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思考问题时，究竟是用由古及今、又今溯古的历史思维呢，还是应该用就事论事 、只管眼前的“眼前”思维？这个重要问题，国共两党在内战时就给出了答案：
胜在历史思维，败在“眼前”思维。
中国的道理都在历史之中。历史思维，说的就是历史的逻辑、现实的状态和发展的潮流，要解答“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哪里？我们走向何方？”这个根本问题。
1916年，青年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说：“居数千年治化之下，前代成败盛衰之迹岂少，应如何善择，自立自处？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之徒，奈何皆不足为前车之鉴？史而有用，不至于是。”意思是袁世凯这些人如果吸取历史教训，也不会遗臭万年了。
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主席认为，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方法就是历史思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1937年8月，毛主席运用历史思维研究哲学问题，创作了《矛盾论》，开篇就考察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指出唯物辩证法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产物，“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
《矛盾论》对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历史作了详尽、深入的考察，把中国革命区别为资产阶级领导的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指出革命性质没变、根本任务没变，领导阶级却发生了变化。
毛主席把辛亥革命以来的20多年划分为几个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对各个阶段中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变化、矛盾的各个方面作了具体、历史的考察分析，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中国革命几个具体历史阶段的不同表现，展现两党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情况，剖析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深刻原因。
有人曾问过毛主席如何来读历史？他回答：“中国史应当特别留心兴亡之际，此时容易看出问题。太平时代反不容易看出。西洋史应特别留心法国大革命。”
1942年3月，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提出了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古今中外法”。他指出：“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他总是带着问题意识，把历史看作经验与理论的科学总结。他认为掌握历史思维的目的在于总结历史经验，从中提炼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现实，指引未来。他说：“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关注正在发生的事、走中国的路，是毛主席以历史思维战胜国民党的关键。
那么，“眼前”思维是怎么失败的呢？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却不懂得借鉴历史、逆人心和潮流而动，执意发动内战，又在战略上只顾一时、战术上呆板保守，处处丧失主动性，终于在短短几年内耗尽优势、兵败山倒。
这种典型的被眼前胜利和荣耀冲昏了头脑，只剩下“眼前”思维的人，焉有不败之理？
而作为对手的毛主席，则基于对中国历史的透彻理解，写下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名言，决定了蒋家王朝覆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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