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某一时期生产出的货品已告售，资本家便得到一笔钱，这笔钱的价值，相当于达成这项生产时耗费掉的不变资本，即相当于使用掉的原料的价值和机器工具次价值的耗损折旧。除此之外，另外一笔钱也必须到他手中，这笔钱的价值，对等于他为了进行生产而预先付出的工资。在这两笔钱以外，他还占有了他手下工人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
这剩余价值又如何处理呢？一部分，由资本家非生产性地消耗掉了，因为这位老兄也要生活，要养他的家人及从人；为了这类目的而花费掉的所有东西，都完全离开了生产过程。
剩余价值的另一部分则被积累起来，在转化资本后得到利用。因此，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就是整个剩余价值中没有被统治阶级为了满足私人需要而非生产性地消耗掉的那一部分， 一部分剩余价值被转化为资本——若非变成额外的不变资本（也就是变成比原有不变资本更大量的——更确切些说是更大价值的原料、机器、建筑），就是变成额外的可变资本，可以用来雇用更多的工人。
我们现在了解了何以资本的积累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这也就是说，何以资本积累就是把剩余价值中主要的一部分转化为额外资本。我们同时也了解，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如何呈现了资本化过程的不断连续，呈现了从工人生产剩余价值到剩余价值由资本家转化为额外新添的建筑物、机器、原料及工人这种不断连续的过程。
由而，说是资本家创造就业机会的看法，乃是不确的。因为要添雇工人及开新工厂等等，必须先要有工人生产剩余价值，然后再由资本家将之资本化。实际上，这个世界中我们所看到的所有固定财富，所有的工厂、机器、道路、铁路、港口、飞机库、等等，等等无一不是工人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实体化，无一不是被转化为私有财产，为了资本家而转化为资本的无偿劳动的实体化。易言之，这些财富整体，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证据，显示了自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来工人阶级受到的不断剥削。
是不是所有的资本家都能不断地增添设备，增加他们的不变资本和他们资本的有机构成呢？不！资本的机构成的增长，是在斗争中进行的。它受一个规律所操纵，这个规律在佛莱明族的大画家彼得布洛吉的一幅版画中表现了出来：大鱼吃小鱼。
因此，接踵互竞斗争而至的是资本的不断集中，事业家数目的大大减少，以及一部分独立商人变成了技术人员、经理、领班、乃至于公司属下职员及工人。
竞争导致集中和垄断
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条永恒规律。一方面是资本集中，另一方面便是资产中部份人变成无产者，资产阶级中少数人剥夺了另外一批人的资产阶级身份。这就是何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及恩格斯要强调，那以维护私有财产制为已任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私有制财产的破坏者，实际上使少数拥有财产的人不断剥夺大多数拥有财产的人。这种资本的集中，在某几个工业部门中特别显着。比方说，法国在十九世纪时，有好几百家煤矿（当时比利时几乎有二百家煤矿公司），美国及英国在本世纪初有一百家以上的汽车公司；但到了今天，这种公司大概最多只有四家、五家或六家了。
当然，在某些工业中，集中现象没有这么严重，比如说纺织业及食品业等。一般言之，资本的有机构成愈大的工业部门，其中资本的集中愈烈；反之，资本的有机构成愈小，则资本集中愈不显。何以如此呢？因为资本的有机构成愈小，则起始打入此工业部门创业所需的资本愈少。建造一个纺织工厂需要一百万或二百万元，凑足这笔钱比较容易，但要拿出几亿元来开设一家小规模的钢铁厂，就要难得多了。
资本主义是自由竞争的产物，没有竞争，资本主义根本无法想象。但是自由竞争造成集中，而集中则造成自由竞争的反面，即垄断。到了只剩几家生产者的时候，他们之间可以很容易达成协议，划分市场，防止价格下跌，结果吃亏的是消费者。
所以，在一世纪之间，整个资本主义的动态似乎改变了其本性。首先我们看到，因为生产不断增加，企业数目不断增加，价格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到了某一点，竞争的激烈化，造成企业的集中，企业数目减少。剩下来的公司，于是便可以达成协定，防止价格继续下跌。要实现这个协定，当然之途是限制生产量。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于是便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初取代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
自然，我们谈到垄断性的资本主义时，意思绝对不是指一种完全消除了竞争的资本主义——天下没有这种东西。我们所谓的垄断性的资本主义，只是指一种其基本行为有所改变的资本主义，即是说，它不复以不断增产为手段谋取求价格不断的下降。如今它的手段，是划分市场，规定市场限额。但是这个过程却在最后形成了一离奇的现象。何以以竞争者身份起家的资本家，现在为了要限制竞争、甚至限制生产而协同行动了呢？答案是：这乃是增加利润的一种方法。只当这样做能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利润之时，他们才这样干，限制产量可以使价格上涨，带来更大的利润，由而助长资本积累。
如此积累得来的新资本，如今天不能再投资到同一个工业部门中去了，因为再投资，会使生产能量提高，导致产量增加，结果价格下跌。自从十九世纪末季以来，资本主义一直陷在这种矛盾中。随之，它突然表现一种新性质；突然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担任传教士的任务；这一点，只有马克思预见到了，其它经济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之流则皆不曾见及。资本主义藉资本输出而传遍全世界，由而在垄断制度尚未巩固之处，开始设立资本主义企业。
某些部门中的垄断，以及垄断资本主义在某些国家中的弥漫，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侵入尚未遭垄断所控制的工业部门及国家。这说明了二十世纪初各种殖民主义何以能像炸药引线似地在二、三十年间扩展开来，起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原先局处的世界的一隅，终而蔓延包括了整个世界。地图上每一个国家，皆如此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被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投资区域。
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倾向
先前我们谈到，工人在工厂中生产了来的剩余价值，只是被‘禁固’在产品里；工厂主人资本家能不能实现这剩余价值，有赖于市场的条件，也就是说要看工厂有多少可能把成品在能容许这剩余价值实现的价格上卖掉。应用我们早先讲过的价值规律，我们可以订出下列规则：大略言之，凡是按平均生产率生产的企业，皆可实现其工人生产出的剩余价值，这也就是说，这种企业产品销售的价格，会相等于这些产品的价值。
但就生产率高于平均生产率的企业和生产率低于平均生产率的企业而言，情形就不同了。
早先我们说过的那个懒鞋匠的情形，便是生产率低于平均生产率的企业的缩影。举例以言之，当某一国内钢铁生产率只需要二百万个工时来生产五十万顿钢铁时，有一家钢铁厂却要220万、250万、乃至300万工时来生产50万顿产品；这种情形下，这家钢铁厂的生产率，显然较平均生产力为低了。这家工厂因此是在浪费社会劳动时间。它的主人无法把此工厂内工人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完全实现；它的营业利润，曾比国内所有企业之平均利润率来得低。
