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底层的学术
多年前，在韩小蕙的文章中读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多次来过中国，但每一次中国作家都与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失之交臂。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被中国作家视为文学神话，加西亚·马尔克斯被中国作家奉为“文学教父”，但是，他来到中国却像一阵微风掠过荒漠。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错过了中国作家，而是中国作家错过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实际上，中国作家接受的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而是另一位他们想象中的文学大师。中国作家追逐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也是因为拉美文学作为第三世界文学在美国的大学获得了声誉。中国的文学翻译通过美国的文学评价和大学课程介绍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留下了一批病态的怪胎。那些自命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私生子”的中国作家就好像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布恩蒂亚家族长出了猪尾巴的后代。
一九七一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智利诗人聂鲁达，二十岁的时候出版了肉感哀艳的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在美国的支持下，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轰炸和攻占了总统府莫奈达宫，聂鲁达的好友、民选总统阿连德倒在了血泊之中。在政变后十二天，聂鲁达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八日，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了著名的《拉丁美洲的孤独》的讲演。作为出生在美国后院拉丁美洲和具有强烈政治性的记者和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长期“自愿流亡”。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不是离奇的幻想，而是对于现实的描绘。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拉丁美洲的日常生活告诉我们，现实中充满了奇特的事物。”拉丁美洲的现实是富饶的大陆，贫困的生活，单一的殖民地经济，频繁的军事政变，而最强大的现实是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存在。
索飒在《丰饶的苦难》一书中提到，她在河南的一座小城镇上曾经看到一条标语：“向外国学习！”这条标语颇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中国的后主们曾经宣称，时装、购物中心、MTV、卡拉OK、卫星电视包围着我们，将我们一把推进了后现代。而索飒的拉丁美洲研究，通过对玉米、土豆等拉丁美洲作物的考证，将我们带入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索飒感叹，外国问题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从来都有帝国主义帮凶和民族利己主义之嫌。学术的藩篱之内，对象国依贫富差别被分成三六九等。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开始听到“国际学者”这个名词。“国际学者”是随着国际学术贸易而产生的，它显示学术的身份和等级，带有强烈的广告意味。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所谓“国际学者”实际上是与欧美交往尤其是使用英语的学术活动家。索飒所从事的“拉丁美洲研究”似乎没有进入“国际”的范围和中国的视野，但是，却带来了不同的眼光。
索飒在《把我的心染棕》里写道，“在这个崇尚英语，尤其是美式英语的时代，我与西班牙语相遇”，“走进了一块反传统意义上的‘新大陆’”。
