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九十多年前，毛泽东为总结苏维埃建设中的先进经验，亲赴中央苏区的模范乡才溪乡调研，写下了党百年调查研究历史上的光辉文献——《才溪乡调查》。这一毛泽东调查报告中的经典名篇，以解决当时苏维埃建设中的现实问题为导向，继承并发展了经典作家的调查研究思想和中国古代的调查研究传统，以“红色政权——红色军事——红色经济——红色教育”为核心思路，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敢为人先、亲力亲为、问计于民”的伟大精神，至今仍然有着穿透时空的理论深度和实践伟力，启示新时代的我们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具体表现为要传承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汲取基层建设的历史经验、发扬真心实意的为民思想，助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调查研究；逻辑理路；现实启示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上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要把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作为即将开展的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并长期坚持，切实掌握真实情况和民情民意，使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各项决策部署符合实际、符合客观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调查研究，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内容完整、逻辑缜密，深刻体现了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途径，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优良传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被一以贯之，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超越同时代的其他人，从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高度敏锐认识到了调查研究对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性作用，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并以身作则亲自开展调查研究，写下了多篇影响深远的调查报告。《才溪乡调查》就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名篇之一，不仅展示了才溪乡作为当时苏区模范乡的勃勃生机，为苏维埃建设提供了一个光荣范例，其中所蕴含的调查研究方法及实事求是的思想精神更是为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光荣走向光荣提供了锐利武器。
一、逻辑起点：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的问题导向
习近平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在百年奋斗的历程中，我们党始终牢牢抓住问题意识这个有力支点，致力于立足实际发现“真问题”，联系实际解决“真问题”。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十分注重通过调查研究来发现苏维埃建设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并运用同样在调查研究中总结的经验解决问题。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达到了有史以来的全盛状态，在管辖区域、人口总数、红军数量等方面都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但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蔓延，全盛局面岌岌可危。与此同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局不甘于前几次“围剿”的失败，调集重兵蓄谋发动第五次“围剿”，并展开了更为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从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扼杀苏区。随着军事压力的与日俱增和经济形势的日趋严峻，苏区的干部中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一部分人“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另一部分人则重军事而轻经济，“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这种观点在苏区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而毛泽东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将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有机结合。这也是后来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时特别关注经济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时正值“二苏大”即将召开之际，毛泽东作为主席负责起草苏区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报告。他发扬一贯以来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决定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总结先进经验在大会上推广，以纠正当时苏区内日益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才溪乡是知名的模范乡，树立了民主建设、扩大红军、生产发展等多方面的典范，被《斗争》《红色中华》等报刊广泛宣传。正如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写道：“我们号召全苏区几千个乡一齐学习这几个乡，使几千个乡都如同长冈、才溪、石水一样，成为争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