但是社会中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总量，是一个固定的量，归根到底言之，它是由参加生产的所有工人提供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由而，如果有某些企业，因为生产率低于一般标准，也就是说浪费了社会劳动时间，因此未能把其工人生产出来的所有剩余价值皆实现，那么，它们所没有实现的剩余价值，便可以由生产率高于一般平均水平的工厂攫获。这些高生产率的工厂，既然节省了社会劳动时间，社会也就会给它们报酬。
这个理论上的说明，一般性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决定物价变动的机械作用。不过，这个机械作用在实际中又是如何运作的呢？
我们假定一部火车机车头的平均销售价格是一百万元。那么就生产机车头的工厂来说，一家生产率高于平均水平的机车厂和一家生产率低于平均水平的机车厂之间差别何在？我们假定低生产率的机车厂要花九十万元生产一辆车头，剩润则为十万元。另一方面，我们假定高生产率的那家工厂，要花75万元生产一部机车头，其利润为25万元，即利润为动用生产资金的33%。至于平均利润率，我们假定为18%；也就是说，按平均社会劳动的生产率工作的机车厂，要花85万生产一部机车头，而实现15万元即18%的利润（注）
易言之，资本主义的竞争，有利于在技术上领先的企业；这种企业实现的利润，和平均利润相比，是超级利润。基本上，一如价值，平均利润也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它是一个平均数，各个部门和各个企业的实际利润率绕着它变动。哪一个部门有超级利润，资本就流到那一个部门去；哪一个部门利润较平均为低，资本就从这个部门流走。藉着资本在各个部门之间的这种涨落，利润率的趋向是接近该平均数，但它永不会绝对而机械地完全和这平均数相等。
不同利润率便是如此得到平均的。要决定这个抽象的平均利润率，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拿某一年中某一国家所有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总量，求出它和该国中所有资本投资总量的比例。
利润率的公式是什么？是剩余价值和整个资本的比率，即S／C+V。但另外尚有一个公式我们也要考虑到：S／V；这是剩余价值率，或者说得更明白些，是工人阶级受剥削的比率。剩余价值率说明工人和资本家如何分取新生产出的价值。比方说，如果S／V等于100%，这就表示这新生产出来的价值分成了两个相等的部分，一部分以工资的形式归于工人，另一部分则以利润、利息、分红等形式归于资产阶级。
如果工人阶级受剥削的比率是100%，则一个八小时的工作日由两个相等部分所构成：一个部分是四小时劳动，其间工人生产出和他的工资相等抵的价值，另一个部分也是四小时的劳动，其间工人提供无偿劳动，资本家对这劳动不付任何代价，而占有其产品。
初见之下，似乎若资本的有机构成C／V增加，则利润率S／C+V会降低，因为C相对于V而言增加了，而S却只是V的结果而不是C的结果。但是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所造成的作用，会受到一个因素的中和，那便正好是剩余价值率的增加。
如果S除以V即剩余价值率增加了，那就表示在S／C+V这个分数中，分及分母都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它们的增加遵循某一比例，那么整个分数的值便不会改变。
易言之，剩余价值率的增加，可以中和资本有机构成增加造成的影响。我们假设生产的价值C+V+S从100C+100V+100S变成了200C+100V+100S。资本的有机构成因此也是从100%变为200%，而利润率则从50%降为33%。但是在这时候，如果剩余价值从100%变成150%：即剩余价值率自100%变为150%，那么利润率150／300仍然是50%：剩余价值率的增加，中和了资本有机构成增加的效果。
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和剩余价值率的增加，能不能按照正好必要的比例出现，以使彼引能互相中和呢？这里，我们找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弱点，它的致命要害。这两种增加，在最后必然无法按比例进行。资本的有机构成增加，是不受什么限制的。就V而言，若假定全盘自动化时代的来临，则理论上它的极限是零。但S／V也不能受任何限制地增加吗？不！要生产剩余价值，就必须要有工作中的工人，而若如此，工作日中工人生产自己工资的那一个部分便不能降为零。它可以从八小时减为七小时减为六小时减为五小时为四小时减为三小时减为二小时减为一小时减为五十分钟！工人如果能在五十分钟内生产出等于他整个工资的价值，那种生产率已足以使人目瞪口呆了。可是，无论如何，工人绝对无法在零分为零秒钟内生产出等于他工资的价值。这一点至微而不等于零的残余差数，资本主义剥削是永远无法消除掉的。
这表示，平均利润率的下降终久是无可避免的；同时我个人不同于少马克思主义者的想法，我相信这种下降也可以用统计来显示来证明，这就是说，我相信大资本主义国家中今天的平均利润率，比起五十年、一百年或一百五十前要低得多了。
当然，如果我们只看较短的时期，那么会有高低的变动；有好几因素在发挥作用（后面谈新资本主义时，我们会讨论它们）。但就长期而言，这种趋势非常明白，无论就利息率或者利润率来说皆如此。尤其者，我们应该指出，就资本主义所有的发展倾向来说，这个趋势是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自己看得最清楚的。李嘉圆谈到它；约翰·穆勒强调它；凯因斯极为明了它。十九世纪末期，英国有一名箴言，这箴言在当时实际上是一句人人知道的话：资本主义什么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平均利息率降到2%，因为那样子一切投资动机都被消灭了。
这句箴言显然在推理上有一个错误。计算百分比、利润率，当然都有其用，但对资本家来说，这些计算的意义毕竟只是相对的。他感兴趣的，不仅仅是他资本赚了百分之多少，而是他赚到的数目。如果我们谈的不是十万元，而是一亿元，那么2%就是两百万；在这种情况下，你问资本家他是要他的资本闲置呢？还是投资赚进那一年不过二百万的不起眼利润呢？他若宁愿闲置，那么在他如此回答之前，一定会殚思竭虑，难以取决的吧。
因此可见在实际中，利润率及利息率的降低，不会使投资活动完全停顿，随首一工业部门中利润率的降低的比率，投资活动在其中只会缓慢下来。另一方面，当某一工业部门中或某一时期内有较快速的扩张，利润率有上升倾向，那么投资活动会恢复，会加速，然后整个过程好似自行推动前进，扩展好似没有限制，直至利润率上升倾向开始再度逆转时为止。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和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
资本主义有一种倾向，要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要把它从事活动的竞技场扩展到全世界，把全人类看作潜在的购买者。（顺带要提到一个值得强调的有趣的矛盾，这是马克思早已提过的：任何一个资本家都乐于见到别的资本家提高他们工人的工资，因为这些工人的工资，也就等于是购买他的商品的购买力。但是，他无法容忍他自己的工人工资提高，因为这显然会减少他的利润。）
整个世界因而形成一个极为特别的结构——变成了一个经济单位，而其各个部分之间的互倚关系极端敏感。有不少用来描绘这种情形的老笑话，想大家都耳熟能详，比方说：纽约股票市场有人打个喷嚏，结果马来亚有一万个农人倾家荡产。
资本主义在人的收入上造成了一种寻常的互倚关系，也统一了所有人类的喜爱嗜好。人突然意识到人类潜力的富足，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个别地区的自然条件局限住了人的发展。中世纪时，欧洲吃不到凤梨，只能吃当地的水果，但今天，我们可吃到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的水果，甚至开始吃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水果，虽然在二次世界大战前我们根本不习惯吃这类水果。
