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马一匹行万里
——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
顾海兵
生于1959年11月
1978年-1981年 就读于黑龙江商学院
1981年-1984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后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1985年5月 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0年 破格晋升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1994年 破格晋升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学术委员,中国劳动学会学术委员,国际投入产出学会会员,北京青年研究会常务理事,吉林大学、江苏大学、南京经济学院、湖南商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税务报》专家指导,中国茅台股份公司顾问,中山市发展战略顾问,国家计委价格顾问,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理事,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理事,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等。
顾海兵教授专长于宏观经济研究、公共管理研究、教育研究与创新设计。已出版独著、合著、译著30余部,发表论文等300余篇。曾获得多项奖励,1996年获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获国家计委十五计划建议一等奖;2002年完成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项目(奥运经济)的专题研究。
京城十二月,略有寒风。
四十五岁的顾海兵教授从讲堂上下来,匆匆赶往食堂。他脚步极快,上身微倾,似乎随时可以起跑。很快,便又消失在人群中。
他的形象,很像猎猎风中的一匹马。
二十年来,他从温驯顺从的“白马”变成特立独行的“黑马”,从敏感乖巧的南方少年成长为语惊四座的经济学人,他曾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系1981级研究生班里最年轻的成员,曾是中国人民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他仗义执言,大声疾呼,献言献策,几经风雨却不改初衷。他就“入世”问题三问外经贸部,他批判教育制度于“世纪大讲堂”上;他以身化春蚕蜡炬为毕生幸福而在三尺讲台前躬耘不辍……他思维活跃、眼界宽阔、铁面无私、良心居上。
顾海兵,走过了无愧无悔的二十年。
楔子
2003年,广东省中山市发展战略研讨会。各路专家学者领导干部济济一堂,共商中山发展大计。
一场会议过后,顾海兵成了“孤家寡人”,聚餐的饭桌上,几乎无人理睬他。
事情发生在会议过程中。顾海兵大胆地否定了中山市委托三家机构做出的发展战略。一些与会人员当场变了脸色。
会前有说有笑,会后孑然一身。
其实,顾海兵很清楚发出不同声音的后果,这样的情况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1997年,某直辖市发展战略研讨会。几乎所有在座专家学者都肯定了已制定的总体发展战略,顾海兵则发表意见指出这个战略的不科学性,最大的弊端在于只考虑现在,缺乏对未来足够的思考,只考虑该市当时已有优势,而没有充分思考这个优势是否能保持下去。
然而,事实证明顾海兵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一战略在几年之后重新进行了修定。
1998年,顾海兵发表了一篇关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文章,被各媒体广泛转载,引起了某些有关领导的不满,有领导找他谈话,称:“你是经济学者,非经济类的教育问题是不是不要研究了?”
这是顾海兵多次“语惊四座”的一个小小侧面。早有人称,“他的自成一家、他的‘语惊四座’在经济学界可谓是闻名遐迩”。
他既没有被列入经济学大家、大腕之列,也没有留学背景、博士头衔。他属于非主流学者之列。有人说他是经济学界一匹“黑马”。
骏马初奔
顾海兵笑称:“‘黑马’曾经也是‘白马’。”
这是说年少时的顾海兵。
18岁之前,顾海兵的名字是“顾海滨”。
1959年,顾海滨出生于江苏省。小海滨聪明乖巧,学习异常用功,常常帮助四邻做好事,老师眼里的顾海滨,是个勤奋刻苦的乖孩子,邻居眼里的小海滨,则是个热心助人的好少年。
