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19日晚上，我与一位同学正在北京开往成都的火车上，从列车广播里听到了苏联政变的消息。我意识到，一个时代结束了。俄国十月革命使旧世界的秩序土崩瓦解，激发了千百万人追求自由、平等、解放的梦想;但是，苏联并没有将乌托邦转化为现实，而是将理想变成了噩梦。苏联既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空前胜利，也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失败;既是共产主义运动引以为傲的荣耀，也是共产主义运动难以抹去的污点。
马克斯·韦伯在去世前不久的演讲《以政治为业》中说：“不管是哪一伙人现在表面上获胜，我们的前面都不是‘夏日将临’，而是冰冷难熬的极地寒夜。在一无所有的地方，失去权利的不但有凯撒，还有无产阶级。”1这是对马克思启示录式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中“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个著名论断和预言的戏仿与颠倒。韦伯的思考与写作构成了同马克思的重要对话，《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资本论》具有明显的对话关系。他们都努力探索资本主义的起源与本质，试图对资本主义作出自己的解释。
马克思和韦伯是现代性的两位伟大思想家,不论预言前面是天堂还是地狱，他们都坦诚、勇敢地面对必然的命运。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没有证实马克思的乐观主义，而似乎是印证了韦伯的悲观主义。我刚进大学不久就读到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有点宿命的意味，尤其是在《一九八四》之后，紧接着读到了卡夫卡的《城堡》和《审判》。苏联的极权主义及其思想控制很容易让人想起韦伯“铁笼”的概念。同时，“铁笼”这个词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卡夫卡那些黑色、绝望的寓言。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以苏联为原型描绘了一种现代性经验。在我看来，《一九八四》不仅像卡夫卡的作品一样具有寓言性质，而且与卡夫卡的作品一样，说出了现代重要的秘密。
20世纪80年代初，诗人徐迟著名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坛对现代主义的信仰、崇拜与追求。徐迟的说法充满“正能量”：“不久将来我国必然要出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最终仍将给我们带来建立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两结合基础上的现代派文艺。”2事实上，除了产生于没有经过工业化洗礼的意大利和俄罗斯这两个落后的欧洲国家的未来主义，现代主义文学的主流，尤其是德国的表现主义具有强烈的悲观主义和反现代化倾向，卡夫卡是这种悲观主义的典型。现代主义可以说是工业文明重压下痛苦的喘息与呻吟，而在“相信未来”的中国文人眼里，却成了一种梦寐以求的“摩登”与“时尚”。对现代化的片面崇拜使中国新时期的文人能够把“现代派”理解为和等同于“文学的现代化”。他们一边品读着现代主义的痛苦绝望，一边憧憬着资本主义的温柔富贵。而在我这个与时代脱了节的另类眼中，这是怎样的轻佻与精神错乱啊。
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把《一九八四》当作一部反共反苏小说，然而，正像董乐山所说的那样，《一九八四》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反苏反共小说。奥威尔的创作灵感来自他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经验。保卫西班牙共和国是20世纪反法西斯的第一场重要战役。3佛朗哥叛军得到了德意法西斯的全力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孤立无援，全世界只有苏联和墨西哥两个国家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美国科学家爱因斯坦和哲学家杜威等热爱自由、民主、和平与正义的知识分子呼吁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许多素昧平生的人团结在了一起，组成了著名的国际纵队。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斗争产生了光辉的国际主义，献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著名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医生就是从西班牙内战的战场转战到中国的。美国作家海明威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创作了著名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海明威在书中援引的约翰·堂恩的《丧钟为谁而鸣》充分体现了一种命运共同体意识：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
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
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
如果你朋友和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
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
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全世界包括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各种各样思想色彩的人和各种各样不同职业的人纷纷投身到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战斗事业，在美丽而残酷的西班牙，诞生了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国际主义精神。