因此，在产品与产品之间、人与人之间，逐渐建立起一种相互的联系。换个方式来说，所有的经济生活，都在不断地社会化之中，都在不断变成一个单一的集合群体，纳入一个单一的结构。但这个互倚关系的全盘运动，却不健康，不正常地以私有财产、私人占有为重心；占有者是少数资本家，而已他们的私人利益愈来愈甚地和整个群体的数十亿人的利益冲突。
生产逐渐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有一个矛盾关系，不过私人占有又是生产社会化的动力和支柱；在经济危机之中，这矛盾便会以最不平常的方式爆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本主义下经济危机是史无先例的一种难以置信的现象。这种危机不是像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危机一样，起自匮乏；反之，资本主义的危机肇因于生产过剩。失业者饿死，不是因为没有食物吃，而是因为食物的供应相对而言太多了。
表面上这委实无法理解。何以有人会因为食物、货品供应太多而死？但是资本主义制度运作的机械作用，让我们了解了这个看似离奇的现象。找不到买主的货品，非特无法实现其剩余价值，就连投下的资本也找不回来。销售量的下跌，迫使商人停止生产。由而他们必须辞退工人。被辞退的工人没有储蓄，他们只有在出卖劳动力的时候才能谋生，因此失业对工人来说便是最悲惨的贫困。可是造成销售量下跌的原因，正好就是货品太多啊！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内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之内，它永远也无法克服。后而我们即将看到，对我们今天的新资本主义来说，情况依然如此。虽然今天人们称危机为‘衰退’。危机是资本主义内部基本矛盾的最清楚表现，周期性地提醒资本主义，它命中注定早晚要死掉。但是，它的死亡不会自动地来临。它总是需要一点有意识的逼压，来促成它的殒灭，而我们的工作、工人阶级运动的工作，就是来进行这种逼压。
注 实际上资本家计算利润率时，不是根据动用生产资金来算，而是按照投入整个工厂的资本来算；为了避免复杂的计算，我们可以假想在生产一辆机车头时整个资本都在上面用光了。
第三章 新资本主义
新资本主义的起源
1929年的大经济危机，首先改变了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对国家的态度；随之，也改变了资产阶级对他们这套制度的前途的看法。
若干年之前，美国有过一次臭名昭彰的审判——审判希斯（ALGER HISS）。希斯在大战期间是国务院里的一个助理，他受审的主要罪状是他是共产党党员，涉嫌偷窃国务院的文件送往苏联。不过在控告他的罪名中，有一项是伪证罪；在进行审理这项伪证时，主要证人是他的一个密友，一个在鲁斯出版事业系统中工作的钱博斯（W CHAMBERS）。这位钱博斯神经机能方面有些毛病。他年轻时，当过十年共产党党员，后来退党，变成了时代周刊的宗教版编辑。他以《证人》为书名，写了一本很长的自白。这书中有一段描写1929—39年间情形的话，约略是这么说的：‘在欧洲，工人是社会主义者，而资产阶级是保守派；在美国，中产阶级是保守派，工人是民主派，而资产阶级则是共产党。’
用这样一种激动的方式来看问题，当然是很荒唐的。但是无疑，1929年以及1929至1932年大危机之后的一段时期，对美国资产阶级来说，是一段伤创苦痛的经验。在此之前，他们是全世界资产阶级中唯一对‘自由企业’制度的前途充满盲目而全盘信心的人。在1929至32年间的危机中，他们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这段时期，使美国社会开始意识到社会问题，开始质疑资本主义制度；就这一点来说，它对美国社会的意义，大致相当于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诞生时欧洲所经历的那一时期，即十九世纪自1865年至1890年间的时期。
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质疑，在世界各地以不同形式出现。在一些西欧、中欧及南欧国家里，这种质疑的表现，在于企图用法西斯主义或其它专制方式巩固资本主义。在美国，它的表现方式没有那么粗暴，而也就是这个1932—40年间的美国社会，预示了今天所谓的新资本主义。
为什么法西斯的经验不能推广、普遍化，而变成新资本主义，而是由社会紧张局面中一种‘静谧的缓和’实验，给新资本主义提供它的基本特征？法西斯体制的所以产生，乃由于极端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危机，由于阶级关系中一种火爆的紧张局势；而这种危机局面，归根究底言之，是由一长期的经济停滞所决定；在这种停滞情况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无法再有时时讨论协商的余地。这种情况中，资本主义制度容不下任何较有独立性的工人阶级运动。
看资本主义历史，我们可以区分出每五年、七年或十年出现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和以二十五年到三十年为一个周期的循环周；这种也许可以称之为长期循环周的现象首先是由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提出讨论的。一个以高成长率为特色的长期循环周，其后常常随着一个以低成长率为特色的长期循环周。我认为，1913到1940年这一个时期，很明显地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停滞的长期循环周；这段时期中，从1913年的危机到1920年的危机，从1920年的危机到1929年危机，这些接续的循环，特色皆在于格外严重的不景气，因为整个长时期的趋势便是停滞。
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迄今日的长期循环周——我们不妨称之为1940—65循环周或1940—70循环周，其特色则相反，它在于扩张。因为这种扩张，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谈判讨论余地，就为之扩大了。这使资产阶级有可能在向工人让步的基础上，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政策，在西欧和北美己以国际规模在进行，在最近的将来，甚至可推展到南欧的几个国家中去。这个新资本主义的政策，靠的是扩展中的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保守力量的密切合作，支撑这政策的，则基本上是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上升趋势。
不过，在这整个发展的背后，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前途所持的怀疑态度，却依然存在，而就其前途言，那怀疑是已经充份肯定的了。资产阶级内部所有具有决定意义的阶层，都深深确认，经济体制本身的自动性，所谓的‘市场机制’，无法确保资本主义体制的存活，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自动运作，己不复可恃；如果要挽救这制度，必须实行一种有意识的、逐渐推广的、愈来愈常规化与系统化的干涉。
资产阶级本身既如此失去信心，不再确信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动机制足以维持这体制的统治地位，那么，为了较为持久地拯救这制度，另外一种力量必定要干预其中，这个力量就是国家。新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的主要特色，就是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涉逐渐强大。自这个角度来看，当代欧洲的新资本主义，也不过是美国罗斯福时代经验的一种扩延而己。