“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优秀学生、优秀干部,家里唯独奖状贴满了墙。”顾海兵回忆着童年,不无骄傲地说。
那时的顾海滨,好胜心强,事事不甘落在别人后面,放假的时间也跑去干苦活,“挑大粪、割草、浇菜地,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 为了实现入党的崇高目标,顾海滨曾经在高中毕业前要求去最艰苦的地方,申请去西藏干革命,同时申请的还有另外一名同学。小小年纪就以高中生的身份要求远赴西藏,他们俩在当地是独一份儿。县政府经过慎重考虑,最终还是没有同意让两名年轻人去西藏。
中学时期,顾海滨所在的学校流传着“三大滨”的说法,所指的三名学生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名字里都含有“滨”字,二是学习成绩突出,老师喜欢,同学称赞。这“三大滨”中,顾海滨是唯一的男生。
从小学到高中,顾海滨凭借优异的成绩、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热心助人的行动,成为一匹引人注意的“白马”,年少的顾海滨,度过了在同龄人眼中“辉煌”的时光。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日子都充满了阳光,在他不懈上进的动力中不乏“苦难”的因素:
顾海滨的父亲在当地原本是一家公司的指导员,相当于经理、书记。他两次被打倒,从“书记”的职务上被迫走下来,1970年,他被揪斗,一年的生命就这样被禁锢在牛棚中。
顾家遭此变故,从一个生活水平还不错的家庭瞬间变成遭人唾骂过的“走资派”之家,目睹这一切,小海滨从心底里产生了改变困境的欲望和强大的动力。他最原初的想法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多读书永远比少读书强,多掌握一些知识永远是有用的。
生活的巨大挫折激起了顾海兵前进的决心和勇气,1976年,他被评为团县委的优秀团员,在他所就读的中学独一无二。
同年,顾海兵开始了下乡务农的一年。这一年,对顾海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顾海兵下乡的这一年中,有大半的时间是和几名年轻的教师共同吃住的。当地公办小学的三名老师,加上顾海兵,四个人雇了一个农民烧饭,烧好的饭平均分配到四个碗中,四个年轻人凑在一起热热乎乎狼吞虎咽。四碗饭,吃出了淳朴而深厚的感情。这期间,由于村里学校的一名老师病重,高中文化水平的顾海兵当了一个月时间的代课老师,可能正是这一个月,奠定了他一生的梦想。
他给二、三年级的农村娃儿们上课,他用自认为标准的普通话带领孩子们朗读,他看着孩子们稚嫩的小脸和求知若渴的双眼,他在感动中度过了一个月。
如果说上山下乡对许多人来说是不堪回首的人生阶段,那么至少对顾海兵而言,这是充满机缘的一年。
在谈到选择教师作为职业时,顾海兵多次讲到了这段经历,除了这些可爱的老师和孩子们,促使他向往“教师”这个崇高职业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初中的时候有个数学老师,叫刘燏昌,是从南方下放到苏北的,原来是中专老师,教数学,对人特别和气,特别对淘气的男孩,很包容。我是属于勤奋型的,他都喜欢。数学教育水平很高,有些人肚子里有东西但表述不清,他表述得很清楚,不厌其烦。现在八十来岁,身体很好,去年特地去看他,还很结实,上下楼没问题。”“刘老师从来不说学生笨、傻、不行,耐心细致讲,对我的鼓励很大。”可以说,这是影响了他一生的第一个重要的人物。
少年顾海兵,在同学的羡慕中,在老师的称赞与鼓励中,如一匹为人瞩目的白马,度过了难忘的中小学时光,尽管也有风雨,但他有榜样、有目标,有爱。相对于不少人来说,他的童年与少年,多半还是充满了自豪与快乐的。
历练黑马
1977年,下乡一年的顾海兵人生发生转折。他成为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中的一员。
中学期间,顾海兵感兴趣的是理科,一直向往成为教师的他梦想进入师范学校的数学系。报名当天,他因感冒发烧没能亲自前去,由母亲代为报名,结果母亲只理解成“报考师范学校”,忽视了“数学系”这个关键词,将志愿报进了文科。市里的初考通过后,顾海兵对着省里的文科复试通知傻眼了。在离这场关键的统考只有半个月的时间里,他将精力完全投入了对文科的复习,这一段时间的苦学加巧学使得他的历史地理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而数学成绩突出自然令他在众多文科考生中脱颖而出。就这样,从长江流域到松花江畔,顾海兵千里迢迢来到了黑龙江,就读于黑龙江商学院。也正是在东北学习期间,身为江苏人的顾海兵练出了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本科期间,顾海兵踏出了向“黑马”转变的第一步:
