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选自《〈资本论〉第一卷唯物史观原理解析——马克思逝世140周年之际历史发生学基本理论探究》的第五部分，即文章结论部分。该文载《政治经济学研究》2023年第4期P109-134。该部分内容，原标题名称为《资本幽灵的谱系学总结：劳动力商品的“前世”“今生”“来世”》。基金资助：吉林财经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科研项目“《资本论》、工资与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2022WZD010）的阶段性成果。
——在主体论语境中，我们倡导的不是“善”“恶”对，而是“镜”“恶”对。工资的唯物史观探究的核心议题在于明确工资形式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用通俗一点的理论语言说，那就是明确“工资的姓资姓社问题”。对“工资的姓资姓社问题”之未能理论明确，对工资拜物教的批判之所以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点，在于“工资幽灵学”的缺失。而如果缺乏这种革命理论的指导，被统治阶级将成为“一个保守的阶级”，不独小资产阶级（小农、小市民），工人阶级亦如是。
——劳动力商品的工资规定“姓资”，在于它是“资本工资”，在于它是“算法工资”和“雇佣工资”的统一。单单是雇佣工资，并不能全面说明劳动力商品工资（工人工资）的“阶级内涵”。相反，它极容易被“物象化”。一旦工人阶级放弃反抗，执意与统治者妥协、阶级合作，则“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失去革命的锋芒而获得了民主主义的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了纯政治的形式而获得了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与此同时，《资本论》对危机的具象叙事，有时过于碎片化，令人遗忘掉马克思对于危机的理论抽象力。澄清历史问题，比之实际问题更为重要，所谓资本的历史问题，也就是它的危机问题。这是一个事史，必须知行合一！单单是物的危机远远不够，人的危机乃是源头。
——又或者说，危机是《资本论》贯串自身体系的一根红线。红线的起点就是工资问题。工资的幽灵在于主体统治，由此带来主体危机。《资本论》为何遭遇知难的理解困境？《资本论》整体布局就实质而论，乃是“阶级知（危机之知）——阶级行（危机之行）”，危机被置放在生死舞台上进行排演。因此，《资本论》开局说到底并非局限于知难问题的解决。由危机之知而危机之行，引出历史主体论——两极分化的工资统治和价值形式统治的资本积累问题。总看这个行程，乃是从“大生死”（资本生死学）到“大危机”（危机病理学）。
——工资乃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儿”！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一点一天不被认识到，劳动阶级就一天无法真正察知自己将要遭受的苦痛。以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同样是重大的实践问题。一方面，阶级工资绝非“收入论”；另一方面，工资一般是个“幽灵”，它藏身于工资形式的历史概念类集当中。社会主义工资既不能混同于“资本工资”（如公有资本工资、民营资本工资），也不能从“算法工资”地基上成长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工资规定“姓社”，在于它是“非资本工资”，在于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工资”和“市场合约工资”的统一。社会主义工资的肉身规定是“走出主客二元对立”，为此必须探索扬弃资本有机构成的“社会主义有机构成”。
——有人指责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种种拖延症”：其实只有了解内情的人才知晓，这根本是《资本论》原理写作所需——由于牵涉众多专题，马克思不得不一一涉猎和光顾它们。《资本论》第一卷是凝练人类史的思想精华的一个处所，也是真理何以成为真理的“一个真正的历史炼狱”。唯经济的工资、唯生产的生产力，危害一样，实质一样。也因此，系统整理第一卷工资理论逻辑，有助于澄清事实，既拨开历史迷雾，也指点现实迷津。这同样也是本文选取工资论，作为《资本论》第一卷唯物史观原理之“主体论总结”的基本理由。
（一）