不过，要了解今天新资本主义的起源，我们还必须要考虑另一个因素，以说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日增干涉，这个因素便是冷战。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冷战是反资本主义力量的整体对世界资本主义提出的挑战。在这种挑战的气氛之下，资本主义完全不堪再见另一次1929—1933年式的严重经济危机。我们假想一下，如果西德有五百万人失业，而东德却觉得劳动力不够用，德国会发生什么现象？显然，从政治观点来说，这是完全不堪忍受的。这也就是何以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主要特性在于反循环——或者如果你欢喜用另一个词儿的话，在于反危机。
不断技术革命
上面我们提到过长期扩张这个现象，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此现象。不了解这个长期扩张现象，十五年来我们在欧洲所见的这种特殊的新资本主义，无法得到解释。
这次的长斯循环周，于二次大战时起于美国。要了解这一次的扩张现象，我们要记得，资本主义历史中其它几次的扩张性循环周里，都有一个共通因素重复出现：技术革命。那么样在1913—1940年间那次的停滞与危机的时期之前，也出现过具备有这种性质的扩张性循环周，当非偶然。十九世纪的末叶，在资本主义历史中，是一个极端和平的时期，其间除了殖民地战争外，再无或几无烽烟，完成于前一时期的技术研究和发现，此时也开始得到了应用。而在今天的这个扩张期中，我们目击了更加速的技术进步，一场真正的工技革命，对这次大跃进，连‘第二次工业革命’或‘第三次工业革命’之类的称呼都不太适用。我们事实上所面对的，是一场几乎不曾间断的生产技术大变革。但这个现象，实际上乃是二次大战一经结束便把我们都卷了进去的军备竞赛及冷战的副产品。
事实上，你如果仔细考察应用于生产上的技术变革，你会发现，其中99%的起源都和军事有关。你将看出，这些变革几乎都是首先在军事领域得到应用的新技术的副产品。这些新技术要待过了或长或短的一段时期之后，才在某种程度上进入公众领域，应用于民间生产。
这个事实之真确，使得法国核子攻击力量的辩护者，今天要取之作为他们的一个主要论据。他们解释道，如果不发展这种攻击力量，决定未来十五年到二十年大部分工业生产过程的技术，将无法得见于法国，因为这些技术，将是核子科技和工业中相关科技的副产品。
虽然我认为这个说法其它方面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但在此我不拟对之有所争论；我只是要强调指出，这种即使‘偏激’的论调，证实了我们在工业领域以及一般生产技术中见到的工技革命，大部分都是军事领域内科技革新的副产品。
持久的冷战，使人们不断地在军备方面寻求技术革新；就这一点言之，它构成了一个新的因素，一个或可称之为超经济的来源，不停地促使生产技术得到改革。在过去，工技研究缺乏自主性，从属于工业公司，那时候工技研究周期循环式的进步，受一个主要因子的控制。工业家会说：新发明要慢一点出来，因为我们现有的设备极其昂贵，先得把成本分期完全收回来；这些设备一定要把可图之利润赚到，装设这些设备所耗的成本一定要赚回来，然后，我们才可以开始另一时期的技术革新。
许多经济学家都有见于这个事实，譬如说熊彼德（A SCHUMPETER），便曾拿技术革命的这种周期性节奏，当作连续的扩张性长斯循环周或停滞性长斯循环周的根本说明。
但是今天，这种经济动机对技术革新无法再有同样的影响了。在军事领域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停止新武器的研究。相反，敌人可能会先发明出一种新武器，乃是一种无时无刻不在的危险。因此，在这种实在的刺激之下，必须进行不断的、无歇的、无视任何经济考虑（至少在美国是如此）的研究，藉使江河长流，一无阻塞。这表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在生产领域中有不间断的工技革命的时代。要了解这种变革，这种不间断的工技革命，你只回顾过去十到十五年间发明了多少东西：从核能释放开始，中经自动控制、电子计算机的发展、缩影技术、直至激光等一系列现象。
‘不间断的技革命’一词，换个方式来说，所指也不外就是这一个事实：固定资本的更新期，现在己大为缩短了。这说明了资本主义全世界性的蓬勃扩张。而一如资本主义制度历次长周期扩张，当今这个扩张的限制，也取决于固定投资的量。
固定资本的快速更新，也说明了基本的经济循环周期何以缩短了它的长度。这种循环周期，通常是由固定资本的寿命来决定的。
现在既然固定资本更新的速度加快，周期的长度也就随之减短。如今不再是每七年或十年来一次危机，而是每四年或五年就出现一次衰退。比起二次大战以前，今天的循环周一个接一个来得较快，每一个循环周持续的时间也大为缩短。
最后，资本主义得以存在及发展的诸条件，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改变，这个改变的规模是世界性的。要结束我们对今天新资本主义发展诸条件的检讨，我们必须要来谈谈这个改变。
一方面，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扩大了，另一方面，我们见到了殖民地的革命。虽然‘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对世界资本主义来说是一大损失——损失了原料、资本的投资机会、市场、及其它等等，但看来好像离奇，殖民地革命却确不会使资本主义世界蒙受重大损失。相反，只要殖民地革命仍旧停留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框框里（若殖民地革命产生的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那就又当别论），它反而对帝国主义国家重工业产品如工业设备等的生产和外销有刺激作用；这个随殖民地地革命而生的事实，正是解释这一时期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程度的因素之一。
这就是说，除了工技革命以外，低度开发国家的工业化、新殖民主义、殖民地国家中新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在都更进一步地帮助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长周期扩张的趋势。因为基本言之，这些因素能产生同样的影响，它们也能促进重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在生产上的成长。这些制造出来的机器中，有一部分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固定资本的加速更新之用。另一部分，即供新独立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化、机械化之用。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我们便能掌握我们正在经历的新资本主义阶段的较深意义；这个阶段，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长周期的扩张阶段，而我相信，这个阶段，一如过去同样性质的阶段，在时间上也是有限制的。我决不相信这个扩张的时期能够一直继续下去，我也一点都不相信资本主义己经找到了点金石，让它不仅能够避免掉循环性的危机，还能躲掉相继的相对扩张与停滞的长期循环周。但正是目前的这个扩张阶段，造成了西欧工人阶级运动面临的特殊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看政府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干预，有着什么基本特性。
军备开支的重要性
