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政令不出中南海”。我们看过的《康熙微服私访记》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基层的无法无天。明朝的时候，皇帝和大臣斗的更是厉害，贯穿了整个王朝的始终。宋朝时，皇帝和大臣倒是相安无事，但是主战派和主和派的矛盾却从未化解，这直接削弱了王朝的实力。
我认为，我们看到中国缺乏金融建设的事实是一大进步。但探讨这种缺失没有还原到中国具体历史路径中则是一大失败。有果就有因，这是长期历史发展的逻辑，不能信口雌黄。我们在探讨中国近代史的经验时，曾经有过这样的结论，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所以他们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宋朝以来的历史也是这样，中国没有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所以中国的财政货币改革就不能实行。就是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天下奇才也不能扭转乾坤，反而是雄心勃勃的计划，落得满盘皆输的下场。
用一句俗套的话来总结就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守旧势力强大，增强资本实力的改革没有前途。这也是一种权力之争，掌握了财政大权也就打破了权力平衡，这是当时的权力体系所不能容忍的。资本势力没有历史根基，就不会有自觉地历史意识。就是王安石那样的历史人物，他所提出的改革目标，最多也就是就事论事。这和宏大的改变中国的治理模式的意义不相称。我们可以回想中国曾经有过的划时代的伟大改革家商鞅，他受到过百家争鸣那样思想盛会的熏陶，有过目睹现实动乱的人生体验，有过平民阶层崛起的历史经验，所以才能为万民立法，建立不朽之功勋。但当时中国建立资本世界体系，则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思想基础，中国只能滑向“胥吏之害”的深渊。
这也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乡土中国。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却不能改变中国的权力体系，只有由乡村的力量来填补中国的权力真空。因此，中国的资本变成了土豪，他们催生了劣绅，共同改变了中国基层的面貌。以前有些学者认为，晋商、徽商等中国成功的商帮，在他们功成名就之后，都会洒下大笔的金钱回家乡大兴土木，而不是进行资本增殖，这就是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实际上，他们忘记了，这些商帮的根基就在乡村，也只在乡村。他们向其他地区扩张，就突破了皇帝和官僚体系给他们划定的区域，就犯了忌，就会面临覆灭的局面。
资本下乡的后果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和欧洲的封建堡垒一般了。这些地区只关注自身的发展，不关注国家的统一、前途和命运了。这种社会结构使得宋朝的主战派没有深厚的社会根基，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这种社会结构使得蒙古、满族能够轻易的入主中原。元帝国没有尊重乡土中国的现实，所以很快的被驱逐出去了。大清朝实际上承认了这种现状，扶持自己的代理人，用文字狱打击冒头者，维持了一个动态平衡。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倒退了，变成了周朝时期的天下割据。明朝后期涌现的关宁铁骑、天雄兵等就是这种割据的实际反映。到了清朝，这种状况依然延续，太平天国涌现了广西兵，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则是清王朝的支柱。在帝国主义削弱了清王朝的权威后，中国不可避免的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国共两党最初都是主张割锯的。甚至毛泽东还搞过湖南自治运动。这都是历史逻辑的延续。历史选择了国共两党，也是由于中国历史从宋朝以来权力向基层下移的结果。农村的土豪劣绅是大资本的根基，是中国的一大权力支柱。而共产党依靠的工农，则来自农村的底层，他们是受压迫最深者，也是最有潜力的一股力量。大革命标志着农村势力夺权的开始，而大革命的失败则是农村两个阶级矛盾爆发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开始时，土豪劣绅势力强大是不言而喻的，共产党被撵着跑几乎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再一次的外族入侵重新考验着中国的这两个带有宿命的阶级。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的土豪劣绅们再一次的退缩了，定格为汪精卫的为国民政府。而中国的平民阶层，再注入了马克思主义后，激发了最惊人的潜力，艰苦奋斗，终于扭转的中国的时局，重新缔造了新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已经遭受重创的土豪劣绅集团，没有积蓄力量，而是立即发动进攻，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我看来，中国农村两大阶级的对垒没有结束，这是符合历史辩证法的。毛泽东也深知这一点，总是竭尽所能的去改造中国的农村。但这一大趋势没有扭转过来，政令不出中南海则说明了问题的严重，中国又重新陷入了历史的漩涡中。今天，中国的资产阶级是有社会基础的，正像欧洲资本家用工厂模式建立金融体系一般，今天的中国资本家正用房地产事业连接整个中国。或许用不了多久，今天的中国就不是昨日的中国了，中国的权力模式也要变。而要真想有所作为，就需要真正的群众路线，需要人民金融把人民联系起来，去抵御资本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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