二、逻辑继承：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的理论基石
恩格斯在阐释“历史合力论”时指出，“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毛泽东就是身处一个古今文化对冲、中西文明碰撞的动荡时代，其调查研究的思想与实践中既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迹象，更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刻烙印。
（一）中国古代调查研究传统的持久熏陶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调查研究的传统，对饱读诗书的毛泽东产生了持久的熏陶作用。早在先秦时期，管仲就提出了“明法审数”的思想，在《管子·问》篇中设计了60多个调查问题，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调查提纲。商鞅则在管仲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强国十三数”。汉代司马迁为创作《史记》也是四处游历以考察风俗民情、收集各种史料。南北朝郦道元的地理著作《水经注》、明代李时珍的中医著作《本草纲目》等同样也是大量实地考察后的产物。毛泽东自幼入私塾读书，即埋下了传统文化的种子，后又入前身为城南书院的湖南第一师范就读。这里与岳麓书院不仅距离上仅有一江之隔，而且在文脉上也是彼此相通，湖湘文化底蕴极其深厚。在恩师杨昌济的引导下，毛泽东熟读船山遗著，深受湖湘文化中的“求仁履实”的务实精神影响，批判继承了近代湘学的知行观。他曾多次游历、寓居岳麓书院，高悬讲堂的“实事求是”牌匾让他记忆犹新，这为毛泽东后来将“实事求是”从治学态度上升为哲学思维乃至思想路线埋下了伏笔，也为他调查研究的方法论提供了世界观基础。
（二）经典作家调查研究思想的科学指引
十月革命发生不久，毛泽东就在北京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更是在陈独秀、李大钊等的影响下阅读了不少经典原著，开启了从“心之力”“圣贤救国”等唯心主义观点向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转变的思想觉醒。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深刻认识到，在中华大地开展革命运动首先就要清楚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马克思恩格斯就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将其作为开创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基本途径，并形成了科学的调查研究思想。青年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研究贫苦群众的物质利益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时，产生了对林木盗窃法的疑虑，于是深入实地进行大量的社会考察，深刻感受到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对立，写下了《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等文章以回击当局。恩格斯早年也在获取了充足的资料后完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著作。而“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的创作也是建立在马克思考察欧洲多个国家走访工厂和农村的基础之上的。为了全面了解工人的劳动状况，年迈的马克思不顾病魔缠身，制定了《工人调查表》。此表分4个部分共99个问题，为后来的调查工作留下了光辉范本。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调查研究思想成果，同时注重将其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种种调查统计后掌握了俄国的具体国情，写下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不忘调查研究，及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以巩固新政权。在谈及在“东方各民族”如何进行革命时，列宁特地强调要“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种任务”。毛泽东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洗礼之后，通过包括才溪乡调查在内的诸多调查研究实践，掌握了中国的具体实际，逐渐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三、逻辑主线：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的核心思路
毛泽东是为总结先进经验以解决当时苏维埃建设存在的问题、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来到才溪乡开展社会考察的，因此《才溪乡调查》重点展示了苏区模范乡才溪乡在各方面创造的荣光。全文共9300多字，分为7个标题，其行文的核心思路可以概括为“红色政权—红色军事—红色经济—红色教育”。这四个部分之间内在耦合，构建起了一个逻辑清晰、契合实际的有机整体，这也是当时进行苏维埃革命的典范思路。也正因为如此，这篇调查报告不仅在当时就传播到了全国，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也曾多次发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红色政权：才溪乡的基层民主建政
才溪乡有着坎坷但光荣的革命历史，是闽西苏区乃至中央苏区最早的红色乡村之一。早在1927年春，才溪就组织了农民协会，后因力量不足两度被迫解散。同年9月，南昌起义部队入闽。1928年3月中共上杭县委正式成立，5月才溪成立党支部。其间才溪先后两次举行武装起义，均不幸失败。直到1929年，由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成功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当年6月，才溪的贫苦工农在红四军的支持下，第三次举行起义获得胜利，终于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并开展土地革命，为闽西添上了一抹鲜艳的红色。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才溪的基层民主建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曾出现过官僚腐化、消极怠工、命令主义、惩办制度等脱离群众的现象。对此，才溪区委开展了“改造苏维埃”活动，取得突出成效。乡苏及各个委员会都十分贴近群众，积极为群众服务，为扩大红军运动(以下简称“扩红运动”)的顺利进行和贫苦工农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关键性贡献。这充分体现了才溪区委的自我纠错能力以及我们党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因而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对才溪基层民主建政给予了高度肯定。