冷战及军备竞赛的持续，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助长了资本主义国家中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涉；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个客观现象。冷战的持续、军备竞赛的持续、非常高的军事预算的持续，意味着国家控制了全国所得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拿今天所有先进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来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各先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作一比较，立刻我们就会发现，其间己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一种结构上的改变，同时这种改变和一切理论上的考虑及研究都无关。这改变来自军事预算的增长。1914年以前，整个国家预算仅占全国所得的5%、6%、4%或7%，但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预算，占了全国所得的15%、20%、25%甚至有达30%者。
即使我们暂不考虑干涉问题，单就持久军备支出的这种增长来说，也足以表明国家业己控制全国所得的一大部分了。
我己说过，冷战可能会照目前这样子持续很久。这是我个人的信念。冷战会持久，因为在全世界对抗的两个阵营之间的阶级矛盾是持久的；因为没有逻辑上的理由能让我们假定——不论就短期或长期而论——国际资产阶级会在他们的全球性敌人面前自顾地缴械，或者苏联和美国能达成协议，好使军备支出能很快地减少一半、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
因此，持久的军事开支相对于全国的所得将日增其数额与重要性，或者将对等于这个阶段内全国所得的扩张而增加——由而它相对于国民所得的比重是稳定的。我们将从这一点开始我们的讨论。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正好就是军费扩张这个事实造成的。
你们也许知道几年前，比哀·纳维（PIERRE NAVILLE）在《新马克思主义评论》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转载了法国1956年预算主持人提出的一套数据，这套数据显示出军事支出对一系列工业部门的实际重要意义。有许多任务业部门，都是具有关键性及在技术发展中居领导地位的，如航空、电子、造船、电讯、甚至工程业，而当然还有核子工业，它们的工作，主要都是靠国家的合同，如果这些合同消失，它们注定会很快萎灭。
在美国，情形也相同；但因为在美国这些领导性的工业部门要来得更发达，同时美国的经济规模也更大，所以这些部门往往构成一个地理区域的经济轴心。加州——这是目前扩张最快的一个州——我们可以说大部分是赖美国军事预算为生的。如果美国要解除军备，同时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那对飞弹工业、军事航空工业及电子工业集中的加州来说，实不啻一场大灾难。我们没有必要费词来描绘这情形对加州资产阶级政客的政治影响了——你不会在呼吁裁军的斗争中看到他领衔的。
以上，我们谈的是这一扩张时期的第一个现象——军备支出的剧增。这一扩张时期的第二个现象，乍见之下，好似和前一现象矛盾，那就是可称之为社会支出那项费用的增加；社会支出，即指一切和社会保险多少密切相关的支出。这类支出，普遍地在政府预算中一直增加，在过去25年到30年间，在全国所得中，占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危机如何藉衰退而‘分期发散’
社会福利开支的这种增加，是好几个相伴随的现象的结果。
第一个现象，是工人阶级运动的压力；这运动的目的，一直是想改善无产阶级状况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无保障。既然劳动力的价值，只敷工人一时生存之需，那么一旦劳动力的出卖受阻碍——失业、疾病、伤残、老年等任何有碍工人常态工作的小事——便会把无产者掷入贫困的深渊。在资本主义制度起始之时，没有工作机会的工人，在困窘的痛苦中，唯一可求助的地方，只是私营或公营的‘慈善团体’以他们人的尊严受严重打击为代价，换取无足轻重的物质帮助。点滴累积，工人阶级运动逼出了社会保险这个原则，起先是志愿性的，后来变成强迫性的，以和命运的打击相抗争：医疗保险、失业补偿、老年保险。工人阶级运动的这场斗争，最终达于社会保障这个原则，在理论上，它应保障赚工资及薪水的人当前收入的任何损失。
后来国家方面对此也发生某种兴趣，那些接受用以支持社会保障计划的大笔款项的机构，往往拥有大量流动基金。它们可以把这些基金借给政府，贷款给国家（通则是短期合同。）纳粹政权应用了这个方法，后来这个方法也被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采行。
这些社会保障基金数量不断增加，又进一步造成了一个特别的情况，给工人阶级运动提出了一个既具理论性又极实际的问题。工人阶级运动正确地认为，所有付给社会保障基金的款项，无论是由雇主付的、国家付的、或由工人自身工资扣出的，都仍然是工资的一个部分，或可谓之‘间接工资’、‘展期工资’。这是唯一合理的观点，也是一个符合马克思价值论的观点，因为工人用劳动力换取来的任何东西，都应该列为此劳动力的价格的一部分，无论是当时就付给他（直接工资），抑或以后才付给他的（展期工资）。因此之故，对社会保障基金的‘对等管理’（工会——国家对等或工会——雇主对等）充其量只是对工人权利的一种侵犯。既然工人才是这些基金的唯一主人，那么除了工会之外，其它任何未经授权的社会团体，若想干涉这些基金的管理，都当予以拒绝。一如资本家不会让他们的银行账户受‘对等管理’，工人也不应同意他们的工资受‘对等管理’。
但是支付进社会保障的钱愈来愈多，造成了直接工资和展期工资之间的某种‘紧张状态’，因为展期工资有时达到了全部工资的40%。许多任务会总部，反对再增加展期工资，而集中于要求新的所得立刻兑现的形式直接付给工人。不过，我们一定要了解，在‘展期工资’和社会保障的背后，是阶级连带这个原则，实际上，疾病、意外事件等预备金，根据的不是‘个人所得’（每个人都终于得到了他本人或雇主或国家为了他的缘故而付出的钱）原则，而是保险原则。没有遭到意外事件的人付出，为的是使遭到意外事件的人得到补助。这种作法所根据的原则，是阶级连带，也就是说，工人的利益之一，是要避免一个次无产阶级的产生，一则，以防损伤到劳动群众的战斗性（每个人都害怕自己有一旦会被逼变成次无产阶级），再则，也防对职业的竞争及随之而起的工资下跌。在这些情况下，非特不应抱怨展期工资的‘过多’，我们反应明白展示其可悯的不足状态，因为即使在最繁荣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不足状态也造成了大部分年老工人生活水平的大幅下跌。
唯一对付直接工资和展期工资之间冲突的有效办法，就是要求用广及全体公民的连带，来代替仅仅限于劳动阶级的连带，把社会保障，转变为依课累进所得税为财源的全民服务（健康服务、充分就业、老年服务）。唯有如此，‘展期工资’才能发挥作用，成为真正有意义的工资增加，在对工资收入者有利的条件下，真正重新分配国民所得。
我们必须要充分地看清楚，到目前为上，这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实现；我们甚至有必要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实现上面所述的要求，无可避免地曾激起资产阶级的一种反应，而这种反应的强烈性质，会把我们立即带人一个革命危机的阶段。就事实言之，社会保障最有意思的几次经历，如1944年以后在法国实行者，尤其是1945年起英国实施的全民医疗服务，其资金来源中，自课征工人本身的税得来的部分（主要是增加间接税，及对就是很普通的工资也增加税额——如在比利时），要远超过对资产阶级课征的税。这就是何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我们从来看不到靠课税而真正地、根本地重新分配国民所得，以为在资本主义下可以靠课税而改变所得的分配，那只是改良主义的诸大神话之一罢了。
‘展斯工资’、社会保险对业己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所得这种日增的重要性，尚有另一意义，那就是它们的反循环特性。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何以资产阶级国家、新资本主义乐于见到‘展期工资’的量得到增加的另一理由。那是因为展期工资量的增加，产生了吸震垫的作用，防止了危机发生时国民所得太突然、太剧烈下跌。
