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塞亚•柏林是公认的西方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家之一，他的著名论文《两种自由的概念》已成为当代自由主义思潮的经典文献，一再为人征引。其实，柏林是正统自由主义的一个异数。他的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不是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更不是实证主义，而是维科和赫尔德所代表的古典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而古典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却被正统的自由主义者视为一切"政治非理性主义"的精神渊源。
由柏林的学生哈迪(Henry Hardy)编辑，出版于一九九O年的柏林的论文集《扭曲的人性》，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这部论文集由八篇论文组成，最重要的显然是并首两篇：''理想的追求"和"乌托邦观念在西方的衰落"。这两篇论文发表的时间较其余六篇为迟，却被放在最前面，而书名又是从这两篇论文结尾的同一引文而来，已暗示这一点。这两篇论文的重要性在于，柏林通过叙述西方思想史的方式，向人们表明了他的"多元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
"理想的追求"是篇带点自传性质的论文。一开始，柏林就回顾了他思想形成的过程。最先给他巨大影响的是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他们既是小说家，又是社会思想家。他们都相信人的本质就是能选择如何生活。社会通过人们强烈的信仰和为之献身的真正理想是可以改变的。他们有时也认为人是不自由的，而是为他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所决定。但他们也认为，如果自由只是一种幻想的话，那也是一种没有它人类就无法生活和思想的幻想。
柏林直到进了牛津大学才开始读哲学家的著作。他发现，大多数哲学家也是这样想的，尤其在伦理学和政治思想领域。苏格拉底认为，如果能用理性的方法在我们外部世界知识中获得确定性，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在人行为的领域里产生同样的确定性。这可以通过理性的论证来达到。柏拉图认为，获得这种确定性的圣人精英应该有权统治智力上不那么行的人。斯多葛派认为，任何人只要按照理性生活，就可以正确解决个人和社会问题。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相信上帝向他特选的先知与圣人启示人类问题的最终答案，接受有资格的教师和他们所属的传统对这些天启真理的解释。
十七世纪的唯理论者认为，答案可以在一种形而上学的洞见中找到。建立在数学技术上的自然科学开拓的知识领域，给十八世纪的经验主义者深刻的印象。他们像苏格拉底一样，自问为何同样的方法，不能在人类事务领域同样成功地确立无法拒绝的规律。他们相信，理性地重组社会将结束精神与理智的混乱，偏见与迷信的统治，以及盲目服从未经检验的教条和压迫性政治的愚蠢和残忍。所需的只是认识人所需要的最重要的东西，找到满足它们的手段。这将产生一个幸福、自由、公正、和谐的世界。这种观点是十九世纪一切进步思想的基础，也是柏林在牛津做学生时吸收的批判经验主义的核心思想。
柏林认为所有这些观点都有一个柏拉图式的理想：首先，正如在科学中那样，一切真正的问题必定有一个真答案，而且只有一个，其余的都必然是错误；第二，必定有一条朝向发现这些真理的可靠道路3第三，真答案如发现的话，必然被此兼容，形成一个单一的整体，因为一个真理不能和别的真理不相容。这种无限知识就是宇宙之谜的解决。在道德问题上，只要正确理解决定宇宙的规则，就可以想象完美的生活。
但黑格尔和马克思却认为问题不那么简单。没有永恒的真理。只有历史发展，不断的变化。进化的阶梯上人类每进一步，视野就发生变化；历史是多幕戏剧；它是由观念和现实领域种种力量冲突推动的。这冲突有战争、革命、国家、阶级、文化、运动的剧变等形式。经过不可避免的倒退、失败、故态复萌，乃至退回到野蛮，孔多塞在地牢里动情地预言的美好世界将会实现。终将有幸福的结局--人的理性已经获胜，不会永远倒退。普遗和谐的合作，真正的历史终将开始。
