的错乱言词中有一个声音在说话。这个声音遵循自己的语法，并表述某种意义。”也就是说，这个声音是发自病症的内部的引诱患者进行自扼的声音。这个声音如果排除个体的自足的话，那么他它就是上帝惩罚你的命令和魔鬼诱惑你的信号。当然，我说的声音的异类性是对于患者自身健康的威胁来说的；如果从声音的发出源头来看，那么它就只能是来自疯癫者自己的内部。为什么？因为这个声音相当于鲁迅笔下的过客，他为什么要走，而且是朝着那深渊和危险的方向走，但是他又必须走，因为这个信号是发自内心的自我的命令，无论是什么意外的引导也不会使过客转变自己行走的方向和必定行走的意志。而这里的声音，是来源于疯癫病人的内部灵魂，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人格扼杀，这没有什么可以可怜的，对于病人来说，这就是神圣的使命，是他们进入自己所营造的安静园地。但是，这只是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在发病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患的是灵魂的疯癫和肉体的痉挛。于是，他们就超着这个神秘的声音走去，直到陷入昏阙，直到自己昏迷在黑暗的地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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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很多论述都是一些原文式的引用和推演，但是，我在这一节想暂时地跳出福柯的整体思路，而是从福柯所处的时代来分析一下福柯论断疯癫现象背后所体现出的他的对当下时代社会处境的基本判断。虽然福柯是一个历史学家，但是他似乎很少直接论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政治经济状况，而总是将眼光转向西方的边缘古典历史。那么，我在这里想引用这样一段话：“福柯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他关心的是如何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不陷入一种为资本主义重新制造合法性的陷阱。这是福柯想从认识论的传统里绕开的问题，而他的困难也恰恰在于此。他是微观主义者，他对资本主义的颠覆从整体上来说毫无信心。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在微观权力上做某种反抗，比如，在《疯狂史》这样一个小历史上抵抗西方的理性历史和理性主体建立以后所创造的大历史神话。福柯的这种悲观主义与"五月风暴"之后法国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面前的无力感是有内在联系的。”（引自《阅读福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知识考古学》读书会》）这就是说，福柯虽然在一般的理论著作中避开直接的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但是他仍然通过反思古典欧洲历史，从而间接地批判当下社会。只是如同引文中的分析一样，我也认为福柯对社会的发展持悲观态度，这从他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的对待态度就可以有一定程度上的反映。福柯其实在思想姿态上已经走向后现代，也就是说，他也同利奥塔一样拒绝庞大的历史元叙事，拒绝一种文学艺术上的对社会现实的全景式史诗式的描写，反对历史的大神话，而是逐渐地逃离出以往的如马克思式的对资本主义进行釜底抽薪的根本性的历史定位；他甚至不相信马克思在宏观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现的一系列石破天惊的规律。于是，福柯转移了自己的视角，他从极细的微观领域，比如我在此文中重点阐发的疯癫和疯人院，深入它，从而也从他自己的角度解释历史的真相。应该说，福柯的悲观是有理由的，毕竟，法国同西方社会一样，也需要离开萨特之类的宏观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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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最著名的一项研究方法便是他自己发明的“考古学”，当然，这与我们普通常规理解的考古学是有着本质上的内定性质区别的。我们指的考古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历史探测工程。但是，福柯的考古学，依照我目前浅显的理解，就是一种对原有知识状态的还原，是否类似于胡塞尔的“面向事实本身”的现象学呢？我不能回答。但是，福柯对疯癫的研究其实也是一种非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只是这是一本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还显得幼稚一点，但它毕竟已经显示出福柯日后的全部理论兴奋点。我在这一节要说的是福柯研究疯癫所采取的特殊的历史探究方法，而这就是他的历史考古方法。