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效 (1974.12.20)
《人民日报》
三十五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光辉著作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剖析了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进一步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指出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起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促进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
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抗日战争实质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怎样认识农民的地位和作用。毛主席把历史的研究同现实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热情讴歌了我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深刻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在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开展的大好形势下，重读毛主席这篇光辉著作，对于深入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史，古为今用，正确地总结和汲取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重大意义。
一
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漫长岁月里，苦难深重的我国广大农民，为了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挑动黄河天下反”！多少次农民战争的燎原烈火，燃遍了大河上下，江南塞北；“杀尽不平方太平”！多少次起义群众的愤怒吼声，震撼着祖国大地，万里河山。“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农民革命英雄们用自己光辉的战斗业绩，谱写了我国封建社会最壮丽的诗篇！
农民战争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
毛主席指出，我国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恶毒污蔑广大农民是满脑袋“油盐酱醋柴”的“愚夫愚妇”，农民战争只会带来“尸暴遍野，血流成河”和“普遍饥荒”，等等。这完全是无耻的诽谤！革命农民是有抱负、有理想、有纲领，向封建制度冲锋陷阵的英雄好汉。翻开一部中国农民战争史，那“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号召，不正是矛头直指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封建皇帝，要反掉地主阶级的“天”吗？那“均贫富、等贵贱”的纲领，不正是反映了“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斗争的农民力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现”吗？那“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蓝图，不正是体现了革命农民渴望找到美好的生活的理想吗？农民战争是革命农民最盛大的节日。我们说正是农民战争推动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只有反动没落阶级才会在农民革命斗争面前，发出那种“灾祸”论的绝望嚎叫。
对于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我们以为首先应当从封建社会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矛盾的运动中来考查。
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封建社会里长期保存着旧的奴隶制残余。农民革命的风暴在打击封建统治的同时，也不断扫除这些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在农民战争中，奴隶也纷纷起来造反，获得了解放。吕臣领导的奴隶起义部队——苍头军，就是秦末农民大起义中一支南征北战、屡建战功的劲旅。农民战争之后，大批奴隶摆脱了奴隶制剥削和压迫的枷锁，这是农民战争解放生产力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封建社会里，各种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随着历史的前进，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农民战争不断打击和削弱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例如，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发展起来的士族地主经济，采取了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部曲佃客荫户制，极端残酷地压榨劳动人民。在几百年的长时期内，到处造成了“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的情况。士族集团的政治经济势力盘根错节，门第阀阅的传统观念流毒深远。只是经过从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直到唐末黄巢大起义这一系列的农民战争的不断沉重打击，这个封建生产关系的腐朽环节才被比较彻底地除掉。
在封建社会里，“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土地的兼并和高度集中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广大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不断进行反抗斗争。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李自成农民革命政权提出了“均田”主张。张献忠起义军也勒令大官僚、大地主将“霸占土田，查还小民”。到了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革命农民提出了“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土地纲领，并且愤怒指出：“田地为务农之本，天下旱畲水田，均为我农所辟，田主历代收租，实干天怒！”凡是农民革命风暴席卷过的地区，大量土地被农民夺回，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大大缓和，社会生产有了发展。
“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每一次农民战争爆发后，封建国家政权都首当其冲，成为革命农民集中打击的目标。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时，农民军“烧官府”，“长吏多逃亡”。唐末黄巢起义军“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他们“天街踏尽公卿骨”，把反动统治者杀得人仰马翻。在元末农民起义风暴的打击下，封建统治机构土崩瓦解。“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这首民谣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革命景象。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大起义，也是“不杀平民唯杀官”，还把十万皇族杀了个“十之九焉”。整个农民战争史表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打击了封建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农民战争同儒法斗争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由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矛盾极端尖锐化而引起的农民战争，对封建社会其他各种矛盾和斗争，包括儒法斗争在内，起着特别深刻的影响。
一、农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法家只有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才能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这一点是根本的，也就是说农民战争制约了儒法斗争，推动了儒法斗争。我们看到，农民战争往往客观上为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或法家思想的继续传播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
封建社会早期，在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一段时间内，儒法斗争主要表现为没落奴隶主阶级复辟同新兴地主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公元前二一○年，秦始皇一死，赵高复辟集团便篡夺了秦政权，推行了一条复辟倒退的儒家路线。轰轰烈烈的秦末农民革命风暴，打断了赵高推行的反动儒家路线。在打击地主阶级的同时，横扫了奴隶主复辟势力。“汉承秦制”。在农民战争清扫出来的基地上，汉初的法家路线才得以继续推行，并取得了对儒家路线斗争的节节胜利。
