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戴笠（二）
薛萌 《报告文学》
第三章 不共戴天 行刺汪精卫
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期间被孙凤鸣枪击后，伤势虽重，但所中的3枪并非致命伤。南京中央医院将汪精卫左臂和左颊的子弹取出后，由于受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没能将胸脊柱骨旁的那颗子弹取出来。也正是这颗子弹不时发炎，它所产生的疼痛使汪精卫时常心神不安。汪精卫在遇刺后会见报社记者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由于内心闷压积聚太多，加上枪伤又久治不愈，汪精卫在考虑了多方因素后决计去欧洲疗养。去欧洲前，汪精卫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的职位。
汪精卫到欧洲不久，国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被解决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包括以前和蒋介石有很深恩怨的各路军阀，都以国家利益为重表示无条件支持蒋介石。就在“西安事变”提高了蒋介石在国内的威信后，汪精卫结束了在欧洲的疗养回到了国内。回国后。因为身体的原因，汪精卫没有在政府内任职。但汪精卫仍然是国民党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在政治上还在蒋介石之上，对国民党的方针政策仍有很大的影响力。不过，随着日本军队利用“卢沟桥事变”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后，汪精卫又站到了政治舞台的前面。在国民党临时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以加强军事为由要求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设总裁和副总裁各一人。随后，大会选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就这样蒋介石名正言顺地取得了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但是，这并没有扭转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被动的局面，使蒋介石不得不铤而走险。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突然炸开了黄河大堤。泛滥的黄河水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却淹死了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不久，国民党军队又在预定撤出长沙时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汪精卫对这种建立在人民惨痛牺牲基础上的焦土抗战越来越不安，他觉得自己多次提出的“和平救国”的理念是正确的。当然，在国民党内部持“和平救国”观点的不止汪精卫一人，还有周佛海、顾祝同、梅式平、雄式辉、高宗武、胡适等人。他们组成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汪精卫虽然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运动”。
1938年10月初。日本军队想在武汉战役中一举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但中国军队主动撤退，并且中国政府也迁都重庆，使日本政府想通过武力高压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破产。日本非常不愿意打持久消耗战，持久战拖得越久对人口资源丰富的中国就越有利，日本就有可能在消耗战中被拖垮。此时，日本用在中国战场的兵力已增至二十四个师团，军费激增，财政困难，国内危机日渐深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内部要求“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呼声抬头。不久，日本政府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一改过去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随即，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为“和平谈判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否认重庆国民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日本政府并且考虑做出一定的让步，和中国政府谈判以尽早结束战争。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这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论的看法不谋而合。此时，国民党内部对“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歧。但由于“主战”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主和”不免要戴上投降卖国的帽子，所以国民政府内“主战”派还是占绝对多数。为此，汪精卫等“主和”派开始了自己独自的“和平工作”。不过，蒋介石在“主战”和“主和”之间持机会主义的态度，一方面高唱抗战到底的高调，另一方面对汪精卫等人的“和平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中日战争的结局留一条后路。蒋介石并没有制止和惩处参与“和平工作”的官员，使汪精卫的“和平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于是，汪精卫委托“低调俱乐部”的梅式平和高宗武等人，与日本私下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
这年的10月底，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依照汪精卫的意思，通过私人关系与在上海的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和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等人进行接触，摸索与日本和谈的可能性。西义显和松本重治明白了董道宁的意图后，劝董道宁直接到日本与军方人士会谈。于是，在松本重治的安排下，董道宁来到日本与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进行了会谈。由于董道宁是个小科长，虽然影佐祯昭并不清楚董道宁的背景是什么，但他可以肯定董道宁是在某个高层人士的指派下来日本秘密谈判的。影佐祯昭是日本国内的主和派，也是早期参与“和平工作”的惟一的一名军人。当董道宁向影佐祯昭询问，日本政府是否会改变近卫首相提出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时，影佐祯昭告诉说：“尽管军部中有很多人反对近卫首相发表的声明，但近卫首相的声明是事出有因的，不可能会简单地取消。其实日本国内希望和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非常愿意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期望中国也能够表示出具有和谈的诚意。”董道宁在了解了日本政府的政策走向后，要影佐祯昭给蒋介石写信以示他这次来日本的收获。影佐祯昭认为他一个课长的身份给蒋介石写信不合适，而是给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应钦和张群分别写了信。影佐祯昭在信中写道：“董道宁此次来日本表示了中国的诚意，日本深为感谢。”