“许多人以此认为考古学沉迷于历史的偶然断裂、矛盾、转化而忽视了甚至完全抛弃了传统历史所考查的话语实践，于是便将考古学指责为非历史或反历史的历史哲学。”（林建武：〈〈从考古学到谱系学――福柯历史哲学述评〉〉）福柯的其实并没有采取反历史的态度，只是他采用了一种历史的非连续性来质疑以往的历史研究中的连续性。我认为，福柯的历史观也是反映出他对西方传统历史研究方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套路有着一定的反感，所以福柯对疯癫采取了文献式的逐步剥清的类似于考证和索理的自然科学统计方法。因此，福柯的文体也是大体按照时间的渐变顺序确立的。福柯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勇于创新，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研究观和世界观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较为科学的发掘历史方法，但是我们也不能故步自封，不能对西方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就予以彻底的拒绝，那是不对的。相反，我们要对类似福柯的考古学予以重视，因为历史毕竟是发展的。对疯癫的研究是福柯的历史开创性贡献，我们必须认真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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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把疯癫当成一种精神疾病，但是，福柯的缺陷就在于他没有看到当下社会体制和新的监禁正在形成，所以，这里我要引用一些大约是无关西方社会宏旨的论题，而是要引入相关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现实，并以此与福柯对西方思想界的疯癫忧虑形成新的对照，这样的对比或许会给我们以新的启示。
[他们面对体制的强大压力——这个体制正在“忙于与世界接轨”，结果就如鲁迅所说,“旧疾”与“新疾”并存，不但旧的专制压迫依存，中国人还要“六岁就开始与人竞争”，于是,“长时间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阉人”的“传统”更有了创造性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学院里的知识者，他们时刻面临大学官僚体制的压制——“这儿没有真正独立自由的社团生存的环境，同样丧失了自发组织真正社会实践的自由。我们无法发表真正想说的东西……我们的嘴巴除了吃东西外，已不是为自己所生；我们的大脑除了装下统一配给的东西外，已不再是为自己思考”，而一旦“被划为思想的异端”，今后的命运更是不堪设想。
他们更面对成为“文明的奴隶”的危险：电视、电脑……“支配着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是我们发明的‘暴君’”，对“我们的思想进行着掠夺同化”,“不知不觉让我们交出了一切：时间，空间及思考”,“在未解除身体被奴役”的同时，我们的思想紧随网络时代文明“变化的迅速及无孔不入而丧失独立”。
而所有这一切外在的压制，都会转化为内在的困惑，对自身价值的怀疑:“自身的种种矛盾和混乱，时时将我们逼近分裂与崩溃的边缘”；“每每在动笔写作的时候，本意以之摆脱孤独与寂寞，却更深地感到恐惧和寒冷，感到自己的无力，或许，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以上引文来自于钱理群《生命的沉湖》）
在上面的分析中钱理群引用了一些读者给他的信件，并联系他自己的鲁迅研究和对当下社会新的社会体制与学术界形成的新的自我囚禁，即一种类似于古代科举的当代学院派学术规则。这样的剖析是触目惊心的。但是，我联系一下福柯的观点，就可以穿透许多的精神压力。福柯和钱理群的共同方面就是张举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判功能；只不过福柯是通过对疯癫的理性结构解析从而对西方社会思想和社会监禁制度予以质疑和讽刺；而钱理群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鲁迅研究专家，近来也逐渐地从简单地对鲁迅的个案研究扩广到社会文化研究，并逐步对当代社会的种种黑暗面予以真正的鲁迅意义上的严厉批判。所以，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虽然仅仅对疯癫进行了网络式的全盘分析，对他也由此确立了一生的学术事业的基点，那就是结合自身的肉体和思想双重困惑，并联系广阔的社会现实和浩淼的西方历史世界，展开对精神史诸如疯癫、监狱、诊所、性伦理的全方位的批评和解构。而钱理群的思想基部就是逐渐延伸自己的鲁迅研究，并秉持真正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永远的批判立场，将对鲁迅研究的亲身体会转化为自身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从而抱着悲壮（我认为钱理群在当代社会抱的就是一种悲壮的挣扎感，他的感受是与处于现代中国的鲁迅相通的）的对大众的罪感体认，将自己的关注层面逐步地转向务实，比如他对中小学的语文教育的关注和躬身体验就是他对当代中国思想和文化状况予以担忧的最好表征了。