“进入大学一年级时,年龄最小,根本没有什么话语权,也根本不可能做班级干部,上面有年龄比我大一轮的人,他们是班级干部。我把自己定位在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色,在年龄上、社会经验上不占优势,就拼命地学习,所以第一年成绩很优秀。”
然而,学校所教授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顾海兵的胃口,“之后决定考研,不以成绩为检验标准,而是争取考上研究生,大二开始,已经进入‘非主流’,开始写文章与国内学者商榷,写了若干篇文章,给杂志社投稿。都没发表,但没有发表的文章是后来能够发表文章的基础。”
年少时不甘为人后的顾海兵将眼光放到了长远的未来,他开始坚持加大学习数学和资本论的力度,并且有选择地学习本专业的课,精力的转向自然令他的学习成绩下滑,一些同学开始对他冷嘲热讽,认为他第一年的优异成绩不过是偶然。
然而当顾海兵从全班十八名报考研究生的学生中再次脱颖而出,成为班上唯一考上的研究生,并且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时,周围人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
这大概算是顾海兵第一次以黑马的姿态亮相于众人面前。考取了研究生的顾海兵立即对他倾慕的女生展开了猛烈攻势,这位哈尔滨城市女孩后来成为顾海兵忠实坚定的伴侣,并在顾海兵继续学习期间尽其所能提供了一切支持。顾海兵读研的间歇,去吃妻子为他亲自烧好的饭菜;顾海兵准备论文期间,妻子亲手为他抄写;而妻子在哈尔滨独自分娩时,顾海兵还在社科院奋斗。如今,他们的孩子正在大学读书。谈到家庭和爱人,尤其是当年追求未来的妻子的经历,顾海兵教授脸上流露出的,不仅是喜悦,还有一丝骄傲之情。
顾海兵如愿以偿地被社科院经济系录取,学习的是数量经济方向。导师是贺菊煌先生。能够成为贺教授的研究生,年轻的顾海兵还是经历了一些小小的辗转:招生名单上,顾海兵的导师是乌家培、孙世铮,但乌家培教授只招收一名研究生,与顾海兵同是数量经济研究方向的秦朵成了乌教授的学生。不久后,顾海兵的导师又换成了张守一。直到研究生二年级后半学期,才确定由贺教授带顾海兵。
顾海兵眼里的贺老师,是一名非常严格的教师,在方法论上给予了他很多的指导。生活中的贺老师非常简朴,“挣的钱很少,完全搞学问,做学问很深,他本人就铁面无私。”这一切,对从小梦想成为教师的顾海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今天的顾海兵在众人心目中成为了一名铁面、严厉的教授,并同样以学术钻研为最大的乐趣。
读研期间,顾海兵一门心思扎进学习中,拼命读书,曾因为太过刻苦而大病过一场。然而对他来说,能够到社科院读书是太值得珍惜的机会。这种拼命钻研的作风伴随顾海兵至今。有些人认为这样苦命钻研的生活太无趣,但对他来说,这恰恰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铁面”顾教授
即将毕业的顾海兵,曾度过了彷徨、忧愁的一段时间。他面临着几个去向选择:国务院、机关、高校,等等。“当时我没有市场意识。不知道主动出去找‘市场’”。
在择业的紧要关头,邵汉青女士拉了他一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大学计划方法教研室成立,邵汉青是教研室的组建人。大冬天,她专门跑到社科院要人。顾海兵把握了这个机会,欣喜地来到了人大,进入计划方法教研室工作。“到人大是我的梦想,我特别感激,没有犹豫,非常痛快。”
或许,正是邵女士这次招兵买马,直接决定了顾海兵自那之后二十年的人生方向。
在人大,顾海兵迅速地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获得多次奖励。研究生毕业至今,他扎根于人民大学的沃土,并不断挥笔直书,针对学校各方面值得改进之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今年四十五岁的顾海兵教授,已在人民大学度过了他工作生命中近二分之一的时光。
1990年,顾海兵被破格提升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支撑这次“破格晋升”的,是顾海兵将近百万字的科研成果以及五年来的汗水。1994年,他又以八十万字的科研成果再次破格晋升为教授。
这一年,他不到35岁,成为人民大学最年轻的几名教授之一。
在人民大学,顾海兵因为他的“铁面”而出名:
顾海兵带的一位研究生向笔者讲述了这样的事情:“有一次,顾老师给一名MPA的论文打分,拿过来一看,上面只有三个字——‘不及格’,那个MPA很生气。……但是绝对不可能通过私人关系改分数,在顾老师这里根本做不到,是什么程度就给什么样的分。以前本科的时候上顾老师的课,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给的分数有时候会非常低。”
可能所有上过顾老师的课的学生都会有同感:顾老师非常“铁面”。
