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毛主席首创的正确的革命思想
早在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主席就首次对中国社会的阶级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全面的、深刻的分析，具体的根据各阶级在社会生产关系地位分析了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正确的判断了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之后，毛主席总结：“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包括是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左派，但是也要时刻提防他们。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对象、动力，在这篇文章，毛主席很早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毛主席早在1925年3月就大力领导湖南农民运动，在韶山大力发展农民协会和党组织，发展农村的革命政治力量。也是很早在1926年9月，毛主席就首次提出：“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
而且，早在1926年领导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毛主席就逐渐发展了农民武装。“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科学论断就是毛泽东的首创
1926年9月，毛主席还讲：“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藉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推翻地主政权，一切权力归农会，在农民中建立贫农、下中农为主力的政治领导机构，也是毛主席的创造。而且也是早在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主席就清晰明确提出了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到1926年11月，湖南全省有55个县建立了农协组织，农协会员就超过了130万人。1927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总结——“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逐渐在农村发展了革命因素浓厚的农村政治力量。
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而提出的都是早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所谓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实际上在当时好多都是要慢于中国同志自身的。共产国际的所谓正确的意见好多都是毛主席更早提出的，而共产国际提出的还有很多其他意见在当时也证明是错误的——特别是共产国际长期对蒋介石抱有的严重幻想、好感，对当时陈独秀为代表的很多共产党人起了严重的误导作用，国民大革命失败、革命事业遭到灾难性打击，共产国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且，陈独秀之所以对共产国际比较依赖，和他需要共产国际的资金援助有很大关系。当李立三的一些选择也违背了苏联意愿的时候，李立三也被共产国际立即“停发经费”。最后，只有深刻理解当时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毛主席找到了独立自主解决经济命脉的方法，从而根本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
为什么我们要理直气壮说中国共产党就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呢？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全面的独立都是毛主席带领下才实现的。只有毛主席带领下，华夏大地才出现了真正独立自主的、真正有了自己独立的枪杆子和钱袋子的、有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指导思想和革命道路的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
《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斯大林（1926年11月30日）
同志们！在谈到本题以前，我认为必须声明，关于中国问题，我手头缺乏展示中国革命全貌所必需的详尽材料。因此，我不得不只谈几点带原则性的和中国革命基本方向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一般意见。
关于中国问题，我有彼得罗夫的提纲、米夫的提纲、谭平山的两个报告和拉费斯的意见书。我认为所有这些文件虽然各有长处，可是都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们都忽略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我认为首先必须注意这些缺点。因此，我的意见将同时带有批判性质。
一、中国革命的性质
列宁说过，中国人在最近期间将有自己的1905年。某些同志把这句话了解为在中国人那里一定会一模一样地重演我们俄国1905年所发生过的事情。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列宁根本不是说中国革命将是俄国1905年革命的翻版。列宁只是说中国人将有自己的1905年。这就是说，除1905年革命的一般特点外，中国革命将还有它自己独有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一定会给中国革命印上自己的特别标记。
这些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特点是中国革命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是把自己的锋芒指向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民族解放革命。这就是它首先和1905年俄国革命不同的地方。因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不仅表现在它的军事威力上，而且首先表现在中国工业的命脉即铁路、工厂、矿山、银行等都处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支配或控制之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和外国帝国主义及其中国走狗作斗争的问题不能不在中国革命中发生重大作用。这就使中国革命和世界各国无产者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直接结合起来。