不仅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源于西班牙内战的经验，而且他们都因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经历，终生受到自己国家情报机构的监视。按照西蒙·黎斯的说法：“就是在西班牙，奥威尔的双重献身——争取社会主义和反对极权主义——得到了双重性的确认”4。作为一名左翼作家和社会主义者，奥威尔加入了援助西班牙共和国的队伍，并因此在这里接触到了苏联政治的黑暗与残酷。在西班牙内战爆发和与法西斯鏖战之际，正是苏联肃反渐入高潮之时，苏联把国内政治清洗的黑暗、血腥、恐怖也带到了西班牙，许多人怀抱赤诚来到西班牙，却在这里蒙受不白之冤，甚至丢掉性命，罪名通常是“托派叛匪”。
俄国十月革命划出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曾被视为20世纪人类文明的航灯。西方进步知识分子对苏联充满期待和希望;但是，当他们接触到苏联的现实以后，不少人产生了失望和幻灭。纪德具有代表意义。他曾经说：“对法国的革命者乃至一切国家的革命者来说，苏联已经成了理想中的祖国;我们属于它，我们已经准备好为它战斗。重要的是，热心地献身于保卫它的人不能让自己在道德上感到不安和无力。”51936年，纪德以参加高尔基葬礼的名义访问了苏联。纪德访苏前，维多·绥奇从布鲁塞尔写信给他：“我们正在建造一条反法西斯的阵线，但在我们的后方有这许多的集中营，这是多么妨碍了我们前进的道路呢?任务再不是简单的了，你可以看到，它再不属于那些专喜简单化的人了。无论新的国教主义，或什么神圣的诳言，都不能阻止肿疡的流脓了。保护革命的阵线，现在不再简单地在维斯土尔与满洲了。在无产阶级国家的内部来保护革命，即反对那反动的统治，不使它逐渐消耗那工人阶级胜利品的最大部分，这已成为极迫切的任务了。只有在这一个意义上说来，苏联还寄托着我们现代人之最大希望，即苏联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说出它最后的遗言。”“现在，这一知识阶级终于怀着同情转向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来了，苏联已成为此种革命的化身。那么这一知识阶级应该凭着他们的良心，在盲目与明视这两者之中选择其一。让我告诉你吧，谁要是想为工人阶级与苏联服务，那他就非睁开眼睛不可。”6在《访苏归来》中，纪德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的失望情绪和批评意见，从而受到了包括罗曼·罗兰在内的许多进步人士的责难甚至攻击。1937年6月，纪德在《为我的〈访苏归来〉答客难》中说：“我明确告诉你们，我贸然去苏联旅行，具有一定的悲剧性。我确信无疑，满怀激情，去那里要赞赏一个新世界，不料他们为了把我笼络住，竟然向我展示在旧世界深恶痛绝的所有特权。”7苏联没有摆脱政治专制和等级特权等旧世界的遗产，作为进步知识分子，纪德英勇无畏地拥抱了事实真相并且收获了孤独。
纪德写道：“就在抵达莫斯科的四天后，在红场为高尔基举行葬礼时，我在演说中还表明：‘在我们的头脑里，文化的命运同苏联的命运紧密相连，我们将捍卫苏联。’”“在我的心目中，还有比我本人更重要、比苏联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人类，这就是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化。”“仅限于颂扬，这样表达热爱实在糟糕，我认为毫无顾忌，直言不讳，就是极大地帮助了苏联，帮助了她所代表的事业。我要提出批评，正是由于我钦佩苏联，钦佩她已实现的奇迹，也由于我们还对她有所期待，尤其她还会让我们产生希望。”“谁能说得明白，苏联对我们曾经意味着什么?不只是一个遴选的祖国，还是一个榜样、一个向导。我们所梦想的、几乎不敢期望的，但始终致力追求的却在那里发生了。由此可见，在一片土地上，乌托邦正在变成现实，而且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让我们心中充满渴求。最艰难的事似乎已经做到了，而我们以所有受苦受难的民族的名义，欢欣鼓舞地贸然投入她所进行的这场斗争。”“假如我不是坚信不疑，这本书就不会发表，甚至不会写出来：我坚信苏联最终能战胜我指出的特定错误，另一方面则更为重要，即：一个国家的特定错误，不足以抹杀一项国际性的、全人类事业的真理。谎言，哪怕是默认的谎言，看上去倒可能是显得很合时宜。坚持谎言也同样如此;但是，这正中敌人的下怀。而真话，讲出来再怎么令人痛心，刺伤也只能是为了治病。”8许多人忽视了纪德对苏联的批评与失望是建立在他高度肯定苏联的成就和奇迹的基础上，而那些企图通过抹黑苏联攻击和诋毁共产主义的人则更是与纪德高贵的灵魂没有丝毫关系。纪德明确指出，苏联的堕落并不能成为抹杀、否定和诋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由。1949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指出：“今天，根据平等原则否定特权，要求生活秩序和共同工作的所有观点、倾向和计划，都被冠之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当代人类的普遍倾向，它趋向于对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分配进行组织，这将可能使全人类获得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今天几乎每个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在各党派的纲领中都有社会主义要求。社会主义是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9
1949年，《一九八四》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和操纵下出版。此时正是美国发动的冷战初期，《一九八四》可谓应运而生，甫一诞生就被塞入了反共产主义的宣传机器。“在大众心目中，奥威尔是个批判苏联的小说家，擅长渲染冷战时期的价值观。……这部小说被认为是揭露斯大林式恐怖的代表作。它是无数美国高中学生的必读书目”。10《一九八四》一直处于西方流行文化的中心，牢牢地镶嵌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一九八四》与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道成为西方冷战的经典。伴随着冷战自由主义的凯旋与“历史终结论”的流行，《一九八四》也成为中国大中学生的流行读物和“思想手册”。
