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邓选》第二卷《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

　　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2

　　什么是上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

　　根据东方直心《毛泽东大传》，1967年5月1日，毛主席接见了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他说：

　　“所谓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嘛！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这都叫‘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做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

　　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呢？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1955年）10月9日审阅彭真准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发言稿，在发言稿论述“四大自由”处，加写：“所谓‘四大自由’，即土地租种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这是一种明显的资产阶级的纲领，这是一条明显的富农路线，这是同我们党的限制资产阶级和限制富农的路线完全不相同的。他们不是限制资产阶级和富农剥削自由，而是用法令允许资产阶级和富农可以进行无限制的剥削，并且加以提倡。”

　　195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第1版《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这种辩论在不少乡村已经开始进行。辩论的结果是：帮助了广大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进一步地弄清国家和农村中的大是大非，说明了当前国家所实行的各项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说明了资本主义道路只能使极少数人发财，使大多数人贫困和破产，而社会主义才是劳动农民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唯一出路。部分富裕中农留恋资本主义道路，不满意国家所实行的某些根本政策，但在辩论中，也觉悟到他们中间如果在旧社会里面靠投机倒把、能够侥幸发财的人也不过百分之一、二，而大多数还是不可能成为富人。曾经有不少人怀疑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但群众辩论的结论却是：这个政策好得很，不这样，就得有很多人在粮食商的操纵下挨饿以至家破人亡。那些继续从事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辩论中，进一步地被揭穿，受到群众的打击。对于那些游手好闲、不务劳动的人，群众也主张给以必要的约束。总之，这种辩论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纠正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发扬了正气，压倒了邪气。

　　关于共同富裕，请见笔者之前文章：《邓选》（四十六）先富，共富，两极分化

　　《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第1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

　　周总理说，我国的现实政治生活反复地教育了我们。当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过了不久，就是在一九五七年，出现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出现了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打退了这次进攻。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在我国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国内的阶级敌人又一次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又出现了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当时，有不少的人在国内问题上积极鼓吹什么“三自一包”（指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企业，包产到户）、“单干风”（指恢复个体经济）、“自由化”、“翻案风”以及在统一战线方面的投降主义，在国际问题上宣扬“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援要少）。他们用这些资产阶级观点、修正主义观点，来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对外政策总路线相对抗。

　　......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内，就一系列原则性问题进行了大论战。这个大论战的性质是：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究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还是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为资产阶级以至地富反坏右服务？究竟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究竟是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还是鼓吹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目前，这些论战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

　　1989年9月5日《人民日报》第5版《大学生的误区与社会的误导——风波过后的回顾、反思与启示》：

　　1988年的“《河殇》热”、“东欧、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讨论热”在大学生中悄悄地滚动，发展到冬天，一些高校政治性讲座、讨论、“民主沙龙”开始活跃起来。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跑到高校发表演讲，鼓吹“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同时，“新权威主义”也在高校成为一个新鲜的话题。随之引起的是学生中盲目的政治情绪在升温。

　　从上述资料中国可以看到，社会主义道路是走公有制、集体化的道路，资本主义道路是不要公有制、不走集体化，走私有化的道路。

往期回顾：国民党反动派以“国营”经济为绝对主体，它是社会主义吗？

　　3

　　中国当时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什么样的呢？

　　1975年4月1日《人民日报》第1版《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看一看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

　　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由于这二十五年来，我们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这五种私有制，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我们取得的这些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以上数字就可以看出，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

　　4

　　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道路是什么样的呢？

　　由毛主席亲自指挥并审阅修改，邓小平负责主持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之第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这个问题，不仅是判断南斯拉夫国家的性质的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沿着南斯拉夫的道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一九五三年，铁托集团公布条例，规定“合伙的公民”有权“创办企业”，“雇用劳动力”。同年，铁托集团公布法令，规定私人有权购买国家经济组织的固定资产。

　　一九五六年，铁托集团从税收政策等方面，鼓励地方政权扶植私人资本。

　　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规定，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利。