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一点毛主席提的更早，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提到了。
中国革命的第二个特点是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极端软弱，它比1905年时期的俄国资产阶级软弱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工业的命脉集中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手里，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就不会不软弱和落后。在这一方面，米夫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是中国革命特有的事实之一，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然应当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
革命动力和领导阶级——毛主席分析的更早更具体，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提到了。
同时不应该忘记中国革命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在中国旁边有苏联存在着并且发展着，它的革命经验和它的帮助不能不对中国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中国中世纪封建残余的斗争起促进作用。
决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方向的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就是如此。
二、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
前面提到的那些提纲的第一个缺点，是它们都忽略了或低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问题。要是细读这些提纲，就可能认为目前中国，说实在的，并没有帝国主义的干涉，而只有北军对南军的战争，或一派军阀对另一派军阀的战争。并且有些人惯于把干涉了解为确有外国军队进入中国境内这样一种状况；如果没有这种事实，那就没有干涉。
同志们，这就大错特错了。干涉决不限于军队入境，而军队入境也决不是干涉的主要特点。在资本主义国家现今革命运动的条件下，在外国军队直接入境可能引起许多抗议和冲突的时候，干涉已带有比较圆滑的性质和比较隐蔽的形式。帝国主义在现今的条件下进行干涉，偏重于采取在附属国组织国内战争的办法，采取资助反革命势力反对革命的办法，采取在精神上和财政上支持其中国走狗反对革命的办法。帝国主义者喜欢把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弗兰格尔反对俄国革命的斗争描绘为纯粹的国内斗争。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而且不仅我们，连全世界都知道，站在这些反革命的俄国将军背后的是英、美、法、日帝国主义者，假使没有他们的支持，俄国根本不会有严重的国内战争。关于中国也必须这样说。假使各国帝国主义者不鼓励吴佩孚和孙传芳、张作霖和张宗昌，假使各国帝国主义者不供给他们款项、军械、教官、“顾问”等等，这些反革命军阀反对中国革命的斗争简直是不可能的。
广州军队的力量在哪里呢？在于他们有思想，有热情，这鼓舞着他们为摆脱帝国主义而斗争；在于他们给中国带来解放。中国反革命军阀的力量在哪里呢？在于他们背后站着各国帝国主义者，站着中国所有一切铁路、租界、工厂、银行和洋行的老板。
因此，问题不仅仅在于或者甚至并不在于外国军队的入境，而在于各国帝国主义者给予中国反革命的援助。假他人之手进行干涉，——这是现在帝国主义干涉的根本特点。
因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这也正是中国革命的矛头所向。
因此，谁忽略或低估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事实，谁就是忽略或低估中国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东西。
据说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广州派和整个中国革命有表示“好感”的某些迹象。据说美国帝国主义者在这方面也不落后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同志们，这是自己骗自己。必须善于区别帝国主义者（包括日、美帝国主义者）的政策的本质和它的伪装。列宁常说，革命者很难被棍棒和拳头制服，可是，他们有时却很容易被亲善制服。同志们，永远不要忘记列宁说的这个真理。十分明显，日、美帝国主义者是很好地领会了这个真理的意义的。因此，必须把帝国主义者对广州派的亲善和恭维同最殷勤地表示亲善的帝国主义者死抓住“自己”在中国的租界和铁路而不肯放弃这一事实严格区别开来。
对帝国主义的批判论述基本正确，但是反帝反买办资产阶级的道理，1925年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提到了。
三、中国的革命军队
对于前面提到的那些提纲的第二个意见是关于中国革命军队的问题。因为军队问题在这些提纲中都被忽略或低估了。（有人喊道：“对！”）提纲的第二个缺点就在这里。通常不是把广州派的北进看作中国革命的展开，而是看作广州军阀对吴佩孚和孙传芳的战争，看作一些军阀和另一些军阀争雄称霸的战争。同志们，这就大错特错了。中国的革命军队是中国工农争取自身解放的极重要的因素。在今年5月或6月以前，有人估计冯玉祥军队失败后中国的局势是反动势力得势；可是后来，在今年夏天，当广州派常胜军向北推进而占领湖北时，局面就根本改观而有利于革命了，难道这是偶然的吗？不，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广州派的推进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对其中国走狗的打击，就是给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是给工人以集会自由、罢工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中国革命军队的特点和极重要的意义就在这里。
从前，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革命是这样开始的，通常是大部分没有武装或武装很差的人民举行起义，他们和旧政权的军队发生冲突，他们竭力瓦解这种军队，或者至少把一部分军队拉到自己方面来。这是过去革命爆发的典型形式。1905年我们俄国的情形也是这样。中国的情况却不同。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
