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医学隐喻既是贯穿马克思思想史的独特阐述方式，也是表征马克思思想本义的关键载体。立足医学隐喻传统及社会有机体认知，马克思构塑了完备的医学隐喻体系，运用“瘟疫”“寒热病”等疾病类词汇喻指普鲁士社会制度、德国观念论、英国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理论与现实问题，运用“金鸡霜”“解剖刀”等药物类、治疗工具类词汇喻指对社会问题或意识形态式的、或暂时的、或彻底的解决方案，藉此，马克思对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历史等进行了深入反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笔下的医学隐喻从一种隐晦表达的思想修辞“进化”为成熟的社会医学观，基于工人阶级疾病问题分析，马克思以医学领域之面映射资本主义社会之体，为无产阶级指明解放道路，强调通过开展阶级斗争彻底消灭私有制，不仅在社会医学方面能够改善“工人病”产生的恶劣环境，更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健康的身心条件。
梅林曾言，“马克思在语言的惊人的形象化方面，也是可以和最伟大的‘譬喻大师’莱辛、歌德和黑格尔媲美的。莱辛说过，在完美的叙述中，概念和形象应当像夫妇一样地互相结合在一起，而这一点马克思是很懂得的。”从马克思文本著述中对医学隐喻的使用来看，梅林的这一评价不无道理。据统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涉及诊断学、解剖学、生理学等医学类的论述有一百三十多篇,其中近一半文本以隐喻修辞形式呈现出来。藉由以疾病隐喻为主体的医学隐喻，马克思揭露、批判以及解答普鲁士社会政治制度、英国政治经济学内在矛盾等社会理论与现实问题。由此，医学隐喻在马克思那里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而且是一种认知手段。换言之，医学隐喻既是贯穿马克思思想史的一种独特的思想阐述方式，也是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窗口。
一、医学隐喻的传统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
“隐喻”(metaphor)是希腊语“伴随”(meta)与“携带”(pherein)的合成，关于隐喻最早的定义出自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所提“隐喻字是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作隐喻，或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借用类同字”,即说隐喻是一种以他物之名名此物之实的修辞手法。隐喻由喻体和本体构成，喻体可以取自有反映大类概念的“属”,如“神话隐喻”,亦可取自反映大类下某一小类的“种”,如“丘比特隐喻”。在庞大的隐喻谱系中，医学隐喻占有一席之地。人类历史总伴之以疾病史，所有人类社会都有一个医学主题即生老病死。20世纪上半叶，E·E·埃文思-普里查德的《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与魔法》、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等从宗教民俗视角剖析疾病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揭示出医学生物学与社会学历史学之间的内在联结。20世纪下半叶，苏珊·桑塔格出版《疾病的隐喻》一书并提出“疾病隐喻”概念。自此，以疾病隐喻为主体的医学隐喻正式进入大众视野，医学隐喻传统也由此揭开。
医学隐喻传统与医学史一脉相承，大约经历了两个典型发展时期。古希腊至中世纪，医学隐喻主要以瘟疫为喻体，喻指具有神学和宗教学色彩的“罪恶”与“惩罚”。《伊利亚特》开篇描绘的希腊联军瘟疫肆虐画面，就是天神对联军统帅阿伽门农抢夺阿波罗神宙祭祀女儿的惩罚，《出埃及记》中叙说的“畜疫之灾”“疮灾”等十大瘟疫同样是神对人的惩罚。总之，在这一阶段，由于人类知识储备不足，对疾病无法作出科学解释，只能以神的想象来理解世界。进入近现代后，疾病中蕴涵的超自然因素慢慢退场，代之以科学的自然原因释解。与之相应，医学隐喻也从喻指神秘的惩罚发展到喻指社会问题。这一阶段，医学隐喻使用者不赋予疾病以自身特定的逻辑，而是将特殊疾病作为一般疾病的样本，藉由疾病隐喻表达自身对社会的愤怒。例如，莎士比亚使用“溃疡”“疮”“瘤子”等不同的疾病称呼时，他笔下各种不同的疾病统一喻指社会的无序状态，抨击“国家呻吟在虐政之下”。在整个19世纪，医学隐喻传递出人们对社会问题强烈的不忿，“本来被认为像健康一样是自然之一部分的疾病，成了任何‘不自然’之物的同义词”。如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批判存在于西班牙和西藏的隐修生活方式，认为这是“一种痨病”,它“扼杀生命”“削减人口”“在欧洲成了灾害”。葛兰西在《社会主义与文化》中谴责将文化视为百科全书似的知识的思维习惯，认为这种思维形式下产生的文化是一种“无情痛斥的虚弱和苍白的唯理智论”,其“比之结核菌和梅毒菌对人体的美和健康带来的破坏作用更大”。