我在1980年上大学不久就读到了中文版的《一九八四》。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正好是1984年，因此，《一九八四》于我带有谶语和宿命的意味。然而，我的《一九八四》的阅读经验与大多数人不同。我与《一九八四》的相遇是完全偶然和个人的。当时，它还是不为人知的秘密书籍，还没有成为畅销书和流行读物，汉语世界没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存在。我读到它，不是在规定的阐释情境里，当时既没有“精神导师”指导，也没有任何准备好的解释，完全依靠个人的经验阅读与理解。总之，它当时不是作为“公知”训练营的教科书和训练手册，不是作为知识时尚的标配，不是在整个知识界片面地诋毁和彻底妖魔化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时代潮流里，将它与《共产主义黑皮书》一类的反共反苏宣传品捆绑在一起推销给我的。
更重要的是，除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我同时还读到了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另一部重要作品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如果说《一九八四》是以苏联为原型的话，那么《美丽新世界》则是以美国为原型。《美丽新世界》讲述的是美国——“福特帝”的故事，并且采用了特别的纪年方式——“福特纪”。福特是美国汽车大王，福特主义代表了美国工业文明和美国生活方式。在冷战自由主义的词典里，反乌托邦被简单地、单纯地解释为反苏、反共、反理想主义。而在我无所拘束的阅读经验里，“反乌托邦”不是冷战自由主义控制的定向思想爆破和他们定制的反共反苏的洗脑程序，而是对现代文明和现代性的诊断与思考。
不是简单的反苏联反共产主义，而是反思现代性，这才是奥威尔重要的思想视野和《一九八四》真正的思想意义。之所以取名为《一九八四》，是因为这部小说写作于1948年。奥威尔将写作的时间稍作颠倒用作了书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一九八四》中影射苏联的大洋国也可以说是美国的颠倒。11不仅苏联的历史是悲剧性的，而且斯大林的家庭也是悲剧性的。12斯大林的妻子自杀身亡。由于斯大林拒绝纳粹德国用他的儿子交换一位德军元帅的要求，他的儿子雅可夫死于纳粹集中营。1967年，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叛逃出国，后来到了美国，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的天堂同样没有找到她所追求的幸福。1984年，她在接受英国《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今天要向所有潜在的变节者说，不要忘记在河的另一岸是相同的人类，他们也包括了一些不完美的、沉闷的、无能的、背叛的、痴呆的人，一如你们所离弃的那些人。我十七年前所不懂的，就是两个超级大国在好的和坏的方面竟是这样相像。”13她所揭示的美国与苏联相互颠倒、互为镜像的关系，当时给我这个刚睁开知识的眼睛的青年以巨大冲击与震撼。
在1999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为纪念《一九八四》出版50周年举行的讨论会上，爱德华·S.赫尔曼指出：“虽然《一九八四》是一部彰显苏联威胁的‘冷战文学’，而且主要被用作与冷战有关的政治目的，但此书同样可能成为美国及西方某些做法的写照。奥威尔本人在随笔《政治与英语》中就提示了这种可能性。他在《动物庄园》一篇鲜为人知的序言中，更是对此直言不讳。其实，双重言论及思想控制在西方的重要程度，远远超出了奥威尔所见。它们一般表现得不太明显;但它们的残酷程度有时与《一九八四》不相上下。”14
西蒙·黎斯在《奥威尔论》中的阅读提示能够打开被堵塞和阻断了的理解通道：“把《如此欢乐童年》和《一九八四》放在一起来读，你就会清楚地看到，正如中国山水画家能在观察一块小石子后创作一座大山一样，奥威尔很可能在他上的预备学校中找到了他后来的大噩梦梦境的第一个显微缩影胚胎。”15雅各比提醒读者，《一九八四》“很多要素都暗示了资本主义的英国，而非共产主义的苏联。那些‘无产阶级’或者工人，住在阴暗的郊区，除了工作，成天以赌博、电影和足球来消磨时光。他们玩飞镖，看‘渗透着性’的电影。他们也读充斥着犯罪报道、占星术和体育新闻的垃圾报纸。这些没有一样似乎是真正反映苏联工人阶级的。”同时，他援引了艾萨克·多伊彻的看法：“奥威尔非常清楚，这种报纸在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而且斯大林主义的新闻所犯的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错误。”16“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另一部作品《我们》同样也融入了扎米亚京在英国的生活经验。
1946年，奥威尔在《我们》的评论中明确指出，《我们》写的不是俄罗斯，它同当代政治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部关于二十六世纪的幻想故事。”他认为，扎米亚京的《我们》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写的都是人的纯朴自然精神对一个理性化的、机械化的、无痛楚的世界的反叛”。“札米亚金的目标似乎不是某个具体国家，而是以文明作为隐含目标的。……他有理由不喜欢他所生活的政治体制，但是他的书并不是简单地表达一种不满。它实际上是对‘机器’的研究”。17奥威尔有关《我们》的评论为《一九八四》提供了重要的阅读启示。奥威尔把“反乌托邦三部曲”纳入到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所开创的科学幻想小说的传统之中。《弗兰肯斯坦》是第一部科幻小说，同时也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科学给人类带来的不是幸福和进步，而是灾难和噩梦。如果我们注意到奥威尔提供的这一线索，那么，《一九八四》批判和反思现代性的意义就变得异常显豁了。
扎米亚京的《我们》是“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启发了赫胥黎《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一九八四》的创作。“反乌托邦三部曲”都令人震颤地表现了人的物化主题。《我们》中有这样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描写：“人们像一架大机器的杠杆，按照泰罗的方式，沉稳而又迅捷地、节奏严整地时而弯腰，时而直腰，时而转身。我们手中的管子闪着火光，那是在用火焰切割和焊接玻璃的壁板、角板、肋片、肘板。我看到，一台台像个怪物的透明玻璃吊车，正在玻璃轨道上缓缓滑行，并且也像人一样循规蹈矩地时而转身，时而屈身，把各种器材送进‘一体号’船体内部。怎么称呼它们都一样：人化了的机器，或者是完美的人。”18