局限——这时他信赖蒋介石的军队，没有重点强调无产阶级自己通过发动和组织农民发展工农武装。而毛主席早就从1926年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开始，就注意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独立自主的领导农民武装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对革命军队的低估是上述那些提纲的不可容忍的缺点。
由此应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尽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竭力使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体现者。这一点所以特别必要，因为和国民党没有丝毫共同点的各种各样的军阀现在都依附广州派，依附这股正在摧毁中国人民的敌人的力量，而他们在依附广州派时，也把腐化作风带进了军队。要使这些“同盟者”不起什么作用或者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国民党人，只有加强政治工作并对他们进行革命监督。不这样做，军队就会陷于极困难的境地。
认知局限——还是在刻意强调国民党军队工作，而不是重点强调无产阶级自己建立农民武装。而毛主席的认识比斯更彻底、更深刻。
第二，中国革命者，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应当着手深入研究军事。他们不应当把军事看作次要的事情，因为军事在中国现在是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中国革命者，其中包括共产党人，应当学好军事，以便逐渐前进并在革命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要使中国革命军队循着正确道路径向目的前进，其保证就在这里。不这样做，军队中的动摇和犹豫就会不可避免。
认知局限——仅仅是强调在国民党的“革命军队”担任领导职务，还是没有注意应该重点强调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的组织农民武装。而毛主席1926年领导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的时候就想到了独立自主的发展农民武装。
四、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
第三个意见是提纲中对于中国未来革命政权性质的问题没有估计到或者估计不足。米夫在他的提纲中刚接触到这个问题，这也就是他的贡献。但是他在刚接触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知道怕什么，不敢把问题彻底阐明。米夫认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将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政权。这是什么意思呢？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也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革命的政党。这是不是说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将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政权呢？不，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政权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政权，而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不会不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这里有根本的差别。
麦克唐纳政府甚至是“工人的”政权，但它同时又是帝国主义的政府，因为它是以保存英国的帝国主义政权例如在印度和埃及的政权为基础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优于麦克唐纳政府的地方就是它将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
问题不仅在于广州政权（未来全中国革命政权的萌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而首先在于这个政权是并且不会不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这个政权的每一进展都是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打击，因而也是有利于世界革命运动的打击。
亮点——提到反帝。
列宁说得对，既然从前，在世界革命时代到来以前，民族解放运动是一般民主主义运动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在俄国苏维埃革命胜利和世界革命时代到来以后，民族解放运动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了。
这个特点米夫没有估计到。
我以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就其性质来说，大体上将类似我们在1905年所说的那种政权，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然而不同的是，这主要将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
这将是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更确切些说，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
局限——斯大林对政权性质的概括还不够清楚。而毛主席后来首次创造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说的最清楚——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其他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反帝反封建的各阶级的联合专政。
这就是中国革命应当走的方向。
下面三种情况有利于这条革命的发展道路：
第一，中国革命是民族解放革命，它的矛头将指向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
第二，中国的大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比1905年时期俄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更软弱，这使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使无产阶级政党对中国农民的领导易于实现；
毛主席在1925早就有了关于革命对象、革命领导阶级、革命动力的科学论述。
第三，中国革命将在可能利用苏联胜利了的革命的经验和帮助的情况下发展起来。
