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联解体的另一种探索与求证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读书心得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由两位美国人合作撰写。其中，大卫·科兹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弗雷德·威尔则是常驻莫斯科的媒体人，两人都高度关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演变，并曾亲历1991年苏联解体的全过程，该书是两人长期观察、思考和研究的产物。
苏联解体之后，学界涌现了大量分析解读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著作，其中占主流地位的观点认为，由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矛盾引发的经济崩溃导致了苏联解体。而该书的价值在于，它以独到的观察视角，并且以经济学意义上严格的数据分析为基础，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苏联的解体，是因为它的体制“被它自己的大多数精英抛弃了”，“当许多原苏联党—国精英最终认识到不值得为这一政权制度奋斗并且放弃奋斗的时候，这一政权制度也就倒台了”。因此，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从根本上来讲，不仅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更是意识形态领域“来自上层的革命”所导致的。
该书最初于1997年面世，当时赞同书中结论的人寥寥无几，因为把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经济崩溃的人占据着压倒性的多数，并且时间的长度尚且不足以让人们从更深刻的角度，对这一震撼性的历史事件进行反思。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书的观点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认可，这也是该书能够不断再版的重要原因。下面我从四个方面对书中的观点进行介绍和分析。
一、经济崩溃并非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书中首先对“苏联体制”进行了结构性分析，认为苏联体制的实质是“国家社会主义”，这种体制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基本架构：在经济上，全部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通过计划手段调节经济运行;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权力滞留于把控制度的最高层，由少数“党—国精英”垄断政治权利。由此决定了，苏联的国家命运操纵在“党—国精英”的手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政治精英的意志摆布。该书以翔实的经济数据为基础，较为客观地分析了苏联体制。
一方面，这种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的体制推动了苏联工业化进程，使苏联以近乎奇迹的速度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了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并且在战后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复苏，“1950年的工业产值就超过了战前的水平。随后几十年，苏联经济一直增速迅猛”，在1928—1975年间，不考虑战争的因素，苏联经济的整体运行情况是良好的，并且运用政治手段实现了甚至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很难做到的“充分就业、个人经济有充分保障、收入分配相对平等”，有效保障了政治稳定。
另一方面，苏联体制的弊端也很突出，主要表现为：过分集中和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农业基础薄弱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轻重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衡，消费品持续短缺，企业缺乏生产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在政治体制上，等级森严、官僚气息和特权意识浓厚的精英统治模式使官员热衷于对上巴结讨好、依附投靠，在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中耗尽心机，对具体工作、对群众的愿望与需求知之甚少。并且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这种政治体制培养、选拔出来的高层领导干部不再是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的人，而只是一些政治投机分子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都是注重实际的，而不是执著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之所以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入党对他们在职务上的提升有好处。他们受到激励，不是由于献身于某一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利”，而正是苏联“党—国精英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匮乏、怯懦和动摇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祸根。
二、对苏联经济问题的反思
该书虽不认为经济崩溃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但并不回避苏联后期出现的经济问题。1975年以后，由于经历长期高速增长后必然要面对经济转型，以及国际经济形势出现了对苏联不利的变化，苏联经济出现了停滞，而这种停滞使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端较为充分地暴露出来。“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曾经如此有效的、如此迅速地实现各种相对简单的目标的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在这个新的阶段，已经不够灵活、不相适应了”，甚至于这种体制“已经招数使尽，无力为苏联提供快速的经济增长了”。而后，随着经济快速增长的终止，苏联体制长期存在的问题都变得尖锐起来，使得重大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但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下，由于少数“党—国精英”垄断了政策制定的权力，把持着决定国家命运的绝对话语权，他们对改革的认识和态度就显得极为重要，但由于这些苏联命运决定者们在意识形态问题认识上的极端匮乏和松懈，他们不仅不能带领国家克服发展中的困难，而且最终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
苏联经济走向停滞的开端，正是勃涅日涅夫执政的后期，此时，整个苏联高层弥漫着固步自封、贪图享乐的暮气，“任何微小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高层官员们的职务实际上是终身的，哪怕是在他们并不干事的时候。腐败四处蔓延，而且得到领导层的容忍”。这表明，苏联的政治权贵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放弃了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和追求，这些人虽然形式上还是共产党员，但实质上已经蜕变为与人民利益为敌的特权阶层，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则沦落为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正是在这些意识形态上已高度“去共产主义化”、“去社会主义化”的“党—国精英”的决策和领导下，苏联于经济停滞之后坐失了十年的改革良机，为后来的政权解体埋下了致命性的伏笔。