许多人直到今天还这么认为。这也是柏林当初的信仰。但读了马基雅弗里的著作后，他的这种信仰发生了根本的动摇。马基雅弗里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他认为罗马共和国或早期执政者时期的罗马帝国可以恢复。要做到这点，需要有一个勇敢、机智、理智、有天赋的人的阶级，他们知道怎样抓住机会和利用机会；以及受到充分保护的、爱国的、以他们国家为骄傲、集中体现男子汉气概和异教徒美德的公民。罗马就是这样倔起和征服世界的。在逆境中缺乏这种智慧、生命力和勇气，使它最终没落。但马基雅弗里同时又提出了基督教德行的概念；-谦卑、接受苦难、出世、希望死后得救。他说，如要建立一个罗马类型的国家，这些品质没有用；但他并不谴责基督教道德，只是指出这两种道德是不相容的。他不承认任何我们可以用来决定正确生活的统一的标推。罗马的美德和基督教价值的统一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
柏林说，这在他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人们在现在和过去所追求的价值并不都是必然彼此相容的，这根本动摇了他原来的假定：生命主要问题的真答案是不冲突的。后来，他又在柯林伍德的建议下去读维科的《新科学》。他从中又看到了一点新东西。维科认为，每个文化都有对现实、对它生活的世界、对它自己和与自己过去的关系，对自然，对它所奋斗的东西有它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在每一个连续的社会整体中都不相同，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天赋、创造模式，彼此不可通约。
这以后柏林又转向德国十八世纪思想家赫尔德。维科思考文明的相续2赫尔德进一步比较许多国家和时期的民族文化，认为每一个社会都有他称之为"重心"的东西，它们各不相同。由此柏林认识到，如果我们要理解斯堪的纳维亚的传说或《圣经》中的诗篇，我们一定不能将十八世纪巴黎批评家的审美标准应用于它们。人们生活、思考、感受彼此说话的方式，他们穿的衣服，唱的歌，崇拜的神，吃的食物，内在于他们的假定、风俗、习惯，正是这一切创造了社群，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生活风格"。
这种观点被很多人称为文化相对主义，也许在中国还被称为"后现代"。但柏林不认为这是相对主义。一个文化的成员，完全可以凭借想象的洞察力，理解另一文化或社会的价值、理想、生活方式，即使那些东西在时空上相距遥远。他们可能觉得这些价值是不可接受的。但他们的心灵如充分开放的话，他们就能理解，根据一个完全不同于自己的价值生活的人，同样可以是一个完全的，可以与之交流的人。柏林认为："我喜欢咖啡，你喜欢香槟。我们有不同的口味，再没什么可说的。"这是相对主义。但赫尔德和维科的观点不是，而是他称之为"多元主义"的东西，即尽管人们可以寻求完全不同的目的，但仍是完全理性的人，彼此可以相互理解、同情、得到启发。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使之为人的东西对它们是共同的，在它们中起了桥梁作用。
柏林认为有一个客观价值的世界，但这不是说有一个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系统。"客观价值的世界"指的是人们为了这些价值自身的缘故去追求那些目的，其他都只是手段。但不同价值会冲突，这就是为何文明是不兼容的。正义对于一些人来说是绝对价值，但它与某些可能同样是终极价值的价值--宽容、同情等可能是不相容的。自由和平等一直是人类追求的主要目标，但它们也可能是不相容的。狼的完全自由就是羊的死亡。强者的完全自由与弱者的权利是不相容的。一个艺术家为了创造一件杰作，可以过一种使他家庭陷于悲惨境地的生活，而他却对之无动于衷。我们可以谴责他，说杰作应为人的需要牺牲；但也可以站在他一边。两种态度都体现了一些人的终极价值。柏林由此得出结论，这个世界上有些价值无法兼容并存。要想鱼与熊掌兼得，有一个完美的最终解决，不仅做不到，而且从概念上也讲不通。人类有些善不能并存，我们注定要选择，每一种选择都可能包含不可弥补的损失。这就从理论上否定了将一个完美状态作为奋斗目标。在实际操作上则更有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障碍。老的问题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问题，新问题可能是由于老问题的解决而产生。所以最终解决人类问题根本不可能。即使设想有这样一个根本解决，也是非常危险和有害的。本世纪的有些恐怖和罪行，正是这样产生的。