但是实际上一系列实践正面列宁去世之后共产国际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阻挠，甚至在后来导致土地革命时期90%的革命力量的毁灭。也正是彻底打破了对共产国际的迷信之后，在毛主席领导下，真正的独立的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才逐渐诞生，所以真正的中国共产党无疑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
这条道路是否一定和绝对能取得胜利，这取决于许多情况。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正是为中国革命的这条发展道路而斗争。
由此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怎样对待国民党和中国未来革命政权这个问题上的任务。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大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强自己的工作。
但是，中国共产党可不可以参加未来的革命政权呢？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参加。中国革命的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参加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
真正实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保证之一就在这里。
五、中国的农民问题
第四个意见是关于中国的农民问题。米夫认为必须立即提出成立苏维埃即在中国农村成立农民苏维埃的口号。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米夫往前跑得太远了。不能撇开中国的工业中心而在农村建立苏维埃。而且在中国工业中心组织苏维埃的问题现在还不是迫切的问题。此外，必须注意：不能脱离环境来看苏维埃。苏维埃，这里说的是农民苏维埃，只有在中国已处于摧毁旧事物并创造新政权的农民运动最高涨的时期，并且估计到中国工业中心已经冲破堤防而进入成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才能进行组织。可以不可以说中国农民和整个中国革命已经进入这个阶段了呢？不，不可以。因此，现在谈苏维埃就是往前跑得太远了。因此，现在应该提出的不是苏维埃的问题，而是成立农民委员会的问题。我是指由农民中选举出来的农民委员会，这种农民委员会能够表达农民的基本要求，并将采取一切办法以便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些要求。这种农民委员会应当成为一个轴心，农村的革命将围绕它不断开展起来。
认识局限——斯大林还有严重的城市中心论。米夫仅仅是提到了在农村建立苏维埃，就被斯大林批评的这样严重，可见，斯大林当时是非常热衷城市中心论的。米夫也仅仅是有这样一个想在农村建立这个苏维埃的一个小设想，他并没有把农村问题上升到被殖民地区革命的中心高度。首次把农村作为半殖民地革命中心，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无疑只有毛泽东。
毛主席早在1925年3月就大力领导湖南农民运动，在韶山大力发展农民协会和党组织，发展农村的革命政治力量。早在1926年9月，毛主席就在《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首次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
也早在1926年，毛主席在《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首次提出在农村推翻地主政权，以及一切权力归农会。毛主席的这一系列科学论断，为1927年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我知道在国民党人中间，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人认为不可能在农村掀起革命，他们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以后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同志们，这是极端荒谬的。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提纲起草人，特别是谭平山和拉费斯说得完全正确，他们断言立即满足农民一些最迫切的要求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必要的条件。我认为现在应该打破某些国民党人物行动中那种对农民冷淡和“不介入”的态度了。我认为不论中国共产党或国民党（也就是广州政权）都应当立即从言论转到行动，提出立刻满足农民最切身要求的问题。
在这方面前途会怎样，可以而且应该达到什么程度——这要看革命的进程而定。我以为归根到底应该引导到土地国有化。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弃绝土地国有化这样的口号。
为了唤起中国千百万农民参加革命，中国革命者应当走哪些道路呢？
我认为在当前条件下可以谈到的只有三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就是成立农民委员会以及中国革命者加入这种委员会来影响农民的道路。（有人喊道：“可是农民协会呢？”）我认为农民协会将聚集在农民委员会的周围，或者把农民协会变成农民委员会，使它具有为实现农民的要求所必需的某种权力。关于这条道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是只有这条道路是不够的。如果以为中国有足够的革命者来做这件事情，那就可笑了。中国约有四亿人口。其中约三亿五千万是汉族。其中十分之九以上是农民。如果以为几万个中国革命者就能汲干这个农民的汪洋大海，那就弄错了。这就是说，还需要其他道路。
亮点——认识农民问题重要性，但是还是没有认识到农民问题才是中国革命中心问题。而且农民协会本身的作用就是推翻地主政权、建立新领导机构、发展农民武装的载体！
第二条道路就是通过新的人民革命政权的机关来影响农民的道路。无疑地，在新解放的省份里将成立广州政权这种类型的新政权。无疑地，这种政权和这种政权的机关，如果要真正推进革命，就应当设法满足农民最迫切的要求。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加入新政权机关，使这个机关接近农民群众，并通过这个机关来帮助农民群众满足他们的迫切要求，至于采用剥夺地主土地的办法还是采用减税减租的办法，则看情况而定。
局限——斯大林还是城市中心论，通过城市的政权机关影响农民。而且还过度认可蒋介石集团，严重忽视了蒋介石投靠欧美帝国主义的决心。
第三条道路就是通过革命军队来影响农民。我已经讲过革命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极重要的意义。中国革命军队是这样的一种力量，它第一个打进新的省份，它第一个深入农民群众，农民首先凭它来判断新政权，判断新政权质量的好坏。农民对新政权、对国民党和对整个中国革命的态度，首先是看革命军队的行为，看它对农民和地主的态度，看它帮助农民的决心而定的。如果注意到有不少可疑分子混进了中国革命军队，这些分子可能使军队的面貌变坏，那就可以明白，军队的政治面貌以及它的农民政策在农民心目中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中国革命者应当采取一切办法使军队中反农民的分子不起什么作用，保持军队的革命精神，并做到使军队帮助农民，唤起农民参加革命。