经常有研究生的论文被他评为不及格,答辩时他投过反对票,给博士生“不及格”的分数……一些学生因此不敢选他的课。有些硕士生的答辩论文中有部分内容是抄袭别人的,他会果断推迟答辩,决不通融。
还有不少人为了考研,亲自登门拜访,求他进行指点,同时送上一些贵重的礼品甚至金钱,这必然会受到顾教授的严词拒绝。然而“拒绝”却不等于“不帮助”,顾教授会主动提供资料或口头解答。
在顾海兵看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拿的东西决不能拿,这是做人的基本道德。“我拿了你的钱,会天天不舒服”、“收礼这个事情,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从事教学研究近二十年,顾海兵始终铁面无私,问心无愧。
研究生写论文期间,每一阶段他都会亲自审查,绝不放任自由,为此他还将指导研究生的过程制度化,将每一次面谈、指导的时间固定下来,对学生的文章写作、课程学习以及道德上、学术上的要求,都有详细的规定。这一切,用顾教授自己的话说,是“用铁的纪律来要求学生的道德”。“写论文或做课题的时候,顾老师会要求学生列好日程表,到什么时间完成什么内容,他对时间的要求非常严格。有一次我们做课题稍稍推迟了一些时间,顾老师提醒了我们好多次”、“他批改我们的论文特别严格细致,每一次都会一针见血,没有什么鼓励的话,但每一遍返回来都确实有很多收获”,顾海兵的学生说道。
这种对于学术精益求精、严格要求的作风,和社科院研究生班的经历不无关系,导师们的铁面无私为人师表、同学们的刻苦钻研勤奋好学,给年轻的顾海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对顾海兵形成严谨踏实、求实创新的学术研究风格以及对学生严厉而不失亲切的教学指导特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不少学生因顾教授的严厉不敢选他的课,跟随顾教授学习的学生却一致认为:“他虽然严厉,却非常好相处,很容易亲近 ”。他的铁面,丝毫遮掩不了他的激情与平易近人。对学生发给他每一封电子邮件他都作到有来必复;对学生希望他修改的文章他都挤出时间及早回复,有不少学生的论文经过他的修改推荐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至少他应该是中国人民大学指导学生发表论文最多的教师之一。
人民大学有一套严格的制度,每学期,退休教授和学生要对教师的教学等情况打分,全系的教师统一进行排名。在根据学生打分排出的名单上,顾海兵经常是最高分。
顾海兵对于他的学生绝对一视同仁,同一课堂上,会实事求是地根据学习水平给出相应的分数,往往他带的研究生分数不如其他的学生。对于自己对学生的严格要求,顾教授给出了朴实的解答:“按质量和规则办事,质量差的就是差!”。
顾海兵上课还有一个特殊的本领——上课只带一张嘴、一枝笔,二十年来如一日。顾海兵称,这样是促使自己好好备(背)课,“一个是‘准备’的‘备’,一个是‘背诵’的‘背’。”“要增加脑袋里的东西,而不是摆到纸上。”
“人有家财万贯,不如薄技在身。上课主要是讲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样比较有逻辑、有心得”,顾海兵教授的课,容量大、效率高,很多活的信息被容纳进来,想跟上他的思路容不得开小差。大学期间,顾海兵的一个数学老师就是这样讲课的,年轻的顾海兵曾对他崇拜一时。昔日仰望讲台上老教授的顾海兵,身处三尺讲台前,面对着一群好学上进的人大学子,恰如上演着二十多年前的一幕。
顾海兵的学生还说了这样的一些事情,他们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对顾老师作了他们的评价:
“顾老师严格但不严厉,你能感受到压力,但更多的是他浓浓的人情味。”
“一次,我们开会开到很晚,顾老师掏钱请我们吃了好多东西,还让我们打包回去,说学生平时也吃不到太多好的东西。但是他平时轻易不和学生吃饭,可能是他觉得老师和学生之间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但是那些毕业了的学生叫他一起去,他是非常乐意的。”
“他特别为学生着想,经常推荐学生的论文发表,如果带领我们做课题,他会给我们不少补贴,差不多够我们生活用的。”
“顾老师说过这样的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顾老师的为人处事,非常有他的一套心得,我们跟他做事情,包括做课题,也受到了很深的影响。”
如今,顾教授坚持给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同时开课,他认为,本科生的课程最难讲,“因为本科生会和老师较劲儿”。铁面无私的顾教授,喜欢和学生相处的时光,鼓励学生和他讨论、争辩,鼓励学生创新,人民大学活泼向上的校园气氛也令顾海兵教授充满活力。他指导过的许多学生已进入美国大学深造,不少学生进入了高层次工作岗位。
笔者接触到的每一位顾老师的研究生,都说了这样一句话:
“能够被顾老师选中作为他的研究生,我们觉得非常幸运。”
“博导是无事生非!”