从前，一个工人若是失去了工作，他的收入便减为零。一个国家里劳动人口四分之一失业，全部赚工资领薪水的工人的总收入，也会随之自动地减少四分之一。所得的这种下降，也就是‘总需求’的这种下降，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严重后果，己屡屡见之于书了。它给资本主义的危机造成了一种连锁反应的现象，以慑人的逻辑与必然性不断继续下去。
让我们假定，危机是在一个制造机器的部门中发生的。这个部门于焉被迫关闭工厂、遣散工人。但被遣散的工人在收入上受到损失，由而剧烈地消减了他们对消费品的购买。因此，很快地，在生产消费品的部门中，出了生产过剩，这类部门便也被迫关闭工厂、遣散人员。由之，随着更多任务人失业，消费品的销售愈发下跌，滞销库存品反告增加。此时，制造消费品的工厂因为受到了严重打击，便须减少或根本取消订购机器。这样一来，又造成重工业部门中更多的工厂关门，以及再一批工人的遣散，于是又使得对消费品的购买力又一度下跌，于是又更进一步地加剧轻工业部门里的危机，于是又迫得解雇另一批工人，如是者一直蔓延下去。
但是，如果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失业保险制度，危机的这些累积效应便可以得到抑制；失业补偿愈多，也就有愈强的抑制危机的效果。
我们再回头从危机的起始阶段看起。制造机器的部门发生了生产过剩，必须要遣散一些人员了。但如果失业救济金达到遭遣散工人工资的60%，那么这遣散不致于造成失业者收入完全丧失，而只是使他的收入减少40%。这样子，一个国家中10%的失业率，就不至于导致需求减少10%，而只是4%，25%的失业率，也不过使所得减少10%。所得的减少造成的累积效应（学院派经济学用一乘数乘需求的减少来表示此效应）于是相对地减低，这场危机对消费品部门的打击便缓和多了。于是消费品部门便不须要解雇太多任务人，对机器的订购也多少可以继续，等等。简言之，危机不会如螺旋状扩散开来，而会在中途被‘遏止‘。然后，可以开始解决它。
今天我们所谓的衰退，便不过是特别藉社会保险制度来遏止住的一场标准资本主义危机。
在我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中，我引用了前几次美国衰退时的数据，他们都从经验上证实了上面的理论分析。事实上，按这些数据，1953年和1957年的两次衰退，起始时都极为猛税，其剧烈之势，无论从那一方面说，都可以和以前最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1929年和1938年）相比拟。但迥异于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危机。战后的衰退在出现后几个月内便停止扩展，随之在半途被遏住，开始退潮。现在，我们了解了把危机转化为衰退的基本动因之一了。
从国民所得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的角度来看，军备预算的巨额增长，与‘展期工资’的同样增长相比，具有相反作用，因为不管怎么说，‘展期工资’里总有一个部分是由资产阶级的额外支付中来的。不过从反循环效应的角度来看，军备预算（甚至一般公共支出）的增长，和社会保险数额的增长一样，都扮演了遏制危机破竹之势的角色，构成了新资本主义的一项特性。
总需要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对消费品的需要，另一类，则是对制造品（机器、设备等）的需要。社会保障预备金的提高，使得消费品项下的开支（对消费品的需要）在一场危机之后不致于极度下降。而公共开支（特别是军备开支）的增加，则使得制造品项下的开支（对制造品的需要）在危机之后不致于大幅下跌。这样子，新资本主义的这些特征，在两个范畴中都能发生作用；其作用虽无法完全消泯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照常发生，资本主义尚找不到什么方法确保一个多少较平衡、较连续的成长——但却可以减低其矛盾的强度及严重性，至少可以一时如此。
这样的进程，其骨架必定是一个长时期的加速成长，便其代价，则是不断的通货膨胀。
通货不断膨胀的趋向
适才我们讨论过的两种现象，均具有反循环的作用，但它们形成的后果之一，却是一种可以称之为通货不断膨胀的趋势。从1940年起（即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或前夕）这已经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一个很明显的现象了。
军事部门即武装部门在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居重要地位，是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和消费品、制造品的生产一样，军备的生产也创造出购买力。制造坦克车、火箭的工厂，一如制造机器或纺织品的工厂，都发工资给工人，拥有军火工厂的资本家，和钢铁厂、纺织厂的老板一样，都把利润塞进自己的口袋。但是军备生产有一个特点：这部分新添的购买力，在市场上却没有相应的新添货品与之交换。古典经济学的两个基本领域——消费品部门和制造品部门，在一方面创造出购买力，在另一方面也给市场提供了一批货品，足以吸收这些购买力。但是军备部门虽然创造出了购买力，却无论是在消费品方面或制造品方面皆无法提供一批货品给市场，好吸收它创造出来的购买力。
只有在一种情形下，军事开支不会形成通货膨胀，那就是假定军事开支能完全由税收来承担，同时在比例上，要使资本家及工人的购买力，能和消费品及制造品的价值之间的比率，维持住完全不变(注)。可是这种情形，不仅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就是在税率最高的那些国家也找不到。就美国而论，税收绝对不敷总军事开销之用，军备部门产生的购买力，并未藉课税抵销掉，所以，应之而生的不断通货膨胀趋势始终存在。
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垄断时代后，另有一个随此经济制度而生的现象，也同样有造成不断通货膨胀的效果，那就是很难使价格下降。
从我们找不到古典意义之下的价值竞争一端，即足以窥出，庞大的垄断性托辣斯己实际或完全控制了市场，特别是制造品和持久消费品的市场。供不敷求之时，价格定然上涨，可是到了供过于求的时候，价格却依然停在原档不下跌，或只下跌少许。这个现象，在重工业及持久消费品市场中，已经很明显地存在25年了。尤有甚者，这个现象在其趋势上就是和我们先前讨论过的长期循环周连在一起的，因为必须坦白承认，我们根本不能预测耐久性消费品在这个长时扩张时期结束后的价格变化。
当汽车工业要增加其超额生产能量时，价格上的新竞争、及大幅度降价，都不是不可能的事。被预言将在六十年代后五年（六五、六六、六七）发生的有名汽车业危机，如果说只要小型车在西欧的售价降低一半，便可以不太困难地消弥掉，这说法并非完全站不住脚。如果有一天，一辆CITVOEN4CV或2CV型的汽车，售价只是20万旧法郎或25万旧法郎，那么需求的增加，就可以在正常情形下把超额生产量消化掉。照现在的各种协议而言，这看来尚不可能，但是如果有见于五年或六年长期的死活竞争（这在欧洲汽车工业来说，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这种结局无法就此被否定。
不过，我们马上就要补充一点：另外尚有一种结局，是更有可能发生的，那就是随着几家汽车公司的关门消失，超额的生产能量也随而消失。这种情形下，超额生产能量的消失，便会防止价格的巨幅下跌。这种情形，在垄断资本主义中，正是对上述因生产能量增加而造成竞争时的典型反应。上面我们提到的另外那种反应（大幅减价），当然不是全无可能，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任何领域里都还未见到过。例如石油工业，潜在的生产过剩现象业己存在了六年了，但是利润率高达100%和150%的那些托辣斯所容许的减价，实不啻九牛一毛。他们容许的减价率大概是5%或6%，但事实上，只要他们乐意，他们至少可以把汽车售价降低一半。
‘经济设计’
新资本主义这枚铜板的另一面，牵涉到通常用‘管理经济’、‘经济企划’或更进一步的所谓‘指导性的设计’等名称来代表的一组现象。和资本主义的古典精神背道而驰，它是在另外一种形式下对于经济的有意识干预。这种干预的特色，在于它不复只是以政府为主的一种行为，而更是由政府与资产阶级团体双方合作与结合而进行的一种活动。