局限——只是强调农民参加国民革命军队，而不是重点强调无产阶级独立自主领导农民武装。毛主席早在1926就重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武装。
据说在中国，人们都热烈欢迎革命军队，但是后来，在军队驻扎下来以后，就有些失望了。我们苏联在国内战争时期也有过同样的情形。这是由于军队解放了新的省份而在那里驻扎下来的时候，不得不这样或那样地靠周围的居民来养活。我们苏联革命者通常能够用如下的方法弥补这些缺点：我们竭力通过军队来帮助农民反对地主分子。必须使中国革命者也学会通过军队实行正确的农民政策来弥补这些缺点。
六、中国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领导权
第五个意见是关于中国无产阶级的问题。我认为在提纲中对于中国工人阶级的作用和意义强调得不够。拉费斯问道：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面向谁——面向国民党的左派还是中间派？奇怪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应当面向无产阶级，并使中国解放运动的活动者都面向革命。只有这样，问题才会提得正确。我知道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同志认为工人为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律地位而举行罢工是不应该的，劝告工人不要罢工。（有人喊道：“广州和上海都有过这样的事情。”）同志们，这是很大的错误。这是极严重地低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和比重。在提纲中应当指出这种绝对要不得的现象。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利用目前有利的形势帮助工人（即使通过罢工的方法）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律地位，那就是很大的错误。如果这样，在中国进行革命是为了什么呢？无产阶级的儿女在罢工期间遭受帝国主义走狗的鞭笞和拷打，这样的无产阶级是不能成为领导力量的。无论如何必须消灭这种中世纪的祸害，使中国无产者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和尊严，使他们能够领导革命运动。没有这一点，中国革命就休想获得胜利。因此，中国工人阶级为了认真改善他们的地位而提出的经济的和法律的要求，应当在提纲中占有适当地位。（米夫说：“在提纲中已经说到这一点。”）是的，在提纲中已经说到这一点，但是可惜这些要求提得不够突出。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一点毛主席早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说过了。
七、中国的青年问题
第六个意见是关于中国的青年问题。真奇怪，提纲中竟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然而青年问题现在在中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谭平山的报告中讲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可惜讲得不够突出。青年问题现在在中国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学生青年（革命学生）、工人青年、农民青年——所有这些青年，如果使他们受国民党的思想和政治影响的话，都是一种可以推动革命一日千里地前进的力量。必须注意，谁也不象中国青年那样深刻而敏锐地体验到帝国主义的压迫，谁也不象中国青年那样尖锐而痛楚地感觉到必须和这种压迫作斗争。就尽力加强青年工作这一点来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者应当尽量估计到这种情况。在中国问题的提纲中，青年应当占有自己的地位。
局限——没有注意青年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然而这一点毛主席最早重视的。而且之后的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的《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说的更清楚更具体了。
八、几个结论
我想就中国反帝国主义斗争和农民问题方面指出几个结论。
无疑地，中国共产党现在不能只限于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了。现在甚至连张学良这样的反革命派也赞成这个要求了。显然，中国共产党应当更进一步。
其次，必须在自己面前提出铁路国有的问题作为远景。这是必要的，而且应该向这一方面做去。
再其次，必须注意到把最重要的工厂收归国有的远景。在这方面首先摆着的问题是把那些对中国人民特别仇视和特别富于侵略性的业主的企业收归国有。接着必须把农民问题向前推进，使它与中国革命前途联系起来。我认为最后还应该做到为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使土地国有。
这一想法在当时不科学，后来毛主席总结经验教训，颁布新的土地法，我们先实行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但是暂时保持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土改，新民主主义阶段也只能先这样做，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才是土地归集体所有。
其余的问题是不言而喻的。
同志们，我想提出的意见就是这些。
《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关于中国大革命形势的讲话(节选)》
斯大林（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
同志们，我就讲几句话，因为我完完全全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报告，虽然一些挑拨是非的人散布谣言说，我们中央好像对中国革命的意见存在分歧。不需要再重复布哈林同志的话。我声明，我完完全全同意布哈林同志报告讲的所有观点。那些挑拨是非者散布谣言说中央有很大分歧，这令我震惊，因为那些谣言绝对毫无根据。——这些挑拨是非者应当知道，我们没有分歧，我们也不会有分歧（掌声）。