当奴隶制复辟的严重危险过去之后，儒法斗争，主要表现为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同保守派的斗争。大地主阶级统治集团总是推行一条守旧倒退的儒家路线。这条反动路线必然加深和扩大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而这一矛盾的激化反映到地主阶级内部来，促使了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剧，推动了儒法斗争。东汉时期，士族豪强地主集团推行反动的儒家路线，给社会带来极大破坏，加速导致了三十六方同时并起的黄巾大起义。农民大起义打击了豪强大地主势力，从而为三国时期法家路线的推行创造了条件。相反，没有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打击，儒家保守势力比较强大，法家的革新措施就不易取得成功。北宋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客观原因之一，便在于此。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以后，封建社会走向自己的末世。这时的儒法斗争逐渐有了新的政治内容，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情况。儒家代表没落封建地主阶级，顽固地维护行将灭亡的封建制度。这时的农民战争给封建制度以根本性的打击，使具有革新精神的法家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没落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到了近代，随着资产阶级的壮大，产生了一批要求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派。他们除了向西方资产阶级寻求真理外，还继承了我国历史上法家主张革新的传统，而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战争对他们的政治思想和实践活动有着深刻的影响。
马克思在一八四七年十月写的《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中指出：“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如一七九四年时就是这样。所以，法国的恐怖统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象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这样的事情是怯懦的资产阶级在几十年中也办不到的。因此，人民的流血牺牲只是给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马克思这一精辟分析，对于我们在肯定法家只有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才能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的前提下，来认识农民战争往往客观上也为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开辟了道路，很有启发。
二、法家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才能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农民战争往往客观上为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开辟了道路，但是，它们两者是有原则区别的。
法家在他们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是革命的或进步的，对于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我们要予以应有的肯定。但是，法家毕竟是剥削阶级的政治派别。法家和农民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奋斗目标是根本不同的。他们各自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采取不同的纲领和斗争方式，以反对反动的儒家。农民战争是反剥削、反压迫的，不仅是要推翻当时推行儒家路线的封建王朝，而且是要推翻整个封建制度。而作为地主阶级革新派的法家，他们的活动归根到底是为了巩固封建剥削制度。这就是为什么当农民战争爆发后，有的法家人物也参加镇压农民起义的原因所在。
农民战争对儒法斗争有影响，儒法斗争对农民战争也是有影响的。儒家反动势力混入农民革命队伍中破坏革命，这从秦末农民大起义中的孔鲋和张耳、陈余开始，一直是屡见不鲜的。历史上的农民革命英雄们沉重打击了公开敌人——儒家反动统治集团的黑暗势力，而且对钻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儒家反动破坏势力也进行了斗争。陈胜痛斥孔鲋之流“立六国后”的谬论，便是典型一例。但这种斗争是在农民起义队伍内部，农民阶级同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或者地主阶级反动势力之间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农民革命领袖反对儒家，虽然可能受了社会上儒法斗争中法家思想的影响，但从本质上讲，毕竟是站在农民阶级立场上、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讲话，而不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代表地主阶级革新派讲话。陈胜大义凛然地申明：“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他代表的是饱尝过诸侯割据苦难的农民阶级，而不是代表着要求巩固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新兴地主阶级。
三、我们肯定农民战争后推行法家路线的新王朝的某些政策和措施，这同反动的“让步政策”论是根本对立的。研究农民战争同儒法斗争关系的过程，也是继续批判反动的“让步政策”论的过程。
林彪一伙鼓吹的“让步政策”论，是说农民战争失败后，统治阶级会汲取教训，实行减轻剥削和压迫的“让步政策”，正是这种“让步政策”推动了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这种反动观点，在历史观上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在政治上是鼓吹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论。
人所共知，这种所谓“让步政策”，是根本不存在的。
我们肯定某些新王朝的某些革新措施，说它有进步性，是因为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但在封建社会里，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是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我们坚持的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一元论唯物史观，这同“让步政策”论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即封建帝王的“让步政策”推动历史前进，是截然相反的。
我们在肯定某些新王朝某些革新措施的同时，也清楚地看到，这些措施不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搞阶级调和，搞合二而一，而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政策。就地主同农民的关系来说，是重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把封建剥削枷锁重新套在广大农民头上。
二
维护祖国统一和独立，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是农民战争的又一伟大历史功勋。
毛主席在分析中国封建时代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特点时指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是维护国家统一，还是实行分裂割据，这是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儒家一直是反动的分裂割据势力的代表。没落奴隶主复辟势力念念不忘“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念念不忘“立六国后”，就是为了推翻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复辟反动的奴隶制度。大地主阶级中的一些集团，凭借他们雄厚的经济、政治实力，要求不断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往往成为分裂割据势力的代表。他们都推行一条主张开历史倒车的反动的分裂割据路线。而法家则往往采取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同儒家反动分裂势力进行斗争。