《资本论》创作是马克思的毕生事业，为一同化生成的理论建构进程。为了求得资本的唯物史观知识，马克思毅然选择历史学家的工作身份，所得到第一个完整的工作结果即是著名的六册计划。由于每一册均被设定为“主体”，就相应由该主体化来的知行合一结构出发。这样做的好处是比较容易实现理论历史和知识结构的统一，就像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决不是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个别或零碎的批判，而以在联系中阐述资本主义生产和有机结构的社会历史规律为目的，同步实现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致力于现实诠释与之不同，替代它的《资本论》直接是从矛盾出发，从矛盾工具出发因而也就是从对对象主体的历史批判出发，从“商品两仪”出发。这样经济的社会形态就被完整地独立出来，乃至《商品》成了一个独立的创作——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导论”，从中取出幽灵知识——商品价值，成功解决了唯物史观知识命题的现实羽化问题。并且，经济的社会形态和物质生产对象之所以是统一的，在于它是社会形态的主体承担者，即其核心的构件。
于是，何谓知识？主体→结构→知识之谓也。然主体向结构的转化，必得有矛盾规定性做中介，与此同时，结构以知识为自己的承接亦得有系统的中介形态。一言以蔽之，知识何以练成？“主体—矛盾—结构—系统—知识”之谓也。知识何来？经之，纬之，行之，知之，乃执行幽灵学同物象学和现象学路线斗争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再生产“阶级者”之问：由“主体”而“阶级—统治—剥削—拜物教”的结构系统】
资本是唯物史观的阶级术语，而有阶级的主体、结构、总过程之事及其认识范畴的四卷体式“璧合天成”。在实质上，上图意指算法社会形态之研究对象结构落成，是为关于“幽灵我”（美丑幽灵）、“肉身我”（本末肉身）、“物象我”（真假物象）三位一体的价值形式统治场。以此引发“生产关系的经济学A经济学（A体系）”与“资源配置的经济学B经济学（B体系）”之战。
（二）
可见形式逻辑只是知识工具，革命的形式并非源自形式逻辑本身，而源自系统工具、矛盾工具。主体者历史世界也，结构者现实世界也；主体——自在而自由，结构——矛盾而系统。资本既是主体也是结构，演绎了史上最为壮观的主体运动和阶级斗争场面，展示了最为繁复曲折的知识画面与科学景观。
《资本论》的统一规定是阶级分析和阶级行动。为达成这个目标，又在不同抽象层次上因应主体范畴向经济范畴的转化，进行着阶级决策的角色转换：从历史的阶级行动决策到系统的阶级行动决策，再到经济个体的阶级行动决策。故系统矛盾蕴涵着结构矛盾，认识矛盾蕴涵着实践矛盾，与此同时，生产方式矛盾蕴涵着主体矛盾。如下图所示。
【历史科学事件：由共同体—商品（商品两仪之事）而商品—资本（再生产之事）】
该图全方位展示了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对象）”蕴涵式。什么是科学事件？以对象运动的一和对象思维学为开启和复归：“对象的一”开启“研究对象的三”（研究对象主体、研究对象结构、研究对象内容的理论知识体系），通过对象蕴涵式，运动复归于“对象的一”。在运动序列上，即由对象发生（始）→对象存在（结构中介）→对象历史（终）之研究过程，转向研究对象主体（历史世界即研究对象主体之始）→研究对象发生结构（统一对象发生和对象历史的构造）→研究对象内容（对象历史结果和研究对象主体之终）之叙述过程。
为此，商品对象性的历史总结果就构成《商品》独立写作的对象。这个写作对象，借由商品历史世界，马克思旨在为读者提供“系统矛盾的知识学阅读”。因为唯有站立系统矛盾的最后高度，方可鸟瞰经济的社会形态全局，由成熟形态向前追溯生产方式矛盾及其历史认识矛盾，形成从结果叙述的“历史探究科学讲述”体式。
总体来看，这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维支架和语言支架，以此支持事的蕴涵式。在认识产物上，则是形成关于历史世界统一性的“时空三维”思想构图（见图右侧的示意）。使用价值、价值、价值形式、交换价值、商品拜物教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态历史世界构图的基本术语，自然是时空三维构图的历史支架和认识支架；在表象上，使用价值、价值、价值形式、交换价值、商品拜物教彼此间的矛盾性即“系统矛盾”，其中蕴涵的基本结构矛盾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之间的矛盾。关于交换空间的“虚空间”，马克思指出：“正像商品的交换价值二重地存在，即作为一定的商品和作为货币而存在，同样，交换行为也分为两个互相独立的行为：商品交换货币，货币交换商品；买和卖。因为买和卖取得了一个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彼此分离的、互不相干的存在形式，所以它们的直接同一就终止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7页】
“因此，价格和价值的差别不只是像名和实的差别；不只是由于以金和银为名称，而是由于价值表现为价格运动的规律。但是它们不断地不同，从来不一致，或者只是在完全偶然和例外的情况下才一致。商品价格不断高于或低于商品价值，商品价值本身只存在于商品价格的上涨和下跌之中。供求不断决定商品价格；供求从来不一致，或者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才一致；而生产费用又决定供求的波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6页】