顾教授现在正指导着五名博士研究生,但是,从他评上教授的那一天到他成为博导,其间已经过了七、八年。
1994年,顾海兵成为当时人民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年仅三十五岁。然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带博士生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最初顾海兵并不是很在意这个问题,只是认为不应该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剥夺了学生的选择权。1996年,顾海兵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所在的院系向学校打过报告,学校以“无博士学位”为由拒绝顾海兵成为博导。尽管到了2002年底,他获得了博导的资格,但谈起“博导读博”,顾海兵依然显得有些激动。
“(学校)始终没有批,理由是没有博士学位,这也是荒谬的,没有博士学位和有博士学位的人,同样评上教授,谁更有成就?第一个博士肯定不是由博士培养的。有领导劝我读博士,我就不读,我宁可不要博导,也不要博士学位,没必要。好多教授去拿博士学位,这是非常荒谬的!”
“非要对这个身份感兴趣,博士后都成了头衔。非要在身份上打圈……打了标志就有了不公平竞争的可能,只能说明一时,不能说明现在。”
“博导读博士,不是为了能力,而是为了头衔、身份,这个问题迟迟没有解决。”
顾海兵真正痛心的是学生的权利受到了剥夺,他也曾经在《南方周末》上发过文章批判这一问题。
“为了所谓一个标准不让我带(博士生),我干脆避开,我可以继续做我的非主流,我在乎的是我们的学生少了一点选择,这是遗憾,有五个教师可供选择总比有四个教师可供选择要强。”
“这是个风波。我还是坚持写文章,对制度进行批判,博导是无事生非。”
“博导风波”已经过去,但顾海兵对这一方面及其他学术问题的关注没有停止。他批判院士制度,质疑官员担任兼职教授,反思高考制度和人才问题。
只要看到问题,他就无法保持沉默。
频频发力,语惊四座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经济学界曾刮起一场“左氏风波”。
左大培引发了风波,顾海兵为风波定名。
1994年,朱镕基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包括萧灼基、厉以宁、董辅礽这些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在内的百名权威经济学家在《经济参考报》上发表文章质疑宏观调控。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的经济不够热,宏观调控没有必要。
此时左大培撰文《鼓吹膨胀和利益驱动——也谈经济学也要反腐败》的文章并公开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反对这一批经济学家对于宏观调控的观点。左大培公然提出,“他们之所以在宏观问题上发言是因为有利益的驱动。”
经济学界集体“封杀”了左大培,“封杀”了《经济学消息报》。
此后,围绕这一问题,学界发生多次争鸣,
最后,在吴敬琏主编的《改革》杂志上,顾海兵发表了一篇名为《经济学家的责任权利与经济学界的左氏风波》的文章,把这件事情定名为“左氏风波”,随后这件事情慢慢平复下来。
不知是否可以这样说,“左氏风波”,起于左大培,而以顾海兵的文章为转折点,进一步走向公开化,最后平静下来。
顾海兵敏锐地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支持左大培坚持下去,如果没有顾海兵这篇文章,大致可以推断,此次风波的影响将减少很多,而问题的讨论与解决,也势必需要经历更长的时间。