纵览医学隐喻传统，近代政治哲学家格外热衷于使用医学隐喻。社会秩序是政治哲学家十分关切的议题，他们往往会预设一种国家均衡状态，国家失衡则被喻化为某种疾病，关于疾病的治疗是不同政治哲学家开出的治国术，政治哲学中“基于某种医学类比的思想，全都关乎这一问题，即合宜的治国术能够防范致命的混乱”。马基雅维利为国家之疾开出“预见”疗愈方案：疾病“在发病之初易于治疗，却难以发现；而如果它既没有在合适的时候被发现，又没有依据正确的原理加以治疗，那它就会变得易于发现，却难以治疗了”,国家大事亦是如此，需在国家病症出现前早有预见进而迅速祛除早期滋生的邪恶，否则等到病症恶化就回天乏术了。霍布斯为国家之疾开出“理性”治疗术：一个国家内部混乱正如患疾一般，这是意志的失败，而“如果人们真能使用他们所认为拥有的理性，他们就能保证国家的安全，至少不被内部疾病而毁”。与上述两位政治哲学家相反，沙夫茨里勋爵则为国家之疾开出“容忍”药方：治疗国家疾患需要容忍一定的非理性，对政体不应该过多施以药石，“必须让人类的某些体液有发泄的机会……倘若医生们费尽心机地去平息身体的骚动，去阻断这些已经处于此种喷发状态的体液，那他们就不是在提供治疗，而可能是在不遗余力地引发一场瘟疫，把春天的疟疾或秋天的暴饮暴食恶化成了一种恶性的流行性热病。”
由此可见，在近代思想家尤其是政治哲学家那里，医学隐喻是一种揭露与批判社会问题的“约定成俗”的表达方式，这一表达“习俗”于近代政治哲学家马克思而言亦不例外。是以，从思想传统承袭而言，热衷于政治哲学议题的马克思在文本中使用医学隐喻就顺理成章。
此外，马克思将医学隐喻作为社会分析运思方式，这与其社会有机体认知关联甚深。马克思自觉以适合有机体的方式来理解和描述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相应地，马克思将“疾病”及其“诊治疗愈手段”等医学隐喻加诸于社会有机体。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是对黑格尔国家有机体观念的承继与超越。黑格尔主张“国家必须被理解为有机体”“这种机体就是政治制度。它永远导源于国家，而国家也通过它而保存着自己。如果双方脱节分离，而机体的各个不同方面也都成为自由散漫”。对此，马克思一方面肯定黑格尔国家有机体认知较之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前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批判其思想的“神秘主义”缺陷。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从机体的一般观念通向国家机体或政治制度的特定观念的桥梁并没有架起来”,因为黑格尔只是将“‘政治制度’消融在‘机体’这个一般的抽象观念中”,其消融法则是将国家视为逻辑上先于世界的绝对精神载体，“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自身已经形成了的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已经形成了的思想来发展自己的对象。”换言之，马克思洞悉到黑格尔国家有机体的本质是一种(绝对)精神有机体，“‘国家’是存在于‘地球’上的‘神圣的观念’。”通过分析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马克思最终得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即国家不是观念的外化，而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觅得黑格尔国家有机体背后真正的有机体——社会有机体。
马克思在文本中并未就社会有机体专门从概念上作阐释，他更多的是把社会有机体作为自明的概念使用。例如，马克思对“社会有机体”概念的最早使用见于《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批判蒲鲁东以庸俗化的黑格尔辩证法将人类历史规定为“经济范畴在他的头脑中的排列次序”,认为其“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决然无法“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又如，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针对欧洲大陆和北美呼之欲出的“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形势，马克思作出了关于社会有机体经典论述：“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而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
马克思之所以自觉将社会有机体作为其观察人类社会的前置视角，是与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即社会历史观相契合，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是以另一种视角呈现出的唯物史观，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社会有机体的“有机身体”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所构成的社会结构。该结构整体上表现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该结构具体上呈现出各要素有机耦合，以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为例，工业机器大生产形就资本主义劳资雇佣关系，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在整个社会进行分配，市场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融合为一个有机资本循环机制，国家作为总体资本家竭力维系这一机制运转。