此次毛泽东来到才溪时，乡苏代表会议的选举工作刚结束一个月左右。经过“一苏大”前后的两次民主选举运动后，加上此次选举前进村入户的广泛宣传，群众对此已经十分熟悉。在张贴候选名单时，才溪乡充分发挥了民主监督的作用，群众可以在候选人的名字下面直接注上自己的意见。“受墙报批评的有二十多人，被批评的都是只知找自己生活、不顾群众利益、工作表现消极的。”不仅如此，这次选举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展现了才溪乡在基层民主建政的探索中所取得的优异成果。一是工人权利更加得到彰显，工人代表比例大幅提升。才溪乡是远近闻名的泥木工人之乡，工人家庭很多。这次选举把工人家属也算入工人成份，使得工人代表比例明显上升。二是妇女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女代表数量明显增加。由于才溪乡大部分青壮都加入红军或外出工作，女代表比例也通过补选和此次选举翻了一倍有余，充分体现了苏维埃基层民主建政对打破封建枷锁的重要作用。三是代表人员流动更加通畅，新旧代表人数比例大体相当。落选的前任代表很多，新当选的代表也很多，这些“从土地斗争、经济斗争、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群众”作为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涌入了苏维埃，使得组织更具活力。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上下才溪的选举是一般成功了的……都充分执行了中央政府的选举训令，成为苏区选举运动的模范。”
（二）红色军事：才溪乡的扩红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自此以后，“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逐渐成为我们党领导革命的显著特征。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我们党在苏区开展了三次规模浩大的扩红运动。毛泽东指出，“苏维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武装民众，组织坚强的铁的红军”。但是在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扩红运动中出现了不少问题，造成了苏区人、财、物上的困难。
才溪乡的扩红运动却进行得十分顺利，截至毛泽东走访才溪乡前，《斗争》《红色中华》等刊物上就有二十余篇相关报道。通过实地考察，毛泽东总结经验就是要做到两个“动员”，即“拿经济上的动员配合着政治上的动员”。扩红运动出现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只重视“政治上的动员”却忽视“经济上的动员”。上下才溪各有88%和70%的青壮参军或外出工作。之所以能出现如此热潮，“优待红军家属，是使群众欢喜去并且安心留在红军部队的一个根本工作”。这让才溪乡的青壮们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放心大胆地离开家去参加红军。在此过程中，乡苏及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乡苏下设有“拥护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等委员会，各村都有委员负责此事。劳动合作社规定，调剂劳动力时“群众帮助红属，不要工钱”；消费合作社规定“红属（有证章）照市价减百分之五”，且规定“货缺时，红属先买”“红军家属困难的可赊账”；粮食合作社规定“卖出时先卖给红军家属”“红军家属无钱的……可以借给，割禾后照数归还，不取利息”等。此外还有慰问红军工作，例如在党团支部的动员下，才溪乡的女工农妇们为红军集中了大量的布草鞋等。正因为做到了“从经济上、生产上去彻底解决问题”，才溪乡走出了三千多名红军和十位开国将军，被誉为“红军之乡”“将军之乡”。
（三）红色经济：才溪乡的社会生产发展
回答“革命战争条件下苏区经济建设能不能开展、要不要开展、怎样开展”这一现实问题，是毛泽东开展才溪乡调查的主要目的之一。《才溪乡调查》中“经济生活”占了约一半篇幅，可见毛泽东在考察才溪乡的生产以及群众的生活状况时格外细致。
由于扩红运动的持续进行，才溪乡的青壮大量外出，上、下才溪男子仅占各乡劳动力总数的11%和35%。但劳动力的短缺并没有能够阻挡才溪乡群众奋进的步伐。这离不开才溪乡党团支部、乡苏及其下级委员会的有力推动。通过宣传和引导，才溪乡充分调动起了妇女的生产主动性。妇女们不仅积极地送夫送子参加红军，还发挥了“能顶半边天”的作用，成为莳田耕种的主力军。在暴动前，上才溪只有约三十名妇女能用牛耕作，仅仅数年时间这个数字就增加到了三百。老人和儿童也参加了农业生产，积极开山开岭，辅助农业生产。
在发展生产以及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过程中，带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互助合作组织初现萌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又以劳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最为突出。一是劳动合作社的劳动力调剂有效缓解了劳动力的短缺。需要劳动力帮助时，可以向劳动合作社在本村的委员请工，“委员手里有一个簿子……有人请工，即刻可以分配”，这样做的效果十分明显，“全区粮食，暴动前不够甚远……去年已够食，今年则已有余了”。二是消费合作社的广泛设立大大削弱了“外货”的私卖。全区8个乡就有14个消费合作社，并且涉及的消费品种类众多。上才溪有油盐肉合作社和布匹合作社，下才溪除这两个外还有一个豆腐、糖果、猪子合作社，除了极少量的药、盐还有豆腐之类的土产外，私人买卖基本全区绝迹。毛泽东在当年八月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提到的“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卖十二两”那种“吓死人的剥削”在才溪乡已经得到消灭。三是粮食合作社的合力救济基本消除了“饿饭”的现象。粮食合作社所做的工作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平粜，但与平粜相比具有互助性质，卖出时既不是按市价出售，也不是按平价出售，而是按照略除损耗后的买进价出售，初步体现了其社会主义的特征。