著名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伯林《苏联的心灵》一书为理解《一九八四》提供了帮助：“我们最好把苏联看成一个教育机构。它不是监狱——那是一种曲解。它的公民感觉就像学校里的孩子，而学校的主要目标就是尽快把俄国人培养得和西方人一样。很重要的一点是，通常俄国的官员也承认，俄国人是尚未完全开化的野蛮人，他们不得不弄明白西方的文明和文化价值。这在一所拥有两亿学生的学校里仅靠和颜悦色是不可能做到的。它遵循着与传统的英国中小学校长一样的原则：要把这些乳臭未干的孩子培养成人，就必须经常地敲打他们;否则他们就会被他们的成年伙伴带坏。”“斯大林对知识分子有一句著名的且非常耐人寻味的描述，称他们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说法完全出自马克思主义的假设。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在对历史和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阐明正确的社会目标;然后，通过各种教育或‘熏陶’的手段，使他们的同胞协调思想，像一台调试准确、运转高效的机器的各个协调部件一样，把握已揭示出的真理并按要求行动。类似的说法列宁也曾经在他非常著名的政治理论著作《国家与革命》中提到过，根据他的论述，崭新的自由社会，摆脱了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看起来就像一个工厂或车间，工人们在其中劳动，完全摆脱了机器的束缚，这完全是一幅技术官僚勾画出来的生活图景。”19伯林把苏联比作一所严苛的英式学校，把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纳入到西方现代伟大的启蒙传统之中，是一种深刻的洞见，揭示了苏联的一个重要方面。
现代管理技术兴起于美国，作为现代管理技术的泰罗制和福特制是美国现代文明的结晶与精华。这让我想起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描述的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的高度合理化与效率化。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产生于美国的泰罗制、福特制和诞生于俄国的民主集中制是20世纪工业文明开出的花朵，代表了20世纪最先进的人类社会的组织、管理与规训技术。韦伯把我们置身其中的现代理性社会比作“铁笼”，“反乌托邦三部曲”可视为对现代“铁笼”的研究与描写。80年代初，我的《一九八四》的阅读经验与卡夫卡的阅读经验混合在一起。后来90年代初，福柯成为我最有阅读快感的思想家，而福柯的阅读快感又同我80年代奥威尔、卡夫卡的阅读记忆深深、紧紧地连在一起。在我这里，奥威尔、卡夫卡和福柯成为相互联结的思想链条，他们一起构成了现代性的幽黯图景。
五四时期，罗曼·罗兰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发表著名的《超乎混战之上》和《精神独立宣言》进入了以《新青年》为中心的中国新知识分子的视野。这个对旧世界深刻绝望并与之彻底决裂的大勇者将苏联视为新文明的灯火。1931年，他在《向过去告别》中描述了自己告别旧世界、拥抱新文明的心路历程：“要是时间允许，我有一天将叙述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零年的旅行的全过程。那将是一份忏悔录，西欧即将垮台的一个阶级，即资产统治阶级的整代人，如果他们不怕看到自己的嘴脸，都可以在这份忏悔录中照一照。我们自己将致力于摧毁这个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使之让位于一个新世界的生机勃勃的幼芽。”2020世纪，苏联作为新的文明的火光，寄托着人类的梦想与希望，受到进步人士，尤其是进步知识分子的支持。但是，最后，理想的光芒在长夜中渐渐黯淡熄灭。这里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
19世纪许多人将美国和俄国视为未来的两个新兴大国。美国经过19世纪60年代残酷悲惨的内战之后迅速跃升为世界第一强国。苏联在经过20世纪20年代同样残酷悲惨的内战之后崛起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强国。苏联建立在极其野蛮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上，一个国家不可能一夜之间突然改变其社会性质，正如美国革命没有能够消除罪恶耻辱的奴隶制一样。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里写道：“但是革命毕竟推翻了君主制!然而，也许这意味着革命只是把表面的病症赶到了躯体的内里。决不应该由此而认为，革命在精神上治愈了或丰富了俄国。有一句古老的并不愚蠢的话：‘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国家在理智上变得富有的过程是一个极端缓慢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更是我们所必需的，所以革命应该通过它的领导力量，现在就立即负起创造那些能够顽强而毫不拖延地致力于国家的理智力量发展的条件、机构、组织的责任。”21
缺乏言论空间和不容许批评是苏联最大的失败。由于缺乏思想和言论自由，恐怖支配了苏联的政治乃至日常生活，政治虚伪、思想僵化、奴性谄媚慢慢成为了这个国家最刺眼的习性，整个民族的思想呼吸被迫停止了。《真理报》成了苏联一种莫大的讽刺。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驳斥了《真理报》所谓“高尔基在用工人阶级的敌人的语言讲话”这类诬蔑和攻击：“这不是真的。我要对工人阶级的最有觉悟的代表们说：狂热分子和轻浮的幻想家们在工人群众中唤起了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的希望，把俄国无产阶级引向毁灭和死亡，而无产阶级的毁灭将在俄国引起长期的、黑暗的反动。”22高尔基的警告和预言已经成为历史事实。奥威尔也与高尔基一样顽强地要说出真相，并且因此成为“不合时宜的思想”。可是，高尔基、纪德和奥威尔努力说出真相，目的是为了捍卫和拯救社会主义的理想。