第二，社会有机体的“成长”表现为社会形态的历时演进。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社会有机体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发展为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这种社会发展阶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以“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现代私有制”来表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是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来呈现，无论藉由何种表述，马克思都从经济生活规律解释“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这一机体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历史规律)。
从生命角度而非机械角度认识人类社会，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与其它社会历史观的关键分野，当马克思以“血液”“胎胞”“骨骼”“脐带”等生命色彩词汇绘述社会有机体的时候，他自然也以诸机体疾病及其诊疗等医学隐喻喻指社会有机体。
二、揭露社会“病症”:马克思文本中的医学隐喻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即以医学要素比喻社会现实问题及其解决方案。1842年1-2月间，针对普鲁士政府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撰写了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首次明确将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问题这一本体和医学元素这一喻体表述出来。马克思如此描述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第一，在书报内容方面，普鲁士当局不允许有反对政府的书报文本。对此，马克思反讽道，这就如同“侍医剥夺了他的全部食物，致他不致因消化不良而不能很好地去完成公爵交办的任务”。第二，就书报检查官员任命而言，检查官多为当局指派，报刊完全失去自我，彻底沦为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马克思将其比作为了去除“不合口味的东西”,统治阶级“把自己军队中身强力壮的汉子抽调出来，使他们成为不健康者的医生”。第三，对于检查官的书报修改，由于检查官粗暴删减文章，完全不考虑对文章内容进行完善。马克思认为这就如同是以不必要的“截肢手术”代替“内科治疗”。基于此，马克思断言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积弊久且深，已经到了连“奎宁”药剂也无济于事的地步。
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马克思藉由医学隐喻探讨新闻出版自由问题。一方面，继续揭露书报检查制度伪善性，指出该制度作为所谓预防性法律而颁发全然不成立，因为“人们不是在健康的时候，而只是在生病的时候才去找医生”。另一方面，如果说《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主要是对普鲁士当局的整体性批判，那么《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则具体到对贵族等特权阶级的批判。马克思认为，新闻出版自由问题长期无法妥善解决，是贵族等特权阶级利益的承袭导致的，特权阶级思想“像遗传病一样传给所有新来的人”,他们全然不在乎真正的“真理”,它们的目的只是“拯救特权的特殊自由”。因此，“出版自由”只是“个别人物的特权”而非“人类精神的特权”。
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又通过医学隐喻探讨了普鲁士林木盗窃法问题，马克思从普鲁士政府提交省议会通过的一项把未经林木占有者许可在森林中捡拾枯枝的行为以盗窃论罪的法案出发，评价省议会的辩论报道“空洞、零乱和虚假”。这一评价是对前述新闻出版自由问题的呼应。与此同时，马克思认为，要想真正解决林木盗窃问题，需要的不是一项盗窃罪立法，而是要满足贫困人民的基本物质所需，即“面包和水”才是“真正的救世良方”。
由此可见，《莱茵报》时期初次接触现实社会的马克思，在文本中借助“疾病”“药物”等医学元素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了日常化的确切表述，对封建制度、人民自由、国家法律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反思。