这种朝向‘指导性设计’、‘经济企划’‘管理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要如何才能说明呢？
我们必须从大资本的一种实际需要来开始看。大资本的这种需要，正好来自本章开始处我们讨论过的那个现象。在那里，我们谈到了机器设备更新节奏的加速，提到了一场多少具有不间歇性的工技革命。而我们所说的固定资本更新节奏的加速，所指不外是在不断缩短的一个一个时期中，人们一定要分期回收不断变大的投资开支。当然，这种分期回收，必须要经过计划，经过尽可能准确的计算，以防止经济发生短期的波动；因为对于运用数字以数百万元计的企业来说，经济的波动有可能造成难以置信的紊乱。这一项基本事实，便是资本主义朝着一种管理经济而企划的原因。
今日处在庞大的垄断集团之下的资本主义，在投资时动辄集中数以千万元计的资本，而又必须很迅速地分期回收。这种资本主义，蒙受不起巨大的周期性波动之险。因此，它需要得到保证，至少在约略相当于其固定资本分期回收的一个平均时期内，分期回收的耗费一定能赚得回来，收入能够继续；这种平均时期，在目前约为四年至五年。
再者，我们讨论的这个现象，在资本主义企业本身内部，便已经开始直接出了。生产程序愈益复杂，便需要愈益精确的设计工夫，否则，整个企业便不能像一个整体般运行。归根到底言之，资本主义的企划，不外乎把在大资本主义企业或企业群（如包含许多公司的托辣斯或卡特尔）内部早己进行的工作，扩充到全国范围，或更准确地说，在全国范围内协调进行。
这种指导性设计的基本特色是什么？在本性上，它迥异于社会主义的计划，它主要所关切的，不是设定一组以生产数字来表示的目标，并求保证能达成这些目标。相反，它的关心所在，乃是协调各私有企业早己拟定的投资计划，并藉提供若干至多自政府角度言之有优先性的目标，来进行这种必要的协调。当然，这些目标都是符合资产阶级共同利益的目标。
在如比利时、英国等国家中，这种工作进行得斧凿彰明；在法国，任何事都在一个大为精致的学理层次上出现，又辅以大量的伪装，所以整套作法的阶级性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法国的这套经济设计，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仍无二致。在本质上，‘设计委员会’、‘设计局’‘企划局’的活动，都在于咨询各个雇主集团的代表，考查他们的投资计划和市场预测，‘调和’不同部门之间的预测，并求避免瓶颈和重复。
吉尔勃·马丢（GILBERT MATHIEU）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三篇好文章（世界报，1962年3月2日、3日、6日）在其中，他指出，在各个计划委员会及下属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中，虽然有280位工会代表参加，但公司头子及雇主组织的代表，却达1280人。‘法朗素亚·贝鲁（FRANCOIS PERROUX）先生相信，在实际上，法国的计划往往是在大公司及金融机构的优势影响下设定、进行的。’即使最温和的工会领袖如勒·勃伦（LE BRUN），也断言法国的计划‘基本上是在资本的高级代理人和政府高级行政人员之间安排定的，而两者之间，前者的力量又常超过后者。’
再者，各公司决策之间的这种对抗和协调，对资本主义经理人员也是很有用的。它构成了一种以全国为范围的长期市场探测，而依目前技术来说，这种探测还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但所有这些研究、计算，所根据的仍不出由雇主当作预测而提供的数字。
因此，这种计划或‘指导性的设计’便具有两个特殊的、基本的方面。
一方面，它很偏狭地专注于雇主的利益，他们的这些利益，是计算的起始根据。同时，这里所谓的雇主，并非指所有的雇主，而只是资产阶级中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阶层，即垄断集团和托辣斯。当极有力量的垄断要团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请回想一下1962年旱在美国钢铁制造业托辣斯和钢铁消费业托辣斯之间关于钢铁价格的冲突），政府便在资本家集团之间扮演着某种仲裁者的角色。从某些方面来说，政府是资产阶级的一个管理公会，代表所有股票执有人、所有资产阶级成员而行动，但它关注的利益，仍然只是居支配地位的团体的利益，而不是民主、不是大多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利益。
另一方面，所有的这些计算，在根底上都带着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之所在，在于作计划时，根据的纯粹是预测，同时也在于政府无能执行这些计划。事实上，就是私人企业也无法保证他们的预测能够实现。
1956年到1960年间，欧洲煤钢共同体及比利时经济部的‘计划师’，在对西欧特别是对比利时的煤消耗量作预测时，两度惨重失误。第一次，是在因苏伊士运河事件而导致的供应危机之前及之中，他们预测1960年消费量将激增，也预测了煤产量会随之上升，就中比利时的煤年产量将自三千万吨增至四千万吨。但是，事实上，1960年比利时煤产量是自三千万吨降至二千万吨；结果，‘计划师’们犯了双重大错。可是，这一个错误记录上的墨潘方干，他们又往相反方向犯了一个错误。当煤的消耗量正在下降时，他们预测这个下降的趋势会继续，同时宣称有必要进一步关闭煤矿。无奈1960年到1963年间发生的情形正好相反：比利时煤的年消耗量自二千万吨增至二千五百吨；结果，因为经营的产煤能量己遭削减三分之一，造成了煤的严重缺乏，特别是1962年到1963年的那个冬季，必须十万火急地——甚至远自越南——进口煤。
这个例子，鲜活地让我们见到‘计划师’们在为工业部门进行计算时十分之九的时间都必须用到的一种技术。这技术，简言之就是一种投射，把目前的趋势，投射到未来，至多再藉一个表示需求之伸缩性的因子来校正，而这个因子，又是根据对于一般扩张率的预测而得出来的。
国家对于利润的保证
这种‘管理经济’尚有另外一面，使得它对于工人阶级运动来说格外危险；那就是在‘经济计划’这个观念中，涵蕴了‘社会计划’或‘所得政策’这样的概念。若不保证托辣斯的薪资支出的稳定，便根本无法保证它们的开支及收入在五年期——这是分期回收它们新设备所必须的时间——中间的稳定。如果没有办法‘设计’出‘劳动耗费’（即预知和管束工资的增加）则也无法‘计划’出‘耗费’。
在西欧每一个国家中，雇主和政府都在尽力把这样的一种趋势加在工会身上。从合同期限的延长，从使得停工愈困难及野猫罢工违法的立法（译注：野猫罢工即工自发而未经工会组织正式同意的罢工），从认为‘所得政策’乃是抵制‘通货膨胀’的‘唯一保证’的喧嚣宣传，都可以反映出政府和雇主的这种努力。
所谓我们必须要朝着‘所得政策’走，所谓工资的增加率可以准确地计算出来，所谓我们必须如此以避免罢工带来的损失，因为罢工‘对谁都不利，对工人不利，对整个国家也不利’——这些说法现在在法国正十分普遍。这些说法所涵蕴的意思，不外是要把工会深深地融到资本主义制度中。从这个角度来说，工会运动在根本上己不复是工人改变国民所得之分配的一个斗争武器了。它变成了‘社会和平’的一个守护者，保证雇主在资本的运行再生产过程中能得到稳定，保证固定资本在整个更新期中能分期回收。
显然，这对于工人及工人运动来说，是一个陷阱。何以如此，有许多理由，在此无法细论。但有一个基本的理由，来自资本主义经济及一般市场经济的本质；当今法国经济计划的主持人马塞先生（MR MASSE），最近在布鲁塞尔的一次演说中，也承认了这一点。
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工资乃是劳动力的价格。这个价格，遵循供求率，环绕着劳动力的价值而变动。那么，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经济循环中，各种力量的关系，劳动的供与求之间的变动，有着怎样的常态发展呢？在衰退和恢复的时期，会有失业情形，对工资有不利影响，工人随而发现这时候争取工资大量增加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可是，在这个循环周中，对争取工资增加最有利的时期又何在呢？显然，那是在充份就业甚至发生劳动短缺的时候；易言之，在最后的繁荣期，即在行情的预峰或在‘沸点’上。