　　一九六三年，铁托集团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又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这个宪法规定，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用劳动力。

　　在铁托集团扶植下，南斯拉夫的城市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像雨后春笋似地发展起来。

　　据贝尔格莱德官方出版的《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统计手册》的材料，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已有十一万五千多家。实际上，许多私人企业主并不是什么“手工业者”，而是典型的私人资本家。

　　铁托集团承认，虽然按照法令，私有者有权最多雇用五名工人，但是有些私有者雇用的工人却高出十倍以至二十倍以上，有的甚至雇用“五百个到六百个工人”。有些私人企业每年的流通额，达到一亿第纳尔以上。

　　南斯拉夫《政治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透露说，这些私人企业主往往还是“大企业主”。“这些私人企业主的网散布得多广，他们拥有多少工人，是很难确定的。按照法律，他们有权雇用五个工人帮助他们工作。但是据熟悉内情的人说，这五个人其实是五个包工头，而这些工头又有一些‘低一级的工头’”。“这些包工头往往是一些不再劳动而只是下命令、订计划，坐着汽车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并签订合同的人”。

　　从私人企业主获得的利润，也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世界报》说，“某些私人手工业者每月的纯收入达到一百万第纳尔”。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贝尔格莱德《新闻晚报》说，贝尔格莱德有“一百一十六家私人企业主在去年都获得了超过一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有的企业主在一年内“得到了约七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按照官价汇率折算，近十万美元。

　　在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业企业，私人服务企业，私人商业，私人房产业，私人运输业，而且还有被称为“私人银行家”的高利贷者。这些高利贷者公开活动，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这样的广告：“出借三十万第纳尔，三个月为期，归还四十万第纳尔，需要抵押品。”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呢？

　　3.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泛滥

　　我们再来看一看南斯拉夫农村的情况吧。

　　是不是像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在那里也已经没有资本家了呢？

　　不，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泛滥，在农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本来，南斯拉夫在战后初期曾经实行过土地改革，也组织过一批农民劳动合作社，但是基本上没有触动富农经济。

　　从一九五一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这是铁托集团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严重步骤。到一九五三年底，这种合作社由一九五○年的六千九百多个，缩减到一千二百多个。一九六○年，又缩减到一百四十七个。南斯拉夫的农村，是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

　　铁托集团公开说，集体化在南斯拉夫是行不通的。他们恶毒地咒骂“集体化和剥夺是一回事”，集体化是一条“最长久地保持农奴制和农民的贫困”的道路。他们还荒谬地主张把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赛的基础上”。

　　铁托集团在解散大批农民劳动合作社的同时，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这种政策之下，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滥，农村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这是铁托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的两极分化，首先表现在土地占有情况的变化。南斯拉夫前农林秘书科马尔承认：一九五九年，在农村中，占地五公顷以下的贫苦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他们拥有的耕地，只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富裕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他们拥有的耕地，却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科马尔还承认，每年进行土地买卖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左右。出卖土地的农户，多数是贫苦农户。

　　土地集中的实际情况，比上面的材料要严重得多。据铁托集团的喉舌《战斗报》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透露：在一个县，就有“成千农户拥有大大超过法定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土地”。在比耶利纳区，“发现有五百家农户拥有十公顷到三十公顷的田产”。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耕畜和农具占有的悬殊。在主要产粮区的伏伊沃丁那省的三十万八千农户中，有百分之五十五没有耕畜。拥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占这个地区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点七，但他们的耕犁只占耕犁总数的百分之四点四，平均每二十户才有一张犁。这个地区的富裕农民，不仅拥有大量耕犁和畜力车，还有一千三百多台拖拉机和大量的其他农业机器。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雇佣劳动制和其他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发展。

　　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透露，一九五六年，塞尔维亚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农户，有百分之五十二使用了雇佣劳动。