在巴黎时期，马克思持续运用医学隐喻分析社会问题、进行社会批判。由于此时马克思社会问题剖析标的已经从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林木盗窃法等具体法律制度转向了整体的德国政治制度，与之相应，马克思笔下医学隐喻喻指也主要着眼于德国政治制度。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德国社会出现了理论与现实的“时代错乱”。在现实上，德国是一个依然处在封建专制统治下、资本主义刚刚起步的国家；而在理论上，德国却已经处在了高扬自由、理性的资本主义先进理论水平。“思维的抽象和自大”与“现实的片面和低下”的结合导致德国仅以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积极参与这种发展的实际斗争。马克思将这样的德国比喻为“染上基督教病症而日渐衰弱的偶像崇拜者”。对于此般境地的德国，马克思主张必须批判德国政治制度，并且将这种批判评价为“它不是解剖刀，它是武器”,即对德国政治制度的批判不是为了揭露这种制度的不合理性，而是要以批判为武器彻底消灭这种制度，让德国社会在批判中实现现实政治制度的变革。马克思此处的“解剖刀”“武器”论断，一方面反映了马克思对德国社会政治制度历史坐标的科学定位，认为德国政治制度的弊端已被英法等国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现实进程所证明。因此，德国社会并不需要留念这种封建政治制度，而是要大刀阔斧地前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马克思批判理论并不是停留于解释世界，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作出改变世界的实践诉求。
进入布鲁塞尔时期，马克思依然使用医学隐喻阐释社会问题，但由于马克思此时进入到了“清算以往的哲学信仰”阶段，马克思医学隐喻在以往主要与社会政治制度问题关联基础上，又与社会思想理论问题产生了交集。马克思在“清算以往的哲学信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大量使用了医学隐喻，文中几乎他的每一次思想交锋都以医学隐喻作为叙述方式。在圣布鲁诺章中，马克思以“上帝扭断了雅各的大腿，而我们的神圣的羊痫疯患者却使自己的命题支离破碎”批判鲍威尔意识哲学抛却感性的现实的联系，以思辨的自我意识支撑其关于世界的论证。在圣麦克斯章中，面对货币危机的原因，圣麦克斯不将其归于货币本身不够充足，反而归结于小店主们没有能力获取货币。对此，马克思用砒霜致人体死亡类比：“吞砒霜而死罪过不在砒霜而在人机体不能消化砒霜”。在对施蒂纳“惟一者”思想分析时，针对“唯一者”鼓吹的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马克思形容虚夸的、自我一致的小资产者的利己主义，被桑乔所喝下的“唯物主义的药水”所清除。在批判社会领域的唯心主义者时，马克思将他们比作“庸医”,认为其所开出的万应灵丹不过是“以对社会规律的无知作为自己的基础”,这和“医学上的妙手回春的神医和起死回生的仙丹是以对自然界规律的无知作为自己的基础”是一样的。
伦敦时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状况、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体察都更为深入，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的医学隐喻使用呈现出新的特点。马克思此时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医学隐喻使用显著增多，譬如，马克思多次以传染性强的“寒热症”“瘟疫”喻指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问题。更为明显地变化表现为，这一时期，医学隐喻喻指对象从主要喻指局部性社会问题走向了喻指人类社会整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把握社会发展规律能缩短和减轻社会“分娩的痛苦”,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在这两处使用的“胎胞”和“分娩”,其本体都指向社会形态的发展和变革：不同社会形态之间既有历史性的内在联系，又有其质性差别，无论是新社会形态的“分娩”过程还是新生产关系在旧社会“胎胞”中的成熟过程，都是人类社会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变革过程。因此，也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而对这一客观进程的规律的把握是为了缩短和减轻社会变革的痛苦和代价，即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提供理论指导，以符合历史规律的方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尽量避免走弯路或者丧失阶级意识。
三、社会医学观：马克思医学隐喻的“进化”