董道宁回国后，将影佐祯昭的信交给了上司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高宗武很快把此信交到了国民党宣传部长周佛海的手上，而后由周佛海分别将信转给了蒋介石和汪精卫。蒋介石知道这信的来龙去脉后，要高宗武通过西义显转达他向影佐祯昭的好意所表示的感谢。不久，周佛海向蒋介石进言派高宗武到上海进一步开展秘密外交。蒋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进行秘密外交，并从军委会秘密军费中每月支出6千元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高宗武到上海活动了一段时间后，周佛海又背着蒋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会谈。
高宗武在松本重治的陪同下来到日本，到日本后他首先表示此次来日本并不是代表蒋介石来的，而是中国主和派的代表。在影佐祯昭的斡旋下，高宗武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会谈。会谈时，高宗武提出由汪精卫出马，从政府外部掀起“和平运动”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为汪精卫的出马提供有利条件。日本方面同意，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优惠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进行“和平运动”。高宗武回国后，因未经蒋介石允许擅自去了日本，而且这次得到的结果对蒋介石也不利，所以只向周佛海报告了日本之行的情况。周佛海很快把高宗武提交的报告给了汪精卫，汪精卫对日本支持他出面进行“和平运动”很高兴。
不久，高宗武因肺病住院，周佛海改派军委会政略部主任秘书梅式平接替高宗武继续进行秘密谈判。梅式平与日本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共进行了五次谈判，初步确定日本政府除“不要领土，不要赔款”外还答应两年内撤军，以此支持汪精卫搞“和平运动”。当梅式平将日本方面的条件交给汪精卫后，汪精卫同意在此条件下出面主持“和平运动”。随后，汪精卫与周佛海和梅式平等人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和平运动”的具体计划，准备分五个阶段进行：一是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外宣布下野，并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和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二是汪精卫以个人名义发出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三是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者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本军队未占领的地区建立新的独立的政府；四是日本承认新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同时，日军撤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五是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和平。汪精卫明白要实现这个和平计划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得到云南政府主席龙云的支持。
为此，汪精卫派夫人陈壁君找到龙云进行秘密商谈。龙云本来就对蒋介石改变他的军队和调用云南的大量物资耿耿于怀，当明白了陈壁君的意思后即表示支持汪精卫建立新政府。有了龙云的许诺后，汪精卫派梅式平和高宗武等人为代表，与日本派出的代表影佐祯昭等人，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进行了最后谈判，并签署了“重光堂协议”。当时，梅式平把“重光堂协议”抄写在丝绸上，而后缝在西装里带到了重庆。汪精卫见了“重光堂协议”后，犹豫了好长时间。后在周佛海等人的反复劝说下，最终下决心选择走“和平救国”的道路。
1938年12月8日，这天是汪精卫原定想离开重庆的时间，因为蒋介石外出不在重庆。可就在汪精卫准备动身时，蒋介石突然从桂林飞回了重庆。蒋介石的回返打乱了汪精卫的计划，以为事情已败露，他只好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其实，对汪精卫与日本人的频繁接触蒋介石已有所警觉，曾当面试探地询问过，而每次汪精卫总是支支吾吾的不作正面回答，这自然加重了蒋介石的疑虑。为了打消汪精卫亲自出马搞“和平运动”的妄想，蒋介石特意在国民党纪念周集会上，明确表明了要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但过了10天后，在蒋介石飞往陕西出席军事会议时，汪精卫见时机已到即以外出演讲为名，偕同夫人、女儿和秘书等人飞往昆明。
汪精卫到达昆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率大小官员到机场迎接。当天晚上，汪精卫与龙云作了次非常恳切的谈话。谈话中，汪精卫把“和平运动”的计划向龙云交了底，龙云听后也满口表示赞同。第二天，汪精卫一行与随后而来的周佛海等人，登上龙云代为包租的专机离开了昆明，抵达当时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河内。
汪精卫搞“和平运动”由来已久，蒋介石不以为怪。但汪精卫竟然放弃国民政府副总裁的职位不辞而别，则是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要员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消息传来，莫不万分震惊，谁也猜不透汪精卫出走的真正原因。直到日本政府近卫首相发表第三次声明，并汪精卫发“艳电”通报响应之后，蒋介石等人才明白了汪精卫出走的真实意图。尽管蒋介石与汪精卫争权夺利多年，但国民政府副总裁出走投敌，这将给国民政府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对这点，蒋介石是非常清楚。为了挽回局面，蒋介石下令封锁消息，谎称汪精卫告假去河内治疗，并派汪精卫的好友陈布雷和外交部长前往河内劝其回国。同时，蒋介石暗地里则命令戴笠严密监视汪精卫一行，防止他们公开投敌。蒋介石要求戴笠，既要达到监视和警告汪精卫及其追随者的目的，又不能让汪精卫抓到任何把柄，以致公然与老蒋决裂，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
这无疑是项非常棘手的任务。
蒋介石找过戴笠的当天下午，戴笠悄悄地到了香港。
戴笠在对汪精卫出走河内的所有情报进行分析后，决定在严密监视汪精卫等人的同时，来个声东击西和杀一儆百的行动。他亲自出马打电话给汪精卫的追随者《华南日报》负责人林柏生，以及拥护汪精卫“和平运动”的香港中央通讯社社长肖同兹，指责他们不该发表支持汪精卫的文章，与重庆政府公开唱对台戏。与此同时，戴笠还派人上门扬言要烧毁《华南日报》社。但戴笠所做的并没有吓住林柏生，他继续在报上写文章攻击重庆政府。这可激怒了戴笠，他派人在林柏生回家的路上，将其打伤以示警告。过后，戴笠又把特务处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约到香港，密商在上海尽快地派人杀一两个大汉奸，给企图投敌叛国者以威慑。
不久，按照戴笠和王天木的安排，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被击毙在上海的寓所里。也就在这时候，戴笠早先派到河内去的特务处天津站站长陈恭澍、临灃特训班副主任余乐醒和自己的贴身警卫王鲁翘等人，在监视汪精卫的工作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截获了一封汪精卫煽动龙云脱离国民政府，拥护其在西南成立伪政权的密函。原来，汪精卫逃到河内并发表了“艳电”后，实指望如周佛海等人以前所说，云南、四川和广东等拥有军队的实力人物会出来响应他的“艳电”，拥护他回西南成立一个与蒋介石抗衡的新政权，然后再进一步与日方谈“和平”之事。可是“艳电”发表了三个多月，云南、四川、广东均无动静。汪精卫有些耐不住了，冒险给龙云写了此封密函。密函中写道：“……弟蛰居河内，非有所谓，然寄人篱下，言论行动，不能取信于国人。若回到内地，则声势迥然不同。各方趋附，有其目标；国际视听，亦有所集，事半功倍。日本对弟，往来折冲，亦比较容易有效。此弟3个月前不敢求之先生，而今日始求之先生，未知先生能有以应之否？……如先生予以肯定，则弟决然前来；如先生予以否定，则弟亦不能不谋他去。盖日本一再迁延，已有迫不及待之势……”密函中，汪精卫投敌叛国之心昭然若揭，成了他当汉奸的铁证。