才溪乡农业生产的有序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大幅改善，以及扩红运动的顺利开展，这些从调查研究中所得出的铁一般的事实，给革命战争条件下经济建设是否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这一现实问题以肯定的答案，并为如何开展经济建设提供了“活的榜样”。
（四）红色教育：才溪乡的文化教育普及
1930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到才溪乡时就强调了识字的重要性。自此以后，才溪乡就掀起了群众性的文化教育普及运动。时隔三年，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的最后一部分详实地描述了才溪乡文化教育开展的具体情况，可见毛泽东对文化教育的一贯重视。
注重对象的广泛性和方式的层次性是才溪乡文化教育普及的显著特点，同时也是能够取得突出成绩的重要原因。才溪乡文化教育普及的对象不仅包括了六至十五岁的儿童，还包括了留守的妇女、老人和已经工作的人群，覆盖了才溪乡几乎所有的群众。才溪乡对不同的群众开展了不同层次的文化教育。一是面向儿童的日学和劳动学校。上才溪全乡六至十五岁儿童共有323人，有141人上日学，37人上劳动学校。在当时战争状态下条件艰苦的苏区农村，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可谓是一个奇迹。二是面向妇女、老人等的夜学、识字班。夜学的学生主要是妇女，彻底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枷锁，进一步实现了妇女的解放，让妇女和男子一样成为生产发展和社会变革的主力军。另有因为年迈和被工作或小孩牵累的，可入识字班学习。三是用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俱乐部、读报团、识字牌和墙报等。俱乐部内有新剧团，用唱歌跳舞演戏的形式宣传革命。读报团的主任逢圩日（五日一圩）读《斗争》《红色中华》及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文件材料，听众少则五六十人，多则八九十人，在群众中影响很大。
《才溪乡调查》沿着“红色政权—红色军事—红色经济—红色教育”这一逻辑主线，以写实的笔法和详尽的内容，展现了才溪乡在基层民主建政、扩红运动、社会生产发展和文化教育普及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遵循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反映革命战争条件下苏维埃建设的一篇光辉范本，成为有力驳斥“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一把利刃钢刀，成为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乃至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座不朽丰碑。
四、逻辑要义：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的精神特质
才溪乡调查是毛泽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一次伟大实践，《才溪乡调查》这篇调查报告就是在这一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伟大文本，两者之中都贯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拥有着突出的精神特质，具体表现为“实事求是、敢为人先、亲力亲为、问计于民”的才溪乡调查精神。
第一，实事求是的精神。由于王明“左”倾错误在苏区的蔓延，当时党内许多同志不结合实际而盲目学习本本，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盲动主义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现象时有发生，以致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全盛局面岌岌可危。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错误，提出了“中国的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的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他在《才溪乡调查》中用铁一般的事实，回答了革命战争条件下经济建设是否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这一现实问题，回击了那些教条主义者们只顾本本、不顾实际的“闭眼瞎说”。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通过调查研究从客观存在的事物中发现规律，并积极地运用规律改造客观世界，体现了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第二，敢为人先的精神。与“左”倾教条主义者不同，毛泽东从来不认为本本里面已经给出了所有问题的答案，而是要掌握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再结合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在面对党内关于道路问题的分歧时，即使处于下风逆境和孤立无援的状态，也不盲从权威，不畏惧他人给自己扣上的“右倾”帽子，而是坚持真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敢为天下先，充分体现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执着信念。
第三，亲力亲为的精神。“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毛泽东自幼在湖湘传统文化的熏陶中长大，又于青年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仰，对实践的观点有着深刻透彻的领悟。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谈及调查研究的技术时，他就特地强调“要亲身出马”“要自己做记录”“假手于人是不行的”。同时，毛泽东以身作则，在戎马之余不辞辛苦从瑞金长途跋涉来到才溪乡实地开展考察，亲自主持召开区乡干部、工人代表、贫民代表、耕田队长等人参与的各种座谈会，仔细提问并鼓励大家热烈讨论，最后自己亲笔记录。这样的调查工作，资料来源自然真实可信，得出的结论也让人不得不信服。