政治经济学研究时期，马克思医学隐喻使用“减少”,医学话语表达赤裸裸地呈现出来，马克思似乎不再满足于将疾病、医生等医学元素作为隐喻来表达对书报检查制度、林木盗窃法等社会制度的不满，他的笔锋直抵疾病本身。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从马克思那里“退幕”的医学隐喻积蓄了几十年的力量，从一种隐晦表达的思想修辞“进化”为成熟的社会医学观。与此同时，马克思以社会医学观作为强有力的武器，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医学本质上是社会科学”,人具有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人生活在自然环境中，也生活在社会环境中，疾病问题内涵社会问题。医学在20世纪逐步与社会学、心理学结合，形成了社会医学范式，强调社会因素对健康和疾病的作用。与通常意义的社会医学根本不同的是，马克思社会医学思想关注的不是泛指人的健康，而是具体的工人的健康，即从阶级立场讨论健康与疾病问题。通过对克罗茨纳赫、伦敦等地工厂的实地考察，以及借助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以后发表的工厂视察员报告、矿山视察员报告、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1867)报告等，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大生产条件下工人生理肌体病症。在工厂劳动条件下，男性普遍身体退化、个子矮小、早衰、患肺结核病，女性通常性早熟、骨盆变形、分娩困难和难产，儿童则是发育不良、身体畸形、关节疼痛及溃疡等。死亡率和平均寿命方面，工人、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的境遇远远不及所谓“上等阶级”(贵族、自由职业者等等)、商人和收入较好的手工业者，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子女更容易因为患病得不到治疗而死，或因疏于照顾而死于各种意外，从而导致整个工人阶级的平均寿命下降和死亡率升高。总之，工厂中的成年男性、妇女、儿童，都因“工厂”和“贫民窟”所创造的社会条件而饥寒交迫、贫病交加。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病”既包括生理肌体的病，也包括与之相伴的精神疾病。工人生理肌体的衰弱，往往是同精神萎靡、道德堕落相伴而生的。在工人中，“疾病、贫穷和道德堕落”“罪恶、肮脏和传染病”总是相提并论的。在工厂劳动的工人“不是信奉神秘主义就是酗酒”,他们不仅面临健康问题，同样也面临精神和道德上的贫困。工人除了身体衰弱、病态无力，还总是处在一种忧郁症般郁郁寡欢的状态。此外，工人中间的纵欲和酗酒的习惯，使得他们更容易染上梅毒及其他各种疾病，这种生活方式进一步恶化了他们的健康状况。因此，工人的健康问题，被马克思视作整个工人生存处境的一部分，它因其贫困境遇而加剧，反过来也在加剧工人自身的贫困。
马克思认为，无论是生理肌体的还是精神的“工人病”,其都与资本逻辑密切相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以“工厂”与“贫民窟”为载体的资本运演机制直接导致了“工人病”;第二，以“慈父般的政府”与“资本家先生的礼品”的形式，资本逻辑不断缓和与掩盖“工人病”本身，使其不能得到真正的“治疗”。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造成工人短寿、体质退化、体态畸形、断肢或残废、饱受各式职业病困扰、屡屡遭受传染病威胁、精神萎靡等的直接原因不是别的，正是资本裹挟下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过程及不符合卫生条件的居住环境与饮食条件。这即是说，工人的健康问题直接源于两端，一是资本的主阵地“工厂”,二是资本的附属地“贫民窟”。
首先，工人的健康问题是在“工厂”的劳动过程中直接产生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枢密院主任医官兼《公共卫生报告》主编西蒙医生的话说：“工人要坚持他们首要的健康权利，也就是说，要求雇主无论叫工人干什么活时，都要在责任所及的范围内，使劳动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有害健康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马克思又大量援引当时“汉特医师”等医师群体所撰写的公共卫生调查报告，揭露了工厂劳动当中种种不健康、不人道的现象。在麻纺厂里做工的工人不得不忍受“空气中充满着原料的尘埃和纤维碎屑”“即使只在纺纱车间呆上10分钟，也会感到非常难受，因为眼睛、耳朵、鼻孔、嘴巴里会立刻塞满亚麻的碎屑，根本无法躲避，这不能不使你感到极度的痛苦”;在火柴厂工作的员工“工作日从12到14或15小时不等，此外还有夜间劳动，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而且多半是在充满磷毒的工作室里吃饭”。马克思指出，工厂劳作的物质条件大抵都是“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以及“密集的机器中间所冒的生命危险”,每一架资本主义生产机器都“像四季更迭那样规则地发布自己的工业伤亡公报”。