然而顾海兵绝不仅仅是关注风波本身,他看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学者”与“专家”之区别。顾海兵旗帜鲜明地提出:作为学者要为所有人服务,要以求得真理为目标,专家则常常是为某些特定的集团服务的。
多年以来,顾海兵坚持主张纯净学术空间,他身处教学第一线,又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对学术不良现象深恶痛绝。
顾海兵一直主张学术界要有一片净土。1989年底,他在中青年经济论坛发表《中国经济学界之怪现象》一文,他将学术界不良现象系统地归结为“玄、虚、浮、躁”四个字,是这些不良现象的最早揭露者之一。后来他又多次撰文揭露官学不分、以权弄学、行政机构干预学术的问题。
顾海兵多次批判学者的官僚化、行政化以及某些官员对学术的干涉。他曾撰文《质疑“院士”与官员担任兼职教授》称,“从中国目前现实看,一些高校聘请院士担任兼职教授,在本质上是把院士当作一尊“神像”置于“校庙”里供奉着(有些院士可能是念其情感迫不得已的)。这种做法既损害了院士的行为规范,又引发了高校之间的不正当竞争”、“政府官员到高校兼任教授(甚至院长),正像官员到企业兼任董事长总经理一样,是违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它破坏了市场经济中的公平、公正竞争原则,引发了不正当竞争”。在顾海兵看来,院士和行政人员,难以保证正常教学时间及质量,更重要的是,这将引发不正公平竞争,“在某一所大学做兼职教授就是对其他大学不公平。必须超越、超脱”。
以《中国院士制度批判》一文为标志,顾海兵成为坚决主张取消院士制度的第一人。他在文中对中国院士制度的弊病进行了深刻而独到的批判,文中写道:“社会对院士的炒作已登峰造极,院士已被神化,院士已走向了神坛,但院士的表现(当选后)却令人遗憾”、“每一次院士选举都是一种严重内耗的过程,以至于经常推迟公布结果或不知道何时公布结果”、“一个没有拿出让全世界骄傲的科技成果的国家,追求(逐)院士头衔究竟有多大意义呢?中国有1万个院士又能如何呢?正像中国的博士帽,甚至还有所谓博士后帽,其满天飞又能有多大意义呢?”。他进一步将中国院士的弊端系统地总结为五点,认为“神话了的”终身式的院士制度是与市场经济原则背道而驰的,可能引发无序竞争和不公平竞争。“壮士断腕,彻底废除,拆庙走神”顾海兵用这几个词汇总结了解决问题的出路,提出“院士全部变革为普通会员”,“修改院士章程,不可妄称自己是最高,也不可与国家(政府)挂钩,号称自己是国家认定的。”“学术就是学术,政府不许介入”。这样的观点无疑会得罪一批院士。
很久以前,有人这样评价过顾海兵:“(顾海兵的)‘语惊四座’在经济学界可谓是闻名遐迩。”
他的“语惊四座”,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学界”,对于多种问题,他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第43期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顾海兵从高考的各个环节出发,深刻地分析和批判了高考制度的不合理性,当主持人阿忆让顾海兵用一句话总结中国高考制度的弊病时,顾海兵回答道:“我认为,最大的弊病就是否定了人的多样性的发展的潜能。”
2004年9月,顾海兵在《中国外语教育制度批判》一文中,提出了“外语一票否决”在中国是普遍现象,这一现象否定了人的多样性、扼制了竞争。文章结尾这样写道:“切记,外语是工具,而且并非是人人必须使用的工具;校园里、课堂上学外语仅仅是外语学习的手段之一;政府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废除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强制公共外语教育是时候了!废除政府职称外语考试与等级外语考试是时候了!废除外语的一票否决是时候了!”