既然众善不可兼得，那么人类只有在可能性中进行选择。但怎么选?柏林说他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回答，只知道冲突即使不可避免，也可以软化。各种主张加以平衡，可以达成各种妥协，没有最终和绝对，但哪些应该优先是可以决定的。
"乌托邦观念在西方的衰落"，一看标题，就知道它与"理想的追求"讨论的基本是同一个问题。乌托邦就是尽善尽美的理想世界，或完美的最终解决。不过这次柏林是从阐述他在"理想的追求"中讲到的西方政治思想主要传统的三个基本命题着手，来展开问题。这三个基本命题，也是乌托邦的思想基础。它的实质是绝对的普遍主义：存在着普遍的，在一切地方，一切时代，对所有人都为真的真理。论证是：没有人会否认人的目标是普遍和统一的。人都要吃饭，喝水，有栖身之处和安全；人都要生儿育女，人都寻求社会交往，正义，一定程度的自由，自我表达的手段，等等。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可能国与国不同，时代与时代不同，但这些目的，不管原则上可变与否，总是不变的。这正是当年胡适批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所用的论证，也是正统自由主义者惯用的论证。
然而，柏林从马基雅弗里那里已经知道，世上众善并不尽皆相容。在他看来，马基雅弗里的这个发现是对普遍主义的一大打击。并且，上述三个基本命题的普遍主义，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有问题。它们假定人性是静止不变的本质，人的目的也是永远不变的，在任何时间地点都一样。只要掌握充分合适的知识，就可以达到人性的全面实现。启蒙运动更是将这种信念推到不容置疑的顶点：既然人用观察、分析和试验的方法可以发现自然规律，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发现人的本质?科学知识可以发现我们是什么和要什么，提供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只有它可以救我们。
但赫尔德发现，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传统，自己的个性，自己的面貌。每个民族的幸福就在于发展它自己的民族需要，它独一无二的个性。每个时代，每个社会在目标、习惯和价值上都彼此不同，文化是不可通约的。人们的确有许多东西是共同的，但个性才是最重要的。柏林认为，近代对乌托邦观念，对乌托邦本身的攻击，就是由此发轫的。如果法国人的价值不同于葡萄牙人的价值，古希腊人的价值不同于现代法国人的价值，那么乌托邦的基本假定--存在对一切人都有效的共善概念，就是建立在一个基本错误的基础上。宇宙并不是一个由不可摧毁的逻辑联系保证的、数学真理和道德或审美价值形成的一个完美的和谐，而是不同意志自行其是、相互冲突的战场，各种可能性并存的世界。
上述两篇文章发表的时间相隔十年，但在结尾柏林都引用了康德在《从世界公民立场设想的一般历史》中说的一句话："从扭曲的人性中造不出完全笔直的东西。"而这也是他这本论文集书名的由来。可见他非常欣赏这句话。然而，这句话也不过是说，自身不完美的人无法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仅仅这个理由，再加上众善不能并存的理由，就能把人类的理想和乌托邦彻底否定了吗?恐怕未必。理想和乌托邦作为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之所以能随着人类文明一起发展，决不仅仅由于它们的普遍主义哲学预设。如果理想和乌托邦(柏林在这两篇文章中实际把它们等同起来了)只是设想人类问题实际上可以有一个完美的最终解决，可以在地上建立天堂，那么上述柏林的论证与批判是基本有效的。但如果理想和乌托邦既不能完全等同，它们的内容和意义又不像柏林理解的那么狭窄，那么柏林这两篇文章克其量只能说是否定了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的普遍主义信仰，却并未能完全否定理想和乌托邦。不过，柏林对上述三个普遍主义预设的批判，倒是对西方正统自由主义的一大打击。因为这正是正统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理想与乌托邦有一根本不同点，这就是理想未必是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肯定无法实现。乌托邦永远只能存在于人类的意识和文字中。乌托邦必然要有完美的性质，理想却不必。现代化是许多不发达国家和民族的理想，但它并不等于人间天堂。追求这一理想的人也不一定将它视为问题的最终解决。理想不一定是现实的批判与否定，乌托邦却总是作为现实的对立面出现。由此可见，理想与乌托邦之间有重要的区别。但它们有一共同的本原，这就是人类希望与梦想的本能。理想是它的一般表现，而乌托邦是它的最高形式。夸父追日，西西弗斯石上山，则是它永恒的象征：追求完美，而不是达到完美。
