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辩证法，就是赶毛驴上坡。
1936年西安事变后，毛主席在陕北红军大学作报告，为了让将士们懂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全面抗战的关系问题，他借用陕北老乡们赶毛驴上坡的例子说：“老百姓让毛驴上坡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对待蒋介石在抗日的问题上，我们就像是对毛驴上坡一样，他不愿上山，不愿拿枪打日本，我们怎么办呢？就得向老百姓学习，采用对付毛驴的一套办法，拉他和推他，再不干就打他一下。西安事变就是这样，打了他一下，他会上山抗日的。”他借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事业成败的关键：
胜在辩证思维，败在形而上学思维。
提起形而上学思维，中国古代有守株待兔、刻舟求剑之类妇孺皆知的寓言故事。这种思维方式之所以会导致失败，在于它以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并且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
拥有这种思维方式的人，即使知道“唯一不变的是变化”这条至理名言，也把社会发展的原因归结为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
中国古人对思维规律研究甚少，直到毛主席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改造传统辩证思维，才改变了中国人观察和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跟方法。毛主席说：“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因此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
他强调，对事物要一分为二地进行分析，对事物的变化则要进行内因与外因的分析。
经过长期的宣教，无论是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还是贩夫走卒、基层官兵，许多人都学会了这样的思维方式，他们拿个小本子，记录一天以来有哪些优点，哪些缺点，应该继续保持什么，应该抛弃什么。
毛主席把这种分析叫做批评，要求不仅要分析自己，也要分析别人。他把这种方式用于全党，让大家学会把握事物的两重性，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找出好的光明的一面和不好的黑暗的一面，形成了“团结——批评——团结”公式，提升了党的战斗力，为党最终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对于内因与外因的分析，他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意思是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事物与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则是第二位的原因。
比如，在适当的条件下，鸡蛋可以孵出小鸡，但无论外界条件如何，石头不会变成小鸡。
这样一来，辩证的思维方法就是处理好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处理好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
首先，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间的矛盾反映到党内，就是不同思想和斗争经常在党内发生，而“有无相生，难易相成”，正确的东西总是在于错误的东西作斗争中发展起来。
毛主席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揭示出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将矛盾看作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形成了他不怕矛盾、欢迎矛盾、善于斗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品格。
其次，处理好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需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处理好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我党早期面临的困难重重，面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时代课题，吃过“洋面包”的人们似乎更有说服力，“山沟沟”里自然飞不出纯正的马列主义。但毛主席把辩证法用活了，他写下《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等光辉著作，处理好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整改具体实践的关系，用辩证思维把广大干部的目光、思想和实践带回深厚的中国大地，终于开辟出一条前所未有的宽广大道。
再次，处理好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是为了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反者，道之动”，矛盾双方各以对方的存在为条件，又可以相互转化。
在矛盾上产生的世界，自然需要以辨证思维去认知与改造。推动事物的发展，就不得不以矛盾为靶向，使主观意识反作用于客观，认识矛盾、利用矛盾，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促使事物由量变到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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