而且我对钱理群的分析和忧虑是赞同的，我发现钱理群对学院派体制对学术的影响是深表担忧的。联系到本文的福柯疯癫探究，那就说明：福柯的疯癫研究其实也是建立在他对这种社会监禁体制的深刻洞察基础之上的。我们虽然都处在一种坐而论道的精神姿态上，但是我与福柯、钱理群的担忧是共同的，虽然我的担忧或许是低级的、无关宏大的理论构件的。然而，我对福柯的赞赏就在于他与我推崇的钱理群之鲁迅研究是有着内在的统一逻辑和相通的生命体验的。我深深地被当代的学院体制压抑着，也深感当下的世界政治经济全球化趋势并不能为我们人类提供一条走向真正的自由解放的道路。说到底，我在这里对福柯疯癫的讨论兴趣是建立在我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精神所处的压抑气氛有着密切联系的。但我的讨论也只能如此，与钱理群的逐步绝望一样，虽然我太年轻，以至根本就不知道何谓真正的“绝望”。但我理解这种精神所处的困境，并深深地赞同福柯与钱理群在当代文化世界中所持有的悲观态度，即使是自己的疯癫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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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恐惧》这一章中，福柯分离了非理性和疯癫，并且认为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我所不能理解的是，非理性是理性的疯狂表现形式，是另一个纬度上的理性，而且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非理性日益被理性所禁锢；例如现代疯人院制度的建立，对疯癫的非理性予以实行愈加严酷的禁闭，在那些苦苦的高墙之内，疯人的遭遇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没有自由；其实他们不是到这里来治疗疾病的，而是被凌迟一样提供给那些所谓的文明医生进行层级逐渐推进的理论实验；也就是说，现代疯人，就是古代的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但是疯人是遭受压迫的，是被主流民众所鄙视的；而普罗米修斯是被所谓的最具理性意识的哲学家大力赞扬的；显见，这对于那些忍受着酷刑折磨和民众讥笑嘲讽的疯人是多么的不公平啊！福柯说到：“如果说非理性的回归表现为大规模的重现，不受时间制约而自我继承，那么疯癫意识则伴有某种对现代性的分析，因而从一开始就把这种意识置于时代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在非理性意识和疯癫意识二者分道场镇的过程中，我们在18世纪末看到一个决定性的起点：一方面，非理性由此继续前进，借助行尔德林、奈瓦尔（Nerval）和尼采而愈益向时间的根源深入，非理性因此而成为这个世界的不合时宜的“切分音”；另一方面，对疯癫的认识则力求把时间更准确地置于自然和历史的发展中。正是在这一时期之后，非理性的时间和疯癫的时间就具有了两个相反的向量。一个是无条件的回归，绝对的下沉；另一个则相反，是按照历史时序而发展。”也就是说，非理性之所以在近代尤其是尼采那里得到隆重的礼遇，原因是在西方文学中一直就有一股非理性的文学意识潜流在流淌着，只是它在古典时代被强大的理性文明给掩盖了。所以，非理性是理性自我反思的一种手段和对照面，故越来越被主流哲学和文学界看重，直到起自波德莱尔开启的现代派世界文学思潮，从而被视作拯救人类文明日益疲软的强心之针。但是，疯癫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虽然它也是一种非理性，甚至是最最强有力的非理性，然而疯癫却逐渐被主流文学放逐了，甚至在诗歌中也被辱骂和诅咒为魔鬼的兽性发作。相反的倒是这样，比如20世纪最为著名的玄学派诗人艾略特就公然主张诗歌应该放逐个性，虽然他赞成一种诗歌对宗教上帝和黑暗元素的颠峰之类似疯癫的体验，主张回到神话创作并在著名长诗《荒原》中起用了基督神话元素，但是他整体上的放逐个性主义仍然说明了他是反对疯癫和歇斯底里的，这也可以从他对19世纪英国以拜伦、雪莱和济慈为主要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的拒坼和批评看出来。所以，福柯的对疯癫和非理性的分离是有他的深刻寓意的，我们应该逃亡出非理性的理性面孔，如果我们同情真正的疯癫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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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文明构成了有利于疯癫发展的环境。如果说知识的进步能驱散谬误，那么它也能传播一种趣味，甚至一种嗜书疾。书斋生活，完全陷于抽象思辨，劳心不劳力，这些会产生极其灾难性的后果。”（福柯）这里福柯对现代文明予以一定的抨击，认为现代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和文明的逐步提升，并不会阻遏疯癫的发作，相反的悖论是，现代文明的发达反而会导致疯癫的逐渐升级，就业和工作的压力、各种生活的紊乱，就是病因。