其实，正像鲍曼(Zygmunt Bauman)所敏锐发现的，乌托邦有一种悖论的性质，它的生命力恰恰在它的非现实性。鲍曼在其所著的《社会主义--积极的乌托邦》一书中写道："社会主义和一切其他乌托邦都有-种令人不快的性质，只有当它存在于可能的领域中，它才保有其丰富的生命力。当它宣布它作为经验实在已经完成时，它就失去了其创造力，而不是激发人的想象力。"乌托邦积极的功能是探索可能的东西，批判现存的东西，促进人类自我更新和改善。理想与乌托邦存在的根据并不仅仅是柏林所归纳的三个绝对普遍主义预设，而在于人的希望与梦想本能。因此，尽管对上述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主流的普遍主义立场早就有人批判，但乌托邦在我们这个时代并末死亡。"自信地宣布它的死亡似乎言之过早。"(库玛：《近代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388页)
之所以很多人认为乌托邦已经衰落或死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把社会主义看作是现代惟--的，或主要的乌托邦。实际上，社会主义只是现代乌托邦的一个变种。产生于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何尝没有乌托邦的性质，它也许诺一个没有悲惨经验的世界和生活。读过哈耶克的《法律、立法和自由》或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的人，对此不难体会。所以普兰尼(Karl Polanyi)说自由市场经济是"十足的乌托邦"。英国前首相撤切尔夫人一九八五年在一次电台采访中对此也直言不讳。她说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她看来是两个可选择的、竞争的乌托邦。
因此，现代最著名的两个反乌托邦作家赫胥黎和奥维尔一再否认，社会主义，甚至苏联，是他们反乌托邦的主要目标。《美丽的新世界》以美国梦的实践为基础，矛头主要指向科学主义。《一九八四》则以极权主义为目标。由于《一九人四》出版于冷战时期，自然被许多人看成是反共小说。但奥维尔自己并不这么看。他在给扎米亚京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写的评论中说："扎米亚京似乎针对的不是任何特定的国家，而是工业文明所含有的目标。"库玛说，这也是对奥维尔自己的《一九八四》的目标的陈述(《近代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296页)。无论是赫胥黎，奥维尔，还是扎米亚京，他们的反乌托邦实际针对的并不是某一特定的乌托邦，而是现代乌托邦本身。
抛弃冷战思维方式，我们对现代乌托邦问题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乌托邦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作为乌托邦，美国比起苏联不仅毫不逊色，而且更持久，更有吸引力。《白鲸》的麦尔维尔说："我们美国人是特殊的选民---我们时代的以色列；我们产生了世界自由的方舟。"爱默生则说，"美国是未来的国家"。美国梦更是美国人引以为做的东西。''关于美国的一切都已激起，并将继续激起乌托邦主义。"(《近代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69页)库玛的这个观察，极为正确。
既然美国和苏联都是乌托邦，它们之间一定存在着"家族相似"：它们都相信柏林归纳的三个普遍主义假设；它们都认为"信它的人有福了"，人间天堂是可能的；它们都相信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它们都是绝对理性主义者，相信凭借理性，通过种种社会工程和制度安排，可以最终解决人类所有问题它们都认为自己是通向人间天堂的康庄大道、无可争辩的历史终结者；它们都认为自己代表人类的未来；它们都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死心塌地的科学主义者和坚定不移的进步主义者。如此众多，如此根本的这些家族相似，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重新考虑，或反省我们以往的意识形态偏见吗?
