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更加高涨，以湖南农民运动为中心的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
毛主席一贯重视农民运动，在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就一直亲自领导农民运动这一革命的中心工作，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九二六年初，毛主席担任了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五月，在广州主办了“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来自二十个省区，共三百多人。毛主席亲自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经常组织学员深入调查农村的实际情况，研究各地农民运动的问题和经验，并把军事课程列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学员实行军事编制，接受严格训练。讲习所为全国各省培养了农运骨干，大大加强了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
当时在讲习所担任教员的还有周恩来和彭湃、肖楚女、恽代英等同志。同年九月，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的重要文章，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毛主席主张到农村去，发动和组织农民革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国工农运动飞跃发展。
一九二六年十月以后，湖南的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一千万人，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占了一半。在全国，一九二六年初起，仅半年内，农民协会就普及十二个省，全国乡以上农会就有五千多个，会员达一千万人以上。工会组织有七百个，会员一百二十多万人。工农运动持续高涨，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一九二六年五月，我党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挺进湖南。在我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同年七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开始北伐。当时，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军阀吴佩孚控制湖南及沿京汉铁路的湖北、河南一带；军阀孙传芳割据东南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军阀张作霖盘据在东北各省和津浦路北段及京津地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从广东分三路进军。西取湖南、湖北，这是主攻方向；中路取江西；东路取福建。
由于党的路线正确，工农运动的大力支持，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先锋作用，北伐进军不到半年就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叶挺独立团不但是北伐军的先锋，而且一直是攻坚陷阵的主力，五月挺进湖南，七月攻克长沙，八月占领岳州，十月攻下武汉，所向披靡，威震全国，人民群众誉为“铁军”。到了一九二六年底，北伐军先后占领了湘、鄂、闽、浙、赣、皖等省，席卷了南部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
广大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大力支持北伐战争，各地工农武装直接配合作战。一九二七年一月，汉口、九江工人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驱逐了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先后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一九二六年十月、一九二七年二月和三月，在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下，上海工人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一度解放了上海，建立了革命政权。
工农运动的高涨，对促进北伐的胜利进军，起了极大的作用。毛主席指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这时有了无产阶级的自觉地参加和领导，因为这时已经有了共产党，所以能在一个时期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反过来又促进了工农运动进一步高涨。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北伐军所到之处，工农运动猛烈发展。尤其是湖南农民运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更迅速、更猛烈地开展起来。在党的领导下，湖南的农民建立了武装，成立了政权，实现“一切权力归农会”，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在农民势力极盛的县，县官遇事也要先问农会。农会要早晨捉土豪劣绅，县官不敢捱到中午；要中午提，不敢捱到下午。农会说话是“飞灵的。”
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的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使每个革命同志都感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为他们的革命行动高呼“好得很！”
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革命风暴，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迅猛地发展起来，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基础。因而国民党右派集团极为恐慌，把农民运动视为洪水猛兽。
他们勾结社会上的地主豪绅，一方面污蔑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另一方面暗害农会骨干，组织假农会，打入和控制国民党下级党部，阴谋破坏革命。在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中，潜伏着革命随时有被出卖的严重危机。
统一战线中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在继续发展。他不但不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而且屈服于国民党右派、地主豪绅的压力，公开反对农民运动。
为了适应国民党右派的要求，陈独秀利用职权，把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强加给全党。一九二六年九月，陈独秀一手炮制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在《决议案》中，陈独秀规定农民“不可简单地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反对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建立武装和夺取政权，胡说什么“农民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不许“收缴民团枪械”，不许“干涉行政”，主张建立“乡村联合战线”，妄图把农民的革命政权和武装交给地主劣绅。这个《决议案》是陈独秀出卖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武装农民、反对农民夺取政权的右倾投降主义纲领。
这个机会主义纲领一出笼，就受到毛主席的彻底批判。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毛主席在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先后两次作了极其重要的讲话，进一步阐明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意义。大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通过了宣言和各项决议。
决议指出：农民以革命的暴力手段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并且规定：农民运动的中心任务是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政权，建立农民的民主政权。
决议还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和党内机会主义者反对农民革命的谬论，指明“所谓农村纠纷问题，其实是由封建秩序到民主秩序必然的过程。”“这时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若是害怕‘纠纷’，采取怀疑或反对态度，这不算是革命党。”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农民运动冲破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束缚，在湖南、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继续发展起来。
农民运动的猛烈发展，使农民问题成为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斗争的焦点。决定革命成败的农民问题，最突出、最迫切地摆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面前。
毛主席为了迎头痛击党内机会主义者和地主资产阶级对农民运动的污蔑和攻击，指引农民革命斗争继续胜利发展，于一九一七年一月，亲自深入湖南农村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后，三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文献。
早在一八五六年，马克思在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问题上就明确指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进一步地发展了工农联盟学说：“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而要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
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更完整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运动的伟大意义和工农联盟的伟大思想。
毛主席在这篇光辉著作中，首先提出了农民问题在民主革命中的极端重要的地位。指出：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他们在几个月内做到了“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毛主席在论述农民在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时还指出了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是区别革命和反革命、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陈独秀正是毛主席所指出的那种站在农民的对面，反对农民运动的人。他根本不把农民看作是反帝反封建的力量，反而认为农民反封建的斗争会破坏革命，破坏统一战线。所以，当地主资产阶级疯狂反对农民运动，以分裂统一战线相威胁时，他就步步退让，妥协投降，成为国民党右派、地主豪绅镇压农民运动的帮凶。
毛主席在这篇著作中极其精辟地阐述了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极端重要性。报告指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要求翻身和解放，消灭封建压迫和剥削，首先就必须推翻地主豪绅的封建统治，使政权掌握在农民手里。这种权力的转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标志。“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
因此，“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而要取得这个斗争的胜利，就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一切权力归农会”，以武装作为政权的支柱。
但是，陈独秀却被农民武装吓破了胆，他认为对于地主民团，“现在就要想根本消灭这种组织是不可能的”，主张“由乡民大会选举或者其他适当政策，以正绅代替劣绅为团总。”这完全是一条反对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的机会主义路线。
针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毛主席号召“每一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成立梭镖队，这“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湖南广大农村都建立了农民自己的武装——梭镖队，单湘乡一县就有十万支梭镖。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的建立，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地主反动势力，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
毛主席在报告里还提出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无产阶级要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并取得胜利，必须解决农村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毛主席运用马列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指出农民的各个阶层的经济状况不同，对革命的态度也不同。
富农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只有贫农最革命，是农村中革命的主要力量，所以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假如没有贫农的领导，“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恶毒咒骂贫农的革命行动，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也跟着叫嚣。
对此，毛主席坚决支持和热情赞扬贫农和农民运动：贫农“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党在农村就应依靠他们，要团结中农，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这就痛斥了一切污蔑贫农、打击贫农的反革命言行，明确地提出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的基本思想。
毛主席在这篇著作里，自始至终贯彻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要革命，就必须长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没有暴风骤雨的群众运动，就决不能有伟大的革命，也决不能完成革命。毛主席热情地歌颂农民的革命行动“好得很”，农民群众的伟大革命实践，十四件大事，大方向完全正确。
毛主席强调指出：“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绝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湖，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对于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
而陈独秀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正是由他的反动唯心史观所决定的。而所谓“糟得很”的理论，则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
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批判了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明确地指出了农民问题的极端严重性，从根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又一次地给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毛主席这篇光辉著作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武装和农村革命政权的伟大战略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重大发展，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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