第四，问计于民的精神。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都是无穷的，任何领导干部想要做出正确的决策、提升自己的能力，都必须俯下身来像小学生一样拜人民群众为师，虚心向人民群众请教。在才溪乡，被毛泽东请来开座谈会的，既有乡苏的主席、部长，更有耕田队队长、工人和贫农。毛泽东都十分和蔼、谦虚地向他们请教。为深入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毛泽东与农民同吃同住，有空时还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一边干活一边和群众谈心，受到了才溪乡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百余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问计于民的精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作风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逻辑赓续：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的现实启示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上强调，“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尽快熟悉情况，持续加强学习，提高履职本领”。其中“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这三个“深入”，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以这三个“深入”为切入点，深度挖掘《才溪乡调查》这一经典文本，对于赓续其当代价值大有裨益，足以给予新时代的人们更多的思想启迪与现实启示。
（一）深入实际：传承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
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进而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途径，是我们党百余年来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光荣走向光荣的重要法宝，是我们党一贯的优良作风。毛泽东以调查研究的伟大实践以及所形成的伟大文本和伟大精神，点燃了我们党调查研究优良作风的“星星之火”。新时代我们更要学习其中的科学态度和正确方法，确保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代代相传。
第一，掌握“解剖麻雀”的方法。“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抓住典型、解剖麻雀，一向是毛泽东所倡导的科学方法。才溪乡是知名的模范乡，创造了民主建设、扩大红军、生产发展等方面的典范。毛泽东之前也曾两到才溪乡，对当地的情况十分熟悉，所以选取了才溪乡作为调查研究的先进典型，实地考察后的结果也验证了毛泽东的先见之明。才溪乡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让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形成了一系列革命战争条件下开展苏维埃建设的先进经验，对整个苏区几千个乡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掌握“开调查会”的方法。毛泽东曾专门提及过“调查的技术”，基本是围绕“开调查会”展开的，可见开好调查会对调查研究顺利开展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在才溪乡开调查会时，参会对象十分广泛，包括乡苏的干部、耕田队长、贫苦工农以及妇女代表等等。毛泽东总是亲切和蔼地向大家提问，平易近人的态度受到了大家的一致欢迎。在调查会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一直亲自记录，从不假手于人。他还积极引导大家热烈讨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
第三，掌握“十中取一”的方法。毛泽东指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这无疑是要抓住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一个极其形象化的表达。在实地考察时，可以调查的事物一定是种类繁多的，要善于从中找出最为关键的事物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如此“十中取一”才能真正拥有发言权。毛泽东此行才溪乡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回答革命战争条件下经济建设是否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这一现实问题，所以毛泽东着重调查了才溪乡的经济生活状况，可谓是抓住了要害，这也是《才溪乡调查》后来能引发强烈反响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深入基层：汲取基层治理的历史经验
才溪乡是苏区几千个乡中的一个，是基层的苏维埃政权。基层如果治理好了，将树立起一个政权的牢固根基。但是基层治理的难度极大，尤其是在结构松散的乡村地区。而才溪乡的基层治理却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虽然时隔多年，社会条件发生巨变，但其中基层治理的历史经验却依然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第一，提高基层的民主程度。基层治理的顺利进行，离开广大人民群众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采用更加民主的方式，才能让人民群众更为清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才能更好地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溪乡苏的代表都是群众投票选举出来的，是真正代表了才溪乡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才溪乡的选举充分适应了当地是泥木工人之乡这一特点，将工人家属也算作工人成份，并在工人成份中“每十三人举一代表”，这样一来代表总数中工人代表的比例大幅增加，能更好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在张贴候选名单时，群众可以在候选人名下注上自己的意见，一般是注“好”“不好”或“积极”“消极”等，有时还会注上“官僚”等，群众的意见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不仅是在选举过程中，在之后如果有代表的表现不好，会被批评甚至开除，由此可见才溪乡的民主化程度之高。