进一步，福柯对书斋生活和学者生涯也有诚实和有益的忠告：由于学者大多是运用思辨抽象的思考来代替活生生的动感生活，而这是不利于他们的健康的，这是需要我们这些乐于思考的人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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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到后来的分析，福柯越直接撇开无关的琐碎事件，而干脆将自己的矛头对准政治的批判。因为政治始终是并且永远是少数人管理多数人的属于管理学方面的人治学说，而疯癫的发作和破坏本质就是直接对政治的稳定局面构成威胁。所以，文明社会就通过建立疯人院的形式来禁闭那些疯癫的病人，从而无情地将这些灵魂的受难者抛入地狱的颠峰。福柯因此对政治上的禁闭主义和对疯癫病人的普遍歧视进行猛烈的抨击，他愤怒地控诉道：“我们看到，18世纪对于禁闭的政治批判是如何运作的。它不是沿着解放病人的方向，也不是让人们对精神错乱者投入更多的仁爱或医学关注。相反，它使疯癫比以前更紧密地与禁闭联在一起。这是一种双重联系：一方面是使疯癫成为禁闭权力的象征及其在禁闭世界中的荒诞而又使人无法摆脱的代表，另一方面是使疯癫成为各种禁闭措施的典型对象。于是，疯癫既是压迫的主体，又是压迫的对象，既是压迫的象征，又是压迫的目标，既是这种压迫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盲目性的象征．又是证明这种压迫中的一切既合理又必要的辩护。通过一种似是而非的循环论证，象征着禁闭的极端非理性的疯癫却最终成为禁闭的唯一理由。”（福柯）疯癫的破坏性终于将疯癫病人拖入了无边黑暗的苦海。福柯的分析充满雄辩的色彩。这段文字是用精神血泪撰写的文字，充分体现了福柯的真正勇敢的知识分子的批判锋芒；但或许也是这本《疯癫与文明》中最激烈的正义之辞，他醒目地颠覆了以往骄傲地宣称自己是理性哲学家的那些反疯癫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他们哪里是什么知识分子，他们不过是借助理论术语来无端地指责和杀戮那些困守在疯人院里的苦难的人啊！他们是一些文明社会的在思想领域的辩护人，他们是反理性的在文字地带操持着表象演说的另一些真正疯癫的杀人恶魔！在我看来（我仅仅举一个最最突出的代表），声称自己是真正的哲学领域的顶峰的护持绝对精神的黑格尔就是最为邪恶的杀人狂，他用自己不见血色的阴险脸孔和空洞的哲学术语杀戮了整个世界的底层人民。他在理论思想上犯下的罪过是与法西斯灭绝世界的恶魔希特勒相等同的。因为黑格尔的哲学堪称是古今反非理性和疯癫的最最邪恶的顶峰，他开创了文明社会诅咒疯人的理论先锋和在举措上的集大成。但是，请原谅我对黑格尔的历史功过的判断吧，其实黑格尔的哲学尤其是他的艺术、宗教和精神哲学都是对人类各个知识领域内在逻辑和结构的天才洞察，但是，他颠倒了理性与非理性、疯癫与文明、感性和理性、直观和逻辑、理想和现实、意识和物质的辨证界限，他虽然在唯心领域天才地发挥了自己的思辨才华，建立了自己的心灵、自然、世界、灵魂和宇宙的辨证发展观，但是，他的基础建筑是水中的倒影；他后来之所以被马克思（又是一个更富洞察力、毁灭性、批判性和创造性的天才）所批判和完全地吸收与超越，原因就在于他颠倒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谁是先在的简单常识，而无限地夸大自己的精神灵魂和狂热地膨胀自己的理性欲望，终于导致了一个横绝古今甚至是凌跨东西的超级庞大的虚幻的精神宇宙的诞生；但是，这个宇宙几乎毁灭了这个世界。你能说纯粹的高扬理论是一种显见的人类的自我吹嘘、自我推崇和自我意识的肿胀吗？所以，福柯对疯癫的似乎纯粹是报复性的申辩是有力的，是对绝对理性的控诉，是对一个更加合理与和谐的世界的高声的呼唤，我也愿加入到这个虽然脆弱而低微的呼唤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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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疯癫与文明》最后一章分析了现代文明中的精神病院，即疯人院的理性和非理性关系和疯人在这种所谓先进舒适的保护医院的真正的生存处境。他发现了在世界文明中出现了巨大的裂口和深渊。疯人表面上得到了优遇的对待和看护，但是真正的事实是令人叹息的。福柯分析道：“在19世纪的精神病院中没有强制措施，并不意味着非理性获得解放，而是意味着疯癫早已被制服了。 由于这种新的理性统治了精神病院，疯癫不再是绝对的抗争形式，而是代表了一种未成年地位，表现了自身的一个方面，即没有自治权利，只能移植到理性世界才能存活。”显然，疯人所遭遇的处境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文明的强势发展也不能从内心恐惧中根除常人对疯人的惧怕。疯人院虽然被文明地建立了起来，但是，疯癫病人依旧痛苦地活着，而且在额外的文明外衣的披挂下，理性更加残酷地迫害着疯癫。原本疯癫是一种狂乱的放肆的奔跑，但疯人暂且还有狂妄发泄的理由，因为这种疯癫的发作不是他们自己所能控制的，他们不能依照理性禁锢来扣紧自己病状的爆发。至少，疯癫在古典时代的发作是盲目的，虽然具有破坏和颠覆的本能，但常人无法谴责，因为这似乎是一种魔鬼附身的发泄，不能用理性和正常的秩序来对待疯癫。