其次，工人的健康问题也是在“贫民窟”的生存环境下间接加剧的。如果说工厂劳动为工人带来的是职业病和残废的话，工厂之外工人所处的生存环境则让他们又时时处在瘟神的镰刀以及郁郁寡欢的生活状态之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意识到“异化”不仅存在于劳动过程当中，而是贯穿于工人整个的生活当中。伴随着“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工人的生活发生着“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这一方面突出表现在工人的居住环境上，另一方面集中体现在他们的饮食方面。在居住环境上，与资产阶级所在街区的清洁、优雅、有序形成鲜明对照，无数工人居住在“肮脏、破旧、昏暗”又“违反清洁、通风、卫生”的建筑里，工人的居住区往往因燃煤取暖又不具通风条件而使空气缺少氧气，又因垃圾、污秽乃至粪便的随地堆积而散发臭气，且贫民大多居住在狭小且湿冷的空间，这一切显然都不利于工人的身体健康。在饮食方面，贫穷的工人只能靠有限的工资，为自己和家人换回有限的食物，大多工人只能靠马铃薯来充饥，或者是食用从病畜身上割下的“廉价肉”,偶尔能得到一小块面包，却也是“混杂着脓血、蜘蛛网、死蟑螂和发霉的德国酵母，更不用提明矾、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矿物质了”。在更极端的条件之下，某些行业的工人甚至难以果腹，难以获得防止“饥饿病”所必需的“碳素”和“氮素”。恶劣的居住环境和饮食条件，使得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普遍体质衰弱，抵抗力差。高密度的人口聚居在不符合卫生条件的贫民窟当中，使工人居住区每每成为大城市中霍乱、伤寒等流行病的爆发地，工人总是最先被置于疾病的威胁之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工人病”引发了各种问题，资本家们不得不试图缓和与掩盖“工人病”本身。早期资产阶级社会的学术和道德试图以德性说教为自己的压榨工人行径作辩护，他们假仁假义地宣称让工人劳作是为了避免工人们陷入“懒惰和邪恶”中，这种伪善嘴脸因为工人日以继夜的做工和一贫如洗的穷困处境被撕裂了。之后，他们开始承认应该给予工人以适当的工作日长度以及必要的工作环境优化，一系列针对工人工作处境改善的法律逐渐形成。19世纪中叶的英国、普鲁士及沙皇俄国当局实施了一系列保护工人生命安全和健康的措施(例如实行工厂法、拟定卫生条款、组织调查委员会、设置卫生警察、进行卫生检查，等等),这表面上制止了资本家露骨的卑鄙勾当，但是，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即使“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种种措施或流于形式，或得不到强制执行，或者在工人阶级威胁到资产阶级统治时被强制废止，因而它们只是以一种伪善的文明形式作为资产阶级野蛮的利欲熏心的遮羞布。
资产阶级立法的伪善突出反映在“十小时工作日法”的推行与工人住宅问题这两个方面。
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十小时工作日法”的推行比较典型地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在法的方面处理工人健康问题时的阶级立场。马克思在1866年《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曾强调，限制工作日是恢复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力所必需的，也是改善工人状况和谋求工人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在19世纪英国工人的斗争中，英国颁布了“十小时工作日法”。这看似是当时英国当局对工人诉求的妥协和对工人生命健康的维护，但在这项法案进步性之外的另一面，尽管“十小时工作日法”是保护工人身体所必需的，它至多只能使工人的健康不至于过快地毁坏，从而维系剥削。列宁此后更是评论这不仅从经济上看是绝对不合理的，“从卫生和文明的角度看”同样也是“不能允许的”,换言之，“十小时工作日法”至多是将资本家对工人健康和生命的剥削退回到不那么残忍的地步，但这并不能根本上保障工人的生命健康。
与之相似，从行政的角度来看，在被马克思高度肯定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曾揭露19世纪英国当局的市政方针处理工人健康问题时的虚伪性。因为工人所在街区屡屡成为霍乱、伤寒、天花等流行病频发的发源地，更是因为经科学查明以后，病原菌能通过空气和水传播到“资本家先生们居住的空气清新的合乎卫生的城区”,这才使卫生警察改变其平日敷衍了事、漠不关心的作风，才使“仁爱的资产者”关心工人的健康问题。市政当局就此进行立法、成立调查委员会、采取种种干预措施以改善城市(特别是工人居住区)的卫生状况。但是，工人的居住条件并未因此有所改善，这只是“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的穷困状况的手法又有进步”——工人居住区被一种“伪善的建筑体系”掩藏在大街之外，使他们不会进入资产阶级的视线之中。甚至于原先狭窄肮脏的街区经过改造之后，另一些原本宽敞清洁的街区又变得“房屋密集、污秽、挤满了人”——例如曼彻斯特的“小爱尔兰”,“只是从牛津路南边迁移到了北边，并且仍然像以前一样糟糕。”面对这种情况，恩格斯评论称：“这就是资产阶级实际解决住宅问题的一个明显的例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我们的工人每夜都被圈在里边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极恶劣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