语言是一个人的道路，也是一个人的命运。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是英语制定的。西班牙语使索飒走上了一条不同的人文学术道路。西班牙文化创造了堂吉诃德这个有着高贵善感的心肠和天真浪漫的心灵的没落骑士。在以英语为代表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现代世界上，堂吉诃德是带有荒诞意味的追求正义的化身。在整个殖民主义历史上，只有在堂吉诃德的故乡西班牙出现了“征服战争是否有理”的争论，从殖民者内部对殖民主义发出了诘问。格瓦拉可以说是当代的堂吉诃德。在他进入丛林之前留给孩子们的告别信中写道：“你们应当永远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能产生最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革命者最宝贵的品质。”二〇〇〇年，黄纪苏编剧的《切·格瓦拉》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了一场地震。在某种意义上，格瓦拉成为失落的革命记忆和理想主义的一个符号和象征。索飒的《格瓦拉：永远的怀念》一文最早唤醒了我们的这种文化记忆。我们曾为之深深感动，并且因此记住了索飒这个名字。我们都知道，西班牙曾经建立过严酷的宗教裁判所。但是，与此同时，按照张承志的说法，西班牙——阿拉伯人把穆斯林的西班牙称为安达卢斯——像“欧洲之家的坏孩子”，“它的每一项文化风俗都呈着异色的面相，每一个故事都纠缠着世界史的纲目”。它是“东方与西方的真正边界”，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张承志：《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五年版，6页）。根据索飒的资料，创造了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他的祖先很可能是伊斯兰文明在西班牙陷落后改宗的“新基督徒”。
一四九二年发生在西班牙的事变改变了世界，成为世界历史重要的分界线。那年一月二日，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陷落。在这座伊斯兰名城陷落的同一年——一四九二年十月十二日，哥伦布踏上了加勒比海巴哈马群岛的华特林，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宣布占领，命名为“圣萨尔瓦多”，即“救世主”，从此开始了对美洲印第安人漫长的征服，拉开了现代五百年殖民主义历史的序幕。在格拉纳达陷落后的第二年——一四九三年五月四日，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做出仲裁，以大西洋中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一百里格的地方的经线为界瓜分了世界，该线以西的一切土地都属于西班牙，以东的一切土地归葡萄牙。这条分界线被称为“教皇子午线”。在某种意义上，西班牙格拉纳达的陷落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是同时发生的，它使人想起著名的“蝴蝶效应”。但是，我们往往只注意到后果而忽视了前因。张承志在《地中海边界》中评论说：“一四九二年西班牙穆斯林王国首都格拉纳达的落城，是世界史上最大的一个标志和界碑。”（张承志：《聋子的耳朵》，河南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220页）一四九二年之前，沿地中海边界的穆斯林世界，构成了东方的屏障。格拉纳达陷落后，地球失去了平衡。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遥远的拉丁美洲仅仅意味着异国情调。在《丰饶的苦难》一书中，索飒提醒我们，我们对拉丁美洲的认识往往是西方目光的折射。她告诉我们，拉丁美洲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它更主要的是一个文化概念。一八三六年，法国人米歇尔·舍瓦利耶提出“拉丁美洲”的概念。一八五六年，哥伦比亚诗人何塞·玛丽亚·托雷斯·卡依塞多在《两个美洲》的诗中有意识地把拉丁美洲作为美国的对立面提出。与自承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殖民者的血统和文化的美国不同，混血的拉丁美洲将印第安人作为自己的母亲。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是，读什么样的书，走什么样的路，是大有区别的。索飒走进拉丁美洲，不是通常学者们那种被安排好的舒适的官方路径，而是依靠他们自己微薄的收入，一条自己探究的道路。从这样不同的道路出发，产生了不同的视野，走向了不同的学术。索飒将改写历史视为自己的使命。女性主义认为，以往的历史不过是男人的故事，而现代世界历史是由西方白种男人编制的。在拉丁美洲，索飒沿着“奴隶之路”，寻找另类的历史。她关心的是被压抑的历史。在他们的故事——白人和奴隶主的历史之外印第安人、黑人的历史和奴隶们的历史。
在现代世界史上，一六八八年的英国光荣革命、一七七六年的美国独立战争、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被浓墨重彩地书写；然而，在这些“人人生而平等”的宣言里，印第安人、黑人却被排除在“人”的概念之外。美国开国的国父们许多都是奴隶主，黑人不过是国父们的“黑色财产”。用何塞·马蒂的话说，他们“无情地在奴隶的脊背上签署自己的自由文书”。一七九一年爆发的海地黑人奴隶起义宣布包括奴隶在内的每一个人都生而平等。海地独立是继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美洲第二场独立战争。海地也是拉丁美洲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国家。黑奴出身的杜桑·卢维杜尔深受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影响，决心将人权思想在奴隶的国家里变成现实，海地独立后立即取缔了奴隶制。但是，海地独立革命却遭到美国、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等国家的联合镇压和封锁。一八〇四年海地宣布独立后，美国拒绝承认，一八〇六年，美国国会禁止同海地贸易。获得独立的海地一开始就被西方文明世界孤立和囚禁。同时，这场真正彻底的独立战争也被从世界历史上无情地抹去。今天，针对革命后的古巴，这种禁运和囚禁在同样延续着。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八日，联合国第三届反种族主义大会在南非德班召开，会上要求为在殖民时期贩卖奴隶的历史道歉的提议遭到西方国家的普遍拒绝。