　　一九六二年科马尔说：有些农户的主人近年来“在强大起来，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如下的活动获得收入：非法经商，不仅加工自己的产品、而且加工别人的产品，酿私酒，通过买地或者经常是租地、假分家、侵占或隐匿公有土地等办法，占有超过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农地，用各种投机办法购买拖拉机，通过代耕剥削邻近的贫苦农民”。

　　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日《战斗报》说：“所谓善良的生产者”，“是租种他人土地、雇用劳动力的人，是有经验的商人”。“这些人不是生产者，而是企业主。他们中间有些人整年都不拿锄头。他们雇用劳动力，而自己只是巡视田间，做做生意。”

　　在南斯拉夫农村中，高利贷者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其利息往往在百分之百以上。此外，还有所谓劳动力包买主，利用失业者的困境，从事中间剥削。

　　大批丧失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据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的《政治报》的材料，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全国只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的货币收入，大约有百分之七十是靠出卖劳动力获得的。他们遭受重重剥削，过着悲惨的生活。

　　事实说明，在南斯拉夫的农村中，剥削阶级占据着统治的地位。

　　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

　　4.苏联的特权阶层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

　　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

　　赫鲁晓夫篡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后，苏联的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赫鲁晓夫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

　　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斯大林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打开了闸门。

　　赫鲁晓夫用所谓“物质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极小部分人同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之间的收入差距，扶植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子，使他们更放肆地利用职权，侵占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

　　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赫鲁晓夫攻击社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说它是“官僚主义的”、是“不必要的”。他热中于向美国农场主学习，提倡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扶植富农经济，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赫鲁晓夫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

　　赫鲁晓夫所实行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种路线下，不仅旧的资产阶级分子猖狂地活动起来，而且在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中，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中，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产生出大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

　　目前在苏联，新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在数量上空前地增长了，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有了根本的变化。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前，他们在苏联社会中并不占统治地位，他们的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和打击。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随着赫鲁晓夫逐步地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就在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占据了统治的地位，形成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

　　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5

1967年7月26日人民日报第3版《红星大队结合本地阶级斗争史开展专题大批判 忆苦——狠批xxx复辟资本主义 思甜——永跟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专题大批判一开始，这个大队的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就一段一段地回忆解放十八年来本地本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过群众回忆，摆出了本地本村阶级敌人阴谋篡夺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量罪恶事实。这个村的地、富、反、坏分子，在土改斗争时，他们写下变天账，一有风吹草动，就蠢蠢欲动；合作化时，他们毒害耕畜，企图搞垮合作社；人民公社化时，他们大造“公社不如合作社好，合作社不如互助组好，互助组不如单干好”的反革命舆论，企图复辟资本主义；

　　1967年4月8日人民日报 第4版刊载了美国人李敦白写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

　　去年六月，我又到了延安，同那里的一些老同志和青年座谈时讲到，以前，美共在南方的党，很小，但很坚强。南方党员入党搞革命，几乎每个人都挨过打，坐过牢，受过压迫。组织从来没有瓦解，能坚持下去，有一定的发展。三K党的迫害，没有能消灭它；政府的镇压，没有能消灭它；派进去的一些特务的破坏，也没有能消灭它。但是后来党和它的群众组织一下子消灭了。这是美共变成了修正主义以后，下命令要我们自己动手解散的。我到中国以后，每当回想起这些，心里就很气愤。我们的党，不是帝国主义从外面把它压垮的，而是敌人在我们内部培养修正主义，从内部把它搞垮的。那时我们不懂得反对奴隶主义，不懂得如何区别资产阶级盲目的纪律和无产阶级自觉的纪律，也不懂得造反，当然也就没有顶住这股修正主义的反革命逆流。怎样找一个防止党内出修正主义的根本办法呢？我一直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刚解放以后，我开始形成一个想法，就是要把毛泽东思想，要把马列主义真理，与自己国家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样，就可以防止出修正主义，就是出了修正主义，也能够战胜它，打倒它。在当时可以说只是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对这个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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