冷战自由主义彻底抹杀苏联政治的理想主义内容与积极的世界历史意义，把苏联变成单纯妖魔化的对象，甚至给苏联贴上“邪恶帝国”的标签。将苏联妖魔化为“邪恶帝国”令人联想起美国17世纪的塞勒姆女巫案和欧洲中世纪漫长的驱巫传统。将苏联妖魔化正如将苏联神圣化一样都是一种低劣的意识形态。扎米亚京在1924年所说的一段话对于我们认识真实的苏联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真实——这首先是当今文学欠缺的内容。有些作家信口雌黄，有些作家过于小心谨慎，习惯于看着别人的脸色说话。因此，目前文学难以完成历史赋予它的甚至是最简单的任务。即全方位观察我们这一光怪陆离、无与伦比的时代，这一时代既有丑恶的一面，也有美好的一面，应原原本本地记下这一时代的风貌。”23有人认为自己代表了革命，终结了真理。扎米亚京拒绝这样的说法。他反对教条、停滞和僵化，主张思想的绝对自由：“革命无处不有，无所不在，它是无穷尽的，最后的革命是没有的，最后的数字是不存在的。”“科学、宗教、社会生活、艺术之中的教条化——这就是思想的熵。”“异端都是医治人类思想之熵惟一的苦口良药。”241931年，他在著名的致斯大林的信中写道：“我从不隐瞒我对文学上的卑躬屈膝、巴结奉承、粉饰太平的看法：我认为，我始终认为，这种状况既凌辱了作家，同样也有损于革命。”他请求斯大林把他流放到国外，但是，他将自己与反动派区分开来：“我知道，在国外生活并不轻松，因为在那儿我不会与反动阵营为伍，我的过去充分说明这一点。我知道，如果在此由于我照例凭良心创作，而不是因为听命他人而被告之是正确的话，那么在国外，根据这一点，我或早或晚会被视为布尔什维克。”25
现在人们普遍把作为抽象程序的自由、民主视为最高价值，且为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西方形式化、程序化的自由、民主而感到遗憾;然而，在我看来，中国传统中的实事求是是一个极其宝贵和伟大的传统。“实事求是”首见于《汉书》第53卷《河间献王传》，颜师古的解释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26实事求是与自由、民主相容，而与专制、独裁不相容;与科学、真理相容，而与虚伪、谎言不相容。苏联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成思想控制，理解为对自由、民主的排斥与否定，结果，阿谀奉承代替了事实和真理。中国漫长、强大的实事求是传统是现代自由、民主深厚的资源与有力的支援。甚至，自由、民主可能腐化并堕落为空洞、虚伪的形式，而实事求是则能远离教条僵化，保持生命活力。
柏拉图《理想国》中色拉叙马霍斯强权即正义的观点体现了西方政治的本质。被中国的“公知”称颂不已的英国现代历史，罗素在《权力论》中提取了其精髓：“英国为了保存自己，须要挫败天主教的西班牙，于是采取了劫夺西班牙金银运输船这种愉快的自卫方式。”27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把自己的价值称为“普世价值”，把自己的历史视为“普遍历史”，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称为“光荣革命”，把英国资产阶级的海盗行为叫做“愉快的自卫方式”。不同于历史上以往任何革命如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美国革命的国父们都是奴隶主，法国革命将保护资产阶级财富置于首位，俄国十月革命是一场“剥夺剥夺者”的革命，要求把自由与平等推向每一个人，于是，从根本上威胁到了白人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封建贵族，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十月革命和苏联也因此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敌视、攻击和妖魔化。
以巨大的勇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度疯狂的民族主义狂流中发表了著名的《超乎混战之上》的反战宣言的罗曼·罗兰面对整个世界的敌视与苏联站在一起。罗曼·罗兰1935年发表的《莫斯科归来》客观地记述了访苏观感，对苏联提出了善意的批评。1936年，苏联宣布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并颁布了新宪法，但是，在这之后却反而发生了大规模的肃反和清洗。罗曼·罗兰封存了五十年才开启的《莫斯科日记》，为苏联提供了一份不同于今天流行观点的备忘录。1938年，罗曼·罗兰这样写道：“上述笔记我写得过于仓促，而且总是被其他事情打断，但我是用最大的诚意和真挚之心写就的。重读这篇篇笔记，我真担心有人会觉得写得太苛刻了，恐怕它会伤害待我像兄弟一样的人。我希望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希望读到这些文字的人会觉得我对他们尊重并且怀着深厚的爱意，与此同时，我把分析他们的个性看作我的义务(我的分析可能是错的)。我不希望这些批评或意见没有如实地反映出我真实的想法。我最终所作的总结，无论对苏联，还是对斯大林的政策都是有好处的。不管是苏联，还是斯大林的政策，目前两者都有失败之处。这是在所难免的，况且谁都会出错(‘人孰无过’)，但功劳远远大于失误。世界最美好、最可靠的希望必将同苏联的胜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对此毫不怀疑。”28不管苏联在20世纪投下了多么浓重的阴影，使多少人幻灭和绝望;然而，人类在20世纪所取得的所有社会进步几乎都离不开来自苏联的原动力。自古以来，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曾经如此慷慨无私地援助过另一个大国，那就是苏联——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在一片空白之上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冷战自由主义的滤色镜来看苏联的。以卡尔·波普尔为代表的冷战自由主义把妖魔化苏联当成自己的职业和事业。根据《二十世纪的教训：卡尔·波普尔的访谈演讲录》一书，波普尔在1991年的访谈中表达了对苏联“氢弹之父”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的深仇大恨。由于氢弹的发明，使得苏联与美国在军事上处于均衡状态，因此，即使萨哈罗夫主张世界和平，反对使用核武器，是苏联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成为西方最重要的反苏工具，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为苏联的崩溃作出了巨大贡献，西方冷战自由主义者仍将他视为十恶不赦的恶魔，决不宽恕。事实上，氢弹并没有像美国发明的原子弹一样成为实战武器，仅仅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优势。可是，另一方面，尽管美国发明的原子弹在二次大战结束前被用于攻击非军事目标，对无辜平民造成了大规模、灭绝性的集体屠杀，我们却没有听说波普尔仇恨和诅咒美国原子弹的发明者。尤其不要忘记，即使像罗素这样代表了“西方的智慧”和良心的哲学家也曾经毫不犹豫地赞成用原子弹预防性地攻击苏联，先发制人地把苏联从地球上抹掉。