第二，增加基层的组织密度。健全制度体系的本质就是增加组织的密度。才溪乡之所以能在艰苦条件下取得多方面的成就，离不开健全的制度体系，离不开极高的组织密度。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组织法中只规定了省、县、区、乡的四级制度，才溪乡创造性地建立了村的代表主任制度，并让每个代表都管辖同村一定数量的居民，即代表与居民发生固定关系的做法。毛泽东高度赞扬这一创造“是苏维埃组织与领导方面的一大进步”，并指出原先的四级制度应扩大为五级，即增加村一级。此外，才溪乡苏还根据实际需要下设了一系列委员会，执行拥护红军、优待红军家属、选举、查田、劳动等具体工作，已经成为才溪乡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毛泽东通过调查指出：“乡苏维埃下许多委员会的组织及其领导，成为乡苏工作的重要一部分……这一制度的明确的统一的建立，将使苏维埃与民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将使一切苏维埃工作的执行得着雄厚的力量。”才溪乡苏通过这两个途径极大增加了自身的组织密度，实现了在松散乡村的高效治理。
第三，加强基层的动员效度。能否把群众动员起来，是决定基层治理能否成功的重要一步。才溪乡在选举大会召开之前，就开展了许多宣传工作，让群众更加主动参与选举。一方面，在选举大会之前，党团员、少先队、儿童团、工会、贫农团、妇女会、互济会、反帝同盟等都开会进行了动员。另一方面，宣传队到各村以白天演讲、晚上唱戏的形式开展宣传。之后的选举大会上选民到会百分之八十，甚至出现了老人撑着棍子到会的盛况。此外，在大会上还卖出了数千元的公债，不少人当场报名参加了红军。选举大会的成功举办，离不开才溪乡苏及委员会的强大动员能力。
（三）深入群众：发扬真心实意的为民思想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为民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为民思想既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群众观一脉相承，又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更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发展。纵观毛泽东为民思想的发展历程，正是不断地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的伟大实践在其中刻下了真心实意的鲜明印记。
第一，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看起来是两样不同的事物，但其内在本质是相通的，一旦贯彻到实践之中就会成为同一个过程。如果不开展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就失去了现实路径；如果不坚持群众路线，调查研究就失去了现实对象。两者密不可分，只是所属的范畴不同，群众路线属于历史唯物主义范畴，调查研究属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范畴。所以，毛泽东才溪乡调查这一伟大实践本身就是坚持群众路线的光辉范例。其目的是证明开展生产建设、保障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是可以同时进行并相辅相成的，体现了“一切为了群众”；其过程是一次在才溪乡工农大众的帮助下开展的实践活动过程，体现了“一切依靠群众”；其精神是问计于民、获智于民，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其结果是最终形成了“二苏大”上的一篇报告，引发强烈反响并一直影响至今，体现了“到群众中去”。
第二，重视群众利益。在群众的诸多利益之中，最为关键、最为根本的就是群众的经济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尤其是在生活困难的年代，群众更加关注自己的经济利益，因为这涉及温饱这一生存底线。所以，重视群众的经济利益是真心实意为民的极好见证。在《才溪乡调查》中，篇幅占比最大的就是“经济生活”，足足接近一半，记录得极为详细，可见毛泽东对群众经济利益的重视。除经济利益外，还需要重视群众的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而这两者在文中均有涉及。才溪乡群众在党团组织、乡苏及其委员会的动员下，积极参与代表选举，其盛况被称为“苏区选举运动的模范”。才溪乡不仅妇女儿童的受教育权利得到了相当的保护，群众的文化生活也十分丰富，俱乐部、读报团等都会定期开展文化活动。
第三，贴近群众生活。“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真心实意的为民思想的重要表现就是要注重细节，从点滴出发，贴近群众的日常生活，关注柴米油盐等群众最基本的需求。在《才溪乡调查》中，毛泽东对于群众日常生活状态的描述可谓是事无巨细。米、肉、衣、盐、油等群众日常生活的主要方面从暴动前后再到当年的变化情况都调查得清清楚楚；谷、猪肉、鱼、鸡、鸭、鸡蛋、鸭蛋、猪油、石灰、豆子、烟、茶叶、菜油、纸、木、木油、布、铁、盐、洋油、柴火、毛洋、现洋等二十余种苏区主要物品的价格波动情况也是记录得明明白白。在真心实意的为民思想下，民生问题从来都不是空泛抽象的，民生问题的解决也从来不是大而化之的，而是要实实在在地从群众日常生活的细节出发。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者自然是看不到这些细节的，只有贴近群众生活的人才能看到，才能真正地为群众谋福祉。
六、结语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是伟大实践、伟大文本与伟大精神的有机统一。作为一场理论联系实际的调查研究实践，才溪乡调查已逾九十年。但在这一实践中所形成的文本《才溪乡调查》一直流传至今，并留下了一座熠熠生辉的精神丰碑，给予新时代的人们正确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深刻启迪与现实启示。而今，重温这一时代经典，不仅可以回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峥嵘岁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可以从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为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追溯历史渊源、夯实理论基础、淬炼思想武器，从而为应对新事物总结新经验、看待新形势提供新思维、解决新问题找出新办法，不断推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稳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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