现在谈谈问题的实质。首先讲我们常说的性质问题，及前景问题，即中国革命的形势问题。现在中国形势怎么样呢？在农村——是封建残余的压迫。拉狄克同志不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不明白，在中国农村，封建主义残余以其特有的方式与原始积累型城市资本结合在一起。拉狄克同志不明白这一点。这就是封建残余，就是它在中国农村压迫农民，使他们无法生存。此其一。再者有各省的封建官吏。中国的一些省份的人口少说也达到三四千万。掌管这些省的是省长及其幕僚，他们以种种苛捐杂税剥削农民。此其二。那里有中央当权集团，北方的张作霖和张宗昌等，他们同样在压迫、掠夺、剥削农民和工人。此其三。还有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它也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剥削中国工人。此其四。在中国，有帝国主义者。首先是英帝国主义，还有日本、法国、美国等等。这些帝国主义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有坚船利炮；是因为这些帝国主义者把持着主要的工厂、银行、商号和铁路，国民经济的命脉掌握在它们手中。中国资产阶级依赖于帝国主义，因为它被像条链子一样拴在英、美、日银行身上。此其五。那么，最后，是工人和农民。
情况就是这样，同志们。
谁是主要的敌人，最强大、最凶残、最有威力的敌人？帝国主义。这才是主要的敌人，因为它支持中国的封建残余、官僚政治、官吏集团，当革命者在中国刀上膛剑出鞘朝封建残余和军阀挥去时，帝国主义就给它们撑腰，给它们提供保护。
主要的革命力量：中国无产阶级，中国人数最多的阶级农民，手工业者。然后是同路人：民族资产阶级。它对帝国主义不满，因为像我刚才说的，它受到帝国主义银行的束缚，受帝国主义商号的束缚。然后是民族知识分子。这些人中工人和农民是主要的革命动力。其余所有的阶层虽然也支持反帝战线，但却是辅助阶层，它们很重要，但毕竟是辅助性质的。从这里可看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不是简单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类似1905年我们经历过的这么一种革命。
反帝反封建，农民问题是中心问题，工人阶级为领导……毛主席早在1925、1926就提出了这些，而且毛主席的论述更精准、具体。
但是，同样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者却有区别，并且是根本区别。我们那时的革命是针对沙皇制度和地主，而在中国这里，主要说来，是针对主要势力，即主要敌人——针对支持地主，也支持官吏的帝国主义。可见我们面对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锋芒所向主要是帝国主义。由此，这个革命被称为民族解放革命。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在上述阶段，中国的政权应当是何种性质？如果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主要动力，如果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显然政权应当是民主主义性质的，也就是说，与1905年时我们所说的相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专政，以反帝斗争为主要目的的专政。我想，我们这最后一个问题不叫分歧，因为拉狄克同志说过，他承认中国走的是建立革命民主政权的道路，即以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专政为形式的政权。所以，如果不提他对中国封建主义残余认识混乱的话，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拉狄克同志没有任何实质分歧。
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这个表述不全面准确，还是毛主席所创造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表述更为精准，而且更符合中国实际情况。毛主席后来首次创造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说的最清楚——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其他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反帝反封建的各阶级的联合专政。
可是接下来我们之间就出现分歧了。拉狄克同志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革命民主专政或者革命民主政权有能力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这是错误的，同志们。这是根本错误的。任何一种革命民主政权都不能消灭帝国主义。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应当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拉狄克插话：我完全同意这一条）。拉狄克同志，您说过很多次，这都有记录，说革命民主政权是一个将消灭和根除帝国主义的政权。这是幻想，拉狄克同志。（拉狄克插话：我完全同意这一条，这里可能有错误）如果您同意，我很高兴。所以，为了使中国革命能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为了这个，革命应当过渡到下一个阶段，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基础进行斗争的阶段。同志们，这才是前景。
如果我们说，革命民主性质的政权必须向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权过渡，这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列宁早在1905年讲到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革命民主专政时就说过，这种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专政，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两个方面，一是其过去，即反对封建残余的斗争，一是其将来，即反对帝国主义，为社会主义而奋斗。所以为了这个将来，中共应该抓住越来越多的东西，以便将现在的革命，极其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那时，也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能真正谈得上在中国根除帝国主义。
正因为如此，虽然拉狄克同志在共产主义学院的报告[5]中表示反对，但布哈林同志在这里讲的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可能性，从现在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转变，都是完全正确的。