苏联政治和日常生活缺乏自由和高度压抑，与极其恶劣、残酷的外部生存环境有着直接关系。从苏联诞生起，就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并长期受到整个资本主义文明世界的敌视、攻击、包围与封锁，长期处于高度戒备与生死危机的状态。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巴斯和叶卡捷林娜·雷巴斯在《斯大林传》中写道：“‘二战’之后，斯大林曾有过通过和平的议会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想法，这与1936年苏联宪法草案中的议会制思想是一致的。但也正如1936年那样，最终被迫于环境只能放弃这种想法。而他在试图建立一个中立的德国中遭受的失败则启动了欧洲的分裂。”2930年代，德国纳粹主义打着反共的旗帜崛起，并与意大利、日本建立了反共轴心，一直受到西方的支持和鼓励。二次大战后，英美又率先发动了冷战。
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并不仅仅发生在德国。1929年市场崩溃和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后，法西斯主义成为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种潜在的普遍倾向与潮流。比如在80年代初中国的大学校园里流行的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一书就指出，像德国一样，法西斯主义也成为了美国的一种重要趋势。与德国纳粹主义打着反共产主义的旗号崛起一样，随着冷战以后反共潮流的高涨，美国也产生了臭名昭著、歇斯底里的麦卡锡主义。例如，因《摩登时代》和《大独裁者》等电影享誉全球的著名电影演员查理·卓别林，长期受到美国情报机构监视，在麦卡锡主义的残酷迫害下，1952年被迫移居瑞士。冷战自由主义仅仅把极权主义这个污名用在攻击苏联上，把苏联与纳粹德国毫无根据地相提并论。30他们把这种意识形态宣传变成一种单纯针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仇恨的激情，而使人们对于这个世界普遍潜在的极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危险丧失必要的思想警惕。霍布斯描绘的那个怪物列维坦——现代国家，被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视为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的原型。我们应该警惕国家之恶，而不应该仅仅是诽谤苏联。马克斯·韦伯指出，现代国家垄断了所有合法暴力。因此，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所有现代民族国家都具有极权主义性质。
奥威尔不是一位简单的反共反苏作家，而是一位忠诚、勇敢的左翼作家和社会主义者。《〈动物庄园〉乌克兰文版序》中的一则寓言鲜明地体现了他对被压迫阶级的同情及其社会主义情怀：“我看到一个小男孩，大概十岁，赶着一匹拉车的大马在一条狭窄的小道上走，那匹马一想转弯，那男孩就用鞭子抽它，这使我想起，如果这些牲口知道它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无法控制它们，人类剥削牲口就像富人剥削无产阶级一样。”31奥威尔明确地站在反抗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立场上。《一九八四》并不是为将《读者文摘》等各类心灵鸡汤作为“精神营养”的、无聊的中产阶级消闲者准备的。我们应该从冷战自由主义肮脏的传销团伙手中救出奥威尔，恢复他左翼进步作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本来面目。
像奥威尔、扎米亚京一样，赫胥黎也具有社会主义倾向。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权力追随着财富，是一条政治公理。如果真正相信民主，就应该尽可能广泛地分配财富。他指出，通过恐怖手段进行统治是一种失败的统治，通过驯服来统治才是一种更有效的方式：“总体来看，政府并不能更好地通过恐怖治理社会，相反，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操纵环境，操纵个人(包括男人、女人还有孩童)的思想、情感，如此治理社会，收效甚佳。”“整齐划一的社会组织、系统的种姓制度、自由意志的消失(通过驯化)、奴役式的说教(通过睡眠教育课程)……凡此种种，终将成为现实”32。如果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描绘的是一个明显的压迫性社会的话，那么，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所表现的则是一个表面上的“自由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八四》里，党的成员们被迫服从一种性爱伦理，甚至比清教徒的还要严酷苛刻。《美丽新世界》与之相反，所有人都可以无限制地享受性爱。……《美丽新世界》描述的世界是一个‘万国邦’，战争早已消灭，统治者们的首要目标是不惜代价肃清臣民中的捣乱者。他们做到了，方法是允许性自由，如此一来确保了‘新世界’里的人们自觉反对任何破坏性或创造性的情感冲动。”33“这些权力精英直接雇佣几百万劳动者，遍布于工厂、写字楼、商店;又通过供货使更多的人购买商品从而控制他们;再通过控制大众传媒，事实上影响了每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套用温斯顿·丘吉尔的一句话：‘从未见过如此之少的人以如此之手段操纵如此之多的人。’”34在创作了《美丽新世界》27年之后，1958年，赫胥黎在《重返美丽新世界》中写道：“在当今世界，巨大的客观势力正在导向极权政治和管制社会。虽然个体通过基因控制成为标准化的人目前仍然不大可能，但是大政府和大财团已经或即将掌握我在《美丽新世界》里描述过的那种‘思想操纵法’，还有其他一些邪恶手段，我那贫乏的想象力是无法预见的。”35赫胥黎预言了权力高度集中的“顶层设计”时代的来临：“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世界元首们的时代，科学化的种姓制度的时代，也将是‘美丽新世界’的时代。”36
21世纪，随着现代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大数据的出现，既可能使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成为可能，也可能相反，使权力和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导致绝对的垄断与极端的专制，绝大多数人成为“多余的人”，成为绝对意义上的“垃圾人口”。我们已经能够听到“后人类”与“后人道主义”时代的跫然足音。
