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这篇光辉著作，是为了满足当时思想上、政治上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建立了一种认识论秩序，同时也宣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话语权的建成。
传统中国，因发达的农耕文化，天命论主宰着人们的思想。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极度迷信，形成了信天、信鬼神的心理结构。急需当头一棒，把尚在迷梦中的人打醒，把思想改造的有限主动变为全面主动。这种心理，体现在学习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就是照搬照抄、不知变通。这一点，博古说得好“凡是马恩列斯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执行”。
对于“吃过洋面包”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先生们，前有苏联成功的先例，照着苏式马克思主义道路走最轻松、最保险，这是一条宽敞的路，选择走这条路就不容易犯错，且受人推崇，前途也是无比乐观。而有的人却在“山沟沟里摸索”，选择一条实践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则有风险、有牺牲，时刻面对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条路上的人，如同选择进“窄门”，受人排斥，前途黯淡。
然而，经历过多次失败后，在刀光，血光，火光，泪光之中，不少人恍然发现照搬苏俄模式行不通，仅有的那几次成功，都是依据“从山沟沟里出来的经验”得来。
马克思本人都说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把“万能钥匙”。许多革命者嘴上背诵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这样的人占主流的背景下，很快就招致了严重的后果：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根据地丧失殆尽，中国工农红军被迫“长征”。经历过血的教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终于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
明明是真理，也有人实在成功过，为什么搞教条主义就不行呢？因为即便是揭示普遍性规律的理论，也受写作时的环境、得出结论的条件、本人的认识程度影响，但运用这个理论的时间和空间却是变化的，况且，人类理性本身决定了不可能完全认知对象本身。因此，照搬照抄，必定产生严重误差。
遵义会议以后，为了破产教条主义、完善中国式革命道路的理论基础，以拥有革命的共同语言，形成新的主心骨，构建中国革命话语权体系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实践论》就是为了完成这个重大理论任务而“非写不可”。它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根本，阐述真理，澄清谬误，要求在实践的检验下把握好一个“度”，既反对保守主义的“右”的错误，又反对冒险主义的“左”的错误。在分析此两种错误倾向的基础上，提出“右”倾和“左”倾都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经过这样一驳斥一分析，正确的道路就自然出现了。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这是我们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且活用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时代命题时，附加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让老百姓喜闻乐见”几个条件，简言之，就是让马克思主义从实质上与形式上都“讲中国话”，最终成为中国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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