戴笠得此密函后，急将此密函亲呈给了蒋介石。
1939年1月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的临时会议上作出罢免汪精卫公职的决定，并剥夺其国民党党籍，动员全国报纸对汪精卫进行揭露，下令“严缉惩办汉奸”。此后，蒋介石密令戴笠立即拟订制裁汪精卫的行动计划，抓紧时间进行布置，一定要抢在汪精卫离开河内去南京组织伪政府之前把他除掉。戴笠在这之前虽然已成功地组织了多次暗杀行动，在布置行动方面也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但要完成对汪精卫的刺杀执行难度实大。首先，这是次国际行动，如何组织越境暗杀，这在戴笠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鉴。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人历来对殖民地的治安抓得很紧，连武器也禁止携带。再加上语言不通、地形不熟和风俗不懂，这就使行动人员办事很不方便。戴笠深知在这种环境下，只要在任何一个细节上稍有疏忽就可能招徕全盘大错。戴笠手下虽有不少国际情报人员，但是没有一个国际行动人员。况且过去在国内组织的暗杀行动，不但有大批军警宪人员进行配合，而且参加行动的人员大都是当地熟悉情况的“老地方”。另外，制裁汪精卫的行动必须要抢在他潜回南京之前，准备的时间实在仓促，难以周密筹划。汪精卫此时虽手无缚鸡之力，但他是个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著名政客，他的一举一动必然会受到法国和日本当局的密切注视。此外，汪精卫一生中与暗杀有着不解之缘，既暗杀过别人也被别人暗杀过，是从炸弹和子弹中滚爬过来的。以汪精卫的机警，他不可能不清楚蒋介石会采取何种方式来对待他。为此，戴笠从蒋介石那里回来后即与军令部二厅的郑介民，认真仔细地研究和拟定了此次行动的计划与具体方案。过后，戴笠率特务处甲室的毛万里等人直飞香港，在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内设立了指挥中心，并在香港高街六号也设了联络站。该联络站里有两部电台，由戴笠指定报务人员日夜值班，不间断地与河内和重庆之间联系。
同年一月中旬，戴笠经化名取得护照后从香港乘飞机到了河内行动组所在的密点。
在召集余乐醒等行动组人员开了会后，单身一人去拜会了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戴笠向许念曾说明了此次来的意图后，许念曾同意总领事馆作为刺杀汪精卫的临时指挥部和联络点。随后，行动组的人员带着电台驻进了领事馆。当天晚上，戴笠又秘密会见了一位姓徐的直属联络员。此人因在欧美留过学，与河内法国殖民当局的关系非常好，而且在当地华侨社会中也颇孚众望。戴笠过去交给他的任务是长期潜伏，发展关系，以为后用，平时只由戴笠单线联系。此时正是用人之时，戴笠要他全力配合行动组工作。为确保刺杀汪精卫行动的成功，戴笠指令特务处美国站购买了两支新制的左轮手枪。这种手枪的特点是射程远和杀伤力大，很适合在狙击行动时使用。这两支枪，由曾为法国空军做出过贡献的法国援华志愿大队联络官曹师昂，通过其法国的妻子带到了河内。
4天后，戴笠又回到了香港。
戴笠离开河内时，尽管再三提醒行动组的人员“做好必要的准备，千万不可轻举妄动”。但余乐醒等人在紧张而又难耐的等待中，还是采取了“软性行动”，就是想用毒药在不知不觉中把汪精卫毒死。那么怎么才能把有毒的食品送到汪精卫的住处去，成了余乐醒等人很费心事的难题。当时，汪精卫夫妇住在河内高朗街二十七号，与他们同住的只有仆人和几个亲戚。余乐醒明白，要收买汪精卫身边的仆人和亲戚是不可能的。为了寻找下手的机会，余乐醒要行动组的人进一步加强对汪精卫住处周围的监视。不久，行动组的人发现高朗街上的一家面包店，几乎每天早上都派人给汪精卫家送面包，而且汪精卫每天早上也必用面包。于是，余乐醒让人买了几只面包进行注毒试验，没想到当毒液注入面包后很快就结成了黄豆般的小块。用有毒的面包，毒死汪精卫这方法显然不行。接着，余乐醒利用汪精卫所用的浴室水龙头漏水的机会，派人把一瓶有剧毒的气瓶放到了浴盆和墙角的夹空间，欲利用缓慢散发的毒气致汪精卫于死地。不料，汪精卫的一位侍从在检视浴室时发现了毒气瓶。当汪精卫得知此事后，认定是蒋介石派人干的，为此增加了防范的措施。就在余乐醒等人再次想法下手时，戴笠发来了密电：“着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不得延误。”行动组收到密电后，当对原先制定的行刺方案确认无误后，决定在第二天的夜里突袭汪精卫住宅，并处死汪精卫。
可没想到第二天一早，负责监视汪精卫住宅的行动人员报告说，汪精卫正在打理行装有全家逃离河内的迹象。过了约两个小时后，又报告说汪精卫一行坐了两辆黑色轿车往河内达莫桥方向驶去。余乐醒即令陈恭澍，带领行动人员驱车追赶。当陈恭澍开车追过达莫桥后，发现在前面不远的空地上停着两辆黑色轿车。由于不能靠得太近，加上当时阳光又相当耀眼，陈恭澍等人看不清哪辆车里坐着汪精卫。就在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那两辆黑色轿车迅速启动并朝原来来的方向疾驶而去。等陈恭澍调转车头再追时，那两辆黑色轿车已经没有踪影了。显然汪精卫已经对戴笠手下要采取的行动已有察觉，要不然不会出现刚停车又急促离去的情况。好在这时，监视汪精卫住宅的报来说两辆黑色轿车已回，汪精卫夫妇俩正在住宅外的草地上争吵着什么。可是当陈恭澍带人赶到时，汪精卫夫妇已回到了屋里。此后的整个白天，行动人员的眼睛再也没有离开过汪精卫的住宅。
到了夜晚11时许，按照预先的方案，负责刺杀汪精卫的人员越墙后直奔汪在三楼上的卧室，其他人员在院内巡查和放哨，陈恭澍驾车在外围接应。当负责直接刺杀汪精卫的王鲁翘带人奔到三楼时，由于汪卧室的门非常结实怎么也踢不开，只得用板斧将门砸开。也许是砸门的声音惊动了楼下的佣人，或者是行动组的人员撞见了佣人，楼下一阵争吵后有了枪声。这枪声一响可急坏了王鲁翘，没待门完全砸开就从已有的窟窿里钻了进去。他用手电往房内一照，只见有个男人光着大腿颤动着身子躲在床底下。王鲁翘以为他就是汪精卫，便对其腰和背就是3枪。当他刚想转身时，发现床下还有个女人，以为是汪精卫的妻子陈壁君，便甩手又是3枪。当王鲁翘正准备上前验证时，因为先前的枪声已经惊动了周围的警察，远处已有了警车的呼叫声。王鲁翘等行动人员只得匆忙撤离，上了陈恭澍的接应车回到了驻地。回到驻地后，王鲁翘对陈恭澍说，凭他的枪法汪精卫夫妇必死无疑。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天亮后传回的消息是汪精卫夫妇没死，被枪弹击中的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和他的妻子方君壁。原来，曾仲鸣听说汪精卫的车被人追踪，就带着妻子到汪宅来探问。也许是为了宽慰汪精卫，曾仲鸣当晚与妻子留住了下来并住在了汪精卫的卧室，结果替汪精卫挨了子弹。后来，曾仲鸣死在了医院的手术台上，他妻子虽然胸部和手臂及大腿都中了子弹，但经医院抢救活了过来。曾仲鸣死后，汪精卫亲笔写了悼念曾仲鸣的文章《曾仲鸣先生行状》，接着又在《华南日报》上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汪精卫在此文中举例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举一例文章》发表后，日本政府在分析了河内暗杀汪精卫事件的基础上，召开了由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和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决定派影佐祯昭等人到河内营救汪精卫。不久，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经海防乘船到达上海。