也许，从柏林苦心孤诣地告诉人们的众善不能并存的道理中，还可以引出另一个结论，那就是，世上许多事情并不都是黑白分明，非此即被，魔鬼之敌定为天使。鲁迅在七十年前就已觉察到："旧的和新的，往有极其相似之点--如：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张为人生的艺术，都讳言黑暗，棒喝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厌恶人道主义等……"美苏这两个现代最大的乌托邦在原则问题上的根本相似，用偶然是无法解释的。它们一定有共同的根源。说到底，它们都是现代性的产物，都是典型的现代现象。
既然这两个最大的乌托邦都是建立在绝对普遍主义基础上，柏林对乌托邦的批判当然对它们都有效，尽管柏林心目中的乌托邦似乎并不包括美国。然而，批判了乌托邦的普遍主义理论预设，就能消除人们现实的乌托邦信仰吗?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眼下的确行情一落千丈，但科技乌托邦、自由市场经济乌托邦，美国梦乌托邦，乃至全球化乌托邦，正在世界各地流行?许多人在将乌托邦作为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加以嘲笑和诅咒的同时，却对那一些乌托邦坚信不疑。柏林对乌托邦普遍主义i的理论前提的分析批判完全正确，却丝毫动摇不了科技万能论的信徒、美国梦的追求者和自由市场经济的传教士的乌托邦信念。
如果柏林关于乌托邦观念衰落的断言是错的，那么对他上述断言的否证也恰好证明，对于乌托邦普遍主义理论前提的哲学批判不能根本动摇乌托邦的根基。正因为"从扭曲的人性中造不出完全笔直的东西"，由于人性天然的欠缺，世界永远不可能完美，才会有乌托邦。乌托邦既是人类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也是对现实的不满与批判。乌托邦的意义不在于其完美的形式，而在其批判的功能。柏林对乌托邦的批判，就现代乌托邦的现实性质而言，是基本有效的；但对乌托邦的批判功能而言，则并不相干。现代乌托邦的根本问题是不屑作为超越现实的力量，而竭力使自己成为人间天堂。与乌托邦相联系的种种悲剧，恰恰是这样发生的。将美国和苏联这样的实在视为乌托邦，不仅会对它们失去批判的能力，甚至会对它们的黑暗曲意维护。作为乌托邦的美国和苏联，由于其现实的性质，则不仅基本失去了乌托邦的批判功能，而且使乌托邦走向了自我否定。
库玛在《近代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一书的最后写道：一旦被发明后，乌托邦的观念就不会完全消失。但是，乌托邦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形式，却已明显削弱了。的确，经过本世纪种种骇人听闻的悲剧与浩劫后，那些以暴力和强制手段来实行的乌托邦，怕是少有人会相信了。但其他乌托邦，尤其是金钱和欲望的乌托邦，在这个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时代，不是格外流行和时兴吗?然而，正是那些怀抱金钱欲望乌托邦的人，对乌托邦深恶痛绝。很显然，他们其实反对的不是乌托邦本身，他们反对的是乌托邦的理想性和批判性。或者说，他们反对的是人类精神崇高的一面，即人文精神是也。在他们看来，追求崇高，必将带来苦难，而躲避崇高，倒是可以得到不少实惠。以《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书闻名于世的曼海姆曾提醒人类："乌托邦的消失将产生一种静止的事态，在这事态中人本身成了物。那时我们将会面对可想象的最大悖论，即已经获得对存在最高度理性控制的人，却没有理想，成了一个纯粹冲动的生物。"今天，受到削弱的恰恰是乌托邦超越现实的力量，而不是柏林着力批判的普遍主义的"最终解决"和人间天堂的迷信，即乌托邦的实在形式。人们会和柏林一起揭露和谴责以美好未来的名义牺牲千百万人的罪行，却不太会认真思索他对近代乌托邦绝对普遍主义基础的批判。另一方面，只要乌托邦的现代性特征没有被深刻揭示与分析，对乌托邦的批判与否定只能削弱它的批判功能和崇高理想，而不是它尽善尽美的实在形式和绝对独断的真理主张。当一个社会的工具理性结构和价值评判标准没有受到根本质疑时，对普遍主义的批判本身也不可能是彻底和切中肯紫的。
不过，现代既然是和《乌托邦》、《太阳城》、《新大西岛》这些乌托邦一起诞生的，也难说它不会在人类创造的新的乌托邦中完成其自我批判和扬弃。扭曲的人性固然造不出完全笔直的东西，但人类可以在想象中超越这一局限。否则，世上还怎么会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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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乌有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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