（三）
是以为了写出总认识范畴，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特别书写，即作为唯物史观“主体理论”“主体逻辑”“主体范畴”的工作合一，而非仅仅作为理论逻辑。依据这一线索，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完全殊异于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理论，在于它是理解研究对象的理论工具、知识工具。由此生出“有机构成”思维学总工具，其书写主体的矛盾、结构和知识（如资本有机构成所落成的工作规定，即由价值形式所支持的资本一般的知识主体知识、阶级知识、经济知识）。历史，思维，语言，乃是《商品》方法论为我们提供的有价值的认识的全部东西。
质言之，“就内在统一性而论，这一原理和工具于是成为存在与思维同一性规定的工作具象形式，着眼于提供和劳动社会发展及其生产联系有关的历史规律活动的通史道路线索，在性质上归属于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注：许光伟．《〈资本论〉有机构成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阶级与拜物教经济学原理之一》，《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年第4期】
在唯物史观意义上，资本知识幽灵不外乎是“发展=危机”这个历史公式，不外乎是“W = c + v + m”这个阶级公式；深层次看，则不外乎是对经济的社会形态执行了特殊的价值算法——“主体危机算法”（产物是“资本工资”）。由于这种算法，导致生产危机在特征形式上仅仅表现为“资本主义主体危机”，而非单纯意义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乃至市场危机在本质上都只是主体危机的再转化，是算法推演的过程和算法谱系的结果——由价值算法到系统算法、利润算法。如下图所示。
【资本历史世界：对危机一般的解说】
该图真正的主题其实指向对“发展/危机”机理共生性的探究。关于“价值形式统治场”问题的探究，参阅拙文《〈资本论〉的工资理论逻辑：基于价值形式的统治场论》，载《经济纵横》，2023年第10期，第11-23页。
（四）
而在当中，之所以将市场危机予以单列：既是对谱系的认知强化，又在于指出克服危机的主体实践之路（如工资形式可以不再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这同样是语言幽灵学，需要特别的工具予以具象。
【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解决资本之事的伟大认识工具和实践工具。它的起点是主体范畴，它独立托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战场。】
由于遵循资本逻辑由主体逻辑定制原则，《资本论》第一卷就总体而言是主体蕴涵式的危机范型（或曰“主体危机范型”）。简单劳动、雇佣劳动、两极分化劳动是由“工资劳动”统一的运动序列，算法工资、雇佣工资、阶级工资、市场工资从中指示工资算法循序渐进的成长历程。
既然商品具有“剥削的原罪”，商品便不能视为“天然的历史纯洁”。继而商品怎一个异字了得：必须认识到，商品的本质是异化性。唯物辩证法是自然辩证法和主体辩证法的统一。然则，从主体来读的商品研究对象是把握住了“主体异化对象”，揭发宗法向算法历史转型的特殊经济形式。在以往时代，主体危机的直接表现是生产危机（产品短缺）及其衍生的阶级矛盾危机。
在资本主义时代，主体危机的物形式（所谓“生产过剩”）使之具有阶级矛盾危机两重的间接表现：一重是资本恶的结构表现、系统表现（经济危机），一重是资本恶结构系统表现下经济功能失常（市场危机）。显然，前一重表现“第一性”，后一重表现“第二性”。后一重表现是前一重表现的结构运动继续和局部细节深化。这样有了所有制的主体读法（主体危机的价值命题）、所有制的价值读法（主体危机的工资命题）、社会存在的主体读法（经济危机的价值命题）、社会存在的知识读法（市场危机的工资命题）。由此看到，异化是奴化的经济实现。依据这一界定，工资是异化最集中的体现。
【注：从主体看，工资即奴化；从经济看，工资是异化形式。工资的整体规定即“奴化异化”。】
这是因为，“工人在法律上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的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而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一个农奴而已。”【注：柯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69页】
（五）
一切劳动产品及其活动化为“交换价值”，似乎以共同体关系解体为前提，与此同时，却要以生产者之间的物质依赖关系为条件。这就是连续运动、不间断的资本再生产的“前世”和“今生”。资本怎一个“恶”字了得：《资本论》中工资是“主体范畴”（算法工资或工资两仪）与“经济范畴”（雇佣工资系统）的统一。