刺杀汪精卫的行动失败后，余乐醒和陈恭澍等人旋即离开河内经香港回到了重庆。戴笠听了全面汇报后，就到蒋介石处自请处分。蒋介石听了戴笠的叙述后，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好久后，他才对戴笠说：“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你们是尽了力的。汪精卫这次不该死，将来还是要上断头台的。”应该说，这次河内的刺汪行动调动了戴笠的全部智慧和行动经验，他大部分时间都坚守在香港的指挥中心里，甚至连春节也是在香港过的。为此行动的最终失败，对戴笠的心里确实是个不小的打击。多年以后，戴笠在总结河内行动的教训时说：“……如果说要检讨当时的得失，那就是计划不周密，以致汪逆漏网，只打死了汪的副手曾仲鸣。当时，应该在达莫桥上把他打死。不在桥上打，而在晚上行动，已经失策。”
戴笠的话里虽然有着许多的遗憾，但他追杀汪精卫的心没有死。
1939年5月初，汪精卫一行抵达上海后即与原中统局的高级特务丁默邨和李士群为首的汉奸特工组织合流，使军统局在上海的组织和人员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和损失。在此情况下，戴笠非常清楚仅靠上海区域的外围组织实施对汪精卫的阻击是很难得手的。为此，戴笠决定另辟蹊径，派曾参加过“和平运动”的军统局特务戴星柄打入汪精卫的身边伺机下手。
戴星柄与戴笠是老乡，他接到戴笠的指令经香港到达了上海。尽管戴星柄利用原来的关系靠上了汪精卫，但由于河内的暗杀阴影仍在汪精卫的心里难以挥去，对身边的人时时严加提防。结果半年后，戴星柄的工作始终没有进展。他觉得再这样下去对不起戴笠，就以回广东策反粤系高级将领为名给汪精卫写了信后离开了上海。但戴笠决意要刺杀汪精卫，他派军统局书记长吴庚恕带了十多名行动人员，随戴星柄再次秘密地进了上海。按照戴笠的计划，如此次刺杀汪精卫的行动一时不能得手，可以先打击其他仅次于汪精卫的大汉奸。
于是，戴星柄和吴庚恕把目光盯在了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的身上。但因事先机密外露，戴星柄被丁默邨和李士群的手下逮捕。当丁、李清楚了戴星柄的身份后，想通过他与戴笠取得联系，目的是与军统局能暗中携手合作。戴星柄答应了丁、李的要求，并给戴笠写了信。不久，军统局来了复函，表示同意丁、李的提议。但复函运用了文字笔划上的粗细不同，另给了戴星柄秘密指示，要他伪装合作，寻找机会除掉丁、李，同时还要他抓紧落实除掉汪精卫的行动。但这秘密指示很快被破译，丁默邨和李士群得知后恼羞成怒，当即将此案密报给汪精卫。汪精卫本来就对戴笠和他的手下极为痛恨，立刻大笔一挥“立予枪决”。就这样，戴星柄成了刺杀汪精卫行动中第一个被对方处死的军统特务。
戴星柄的死，并没有使戴笠放松刺杀汪精卫的部署。他电令吴庚恕，要他继续活动，寻找时机刺汪。
吴庚恕在军统局里有很老的资格，因其骄横凶狠很受戴笠的器重。这次他来上海之前，曾向戴笠发誓不取汪精卫的首级不回重庆。戴星柄一死，他到处活动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在伪维新政府中当科员的同学陈承纶。因汪精卫在广州农运所任教官时与陈承纶有师生关系，吴庚恕便威逼陈承纶利用这关系去接近汪精卫，寻机在汪精卫的住宅或办公室里安放定时炸弹和放毒。陈承纶本来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根本就没有胆量去做谋害汪精卫之事，但面对吴庚恕的凶野蛮横又不敢拒绝。他经再三考虑后，觉得最妥当的办法就是让汪精卫直接来对付吴庚恕，自己好从中脱身。于是，陈承纶将此事的经过全向汪精卫作了密报，汪精卫即将此事批转给丁默邨和李士群。过后，丁、李俩人设计将吴庚恕抓获，没经任何审查就枪决了。
戴笠得知吴庚恕的死讯后曾伤心了好久，也更激起了他对汪精卫更强的报复心理。他让在河内刺汪行动中失手而被冷落的陈恭澍接任了军统局上海区区长，同时在上海注册成立了北极冰箱公司，作为刺杀汪精卫行动的密点和联络站。通过北极冰箱公司经理陈三才的工作，收买了投靠汪精卫的原军统局特务诸亚鹏，由他出面在汪精卫乘车出入时开枪射杀。考虑到汪精卫所用的车辆是防弹保险汽车，戴笠还专门为此次行动配备了一支穿甲专用手枪，以作为阻击汪精卫的专车之用。这次行动方案仔细周密，不料就在行动之前军统内部有人出卖了情报，结果陈三才和诸亚鹏相继被捕。
多次刺杀汪精卫行动的失利，并没有动摇戴笠的信心。经分析上几次失手的原因后，戴笠想挑选一位能接近汪精卫的武士或侠客，在与汪精卫见面时凭借功夫当场要汪的命。这样既能通过汪精卫处警卫人员的严密检查，又能在准备过程中减少暴露行迹的风险。经过军统局行动处的多方寻找，物色到了一位理想的人物。他叫黄逸光，其手腕力量极大，据说曾打死过老虎。黄逸光平时从事童子军活动，抗战前组织过徒步旅行团。抗战开始后从广东移居到南京，当时还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接见过他，还在一起合过影。当戴笠派人向黄逸光布置任务时，汪精卫已“还都”南京。黄逸光就带着原来和汪精卫的合影，到伪政府里想见汪精卫。因多次破获军统局组织的刺杀汪精卫的案件，汪精卫更是对前来投靠的各种故旧亲朋严加分别和防范。所以，黄逸光仅凭当年一张发黄的照片便要求晋见，汪精卫是怎么也不能放心的，他要丁默邨和李士群派人对黄逸光的情况进行查证。果然，丁、李派手下的人对黄逸光临时开在中央饭店的房间秘密搜查后，从房间里搜出穿甲手枪一支及照相机一架，还有小型电台和密码本。旋即，黄逸光被逮捕，并从他的身上查出毒药一包。按戴笠的安排，当汪精卫同意见黄逸光，那么黄逸光就利用见面的时机用巨大的臂力将汪精卫掐死。完事后，万一黄逸光脱不了身，就用随身带的毒药自杀。汪精卫得知确切报告后，毫不迟疑地批示枪决。
黄逸光的死，使戴笠不得不承认投入了很大精力和财物的刺汪行动是失败了。虽然戴笠对汪精卫仍然恨之入骨，但已很难拿出更好的计划来突破汪精卫的严密防范，为此决定将刺汪行动暂时搁置一边。
不过，汪精卫最终还是死在了戴笠的手上。
1943年11月，日本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汪精卫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会见了首相东条英机。会谈结束时，汪精卫向东条英机提出了一个请求，要东条英机派几名医生去南京，为自己取出留在后背上的那颗子弹。东条英机答应了汪精卫的请求，派黑川利雄等人带着医疗器械来到了南京。经过一番细致的检查，黑川利雄告诉汪精卫，他后背的那颗子弹已伤及骨头，但并没有大的危险还是不取出来为好。黑川利雄回国后，汪精卫仍旧不放心，他总觉得子弹留在体内就是个威胁。没过多久，汪精卫到南京日本陆军医院，坚持要医生取出背上的子弹。当年12月底，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的后勤部长、中将医生铃木小荣亲自操刀，替汪精卫取出了背上的那颗子弹。但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汪精卫手术后双腿变得不听使唤，而且大小便失禁，使用任何药物全都无效。陈壁君见汪精卫病情加重十分着急，在西药没有用的情况下，她想到了用中医秘方救治。陈壁君托付亲朋好友，寻找民间中医。经多方辗转打听，终于在江苏无锡找到一位治骨伤疮毒的名医刘一贴。
刘一贴到南京给汪精卫仔细把脉检查后，发现汪精卫的创口已经平复，只是内侧发烫，并且脉象细促。于是，刘一贴开了两剂退火的药，接着从贴身的内衣袋里拿出一张膏药，在酒精灯上烤了一会后贴在了汪精卫的背上后去了旅店。第二天，汪精卫感到后背凉飕飕的，原有的疼痛减轻了一半。陈壁君见此暗自高兴，即派人给刘一贴送去了厚礼，并把他从旅店接回了医院给汪精卫复诊。刘一贴到医院后，重又检查了汪精卫背后的创口，面露喜色地告诉陈壁君说：“汪先生的创毒不重，只要再照原方服上两剂，等两个时辰后再贴一帖毒散膏，便可一劳永逸了。”刘一贴说着从小药箱里拿出膏药交给了陈壁君，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回旅店去了。汪精卫以为那张毒散膏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福，也就等不及过两个小时再贴的嘱咐，马上要陈壁君给他背上贴上。谁知这张膏药贴上不久，汪精卫就四肢抽抖，贴膏药的地方火烧般的难受，原来的疼痛加剧。