然而，现代社会所谓文明精神病院的建立却使常人有了恩泽和苛责的双重态度，是他们给予疯人以温暖、平安和药物的治疗，因而你们这些疯人必须在良心上感谢他们，进而在内心接受自己是社会的废物，是骚扰正常秩序的破坏者的意念。从而在心灵上残酷地给自己定位为弱势群体，甚至将自己不得已的疯癫病状也跟从和无奈地视为一种犯罪，是一种内心愿望上的自我惩罚。最终，疯人院导致了疯人的全面的自我监禁；文明和理性就这样通过精神病院的建立全方位地控制了疯癫，使疯人从自我内心的根基上承认了自己的罪过，疯癫的光辉旅程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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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疯癫病的治疗，福柯引用类似于拉康的镜像理论，让疯人自己肯定自己的妄想和臆断，而治疗医生也顺着疯人的意愿，假装承认疯人的意愿得到实现。但是，事实是怪诞的。用这种安慰法的镜像的自我满足反而让那些疯癫患者逐渐认识到了自己思想的疯癫，意识到自己处于妄想状态。所以，这种治疗就是借助镜子式的光芒返照，让疯人在自己的意识之镜中认识到自己疯癫妄想的可笑和幼稚，从而他们就会逐步克服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自我标榜，确认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平凡人，而不是如妄想症中自己所想象的上帝、佛陀和真主。福柯论述道：“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18世纪的医术试图用何种方法和用什么样的神话方式来使疯人认识到自己的疯癫，以便将他从中解救出来。但是，现在的做法则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它不是用关于某种真理、甚至是虚假真理的强烈印象来驱散谬误，而是用疯癫的自负而非疯癫的失常来医治疯癫。古典主义思想谴责疯癫对真理的置若罔闻。而从皮内尔开始，疯癫将被视为出自内心的冲动。这种冲动超越个人的合法界限，无视他应遵守的道德界限，从而导致自我神化。在以前几个世纪，疯癫的初始模式是否定上帝，而在19世纪，其模式是自认为上帝。这样，疯癫在自身表现为受屈辱的非理性时，就能够发现自己的解救途径。因为当它陷于自己的绝对主观的访妄时，它会意外地在同一个病人那里获得关于那种指妄的荒谬而客观的图像。真理巧妙地，似乎通过一种意外的发现（不是通过18世纪的暴力形式）而显示出自己。在这神反馈性观察活动中，真理除了自身之外绝不会看到其他任何东西。但是疯人院在疯人中设置的镜子，使疯人在肆言放行后必然会惊愕地发现自己是一个疯人。疯癫摆脱了使它成为纯粹的观察对象的枷锁，但是它却失去自己自由的本质，即自鸣得意的自由。它开始对自己所认识的真理负责。它使自己陷于一种不断自我对照的观察中。它最终因成为自己的客体对象而戴上羞辱的枷锁。这样，意义就与羞愧联系起来。这羞愧是由于意识到自己与他者同出一辙，意识到自己已经在他着身上蒙受羞辱而产生的。在能够认识和了解自身之前就已自惭形秽。”这样，疯人就反观自照，重新获得了理性主持下的正常思路。而这种疾病也在自己新的自我认识和自我介定下得到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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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真正的疯癫已经得到了控制，也被文明人驱赶到了禁闭的地带。精神病院的力量在当代社会里就是抑制疯癫的总司令部。而我们的期待又在哪里呢，如果我们还指望疯癫的另一方面所显示出的人类童年的天真、幼稚、直观和那种野性的力量的话？那么，我们最终归守的领域似乎只有一个领域，那就是文学艺术的领域；从反对的观点和恢复人的天性的后现代呼声来看，我们也只有这么一个发泄和放肆的场地。因为人所有的虐待和兽性都已经被所谓的文明社会所拒绝，而如果我们还怀念那种新鲜而刺激的人类原始社会的酒神狂欢的激烈场景的话，那么我们这些对疯癫至少不抱偏见的人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在文明疲惫的骚动间歇后，让自己的灵魂重新和暂时地回返到疯癫的社会，去再次感受那种消魂的畅快。而福柯的理论与他的生活也就再次得到了阶段性的补救，它们至少又一次使得福柯的理性写作神经得到了紧张的缓解。最终的道路就是：我们和福柯一起都在理性的漏洞中再次走向文学艺术的审美。福柯对疯癫的毕生研究并不能从此根除疯癫对人类社会的肆虐，人类文明的走向到底在哪里？这依然是一个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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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乌有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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