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一书以奥威尔的一章作为结束，并且借用奥威尔评价狄更斯的一句话来评价奥威尔：“与其说这是一部书，不如说这是一个范例。”他把奥威尔《一九八四》的悲剧结局视为一个重要象征：“民主、真理、艺术、平等、文化：所有这些都只存在于我们脑袋里，而街上到处都是恶风。伟大而人道的传统是一个蹩脚的玩笑：在书本里它还有些用处，但是等你放下书本，环顾四周——与其说会幻灭，不如说这就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37启蒙的美丽的图画降落到地面，成为了一幅歪曲、悲苦的讽刺画。
罗素在《奥威尔的〈1984〉症候群》中指出：“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是一本令人毛骨悚然的书，使读者一面读一面感到不寒而栗。但是它并没有产生原来所想要的效果。……有人颇为欣赏书中描述因恐惧而引起的颤抖所带给自己的惊骇，于是心想：‘好啦，当然这世界永远不会像他所说的那么糟，除了在俄国!显然欣赏忧郁的乐趣;而我们也是一样，只要我们不必太过于认真便行。’人们以这种轻松的妄语抚慰自己之余，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前进直到奥威尔的预言成真。就这样一点一滴地，一步一步地，这世界正朝着向实现奥威尔的梦魇而齐步前进;然而由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人们还没有理解到他们在这条毁灭性的道路上已经走了有多远。”38把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仅仅理解为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攻击，这是一种简单、狭隘、愚蠢而又危险的意识形态阅读。
华勒斯坦认为，冷战的结束是美国的失败，将导致美国霸权的衰落和现存世界体系的危机。39在拉图尔看来，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不是冷战的胜利，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象征着资本主义的终结”：“柏林墙的倒塌与可无限征服的自然的终结这两者之间是多么完美的对称，只有那些富人们的西式民主才看不到这些。那些强大的西方国家能够通过摧毁其他国家并将其人民推入赤贫的深渊，来挽救自己的人民和乡村。因此，这是一个双重惨剧：前社会主义国家以为可以通过模仿西方社会来解决它们的这两个问题;西方世界认为它已经摆脱了这两个问题，并坚信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榜样，尽管它使地球及其人类陷入困境。西方世界认为它是世界上唯一的聪明人，并认为这会使得它无限地获得成功，殊不知它很可能已经失去了一切。”40
20世纪末以来，诋毁乌托邦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思想流俗。冷战自由主义把乌托邦等同于极权主义，通过诋毁乌托邦来妖魔化共产主义和理想主义，实际上，乌托邦、共产主义、理想主义与极权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反乌托邦三部曲”的三位都是理想主义者，并且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这一事实就足以驳倒与刺穿那些用反乌托邦小说来诋毁乌托邦以及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流俗观点和低级谎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把自己称为科学社会主义，恰恰是建立在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否定的基础上。“反乌托邦三部曲”的三位，无论是奥威尔，还是扎米亚京、赫胥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单纯地把解剖刀对准苏联，没有用极权主义来简单地污名化苏联，更没有用极权主义来污名化共产主义，他们的写作是对整个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切与思考。
2016年11月30日初稿
2017年6月15日修改
1 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2005年，第117页。
2 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
3 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担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在美国的演讲中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中国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并将1936年佛朗哥叛军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引起西班牙内战以及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德国吞并奥地利和入侵捷克等事件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链条。
4 西蒙·黎斯：《奥威尔论——政治的恐怖》，见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41页。
5 转引自赫伯特·洛特曼：《左岸：从人民阵线到冷战期间的作家、艺术家和政治》，薛巍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81页。
6 《维多·绥奇自布鲁塞尔致纪德的信》，郑超麟译，安德烈·纪德：《访苏归来》，李玉民译，东方出版社，2015年，第13-14页。
7 安德烈·纪德：《访苏归来》，第129页。
8 同上，第5-8页。
9 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97页。