陈壁君见状慌了手脚，当她让人到旅店去找刘一贴时，刘一贴已离开旅店不知去向。三天后，陈壁君收到了刘一贴的一封信，白纸上写着四行字：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陈壁君见此信后，大呼上当。可刘一贴的那帖膏药已将子弹的铅毒扩散入骨，汪精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而且高烧不断。日本政府考虑到汪精卫病情的严重性，用飞机把汪精卫接到了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并很快进行了手术。手术中，医生发现汪精卫的三节胸椎骨已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手术后，汪精卫的身体和头部全用石膏固定，此时的他已元气丧尽，看上去形如僵尸。汪精卫自知来日不多，由他口授，陈壁君记录，留下了《最后之心情》的遗嘱。那时，美国的轰炸机已开始大规模轰炸名古屋，为躲避轰炸已奄奄一息的汪精卫连人带床被送到了阴暗寒冷的地下室。不久，汪精卫因地下室寒气侵袭加上又惊又吓病情急剧恶化而死。
汪精卫的死讯见报半个月后，戴笠在重庆秘密会见了刘一贴。
刘一贴的真名叫刘永好，爷辈手上就用祖传秘方闯荡江湖为民治病，到他的手上用祖传秘方治疗刀伤和枪伤已经很有名气了，再难治的伤只要他的一帖药膏就很快可以见效。时间久了，人们只叫他“刘一贴”，而忘了他的真名实姓。戴笠在这之前并不知道刘一贴，但他清楚陈壁君为了汪精卫的病情急找民间秘方的事。就在陈壁君手下的人找到刘一贴的第二天，戴笠手下的人也紧跟着上了门。刘一贴原本不了解到南京是给谁治病，经戴笠手下的人一点拨才恍然大悟。日本人在中国作的恶刘一贴心里清楚，汪精卫跟着日本人走他早就深恶痛绝。为此，戴笠手下的人只说了个开头，刘一贴就多次点头，再三说他已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了。
过后，戴笠接到报告说刘一贴已按计划前去南京，接着又得到报告说下毒得手汪精卫必死无疑。对此，戴笠始终不动声色，他需要的是最后结果。当日本政府用飞机把汪精卫接走后，戴笠知道留给汪精卫的日子不多了，不过他仍然谨慎地等待着最后的消息。直到在第一时间里确认汪精卫已死在日本时，他才喜不自禁地把此事的经过报告给了蒋介石。
第四章、处心积虑 组建特务军
戴笠在复兴社特务处建立的初期，就想建立一支归属自己直接掌握指挥的特务武装，但由于蒋介石历来对军队的事防范很严，他始终没有敢向蒋介石提出来。所以当蒋介石在“福建事变”平息后不久，把南昌行营调查科并入了他管理的范围，这是戴笠绝对没有料想到的。南昌行营调查科是蒋介石坐阵南昌“剿共”时而特设的，内设一室三组及两个侦察队，在华中和东南各省设有情报站及情报组。另外，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的第三科和禁烟密查组，以及各省保安处的谍报股均由调查科指挥。同时，调查科还负责驻外使馆情报人员的培训工作。应该说调查科是当时与蒋介石关系最贴近的情报组织，所以蒋介石任自己的亲信侍从秘书邓文仪为科长。可是邓文仪不争气，在查处南昌飞机场纵火案中对蒋介石隐瞒了真相，蒋介石怒气之下将其作了撤职处理，让戴笠顶替了这个位置。戴笠接手了南昌行营调查科后，手下的人员由原来的六百多人增加到了一千七百多人，而且还增添了许多公开的机构。“两广事变”结束后，蒋介石又网开一面，让戴笠协助宋子文组建个税警总团。这税警总团虽然有一个师的兵力，但只能用于税务稽查不能用于其它方面，为此戴笠老觉得缺了点什么。
当日本军队开始进攻上海后，戴笠在上海布置情报任务的过程中，终于意识到这是个抓特务武装的良机。
于是，戴笠积极地向蒋介石建议：上海有较雄厚的帮会势力，完全可以利用这势力建立一支武装游击部队，既可以配合中央军队在上海附近牵制和阻击日本军队，又可以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清敌特及汉奸。蒋介石本身就与帮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他也认为帮会的力量只要引导得好，在国家和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自然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戴笠的建议是用报告的形式递交给蒋介石的，蒋介石很认真地研读了戴笠的报告后，即令在上海的戴笠与杜月笙合作，要在一个月内组建一万人的武装游击力量投入淞沪抗战。戴笠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首先拟定了整个行动的大纲，然后率领特务处在上海的主要骨干分乘三辆汽车，到法租界赵主教路刘志陆公馆与杜月笙会谈。杜月笙时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上海三大亨”。在这三大亨中，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是否真是这样，戴笠没有仔细去推敲过，不过他觉得比起黄金荣和张啸林来，杜月笙确实要高明一些。特别是在协调黑社会势力和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上，杜月笙要有办法得多。戴笠也正是看中了这点，再加上他与杜月笙熟悉较早，并且杜月笙在物资和金钱上曾给戴笠的特务处很大的帮助，所以他愿意与杜月笙合作。
由于在这之前，杜月笙也接到了蒋介石要他与戴笠合作得电报，所以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虽然，表面上双方都派出了最强的会谈阵容，但在会谈之前戴笠已与杜月笙有沟通，所以会谈时基本上都是戴笠讲得多，而杜月笙则对戴笠讲些捧场的话而已。但两人仍有各自的心思，戴笠认为这是特务处与上海帮会力量的一次大规模的合作，而杜月笙以为戴笠只不过打着合作的旗号想进一步控制和利用帮会。不过，在国难当头之时加上蒋介石又有命令，杜月笙在这个时候是绝不会为难戴笠的。为此，会谈很快就三个方面的问题达成了一致：一是建立名称为“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的领导机构，在该机构下建立武装游击部队，取名为别动队；二是“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实行委员制，另设书记长及书记长办公室，由书记长办公室主持日常工作；三是别动队的编制为纵队编制，下设五个支队，支队下面分设大队。蒋介石本来是想利用帮会力量组织游击部队参加淞沪抗战，但此时的戴笠多了个心眼把领导机构称为“军事委员会苏浙委员会”，而不是淞沪行动委员会。戴笠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在淞沪抗战结束后能长期留用这支特务武装。
上海会谈结束后，戴笠连夜回南京向蒋介石面报情况。
蒋介石早就对上海抗战形势心急如焚，对戴笠提出的组建方案和人事安排没作过细研究就点头同意了。过后戴笠重返上海，在法租界的善钟路设立了“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办公室，戴笠亲自担任该行动委员会的书记长，并下设参谋、政训、情报、训练和总务等处室，各处处长均由戴笠的特务处的人担任。紧接着别动队也初步建成，总指挥由杜月笙推荐的早年做过军长的刘志陆担任，参谋长由戴笠借调来的杨振华所任。杨振华是黄埔一期生，来别动队前是八十七师参谋长。别动队所属的5个支队长，分别由杜月笙提名3个，戴笠提名两个。第一支队长是何天风，主要成员都是杜月笙的门徒；第二、三支队分别是陆京士和朱学范，主要成员是上海各厂家、企业的工人；第四、五支队支队长分别是张业和陶一珊，主要成员是戴笠在沪杭地区的部属和招入特训班的年轻学生。
别动队组建后，戴笠最为忧虑的是中下层干部配置的事。他心里清楚，这支临时凑合起来的队伍，既无战斗经验又没有经过严格地训练，一旦投入战斗很可能还没有听到子弹声就溃不成军了。为此，戴笠电请南京后从黄埔军校调集了600名毕业生，分别安置到别动队的各个支队担任大队一级的指挥官。同时，戴笠还从南京中央警校抽调了100名受过警官正科训练的学员，安排为各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尽管，戴笠在别动队的干部配备上动了不少的脑筋，但还是难以应付正常工作的开展。于是，戴笠电令特务处人事科抽调200名中高级特工到上海报到，安排为别动队的中、高级军政干部。紧接着，他又向正在浦东作战的第八集团军商调600名士兵充任支队下面的班长。戴笠虽然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但考虑问题严谨周密。当他在审阅别动队兵员名单时，发现有许多是知识青年和大专学生，顿时觉得这些人去当一般的别动队员实在是有些可惜。但由于上海战事太紧，戴笠已不可能对他们重新调整，他决定对这些知识青年进行一次短期培训，这样既可应付别动队的急需，也能给特务处以后的发展培养一些有用之材。于是，戴笠下令成立“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青浦特种培训班”，并且很快在青浦县西溪小学举行了培训班的开学典礼。培训班招收学员四百多名，全都是戴笠亲自从别动队的名单中挑选出来的。开学典礼那天，戴笠特地从上海市区赶到青浦县西溪小学主持培训班的开学仪式，并作了几个小时的政治精神讲话。在此后的两三天里，他又连续个别召见学员谈话，为学员题字签名以示亲近和关怀。