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在这个时期最容易成功；在这个时期，处于劳动力短缺的压力之下，就是没有罢工，雇主也最容易同意增加工资。不过，每一个熟悉这种行情转变期的资本主义专家都会告诉你，从‘稳定’的角度来看，从维持资本家利润率所需要的限度（这一点始终是这类推理的基点）这个观点来看，在这个时期发动罢工和增加工资，恰恰是最危险的。因为在所有的‘生产因素’都充分运行时，你若提出额外需求，这一部分自动地就会造成通货膨胀。
换句话说，‘管理经济’的整个逻辑，正好就是要在整个循环圈中阶级力量的对比有利于劳动阶级的唯一时期，避免罢工和改善生活。可是，这是在整个循环圈中唯一的一个阶段，其时对劳动的需求大大超过供应，其时工资可以上升，以变更国民所得在工资和利润间不利于工资的分配倾向。
由此可知，所谓‘管理’的意思，目标乃是防止工资在整个循环圈的这个特别时期发生所谓通货膨胀性的增加，而其最终结局，不外是降低工资在整个循环圈中的总增加率。一个循环周由而得以保证：其中国民所得里属于工资的相对部分，将有一个不断的下降趋势。在经济复苏时期，这部分所得早己有下降趋势向，因为依定义来说，复苏时期便是一个利润率上升的时期（不然何得谓之复更？）而若在巅峰时期工人也不许改变此一趋势，那么国民所得分配情况的恶化趋势，自将保持不坠。
我们可以举出实际的例证，以观在国家控制及工会合谋之下，完全僵硬的所得政策，会造成什么结果。1945年以还荷兰实行着这个政策，其结果昭昭在案：工资对国民所得之比显着下降，在欧洲各地——甚至西德——皆无可与之相匹拟者。
再者，即使纯粹从一个‘技术’层次来考虑，也有两个论证，足以驳倒主张‘所得政策’的人：
一，如果你以‘行情性的’理由要求工资的增加不得超过充分就业时期生产率的增加，为何在有显着失业现象的时期，你不要求工资较大幅度的增加？根据行情的理由，失业时期工资的这种增加是完全正当的，因为由之可藉总需求的提高而刺激整个经济……
二，如果在各项所得中只有来自工资的所得是一个己知数，那么‘所得政策’如何能有效地执行？任何‘所得政策’，单就为了找出资本家的确实所得及生产率真正的增加量，是否须以工人对生产的控制、公开公司的帐册、废止银行帐户的保密为先行条件？
上述者，全然不意味我们必须接受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技术性论据。所谓在充分就业时期，工资的增加若超过生产率的增加，会自动造成通货膨胀，乃是一种绝对错误的说法。工资的增加会造成通货的膨胀，只有在一个情况下有可能，那就是利润率稳定不变。但如果藉助于（如共产党宣言所言）对私有财产的强制性的干涉，降低了利润率，那么就不会再有什么通货膨胀了；我们只是把购买力自资本家手中取过来交给工人而己。在这时，唯一可以成立的反对意见是投资会有变缓之可能。但我们无妨以其人之道还治于其人之身，告诉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在一个充分就业时期，繁荣在其‘沸点’之际，减少投资并不是一件太坏的事；反之，投资的减少，在其时早己开始，而从反循环的政策来考虑，降低利润、增加工资，也是一个比较明智的作法，它可以让受薪工人及消费者有较大的需求，藉以减轻投资所受的压力，把行情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不然，这个好的行情一定要受到生产性投资在某情况下无可避免的降低倾向的威胁。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从一种社会的观点来看，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涉，管理经济、经济计划、指导性的设计、等等，是一点也不中立的。它们都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中统治集团手里干涉整个经济的工具，它们绝对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仲裁者。资本主义政府执行的唯一真实的仲裁，是在资产阶级内部不同资本家集团之间的仲裁。
新资本主义的实在本质，政府对经济生活日增的干涉的本质，可以概括成如下公式：听命于本身自动经济机制的资本主义制度，愈来愈蹈于迅速灭亡的危险，而国家，日甚一日地变成资本家利润的守护者，保证资产阶级中居统治地位的垄断阶层的利润。国家的保证，靠的是它能减少循环周的波动的震福。它的保证手段，是愈来愈形重要的军事性或半军事性的国家订单。它保证利润的手法，又有一些是特别只有在这种‘管理经济’的架构中才能施用的。在法国的所谓‘准合同’（QUASI、CONTRACT），就表明了这一点。这种合同，很明白地保证利润，其目的，则是要矫正区域性的或在不同工业部门之间的发展上的不平衡。国家告诉资本家：‘如果你在如此这般的一个地区投资，或在如此这般的一个部门中投资，不论成效如何，甚至即使你的赔本废物连卖都卖不掉，甚至即使你完全失败，我们都保证你的资本可以得到6%或7%的利润。’这是国家保证垄断利润的最好、最明白的形式，但是这却不是法国计划师的发明；因为沙赫特、封克、戈林等人，在纳粹的战备经济及其四年重整军备计划中，早就应用过这个方法了。
归根结蒂言之，一如资本主义制度中所有其它真正有效果的反循环措施，国家对利润的保证，乃是经由国家为中介，在有利于领导性的垄断集团的情况下，重新分配国民所得。它的执行，所赖不外平提供补助、减税、以较低利息提供贷款。这些手段，最后累并造成利润率上升。在一个正常运作的资本主义经济架构下，特别是当这经济处于长期扩张性的阶段时，利润率的此种上升，显然能刺激投资，产生和计划者所期待的相同结果。
或者，我们合逻辑地、一贯地站定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架构之内，由而认定，增加利润率，乃是保证投资增长、及造成此这种私人投资之增长为基的工业扬挺的不二法门；
或则，我们拒绝那种看法，采取一个社会主义的立场，拒斥增加利润率那条路，主张唯一的另外一条路，那就是在工业中发展出强有力的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并存。这是走出资本主义架构及其逻辑的一条路，由这条路，我们走上竞技场，开始我们所谓结构上反资本主义的改革。
在近年的比利时工人运动史中，我们已经经历过了这两种趋向的冲突，而法国在未来几年中，一旦失业人数上升，也必会遇到这个冲突。
某些社会主义领袖（对他们为人的诚实我无意怀疑），实际上己正像我刚才那样直截了当、那样冷语讥诮地说了这样的话：‘你要是想在现存制度中短期内解决失业问题，除了增加利润率外，再无其它办法。’可是他们忘了加上一句（虽然这句话本无待言）：这样作的意思不外乎以赚工资的人为牺牲而进行国民所得的再分配。换句话说，除非你志在骗人，不然你无法一方面呼唤快速经济扩张——这在资本主义之下不外是要私人投资增加，而又要求在有利于赚取工资的人的条件下，重新分配国民所得。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架构中，这两个目标完全冲突，至少就短程及中程时期来说是如此。
因此，工人阶级运动面对的，是一个根本的抉择：选一个在新资本主义结构中改良的政策，就表示把工会融入资本主义制度中，变成了固定资本分期回收时期中维持社会和平的宪兵；或者选取一个基本上反资本主义的政策，提出一个短期的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改革的纲领。
这些改革的根本目标，应该是把经济的控制杆杠，从金融集团、托辣斯、垄断集团手中夺取过来，交给整个人民，在信贷、工业、运输等业中，创造有决定性力量的公共部门，完全置于工人控制之下。这表示在公司层次上及整个经济中，出现了双重权力，并迅造成工人阶级及资本家统治者之间政治权力的二元化。
这个阶段便导向工人夺取政权，缔造工人政府，由之开始建设一个免于剥削及其一切罪恶的社会主义民主。
注:这个说法尚嫌不够精确。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没有考虑到资本家的购买力中间用业（1）供资本家自身消费和（2）供在资本家再投资后新雇用的工人消费的那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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