索飒带着“全球化进程中的拉丁美洲传统作物”的研究计划“潜入美洲”，远离城市，接近底层。她沿着一条与殖民者征服的足迹恰好相反的道路，走进了拉丁美洲大陆的深处,写下了另类学术的拉丁美洲笔记。对玉米、土豆等拉丁美洲作物历史的考证是她接触底层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她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上，两河流域的小麦、中国的水稻、玛雅人的玉米和秘鲁的土豆是四大文明支柱。然而，不同于小麦和稻米，玉米、土豆、红薯等拉丁美洲作物，它们在食物中的身份就像印第安人在人类中的地位一样低贱。这些身份卑贱、适应性极强的作物，在高山旱地随处都可以生长。美洲作物的引进，引起了欧洲和亚洲大陆的巨大变化。土豆和英国的工业革命，玉米、红薯与中国明清两代的人口爆炸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根据何炳棣的研究，在水稻种植逐渐接近极限并受到报酬递减规律影响时，玉米、红薯、花生、土豆等美洲作物的引进引起了一场农业革命，对粮食产量的增加和人口的持续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到一八〇〇年前后，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红薯都已成了穷人的主食。一八五〇年中国人口已经达到四亿三千万（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葛剑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〇〇年版，75、215、219页）。贾雷德·戴蒙德认为，枪炮、病菌与钢铁，也就是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形成了现代世界。同时，他认为，粮食生产是枪炮、病菌与钢铁发展的先决条件(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二〇〇六年版，5、64页)。因此，美洲作物在世界范围内的迁移和扎根是一部重要的历史。
在我们以往的印象中，当美洲被“发现”以后，在欧洲强大的“文明”之光照耀下，“野蛮落后”的印第安人就像露水一样消失了。然而，实际上，美洲殖民是一个充满着血和泪的漫长过程，延续着无尽的抵抗和反叛。一五三三年，西班牙殖民者占领了库斯科，印加王国陷落，但是，印第安人大规模的抵抗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印加战士战死十万人，西班牙人也付出了一两万人的代价。在西班牙人到达美洲以前，羊驼是美洲主要的负重工具。羊驼很温和，但同时也很刚烈，充满尊严。何塞·马蒂把羊驼看做印第安人的象征。他说，秘鲁的羊驼在被强加驮不起的重负时，就倒地死去，人至少应该像羊驼一样懂得自尊。
在今天，抵抗和摆脱西方的学术规范是否可能？西方自由主义有一个根本上的问题，它建基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圣化，假定了现代民族国家不言自明的合理性，用完全是虚构的契约论构造了其正当性，抹去了现代民族国家暴力的痕迹。现代民族国家是资本和国家权力的结合，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力机器。它垄断了所有合法的知识和暴力。它用绝对强大的暴力摧毁和收编了其他一切知识与权力。研究印第安人运动的费尔南多·加西亚在与他人合写的《生存的权利：多样化、民族特性与变革（印第安人与非洲裔厄瓜多尔人的法律人种学）》中对自由主义提出了有力的质疑：“西方的自由主义原则是可憎的，它规定不懂法律的人不能免于罪责。不懂什么法律？当然是国家的法律！但是，从原住民的角度，我们同样可以说：先生们，你们不懂得我们的法律，因而同样不能免于罪责。”（《把我的心染棕》，16页）只在拉丁美洲，只有在被现代文明摧毁歼灭的印第安人中间，才能出现这种深刻有力的质询。在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抗议运动成为反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的重要一环。索飒在对这样的质疑表示高度赞赏的同时，也对那些被资本和国家阉割、驯化的“学术”表达了强烈的怀疑和不满。
（《把我的心染棕——潜入美洲》，索飒著，青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34.00元；《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索飒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28.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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