不久，戴笠又在松江开设了特种培训班。
可就在青浦和松江特种培训班开办过程中，日本军队大量增兵淞沪战场，而且海陆空一齐向我守军阵地发起长时间的猛烈进攻。尽管我守军的总兵力已达到了3个集团军，但由于武器装备的落后以及其它方面的原因战场形势越来越不利。终于，还没有结业的培训班学员与别动队一道开上了前线，分别布置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中国正规军对日本军队作战。虽然其中不少人与日军一接触就溃逃，但仍然有不少忠诚勇敢之士，为抗击日本军队的侵略牺牲了性命。据“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处的统计，开战初期别动队战死官兵就在1500人以上，受伤的别动队官兵600人以上。不久随着大部队撤出淞沪战场，别动队按照戴笠的命令全部化整为零，一部分在上海执行潜伏任务，另一部分转往安徽祁门打游击并改为“忠义救国军”。
戴笠在淞沪抗战期间除了公开组建别动队外，还利用别动队的力量与日本特工之间秘密进行了一场力量和智慧的较量。
这较量就是从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开始的。
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成立于1887年，原名叫日清贸易研究所。说是研究所，其实是打着研究的旗号开展以军事为目的的情报调查活动，是一个以日本陆军为后台的日本谍报机构。他们在中国除了调查市场和财政经济外，还调查地理、政治及军事等问题。所调查的每个项目都非常细致，如对主要公路的长度、宽度和路面结构，桥梁的长度、建筑材料和载重量等都查得清清楚楚。这些调查材料分别登载在该书院办的《支那研究》杂志上，并送日本陆军统帅部参考和掌握。调查人员中主要以日本留学生为主，同时还有一些军事人员参与，并在中国各界的高层中收买为他们服务的汉奸。他们的足迹遍及中国各地，甚至连云南和贵州的偏远山村也去过。淞沪抗战开始后，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突然活跃起来，利用各种人物广泛收集情报为日本军队服务。
对此，戴笠的特务处并不知情。
就在戴笠为组建“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而奔忙时，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向戴笠推荐了两名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程克强和彭寿。章乃器先生告诉戴笠，程克强和彭寿同在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做事，他们愿意用东亚同文书院的某些特殊关系，搜集日方的情报为淞沪抗战服务。此时戴笠正是用人的时候，而且也非常需要能及时掌握日方的军事等情报，所以对章乃器能推荐有用之材当然是十分感谢的。但淞沪抗战形势复杂多变，戴笠当然不会仅仅凭一位有声望的学者的介绍，就把两位素不相识的青年吸收为自己手下的特工人员。于是，戴笠叫时任“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书记长办公室书记兼人事科长的文强，去法租界拉都路章乃器先生的寓所与程克强和彭寿两人见面，对他们进行面对面的考察。文强到章乃器那里后才知道，程克强和彭寿与章乃器先生是师生关系，两人都是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的雇员。由于受恩师章乃器的教诲和影响，淞沪抗战开始后他俩出于对国家的热爱，以东亚同文书院为掩护组织一个“文友社”，表面上也为日本人服务，其实是为淞沪抗战而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程克强和彭寿还提出，该“文友社”以他俩为经理和社长，另聘五六位男女记者作为活动人员。同时，程克强和彭寿还提到了办公用房、活动经费和车辆等事情。文强回到戴笠处汇报后，尽管戴笠自己对此事也没有十分的把握，但他觉得接下去所要做的事都在租界的地盘上，就算这是日方的计谋也难逃他特务处的手心。
为此，戴笠答应了程克强和彭寿的全部要求。
“文友社”成立后，戴笠为了完全控制这反间谍机构的主动权，他和文强商量后派黄埔六期毕业时为杭州警察局指导员的王树人，去当“文友社”的看门人兼收发，而实际上是此反间谍机构的总负责人。王树人瘸脚，又时时装出副可怜的样子，任人训斥笑骂，不但程克强、彭寿和日方的情报人员没有起疑心，就是戴笠派进“文友社”的特工也没能识破王树人就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当程克强把3名日本间谍引进“文友社”后，戴笠立即决定派两名女特工打进去工作。为了不使程克强和彭寿及日方人员怀疑，戴笠要文强通知程、彭俩人对这两名女特工进行当场考试，合格则用不合格则不用。这两名女特工，一个叫安占江，一个叫吴忆梅，曾任《上海晚报》的记者，不但年轻漂亮和能说会写，而且在中央警校受过严格的训练，骑马、射箭和打枪样样皆精。参加考试前，戴笠和文强事先对她们进行了训练，要她们做到既不能太露以显出马脚，又不能装的太“笨”，以免不能录用。果然，经过考试就被程克强和彭寿录用，并且没给人有任何的怀疑。对程克强介绍的那3名日本间谍，文强根据戴笠“不能让日方间谍进入‘文友社’”的指示，要程克强对他们也要进行考试和资历审查，而且要有可靠的保证人并交纳保证金，迫使日本特工知难而退。由于“文友社”的司机也是程克强和彭寿找来的日本特工人员，戴笠就指示安占江和吴忆梅在“文友社”内散布这个司机的坏话，逼迫他自动辞职而去。随后，戴笠又派手下人顶替了司机的位置，配合王树人开展工作。与此同时，戴笠继续通过章乃器夫妇对程克强和彭寿施加影响，让他们俩始终站在抗日救国一边，使“文友社”完全成了由戴笠所控制的反间谍机构。在此基础上，安占江和吴忆梅以“文友社”的记者为掩护深入到东亚同文书院和虹口日本海军俱乐部内，调查和收集各种情报资料，对淞沪抗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安占江和吴忆梅还按照戴笠的计划，将东亚同文书院内以教授身份出现的日谍福田信一引诱出来，后被绑架到上海南市警察所关押了起来。
此时，淞沪战场进入了相持阶段。
蒋介石对战场形势忧心如焚，假如就此撤出淞沪战场，那将会动摇国内国际对抗战的信心。如果仍然就此死拼下去，那么很有可能他投放在淞沪战场的七十多万国军就会所剩无几，而且战场形势还不会有根本性的好转。就在蒋介石万难之时，宋子文提出让《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解决中日争端。所谓《九国公约》，是指1922年2月由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该公约的主要内容是根据“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各签字国享有在中国通商贸易和开办企业的“机会均等”权。宋子文此议一出，以德国驻华大使等人为首纷纷出面做调停工作，使日本方面一时相当被动。于是，日军统帅部急调在华北做情报工作的南本实隆秘密潜往上海，迅速窃取中国统帅部对日作战的战略意图，并伺机暗杀宋子文。南本实隆是个中国通，因久在平津一带活动能说一口稍有天津音的中国话，能应付各种险恶的局面。他曾在华北和东北等地多次破获戴笠所布置的特工组织，仅被他逮捕和打死的特务处特工人员就有数百人。戴笠早就对他恨之入骨，数次设计要在华北将其干掉，终因事先都被南本实隆察觉而没能成功，但戴笠始终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所以，南本实隆还没有动身，戴笠已从打入日本军方的特工那里得知了消息。为此，戴笠决定要在上海让南本实隆命归西天。
于是，戴笠与南本实隆间的较量悄悄地开始了。