分裂割据和混战的局面，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造成了经济凋敝、人口锐减的恶果。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带来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西晋的八王之乱，结果是几十万人死亡，加上天灾、疫病大流行，“草木及牛马毛皆尽”，“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唐末藩镇割据混战，到处烧杀、“屠城”，使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东西千里变成白地。割据混战给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广大农民憎恨这种局面，渴望国家统一。在这方面，农民的革命斗争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秦汉之际，是饱尝过诸侯割据苦难的农民革命英雄们，扫荡了奴隶主复辟势力，粉碎了他们分裂国家的阴谋。在整个封建社会里，我国在大部分时间内保持统一，这同农民的革命斗争不断打击着大地主阶级分裂割据势力，打击儒家的反动路线，是密切相关的。
我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汉族地主阶级对兄弟民族的劳动人民实行过残酷的剥削和民族压迫。一些少数民族的剥削阶级也对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劳动人民实行过残酷的剥削和民族压迫。当着一些少数民族的奴隶主、封建主军事贵族向中原地区侵扰，甚至将比较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枷锁加于汉族劳动人民的时候，代表汉族大地主阶级的儒家，常常采取可耻的妥协、投降立场。他们同少数民族统治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对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劳动人民实行双重压榨。而法家则坚持抗战路线，反对这种侵扰和民族压迫，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当着汉族地主阶级反过来压迫兄弟民族的时候，儒家是这种民族压迫的罪魁，而法家也受其剥削阶级局限性的制约，往往搞大汉族主义。只有各族劳动人民，才坚持民族平等联合、反对民族压迫。北魏末年，各族劳动人民共同反抗北魏统治的大起义，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反抗。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火，终于把元政权烧成灰烬。历史上以农民为主体的各族劳动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战斗，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反人民的民族压迫政策，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这是我们伟大祖国长期统一的又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鸦片战争后，我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空前尖锐，儒法两家围绕着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更加激烈。腐朽的大地主阶级当权派都是一伙孔孟之徒，一伙无耻汉奸卖国贼。他们鼓吹“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卖国主义理论，拱手出卖祖国的锦绣江山。而法家则坚持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爱国立场。然而仅仅依靠他们的努力，挽救不了民族的危亡。只有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斗争，才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三元里农民举起抗击殖民强盗的义旗。太平天国的革命英雄们英勇抵抗了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强盗企图瓜分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戊戌变法失败了。在这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又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肩负起保卫祖国的伟大历史使命。义和团起义群众在“保护中原，驱逐洋寇”和“御俄寇，复国土”的战旗下，对八国联军侵略强盗进行了可歌可泣的顽强战斗。连帝国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含有无限蓬勃之生气”，哀叹“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三
马克思主义认为，旧的思想和理论是为社会上反动势力服务的，它的作用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阻碍社会前进。孔孟之道就是这种反动的思想体系。随着地主阶级由进步逐渐走向保守、反动，作为没落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的孔孟之道，被地主阶级改造成为维持他们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
但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尊孔活动越猖狂，他们利用孔孟之道对农民的精神束缚和摧残越加紧，广大革命农民反抗这种奴役、要求打碎这种精神枷锁的斗争就越激烈。恩格斯在分析欧洲封建社会被压迫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抗斗争时指出：“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同欧洲中世纪的反动神学一样，孔孟之道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因此，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风暴，在思想上同时又都是一次大规模的反孔斗争。农民革命英雄们在同反动势力反复搏斗中，反孔的旗帜越来越鲜明，斗争的水平越来越提高。广大革命农民的反孔斗争，是他们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集中表现，也是他们打击封建统治、推动社会前进的一个重要内容。广大革命农民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也是反孔斗争的主力军。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杰出领袖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口号，实质上就是向孔丘“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谬论的宣战。黄巾大起义要变地主阶级的“天”为农民阶级的“天”，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都是对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说教的否定。广大农民不信“天命”，要革命，不信“天理”，求真理，奋起造反，坚决斗争，把一个又一个反动王朝送进了坟墓。唐、宋以后，革命农民进一步提出了“均平”的口号。明末农民大起义更提出“均田”、“免粮”的革命纲领。农民军所到之处，地主的田产文契被烧毁，封建土地关系被打乱，宗法等级制度被否定。“奴（奴隶）坐于上，主（地主）歌于下”，封建主义的“纲常法纪，扫地无余”。起义农民还经常烧毁各地的孔庙。刘六、刘七农民起义更直捣孔丘的老巢——曲阜孔庙，“秣马于庭，污书于池”，把孔庙当作马圈，把孔孟经书扔进臭水池里，还把祭祀孔老二的祭器砸了个稀巴烂。到了近代，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掀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讨孔运动。洪秀全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砸了孔丘的牌位，太平军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明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无情的扫荡。他们还同儒家反动思想针锋相对，提出了政治、经济、男女、社会四大平等的主张，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农民革命的伟大文献，要求建立一个没有等级差别、人人平等的“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理想社会。
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从根本上说，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史。正是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亿万革命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他们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今天，广大贫下中农更加朝气蓬勃地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正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夺取lin批kong 的新胜利，创造新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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