10阿博特·格里森、玛莎·努斯鲍姆：《〈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引言》，阿博特·格里森等编：《〈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董晓洁、侯玮萍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1页。
11《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国能够让人联想到1627年培根逝世后出版的乌托邦作品《新大西岛》和1656年哈灵顿的《大洋国》，大西岛指美洲，大洋国指英国。
121967年，斯大林叛逃的女儿在美国用英文出版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这样回忆斯大林逝世时的情景：“最后，人人都明白了，男人、女人，每一个人都又重新哭了起来，我哀痛欲绝地哭着。略使我宽慰的是我不是孤独的，所有这些人全知道刚发生的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事情，而且他们都和我在一起哭泣。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真诚的，没有一个是在故作忠诚或悲痛的表演。他们彼此多年相识，他们也都知道我，都知道我是一个坏女儿，我父亲是一个坏父亲，也知道尽管如此他还是爱我的，正如我爱他那样。这屋子里的人没有谁把他看成上帝或超人，看成天才或魔鬼。他们爱他、尊敬他是由于他那最平凡的为人品德。这种品德是好是坏，只有他的仆人才是最好的判断者。”见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王作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页。
13《斯大林女儿的自述：没有一个变节者是自由的》，石波摘译自英国《观察家报》，《世界博览》，1984年第8期。
14爱德华·S.赫尔曼《从英社、新话到美资、美国正义论与商话》，阿博特·格里森等编：《〈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第120页。
15西蒙·黎斯：《奥威尔论——政治的恐怖》，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第17页。
16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姚建斌等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3-14页。
17奥威尔：《评札米亚金的〈我们〉》，《奥威尔文集》，董乐山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535、538页。
18扎米亚京：《我们》，范国恩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8页。
19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潘永强、刘北成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91、128-129页。
20钱林森编译：《罗曼·罗兰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83页。
21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余一中、董晓译，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11—12页。
22同上，第231页。
23叶·伊·扎米亚京：《论当今的和当代的》，《明天》，闫洪波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87-88页。
24叶·伊·扎米亚京：《论文学，革命和熵》，《明天》，第120-121页。
25叶·伊·扎米亚京：《致斯大林的一封信》，《明天》，第129、133页。
26班固：《汉书》第8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410页。
27罗素：《权力论》，吴友三译，《罗素文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94页。
28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袁俊生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197页。《莫斯科日记》充满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和苏联共产党蜕变为特权阶级的忧虑。
29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巴斯、叶卡捷林娜·雷巴斯：《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下，吴昊、张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02页。
301936年10月25日，德意两国在柏林签订协定，结成政治、军事同盟，形成柏林—罗马轴心。1936年11月25日，德日在柏林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加入，反共法西斯轴心集团由此形成。
31奥威尔：《〈动物庄园〉乌克兰文版序》，《奥威尔文集》，第269页。
32阿道司·赫胥黎：《重返美丽新世界》，庄蝶庵译，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第5、3页。
33同上，第25页。
34同上，第18页。
35同上，第95页。
36同上，第26页。
37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第300—301页。
38伯兰特·罗素：《奥威尔的〈1984〉症候群》，《罗素回忆录——来自记忆里的肖像》，吴凯琳译，希望出版社，2006年，第171页。
39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自由主义的终结》，郝名玮、张凡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9页。
40 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页。“两个问题”指人对人、人对自然的剥削与奴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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