戴笠起初以为，南本实隆到上海后必定会在东亚同文书院和虹口日本海军俱乐部露面，为此他在这两处全都布置了内线伺机对南本实隆下手。由于执行此项任务既艰难又极危险，让戴笠费心思的是由谁来完成对南本实隆的暗杀任务。戴笠反复考虑了多日，觉得由文强来担任最合适。文强是黄埔四期生，在浙江警校特训班和南京谍参培训班工作多年，对特工情报业务和各种行动技术比较熟悉，再加上他从没有任过公开性的职务，不太会引起日方的注意。文强本来就是个机敏能干而且有头脑的人，当戴笠向他讲明了任务的内容后，很快就表示了完成任务的决心。文强的态度早就在戴笠的预料当中，但此次任务毕竟非同一般，他还是与文强仔细地分析了此次任务的各种难点。当文强对这些难点全都心里有数后，戴笠把一支三号左轮手枪和30发达姆弹连同活动经费交给了文强。可是没有想到，南本实隆到上海后没有在该去的地方露面，而是直接用重金收买日本士官读书时的同学，此时已是戴笠手下别动队参谋长的杨振华，要其提供中国军队的情报。此时的杨振华不甘就此沦为汉奸，也威慑于戴笠的权威，不敢贸然出卖机密。
于是，杨振华把这情况向戴笠作了汇报。
戴笠见情况有变，就迅速重新设计了计划。他把文强再次找来后说：“南本实隆为了急于在《九国公约》国开会之前了解我方的战略意图，到上海后就企图收买别动队参谋长杨振华。南本实隆几次要杨振华介绍我方的要人与他见面，我已让杨振华虚拟了你的身份推荐给了南本实隆。为此，我想将计就计，让你以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的身份与南本实隆接触，并向他表示愿意与他们合作的愿望。你的化名杨振华已取好，就叫李文范少将。明天晚上8时，你随杨振华到静安寺路100弄10号与南本实隆见面。记住去时不能带枪，也不能带其他男女，自备汽车，但一定要换了牌照。与南本实隆见面后如问到年龄，你要把年龄报的大点，因为日本人不到50出头是不会有少将的官衔的。还有，这次南本实隆与你见面的地点不放在日租界而在英租界，这说明通过杨振华的多次介绍南本实隆已对你有了好感，看来杨振华这个人……”戴笠就此打住了话题，从他的眼神里看得出对杨振华这个人的怀疑多于信任。不过，杨振华在淞沪抗战结束后确实投靠了日本人，可见戴笠的怀疑没有错。
文强第一次与南本实隆见面时间很短，在证实了双方的身份后，约定两天后到虹口日本海军俱乐部进行第二次会谈。临分手时，南本实隆送给文强一大捆东西。文强难以推辞就把这捆扎着的东西带到了“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办公楼。戴笠的头脑里可比文强多了根“弦”，他见那东西后马上有了火气，指着文强的鼻子大骂道：“你的太没有头脑，如果这里面是炸弹，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命了。”后经技术专家对那捆东西处理后，发现那里面是一万元法币。对这钱谁也没有去多想过，也许是南本实隆给文强的见面礼。文强见是虚惊一场很有些不快，戴笠可是看在眼里，马上对文强说：“你老兄沉着应变的精神可佩，我的警惕过头也是不得已。过虑则愚，过敏则乱，不如此则怠，不认真则万事无成。全胜而败不如积小胜而大胜。剑及履及，步步以慎敌之心，则有备无患。反之，掉以轻心，事无不败之理。”戴笠这番很有哲理的话，一下把文强给说明白了，很快脸上没有了不快的表情。
两天后，文强与南本实隆如期在虹口日本海军俱乐部会面。此次会面南本实隆想通过文强搞清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统帅部的抗战决心如何？二是对日作战所动员的兵力配备如何？三是利用《九国公约》签字国来限制日本是否真是宋子文的主意？四是中国对德国大使出面调停有何看法？这些问题都不是文强所能答复得了的，他只得推说待进一步了解后再作明确回话。戴笠从文强处得知了南本实隆的4个问题后，为了使已经上钩的南本实隆不生疑心，他亲自虚拟了对这几个问题的看法，并报给蒋介石备案。不过，此时的戴笠又有了新的主意，因正在组建的别动队急需要资金，他想让文强以这4个问题的答案从南本实隆那里搞个几百万块钱，以解别动队的燃眉之急。戴笠再三嘱咐文强，4个问题的答案只能一个一个给，每个答案的价格是200万元。可当文强第三次与南本实隆见面后，一提出答案的价格，南本实隆似乎没有任何犹豫就同意了，并答应下次见面就付款。戴笠得知后对文强说：“日本人素来小气，南本实隆答应的事难免有变。”果然，当文强第四、五次为答案的价格与南本实隆商谈时，南本实隆完全推翻了原来答应的价格，要求4个答案的总价不超过400万。而且，南本实隆只同意付40万元的现款，其余的只能以支票的形式支付，条件是文强必须要把所有的答案全部交出。此时，戴笠已感到与南本实隆讨价还价的余地已很有限，他开始为干掉南本实隆作准备了。为此，戴笠让人在赫德路租了间民房，让文强约南本实隆来此见面。文强不清楚戴笠改变约会地点的用意，也不知道戴笠已在这民房的周围已布置了杀手，他仍然与南本实隆认真商谈毫不含糊。
不过，此次南本实隆避开所有的话题，非常明确地要文强做内线，将宋子文杀死，并答应为此事可先付10万酬金给文强，而且事成之后文强所有的收入不会少于100万。这事令文强极度震惊，为不使南本实隆有疑心，文强应允了。回转后，他立即向戴笠汇报。戴笠听后也吃惊不小，他明白南本实隆要开始做他的事了。可就在戴笠进一步揣测南本实隆是否还有更大的阴谋时，南本实隆却把文强约了去商量暗杀宋子文的具体计划。临离开时，南本实隆给了文强5万元的现金。文强如数把这钱交给了戴笠，戴笠望着这钱知道与南本实隆间的周旋已经到头了。因为，此时在淞沪战场上的形势已经对中国军队相当不利，德国驻华大使的和谈调停已经落空，其实已经中了日方的缓兵之计。而且，南本实隆开给文强的那张360万的支票，戴笠已派人到上海正金银行查询过，这支票不能马上兑现，要过一星期后才能办理。过一个星期后淞沪战场的形势已难以预料，看来南本实隆早已考虑到这步棋了。想到这里戴笠有些悔了，他不该为了那几百万块钱而没有在前几次杀了南本实隆。尽管戴笠觉得除掉南本实隆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但他还是在赫德路的那间民房作了周密的部署，下令文强在与南本实隆见面时下手。可是第二天，在过了约定时间很久后南本实隆也没有露面。就在文强等人左右为难时，戴笠来电话说日本军队已经在杭州湾至金山卫一带登陆，所有人员全部撤离。
文强与南本实隆从此没再见面。
虽然，围绕南本实隆的所有计划都是戴笠安排制定，但也是文强对戴笠计划的领悟和他本人出色的表演，才使南本实隆一步步地被牵着鼻子走。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淞沪战场的局势发生逆转的话，南本实隆是逃不过戴笠设下的圈套的。
随着日本军队的大量登陆，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上全面撤退。
面对潮水般溃退的场景，戴笠仍镇定自若地布置指挥着潜伏和转移方面的工作。他首先任命文强为特务处前方办事处处长，主要任务是收容别动队的人员和中国军队从淞沪战场撤退时的散兵游勇。接着，戴笠又下令文强迅速结束“文友社”的工作。由于组建“文友社”的程克强和彭寿在搜集日方情报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在南本实隆到上海后他们做了许多方面的配合，戴笠觉得这俩人可信也可用。于是，戴笠决定程克强和彭寿在上海失守后潜伏下来，保持与日本间谍网的关系，进一步开展收集情报的工作。可是，当文强把戴笠的决定告诉程、彭俩人的同时，日方的情报机构要他们到南京开展谍报工作，配合日本军队进攻南京的行动。经戴笠同意后，文强把程、彭带到了南京，让他们与特务处南京潜伏区负责人钱新民接上了关系，并作为南京潜伏区的直属通信员与日方的谍报机构开展斗争。不过南京沦陷后，钱新民很快投敌叛变，程、彭被日军逮捕入狱。这期间由于周佛海的斡旋，程、彭俩人没有被处死，后他俩成了周佛海和戴笠之间的联系人。
当然，这已是后话。
再说文强从南京返回上海后，上海已基本失守。戴笠是在最后时刻，安排完别动队的撤退事宜后，才搭上上海至香港的最后一班船去了香港。此时的别动队除了溃散的余下的已不多了，文强按照戴笠的指示分别派出6个收容小组，分别收容别动队队员两千多人和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八千多人。然后，他带着这些人绕道南通、苏州和句容等地，最后到达了皖南祁门的历口镇。与文强他们同时到达的，还有戴笠在青浦和松江举办的两个特工训练班。这两个特工训练班，在撤退前因遭日军袭击和日军飞机的轰炸损失很大。特别是青浦特工训练班原来有四百多人，可到历口镇时已不到50人了。尽管这样，戴笠仍然把他们作为自己发展特务武装的主要力量，时时牵挂和关注着。当他得知该集中到历口镇的队伍全都到齐后，就亲自赶赴到历口镇进行点名，并对零乱而又疲惫的队伍进行政治鼓舞。为了稳定这支队伍，在报经蒋介石同意后，戴笠在历口镇召开了官兵大会，宣布改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并把在历口镇的部队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第一团，戴笠自己亲任团长。凡参加青浦和松江特工训练班的学员，除少部分被戴笠挑选到总部工作外，其余的全在忠义救国军里担任连营以上的干部。不久，当忠义救国军教导二团和三团在浙西和苏南相继成立后，戴笠又宣布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起初，戴笠自任总指挥，后因工作繁忙改由他人担任。