作为主体范畴，工资是主体性规定的阶级工资：可变资本是工人的看不见的阶级身份，劳动力价值则是对于工人而言的看得见的算法统治工具。作为经济范畴，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充当资本工资的经济蕴涵物。资本生产方式下工资实现了对“剥削的价值”和“统治的价值形式”的内在统一。资本理解域内的工资规定性（阶级和统治行动）由相对工资理论而来，又断然超出这一理论。
【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工资不是资产阶级生产的偶然形式，而整个资产阶级生产却是生产的暂时历史形式。”】
在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场域，“工资之行”导致“危机之知”，反过来，“工资之知”在规定上必然就是“危机之行”。资本工资的结构系统即阶级—统治—剥削—拜物教，其引发资本的阶级者行为：工资劳动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主体统治与剥削→资本主义流通和分配制度的经济统治与剥削→垄断和虚拟的危机总爆发。如下表所示。
资本工资何以统治：资本主义危机的主体蕴涵式
（六）
如此有了算法社会形态工资的行难与知难。知难（经济范畴）谓为确立经济形式的知识对象，重要的一点在于理解算法工资成长从价值形式起步，而价值形式的起步又是交换价值，这样就引出资本和劳动的交换问题。行难（主体范畴）谓为如何由商品生产形式的阶级对象、统治对象、剥削对象以及拜物教对象转向资本生产形式的对应物。
可见所谓历史科学，在《资本论》语境中，在于强调以主体逻辑为理解入口。生产一般作为唯物史观术语，即“主体理论”（主体论的对象蕴涵）；其通过知识蕴涵得到“主体范畴”，通过事的蕴涵得到“主体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由探究对象蕴涵式、知识蕴涵式开始，当然不是肯定生产一般作为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肉身关系，在于寻求生产方式的阶级之事。如下图所示。
【经济的社会形态（自然历史过程）统一的研究对象“何以练成”】
作为通史之事，“阶级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研究路线的由来。经济的社会形态是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的统一。
然则，所谓商品两仪，言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所谓再生产主体，言资本的阶级者主体的历史性状。继而，主体论实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的指示，必须在这些历史本位的基础上把握“经济决定论”（经济唯物主义）。
（七）
为此《导言》整体上必须视为对主体的寻求，先将生产一般视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主体理论，再落脚为资本一般，对主体范畴和主体逻辑进行“资本具象”。人类学意义的一般物质生产逻辑是一种空泛的说法，如果存在“人类学的生产逻辑”说法，那么，它就是主体逻辑。物质生产和主体逻辑总是统一的，由此，工艺逻辑（一般物质生产逻辑）无法直接代表“主体逻辑”，不宜混淆二者。
所谓主体逻辑一般，即贯通历史主体的规定（并非生产的抽象性或一般历史关系），包括共有的规定和彼此延续着的各个时代生产的总体逻辑（幽灵主体）。恰恰是对这个规定，马克思以“生产一般”（理论范畴）加以命名。作为唯物史观的思维学支架，它的历史范畴的初始形态是“共同体主体”。
主体逻辑与生产逻辑一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幽灵学用语、一为唯物主义工作总用语，本质上是历史具体的统一。而又正是主体逻辑决定“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这是唯物史观在《资本论》中的实在性。然则，“所谓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在于坚定地将生产一般推进到资本一般。”【注：许光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兼对生产一般与资本一般机理关系的考订》，《经济纵横》2019年第2期。】
经济的社会形态是历史统一的，并非各种社会形态的“断章”，或者“断章的组合”。在研究对象理解域内，唯物史观以完整的物质生产为“对象主体”，乃是对全体主体逻辑的工作统一；这也就意味着依照发生学的进路，经济的社会形态生产逻辑在实质性规定上整体分解为主体逻辑（通史道路思维或生产方式的本位论）和资本逻辑（资本关系的本体论即资本之事），后者乃是前者的转化形式。生产一般是发展路向，内在标志是“劳动一般”历史思维器官的逐渐成熟。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坚持以劳动或劳动一般考察生产一般，有效避免了生产一般条件的“经济肉身说”。以此推断，人类社会发展第二大形态的实质性在于对“算法社会形态的生产一般”进行人格化，确立劳动力商品的历史形态，据此追溯它的前史和未来之路。既然摆在我们面前的对象仍旧是商品形式的物质生产，那么，应全面审视物质生产的历史幽灵（生产方式）、社会肉身（生产关系）和阶级经济物象（交换关系）。