三、如何看待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该书认为，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仓促出台改革政策，并且一开始就与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戈尔巴乔夫掌权后的第一个重大变化不是发生在经济领域，而是发生在文化领域和个人权利自由的思想领域”，这就是所谓的“公开性”政策。“公开性”使苏联知识分子获得了表达的自由，也表现得最为激进和亲资本主义，因为这一群体中的很多人要么是被西方的虚假宣传误导，要么就是被西方的各种研究基金收买了，“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信仰都在知识分子当中迅速地消失了”。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控制的媒体肆无忌惮地否定苏联的历史、丑化苏联的领导人、抹杀苏联经济社会建设的成就，甚至连主流报刊都改旗易帜，成为西方意识形态对苏联发起猖狂进攻的帮凶。面对如此严重的事态，任何头脑清醒的领导人都一定会拼尽全力扭转局势，但是，当作为党内第二把手的利加乔夫不断警告戈尔巴乔夫“媒体已落到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的手中”的时候，戈氏的反应却是处之泰然、放任不管。这说明，在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心目中，对于意识形态斗争的警惕性已经丧失殆尽。
该书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归纳为“思想文化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依次递进的过程，也就是苏联的“党—国精英们”在意识形态上全面溃败和彻底转向的过程。“公开性”在苏联广大民众当中制造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同时也进一步动摇了苏联“党—国精英们”本就不坚定的政治信念，使大量的高级干部从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出发，强化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同。由此，也就注定了苏联经济改革必然失败的命运。戈尔巴乔夫所任命的官员与专家以彻底的自由资本主义立场主导经济改革。他们公开宣称：“也许我们需要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劝说国家付出引进一个真正市场的代价。”连戈尔巴乔夫本人都声称，“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把国有企业转变成联合股份公司”，类似于休克疗法的“500天计划”要求迅速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1990年秋季后，私有化已经成了官方政策”。
该书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这种在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的、与社会主义本质相背离的经济改革造成了苏联严重的经济危机，1990年到1991年，苏联出现了其建国史上的首次经济紧缩。因此，该书认为，把经济崩溃说成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倒果为因。真实的情况是，严重偏离社会主义路线的“经济改革导致了经济混乱，而经济混乱又反过来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改革事业”。在经济领域的一片混乱中，相当一部分“党—国精英们”利用手中的审批权大肆进行寻租，从事利润丰厚的出口贸易，很快形成了私人资本主义集团，其经济成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由这些人鼓吹和推动的“政治民主化”改革，会带给苏联体制致命一击。该书告诉我们，“党—国精英中起决定作用的那一部分人，从怀疑改革很快就转变到以极大的热情拥护激进的改革——以资本主义来取代社会主义”。因此，苏联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必然导致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并直至宣布苏联解体。苏联解体的前夕，苏联“党—国精英们”的政治信念已经彻底崩盘。“在苏联上层社会中几乎没有人支持社会主义制度”，资深的领导干部以一种彻底投机主义的立场解释他的信仰：“我当然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我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所以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当97%的苏联公民选择保留国家的时候，“党—国精英们”却毫不犹豫地选择背离人民的意志，亲手埋葬了苏联政权。
四、问题和启示
可以预见，对苏联解体这一20世纪后期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思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并且会以各种不同的观察角度和立场来加以表达。读了这部由具有非共产主义倾向的西方学者写出的书，我们不能不警醒和反思一个问题：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对我们今天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有什么样的启示意义?
苏联作为称霸一时的超级大国，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在其瞬间解体的背后，是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长期弱化与废弛，以及由此决定的干部培养和选拔标准的严重扭曲和异化。因此，虽然长期面临西方世界的敌对与围剿，但苏联的解体根本上却是由意识形态领域的决堤所造成的。正是这种“静悄悄的革命”长久侵蚀，最终从内部摧垮了苏联体制。
当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正在加速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华民族与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距离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国自己不乱，其他国家不可能搞乱中国。而苏联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一个兴盛的社会主义大国，最容易引起内乱的因素来源于意识形态阵地的不稳定、不坚固，这个因素如果不从根子上消除，再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可能无用武之地、于顷刻溃不成军。苏联的惨痛教训警示我们：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要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一时一刻、一丝一毫都不能弱化意识形态的阵地意识。在这个过程中，要持续抓好、不断加强对党员干部尤其是高层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坚定和纯洁党员干部队伍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要坚持干部培养和选拔中的思想政治标准，在高层干部的选拔任用中要实行意识形态问题一票否决制。要善于辨别和防范西方国家对我国各种渠道与方式的意识形态输出和渗透。只有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才能以意识形态的阵地钢铁长城，确保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治久安。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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