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的建立，是戴笠在稳定和发展特务武装上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
此时，戴笠又把注意力放在了特工专门人材的培养上。
由于在南京被日本军队攻占时，戴笠曾要当时青浦培训班派学员到南京执行爆破任务。虽然青浦培训班派去了好几批人，但都因为专门的爆破技术没掌握好，没能完成应该完成的任务。这事对戴笠的震动很大，有好一阵子他不知如何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不过，戴笠很快从蒋介石办黄埔军校上得到了启发，他觉得只有举办大型的特工培训班，才能解决特工专业人材严重缺乏的问题。关于培训班的名称，戴笠最初确定为“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但在办理手续时，军事委员会的办公厅不肯承认而且拒发印鉴。于是，戴笠利用自己在中央警官学校有兼职的便利，把该培训班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可是，这又遭到了中央警官学校教务长李士珍的反对。但戴笠仍然我行我素，把将要开班的称为中央警官学校特训班一期。后来，因为办班的校址在湖南临灃县，戴笠在内部就改称为“临灃特训班”。为办好这期大型培训班，戴笠几乎集中了当时特务处的所有的特工训练精英，他们中有部分是留过苏的中共叛徒，具有多年的特工训练的经验。
就在戴笠积极筹备开班时，他得知特务处郑州办事处主任梁干乔招收了大批失业流亡的学生。梁干乔是广东梅县人，黄埔一期毕业，曾是留苏的托派分子。他因不甘久居戴笠之下，也就利用抗战初期的混乱局面另起炉灶，在郑州招收了八百多名青年学生进行军训，企图以此作为起家的本钱。戴笠对此极为恼火，当即派沈醉等人强行把这批学生带往“临灃特训班”。由此，梁干乔与戴笠最终闹翻，辞别戴笠到在西北的同学胡宗南那里谋事去了。
就这样，郑州的这批青年学生成了“临灃特训班”的主要生源。开班前，戴笠见生源中女性的比例太少，就把胡宗南的中央军校七分校在长沙招的60多名女生要了过来。但使戴笠没有想到的是，特训班正式开学后有许多学员得知自己做的是特务工作后纷纷提出来要退学，特别是从胡宗南那里要来的那批女生要求最强烈。戴笠知道后十分重视，他一个个地找学员谈话，进行政治精神教育。而后，戴笠按照黄埔军校的管理方法，先让这些学员集体办理加入特务组织的手续，接着强制进行大强度的军事训练，让学员在紧张而吃力的操练和培训中没有时间考虑更多的问题。同时，戴笠要特训班有目的地检查学员的书信来往，随时注意控制学员平时的言论。过后，再也没有学员说要退学了。不久，由于抗战形势的需要，戴笠先从特训班里选调了30名女生打入“战地服务团”转赴江西等地活动。紧接着，戴笠在抽调100名学员参加武汉保卫战后，又抽调出100名学员到东南忠义救国军工作。另外，戴笠还数次选调数量不等的学员到上海和山东等沦陷区工作。尽管“临灃特训班”是在较困难的情况下举办的，但对戴笠扩充特务武装的势力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按照戴笠的话说，“临灃特训班”的开办是抗战时期进行特工训练的一次示范。也正由于这样，“临灃特训班”的大部分学员在过后成立的军统局里成了骨干力量，在军统内部“临灃特训班”的学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派别。
自创办“临灃特训班”取得成功后，特别是1938年5月原特务处在武昌组建为军统局后，戴笠为迅速扩充特务势力，举办特种训练班的劲头不减。在他的一手策划下，形成了临训、黔训、息训、兰训和渝训等5大训练基地，以及息烽、兰州、重庆和东南等4大培训中心，培训内容涉及游击、情报、行动、爆破、警政、缉私、外事、会计及电讯等等方面。据良雄写的《戴笠传》记载：“自洪公祠训练班起，曾受戴笠训练的人员有6万人之多。”规模庞大的特务训练，使军统局的特工情报人员逐渐走向规模化和专业化。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戴笠在所有的特务培训和训练中对电讯人材的培训格外重视。在成立特务处的初期，戴笠接受和传递情报基本上是通过陈立夫把持的中央统计局，因为当时中央统计局利用电台在中国主要的大城市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转播站系统，而此时戴笠的手上是一无所有。虽然用中央统计局的电台网络能达到保密的目的，但环节的缓急总是操持在人家的手上，好些时候受气不说对工作开展也限制不少。于是，戴笠决定内部自设电台网络。他从5部电台起家，到抗战中期，军统的电讯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专业工作人员达到4000多人，所用电台达700多部。不但所有的外勤区、站、办事处等机构配备了电台，一些大区还建立了支台，而且大多数外勤情报组也配备了电台。戴笠还针对当时的5瓦和15瓦的收发报机太重，特工和情报人员携带起来不方便，要由胡宗南推荐来的无线电专家魏大铭进行改进。此时已是特务处通讯科科长的魏大铭，很快组织人员研制出了一种小型收发报机，它除了电池和耳机以外，体积不超过冰棍那么大。由于隐蔽性好，戴笠手下的人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特工机”。当戴笠要魏大铭带着这“特工机”到江西庐山演示给蒋介石看时，它竟然能穿越过庐山山脉接收到外面的信息，而常用的15瓦收发报机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实蒋介石平时也非常注意通讯工作，早年他就聘专家在上海设厂制造收发报机，但花了不少的功夫始终无所发明。此时，见戴笠在不长的时间里利用简陋设备造出了这么好的东西非常高兴，于是指示戴笠编造预算进行批量制造。不久，这“特工机”经魏大铭等继续改进后，不但体积更显小巧，而且里面结构也更精良了。如果用干电池的话，就是远离数千里也能圆满通讯，很少出现差错。除这“特工机”外，戴笠还用自己培训出来的技术力量，在相当有限的物力条件下研制出了适合在各种条件下使用的且又精良的收发报机。也正因为戴笠在通讯设备和培训专门人材上的努力，才使他在战时的中国如愿地建立了普遍而又庞大的通讯网络。戴笠用这别人无法比拟的网络，一方面驾驭和控制着他手下的那个庞大的组织，另一方面随时掌握着中国每一个角落里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他成了国民党政府高级阶层里最为博闻广见和熟悉时局的人。
当然，从更广泛的层次上看，通讯情报对蒋介石似乎也同样重要。他从戴笠提供的及时而又准确的情报里，看出这对他自己的统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他通过这些情报能及时了解和掌握对手和敌人的动向。事实上，蒋介石把戴笠秘密电台侦收到以及其它部门获取的情报看成是一种家庭垄断，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只有他、宋子文和孔祥熙才能看到那些特殊的情报报告。如，时任蒋介石参谋长的何应钦向情报部门要一份日方的情报时，竟然多次遭到了拒绝。蒋介石对通讯情报的独占极大地刺激了何应钦，他由此而组建了属于自己领导的情报收发处，专门搜集和破译日本方面的通讯。何应钦的做法其实也刺激了戴笠，在搜集国内情报方面确实没有任何人能超越他，但由于在破译日本电讯上他所领导的部门不能走在别人的前面，在蒋介石每个月都要召开的情报会议上，许多方面都由交通部的下属温毓庆说了算。温毓庆与宋子文是姨表兄弟，是交通部上海国际电讯局的电讯专家，也是交通部电政司的负责人。由于温毓庆在破译日本密码上所拥有的技术和设备确实有优势，于是戴笠有了想与温毓庆合作建立“中国黑室”的念头。
此时，戴笠把建“中国黑室”与扩建特务武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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