顾海兵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曾另辟蹊径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进行了逻辑学观察。提出:入世的准备比入世的时间更重要,入世的程序比入世的出价更重要,入世的挑战比入世的机遇更重要。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举国为之欢欣之时,顾海兵却在深思熟虑后,郑重就入世问题“三问外经贸部”,在《入世三问外经贸部》一文中,顾海兵针对入世法律文本英文版、中文版的出版问题,向国家外经贸部提出三点质疑:一是入世法律文本只有英文版等有法律效力,而中文版无法律效力,其有违事理;二是入世法律文本先有英文版后有中文版,其有违常理;三是外经贸部垄断作为公共信息的入世法律文本的出版,其有违法理。文章最后并认为世贸组织就像联合国一样其作用十分有限,不必热炒入世。这无疑是给当时的“入世热”浇了一瓢冷水。
“语惊四座”难免会招致不同的声音甚至是压力。
1998年,朱镕基提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三个到位”中包括三年内金融系统改革也到位。不久后,顾海兵写文章称三年的时间金融改革不可能到位。文章发表后一个月,登载了这篇文章的杂志被停刊,当期杂志被收回。
“十五计划”发布后,顾海兵撰写《“十五计划”通过后的冷思考》,对中央的十五计划提出质疑,说明其不科学性,时隔一年才在公开刊物上发表。
“我得罪的实际上是少数人,绝不是学术界的多数人,我的观点会得到学术界多数人同意的,也会得到社会上老百姓的同意。”
“我不在乎局部的一部分人不同意我,我更在乎学术界的多数人,我想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
顾海兵面对这一切很淡然:
“我的文章要经过时间的考验,至少要经过五六年,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
自成一家,高产优质
43期世纪大讲堂上,阿忆还问了顾海兵这样一个问题:“您是一位经济学家,不管你是主流还是非主流,是不是经济学大家,但您是经济学家,可是这个高考问题是一个教育问题啊。”
顾海兵是这样回答的:
“这体现了非主流学者的特点,非主流学者就是不追求流行,也不追求一般人所走过的成长的道路,它可能对很多问题的研究,兴趣的成分有一部分,感情的成分有一部分,同时又想更多的施展自己的才能。比如说,我是研究经济学的,那么实际上经济问题和教育问题它并不是完全分立的;比如说我研究工业问题,那么我肯定要知道农业的问题,我要研究经济的问题,我就不能不知道非经济的问题。”
“所以我不是专业研究教育的,但是我可以花出一段时间专门研究教育问题,而且这样教育的研究,本身也促进了我对经济更深入的研究,所以这并不矛盾,可能在主流学者那个地方认为,这大概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在研究方法上是相通的,只要我们有一个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你研究的是什么问题,这并不是很重要。”
这是顾海兵对自己关注众多社会问题的解释,大概也是他对自己学术研究特色的概括。
曾有人说过:顾海兵做学问的最大特点是不唯上、不从众,高产优质、自成一家。他提出了一系列“最早”或“最早之一”。
他在国内最早全面地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预警系统。他独立提出,中国宏观经济预警的的理论框架应该是:确定警情,寻找警源,分析警兆,预报警度。他还创新性地提出中国宏观经济预警的方法体系。
他最早对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进行了系统跟踪测定,1994年他依据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中国资金市场化程度、中国生产市场化程度、中国价格市场化程度、中国土地市场化程度、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测定出中国经济总体市场化程度仅为35%,是国内后来诸多测定水平中最低的。1999年他又作了跟踪测定,认为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仍不到50%,并对十五期间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作了展望预测。对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艰巨性作了充分估计,引起了国内外强烈反响。
他对中国房改进行了独到研究,他提出,把住房商品化作为房改的目标是正确的,但是,住房商品化并不等于把国有住房私有化,更不等于卖公房,他提出不应把住房私有化作为我国房改的基本目标,而应把提高房租作为我国房改的现期基本目标。
他还曾对斯蒂格利茨热泼冷水(斯蒂格利茨是前世界银行副行长、美国经济学家)、关于对所谓复杂科学提出质疑、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农化路径,他提出了方方面面的独到见解,不少想法甚至是与当前的主流思潮有分歧的。