斯大林这里有严重的认知局限——颠倒了前提条件和结果。实践正面，恰恰是后来毛主席第一次创造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正确，而斯大林这里说错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反帝反封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恰恰推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才为革命的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重要前提。是有了推翻帝国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有了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推翻帝国主义。毛主席创造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对了，斯大林这里的论断错了。
我想，拉狄克同志所有的报告中的错误，在共产主义学院以及在这里，在这次会议上的根本错误在于，他忽略了中国革命的重要因素，它所处的国际环境。他在这里慷慨陈辞，说是胡汉民在什么地方说过，他们国民党人有时应当与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暂时妥协。拉狄克同志慷慨陈辞，说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提出将资产阶级部长从中国国民政府赶出去的口号。这样的部长那里是有的。他们不占优势，但他们存在。他之所以不满意，是因为我们没有采取措施使中国像我们的十月革命那样超阶段地跃进。但他不了解，现在的世界形势不一样了。他的根本性错误在这里。他老是将目前的中国革命的形势等同于我们的十月革命的形势。这是愚蠢的，这是不严肃的。十月革命的时候，帝国主义被分裂成两个同盟，两个阵营，因为那时进行着帝国主义间的战争。那时帝国主义之间的角逐瓦解了他们自己，削弱了他们的力量。正因为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帝国主义前线的瓦解，正因为如此，我们俄国共产主义者那时才得以如此轻松地跃进到社会主义。就是因为这个。没有这个，我们可能已经完蛋了。
有这样的环境吗？当然，没有。现在没有出现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帝国主义从战争中解放出来了。中国是帝国主义的主要市场。它成为全世界帝国主义的主要市场。四亿人口，庞大的铁路网，三条大河能承载一切运送货物到中国内部去的船只，巨大的港口上海——世界第二大港，仅次于纽约——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市场，现在帝国主义算是在争抢这唯一的前线。日本帝国主义耍花招，装扮成自由派，但这并不表明他们能白给中国哪怕一团羊毛。绝对如此。美国有时候会玩弄点自由主义，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向中国人开枪，绝对如此。我就不说英、法等国了。目前并不存在帝国主义在前线的分裂。并不存在交战的两个联盟。不存在十月革命时期的那种有利形势。现在中国革命的条件更为艰苦。因此这个革命将进展得很缓慢，比我们的1917年革命更慢，曲折而又坎坷，失败和成功相伴，挫折和跳跃共存。而且毫不奇怪，在这条曲折行动的道路上，国民党政权有时不得不与帝国主义达成妥协，以便先消灭一个敌人，再消灭另一个敌人。全部一起消灭相当困难，同志们……与中国人相比，虽则我们同西方工人的联系比较密切并且得到他们的支持，况且还是在战时帝国主义分裂的形势下，但就是这样，我们在各个革命阶段推动革命都还是举步维艰。毫不奇怪，中国人缺乏这些有利因素，必然艰难得多。毫不奇怪，中国革命的进度会慢一些。拉狄克同志的错误在于，他不明白这个国际形势的差异。
斯大林这段话的优点——承认中国革命比苏俄革命更困难更艰苦，承认中国是当时世界帝国主义1的主要市场和世界帝国主义争夺最激烈的地区，所以知道中国革命更曲折的历程。
斯大林这段话的缺点——对当时的国民党严重抱有幻想，低估了民族资产阶级蜕变为买办资产阶级的巨大的可能性，低估了国民党之后做的不仅仅是“妥协”，而是把货币发行权控制权和工业经济命脉全部移交给了国际资本。共产国际长期对国民党抱有极大好感，这是他们的严重认知局限。
听了拉狄克同志的发言，我就想：如果让他来领导革命，他就会慷慨激昂地唱一番革命高调诸如赶走资本家部长、上海立即举行武装起义之类，三下五除二就把革命糟蹋完了。（笑声）
所以我说，拉狄克同志的根本错误在于，他没有研究国际形势，没有看到现在帝国主义像一道墙一样挡在中国面前，它不像我国十月革命时期那样处于分裂状态。
拉狄克同志的其他所有的错误都发端于此。
举个例子，就说上海问题吧。拉狄克同志说，上海人民应当起义，立即赶走帝国主义。这是愚蠢的，同志们。拉狄克同志不知道，我现在秘密地告诉他，自从南京枪击事件后，我们从上海接到过类似的电报，里面说：我们想举行起义，立即武装推翻帝国主义。我们回答他们：再等等，同志们，不要单独组织上海工人与帝国主义军队战斗。形势如此，现在不能进行决战。我们希望上海工人稳住，为以后的决战保存力量。我们不希望上海工人组织巴黎公社那样的流血行动。上海工人——这是中国革命的根本推动力。我想问：决战刚刚开始就让这个推动力遭到毁灭，难道是明智的吗？显然，不是，这形同犯罪。这就是拉狄克同志不想搞清楚的地方。
我们禁止他们组织武装暴动，保住了实力，用于未来的反帝斗争。而战斗才刚刚开始。根本问题还没有摆上日程。应当从帝国主义手中把铁路夺过来——这是一场战斗；应当夺回各类工厂——还是一场战斗；还应当夺回银行——又还是一场战斗。数不清今后还有多少战斗。我们需要后备力量，而最好的后备力量，就是需要极其慎重地使用的上海人民。（有人插话：大声点。）
这段话是正确的。
我刚才没说话，再开口说话的时候，能让你们听见（笑声）。
国民党问题。国民党是什么——它是一个由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反帝的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党。它是一种类似革命议会的东西，有着自己的主席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并建立了政权。有人对我们说：“不能参加这个议会。”这可不严肃，同志们。严肃的人不能这么说。这个天赐我们的革命议会，里面聚集了所有持反帝主张者的代表，应有尽有，包括明天可以搁置起来的右翼，——但现在还不能急于动它。那里有中间派，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情况就这么摆着，有一个议会，事实上是共产党人在那里起领导作用，共产党周围团结了多数人，有这样一个在全国的意义非同小可的议会——有人居然建议我们离开它。拉狄克同志，你说，这是为什么？如果右派听从多数人的决定，而这个多数又是我们的人，那我们见什么鬼就得退出议会，为什么急于赶走右派？难道不能利用右派，就像到今天为止所做的那样？要是有一匹母马，它不怎么好，可是毕竟有点用，也还听主人使唤，哪个主人会同意把它赶走呢？（笑声，掌声）谁同意这样做呢？母马再不好，只要它听话，能使唤，它也是马呀。右派要是不听话了，我们就把他们赶走。右派开始阻挡革命的时候，我们不是已经两次赶走他们了吗。只要我们抓住他们的把柄，我们就叫他们滚，我们还会再三次五次地甩掉他们，到时候人民就明白把右派甩开是应该的了。
斯大林这里严重低估了国民党右翼蜕变为买办资产阶级、投靠国际资本的阴谋。而毛主席、蔡和森、陈延年、瞿秋白、周恩来等人早在1925年以来就和那些逐渐投靠欧美国际资本的右翼势力作斗争了，共产国际这里帮了严重的倒忙。
在国民党内，右派是中国人里最老谋深算的一部分人，虽然它代表少数派。这些老练的老政客，在中国之内算得上老谋深算。有时甚至是顶级的骗子。他们与商人有密切的商业联系，他们向帝国主义送秋波，并和他们有来往。试想，把共产党人从这么一个国民党里拉出来将意味着什么？这将意味着——让国民党听凭右派摆布，让国民党的旗帜，这面全中国旗帜中最深入人心的旗帜被右派耍弄，使右派更加强大。这就是拉狄克同志的策略。但究竟是谁，请原谅（笑声），究竟是谁，除了（笑声）（拉狄克插话：“都明白，都明白。”）有谁，除了极其精明的人（笑声）和极其有经验的人，可能提出现在这样的策略？