（八）
所谓人的依赖关系，指的就是原初的共同体；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则为重建的共同体。“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对劳动力商品的主体性描述，因而是第二大形态“从异到恶”的灵魂性规定。
【注：在阶级社会工作区间内，人怎么异化和物质生产怎么发展是同一命题：即所谓“从异到恶”。但不应作为哲学的思考向度。依照鲍德里亚版本的故事，就是人类主体逐渐沦丧，直至悲伤离场的过程。所谓“我交换故我不在”“我生产故我不在”“我符号故我不在”，产生一个恐怖的结局：我镜像，我拟真，“故我在”。后者实际就是现实版本的价值形式的全领域和全球化“统治场”。在这个统治场域内，工资镜和工资恶、资本镜和资本恶是高度一体的。】
“因此，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在这里就像货币和商品的关系一样；如果说一方是财富的一般形式，那么，另一方就只是以直接消费为目的的实体。但是，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而在那种情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由此可见，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6页】
（九）
所谓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所谓全面的关系，所谓多方面的需求，所谓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皆指示资本的再生产体系的运动与构造形式，作为资本消费劳动的结构特征。其伟大文明作用的“工艺逻辑”和“市场逻辑”并未表现出劳动主体任何的发展症候。
第二大形态恰恰是“劳动非发展”时代——尽管它的物质肉身面貌（市民个人或劳动力商品）是取得了长足进步。既然劳动作为使用价值，同样是人类技艺“活的物质承担者”，劳动变换的多方面需要、劳动发展的多方面关系以及劳动能力的全面塑造与培养，就和资本所要求的内容、形式完全不一样。
为此，无产阶级不仅要果断抛弃“绝对平等的工资说”，而且要进一步历史地消灭“劳动力和劳动的区分”的资产阶级分配法权，以“社会主义主体论”发动幽灵学与物象学乃至幽灵学本身（革命幽灵学）与资产者的现象学的路线斗争。要知道，危机显然不作为现象学的考察对象。一旦陷入现象学语境，危机旋即成为内涵歧义、外延不确定的语词，危机的意义仿佛不由自身、不由全过程运动，而由所欲实际解决的对象问题来赋予。
（十）
既然工资劳动具有“二重性”（劳动和劳动异化的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旧需要采用这种经济形式，那么主体危机仍然可能“死灰复燃”。在实质性上，主体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劳动者发展危机，由此引发全过程的危机形态。当下的全球场域乃是经济危机越来越具有全过程运动、全领域覆盖的新特征的再生产体系，全过程域的瓦解性强烈。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危机已然是发展至顶峰形态的历史主体危机。其阶级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不可为继。社会主义必然会使劳动成为理解历史世界“新的思维器官”。主体既然是与危机伴生的主体，出路必然是历史走出“劳动力商品”，走出“工资的统治算法”。劳动力商品的工资规定“姓资”，在于它是资本工资，在于它对算法工资和雇佣工资的统一。
社会主义工资“姓社”“不姓资”。唯物必拜物。通过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生产，通过坚持人民至上的公有制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以“高质量的生活资料”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劳动过程文明规划”为两仪标准，社会主义工资在新时代一定能够走出单纯唯物论的要素肉身主义，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谋划社会主义生产一般的历史唯物主义新意涵。
（系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博导，研究领域为《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来源：昆仑策网【原创】，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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