“疾病本身不是文化，因为疾病是一个实在的痛苦，是关于身体的真相。疾病的症状也不是文化。因为症状只是疾病的自然呈现。但是讲述疾病就是文化，讲述症状也是文化。”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疾病的讲述着眼于诊疗工人阶级在生理肌体和精神上的“工人病”,工人的疾病或产生于工厂，或形成于贫民窟，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是隐匿在这种阶级疾病背后的底层致病因素，要彻底治愈“工人病”,就需要超越资本逻辑，消灭私有制。
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逻辑和根本目的是资本的增殖，资本家是资本关系的人格化，为寻求资本增殖的最大化，在生产中竭力获取剩余价值，通过减少工资、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降低劳动环境等方式加深对劳动者的剥削。藉由《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和布莱克本的棉织业对工厂劳动时间调整与反应，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剩余价值规律下，“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不是像货币贮藏者那样同自己的个人劳动和个人消费的节约成比例，而是同他榨取别人的劳动力的程度和强使工人放弃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漠视工人健康，毫不顾及工人的生活资料、劳动环境改善。资本逐利过程对人的直接影响体现于对人劳动能力的挤压与劳动条件的贬损，造成工人阶级的“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马克思社会医学观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劳动异化的原因，通过消灭私有制，改造社会结构，是超越资本逻辑的根本路径。资本家和工人各自为维护被商品交换规律承认的买卖权，使“延长工作日”与“争取健康权”之间呈现二律背反的矛盾状态，以致“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生产史上，斗争双方力量的大小影响双方平等权利的维护，因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通过实行广泛、深刻的社会革命，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增强无产阶级力量，真正保障工人健康权。而思想觉醒是实现变革的首要条件。工人阶级要清醒意识到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才是获取正当权利与生活保障的前提，警惕资产阶级不同形式、幅度的变革，譬如缩短工作日、减少失业率以及增加社会服务等，这只能减少剥削的程度，不能真正改善健康水平。工人阶级想要解放，必须进行革命。
社会环境的改变为工人阶级的健康提供外部保障，人本身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之创造实现条件，促进个人在生理、精神与社会层面的健康幸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生活。”社会结构的变革，私有财产的扬弃，使上述劳动及劳动产品性质发生变化，“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其中，“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社会变革不仅催生了个人全面发展的条件，也使“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的现象被改变，实现“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消弭了人的畸形、片面发展模式，而作为时代经济关系产物的无产阶级道德也得到恢复。由此，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在主客观方面为个人身心健康发展与良好社会关系维系提供充分条件，一改以往个人“身体疲惫，精神麻木”情况。
可见，马克思基于工人阶级疾病问题分析形成的社会医学观，贯穿历史视野与未来关怀，用医学领域之面反映资本主义社会之体，为无产阶级指明解放道路——要使无产阶级沉睡的革命精神苏醒，解蔽资产阶级国家的剥削特性与虚伪本质，通过开展阶级斗争彻底消灭私有制，不仅在社会医学方面能够改善“工人病”产生的恶劣环境，更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健康的身心条件。
立足医学隐喻传统及社会有机体认知，马克思构塑了完备的医学隐喻体系，医学隐喻既是贯穿马克思思想史的独特阐述方式，也是表征马克思思想本义的关键载体。藉由医学隐喻，马克思批判性阐明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欧洲经济危机、德国观念论、英国政治经济学等理论与现实问题，最终形塑旨在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自由解放的社会医学观。分析与理解马克思以疾病与社会为主线的医学隐喻，不仅能以全新的载体系统性透视马克思思想本身，而且能直观展现马克思思想与20世纪下半叶福柯等人生命政治哲学最直接的思想史链接，进而鲜明呈现马克思思想本真精神与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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