说到右派和强行驱逐他们，拉狄克同志不明白中国存在的独特国情。这种独特性是什么？我顺便说说：尽管这些右派身上有各种毛病，有各种缺点，是地道的资产阶级性质，尽管他们是中国新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和将来反革命的中心，从这些人中将来会产生中国真正的反革命政党，尽管这，尽管那，然而这些人眼下毕竟正领导着反帝军队。这是不是事实？独特性就在这里。蒋介石是否领导着反帝军队？是的，是领导着。蒋介石明天会做什么，走向何方，我们拭目以待，但至少现在，他领导着军队，命令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这是事实。在这方面他比所有的策列铁里和克伦斯基们都高。当然，蒋介石没有读过马克思著作，而策列铁里和唐恩以及克伦斯基也许读过马克思著作。蒋介石没有自称社会主义者，但情况恰恰是，他高于这些社会主义者，高于这些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和唐恩之流。为什么？因为，由于事物的逻辑所致，他领导着反帝的战争，迫于形势他在打仗。因为他不想失势。而克伦斯基与帝国主义者一起，挑起反对被压迫人民的战争。这就是根本区别所在。
斯大林在这里闹了大笑话。严重吹捧蒋介石的“革命性”，低估蒋介石投靠欧美国际资本的反动性，甚至在蒋介石屡次制造反共事件情况下还对蒋介石百般安抚，真是脱离实际！
这就是不能放弃利用右派的原因。目前还有可能利用他们为革命服务。我认为，像右派这样一些人，应该利用到底。从他们身上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然后才将他们像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谁不这么做，谁就是笨蛋。这是我的看法。、。
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由于开展革命，建立起了一个极其独特但非常强大、群众基础相当广泛的政党，一个工人、农民、民族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党……这个，同志们，不是说大话——就是这样。别以为鲍罗廷同志和其他同志在那里白呆着。如果不信，你们可以去问帝国主义（笑声，掌声）。这样，同志们，就说明，如果共产党人从国民党退出，由于国民党中间派和左派的组织水平差，右派就会成为领导力量，他们会将革命引上别的道路，而不是我们所需要的道路，不是进一步开展革命的道路，而是消灭革命的道路。
把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还当“旗帜”、“标杆”，显然是忽视了当时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前面还说无产阶级领导权，这里又开始说资产阶级的政党是旗帜。而且这里严重吹捧蒋介石，忽视了蒋介石投靠国际资本和叛变革命的决心，忽视了革命的严峻性，斯大林这段话是非常错误的。而毛主席对待这件事的态度就比斯大林更理智，对右派更充满警惕。这和斯大林远在莫斯科而且严重不了解中国国情有相当重要的关系。
……
最后说的是，有人认为我们像是在掩盖国民党的缺点，不向党通报过去和现在依然在持续的国民党右派在一些省份的恶劣行为。它有没有枪杀、逮捕，或者以逮捕相威胁？有没有过这样的事实？是的，有过。以后还会有的，同志们。如果以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两年前共产党才开始发展的国家，在一个遭受帝国主义70年摧残、文明程度低、组织软弱无力、帝国主义到处进行挑拨活动的国家，——如果以为在那里不存在恶劣行为，是很难想象的。说我们掩盖它们是不对的，如果我们没有在这里夸大这些问题——那是因为我们应当核对“事实”，因为我们不能相信在中国发行的帝国主义的英文报刊的报道（他们经常撒谎）。其次我们不能公开地从莫斯科发出指导。我们通过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同志，采取对外界来说是内部的、不为人知的方式进行，用建议的方式来体现指导。而我们相信我们的建议会被采纳和发挥指导作用。我们对此毫不怀疑。本来中国共产党就受到责难，说它似乎靠俄国革命者的帮助才得以发展。有人叫嚷，在中国进行的不是国民革命，而是“莫斯科的狡猾伎俩”。面对这些情况，请想想该不该在报刊上夸耀我们的指导作用。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愚蠢的和不严肃的。我们有别的非常严肃而可行的方法，以根据需要来把握方向。我们有这样的方法吗，拉狄克同志？（拉狄克：我深表怀疑）非常遗憾，您没有说明这些方法为什么可疑。我想，恐怕您现在可以说，该是我而不是您做“结论”来表述一些您无法驳倒的论点了。但是，拉狄克同志，我不打算在这里，也不能演示我们拥有的各种方法和渠道。我可以说，这些方法是存在的，而且它们是切实可行的，可以达到目的。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们就看不到国民党的左倾化，不会有北伐大业的成功，不会把右派逼得像现在这样躲躲闪闪和表示自己的忠诚，就不会使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动摇”，乃至有时让帝国主义的统一阵线不再铁板一块。我这里说的是——日本人。他们已经感到骨鲠在喉，因为一旦革命的中国扩展到北方，那么朝鲜就要发动起来，日本人感到了，所以沉不住气开始动摇。有了这个，怎么能说，我们没有领导运动呢？
斯大林这段话的缺点——脱离当时中国严峻的实际情况，低估了当时国民党投靠欧美资本的决心。
这段话的优点——显示了当时还基本坚持的国际主义原则，实际上共产国际那时也是提出指导意见，并没强迫命令执行。但是，共产国际的错误意见往往被冠之以“真理”的名义，从而影响很多人的思想，这也是一种思想上精神上的过渡干预。
我就讲这些了，同志们。总之，拉狄克同志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没有研究中国在世界政局中的特殊性——鉴于帝国主义阵线的统一，你不可能以比目前更快的速度或者和我们的十月革命一样快的速度推动革命。那时是帝国主义阵线瓦解了，他们正兵戎相见，互相厮杀。
再者，拉狄克同志的第二个错误在于，他不明白，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想把国民党交由右派摆布的话，它目前就不应当退出革命议会，退出在中国有巨大影响的国民党。
第三，拉狄克同志的逻辑一片混乱，准许共产党员进入政府，但不准许他们进入国民党。这简直是语无伦次，简直是无稽之谈，胡说八道，我甚至懒得驳斥。就说这些了。（掌声）
这两篇文章还是要读的，有利于对比研究毛主席开创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相关学说的异同点。可见，里面的正确观点基本上都是毛主席在1925、1926早就提到的，而由于共产国际脱离实际，他们也有很多和毛主席的正确观点不一样的错误观点。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阻碍。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