顾海兵是一名非主流经济学家,他说:“我的非主流,不想做更多确切的界定,我主要是不结盟,不和别人结盟,喜欢单兵作战。我没有很多社会活动,没有很多官职,不参加太多的会。有一些学者有职务,常委、政协委员、独立董事,有的甚至挂职,县长市长什么的。……有的时候可能与大家的观点不一致,有时候和学者的观点不一致,但不一定与百姓的观点不一致,我是站在学者的角度考虑问题。”
“我探讨的可能和某一级政府不一定一致,我的批评不是与政府对着干,而是帮助政府。主流的东西更多是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的东西,政策解释性的文章,或者为企业提供服务,但并不是很客观。……发言一定要负责,不是简单地为别人夸大,掩盖缺点,损害其他的人。非主流是‘个性化、不重复、主张创新’,而创新历来是不可能变成主流的。当然不排除这样一种情况:某些观点,在今天看是非主流的,也许以后又成了主流的。”
顾海兵将自己的“非主流”特色解释为“不从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在他看来,非主流学者的特点是:没有什么定式,研究的方面也比较广泛,不局限于所谓的专业。而他之所以能够在多个社会领域提出独到见解,是由于他坚持学者中性,坚持追求真理,坚持经济与非经济是相互联系的。此外,顾教授认为,通过对一些非经济问题的研究,能促使经济问题更好地解决,而非经济问题本身也可以用经济学的方法去研究,对经济学也是一种丰富,这些所谓非专业的问题,“其实都是影响学术发展的”。
不得不提的是,顾海兵教授尽管从事的是经济学的研究,却对英语学习自有一套看法,曾经花费大量心血编著两本辞典。这在大多数人看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两本英汉词典,其中一本叫《联想式快速记忆词典》,在这本辞典中,顾海兵将英文词划分成几种类型,提出了“词核”的概念,如 “red”(红色)、“bed”(床)、“wed”(婚礼)等,以“ed”为词核。另外一本英汉字典,主张所有的英文单词都用一个汉字来表示。十年前,顾海兵就着手进行这项“工程”,也曾经聚拢了一批人来进行研究和总结,为此,他的家中收集了很多词典。由于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两本著作未能面世,但顾教授希望将这项“工程”继续下去。
同时,顾海兵还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创新技能”的理论。他的目标是:让每一个人都成为“点子大王”。关于创新的讲座,在北京内外做了几十家。说起“创新技能”,顾海兵回忆道:“七八年前,有个点子大王的热潮,当时我觉得知识分子也能挣钱了,跃跃欲试。但是社会上讲点子的人,没有讲出点子的秘密,没有教人打鱼的方法。”顾海兵解构了“创新思维”,归纳进行创新思维的四种方法。“在银行、国家机关、高校,几十个单位都讲过,比较受欢迎。在很多地方比较受欢迎。”
不论是科技、教育、社会领域方面的问题,还是编写英汉词典、研究创新思维,顾教授称这其中其实都贯穿着经济学的思想。“比如联想式快速记忆词典,是帮你降低成本。英汉字典,我想编出来就是实现:袖珍化、大容量、低价格,比如通常需要三十万字的字典,现在只需要五万字。”
顾海兵说:“我的体育美术都不行、没有业余时间、没有业余爱好、没有星期日的概念。”
大概他生命中最大的幸福与快乐,就是不懈地进行探索、研究。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顾海兵格外强调民族感。他认为,民族感是做事情的巨大动力,中国人的成果被中国人承认的就是世界承认的,被中国人承认才证明它真正有含金量。
“不要担心不会英文,作品就不会走到国外,真正有成就,不会英文,外国人也会知道的。十年前,中国统计数据出现问题的时候,澳大利亚大使馆专门请我去了一趟。外国人也要了解中国人,越是跟着外国人走,越没有真正的含金量。”
“我主张分工,有人外语强,就让他多学,义务教育阶段把外语学透就完了,在大学就是选择了。不该要求所有的人都学外语,也不是都要精深。有人比喻外语是杀手。其实学外语是很简单的问题,是环境问题。”
“民族感是做事情的巨大动力,要敢于向外国人挑战,而不是跟在后面模仿。”
“科学有没有国界,还需要讨论,不要把外国人如何评价我们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走中国人自己的路。”
这样的一匹“铁面”的“黑马”,耕耘在教学战线,关注着国计民生,几百万字的成果和著作记录着黑马驰骋天下的足迹。
下面是他本人说过的一些话,大概恰可概括他的人生轨迹:
“机会难得,能够考上,很珍惜这个机会”
“从来没有后悔,人要不断地适应环境”
“到人大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
“我没有业余时间,没有业余爱好,没有礼拜天的概念”
“在执行制度方面,坚决按照制度和纪律办事,不讲情面”
“不能给本科生讲课的教授不是真正的教授,本科生的课最难讲,研究生不会这么较劲,我鼓励学生和我讨论问题”
“我承认我有缺点,我的观点是,有所失才能有所得,只能是发挥你的优势,避开你的短处”
在研究生班这16人中,顾海兵是唯一以普通教师身份始终留驻在校园中的人。取得多项成果、获得多项奖励的他已经从评奖中抽身而出,他笑称是“与评奖绝缘”,他只想平静地搞学问,平静地走他的教学研究之路、继续做他的非主流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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