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1期，是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谷超豪。
最近，在教育界有一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说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排挤、打击知识分子，弄得“知识分子都没有积极性了”。这完全是造谣。
我从全国解放以后就在大学里工作。对比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以来九年，我深深感到，正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坑害我们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这样一个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得到了初步改造，焕发出革命青春。我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驳斥那种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的谬论，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列宁曾经说过，“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的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
事实正是这样。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教育，是过去几十年根本无法比拟的。
我虽然在解放前就参加了共产党，但由于受的是资本主义的教育，世界观基本上仍是资产阶级的。全国解放后，我只管微分积分，不问方向路线，得到了修正主义路线的欣赏，派我到国外去“深造”带回来了一个“博士”的头衔。我严重地脱离工农，脱离劳动，脱离实践，孜孜以求的是成为资产阶级的“院士”，也就是高踞于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广大革命师生推毁了修正主义路线对学校的统治。不久，我在工宣队师傅的带领下，和系里革命师生一起几次来到市郊罗店公社参加农业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从未去农村参加过劳动，真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到农村，弱点就马上暴露了。割稻吧，累得背痛，个人远远落在后面。挑担吧，挑很轻一点点，就步履踉跄，不成样子。至于思想上的差距，那就更突出了。
有一次突然下暴雨，在暴雨将来时，贫下中农都不顾自己家里晒的东西，迅速奔到场地，奋力把集体的麦子堆好、盖好；大雨下来了，身上湿透了，他们仍坚持奋战直到把所有集体的财产都保护好。
又有一次邻村失火，同我们一起劳动的一位工宣队师傅马上奔赴现场，不顾生命危险，爬到最危险的屋顶上，奋勇扑救，终于扑灭了火焰。工人、贫下中农的思想境界是多么崇高啊！可是，过去自己却把资产阶级院士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越滑越远。
从留学回国后到参加“四清”运动前的六，七年间，不要说去农村劳动，工业劳动我一次也没有参加过，校内零星劳动的时间加起来总共只有十多天。越不劳动，越怕劳动。修正主义路线却把我说成是教师“革命化”的一个典型，我很听得进，到处宣扬自己的“成长”过程，不仅害了自己，而且还毒害了青年。
正是通过多次下乡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开始找到了自己过去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跑的世界观上的原因，开始对修正主义路线坑害知识分子的罪行感到非常痛恨。
不是有人诬文化大革命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吗？其实，对于积极性要作阶级分析。过去我也有积极性，但那是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积极性，在工人、贫下中农的革命积极性面前，我的这种积极性太可耻、太渺小了。只有坚决破除搞个人主义的积极性，才能有坚持同工农相结合、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我决心拜工人、贫下中农为师，恭恭敬敬地向他们学习一辈子。“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自己过去走错了路，今后一定要奋发努力，争取为党多做有益的工作。
领导上很了解我的心情，在我的思想认识有了提高之后，就分配我一定的工作，让我进一步在实践中改造旧思想，并使我有发挥自己的专长的机会。
我感到过去自己犯错误的一条重要教训，就是没有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不仅政治上迷失方向，业务上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很多。要前进，就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发起进攻，在斗争中肃清它对自己的影响。
这几年来，我认真地学习了《实践论》、《矛盾论》等毛主席哲学著作，学习了《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马克思《数学手稿》等书的大部分内容。
我努力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研究了微积分和微分方程的发展历史，清楚地看到数学的理论和一切其他理论一样，其来源只能是实践，也必然要回到实践中去验证。可是，长期来那种轻视实践的唯心主义观点，在自己头脑中、在数学界都有很深的流毒。
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数学家遗忘了物质，是“物理学”唯心主义的一个根源。我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成《数学唯心主义必须批判》一文，发表在《自然辩证法》杂志上，对过去和当前的一些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开展了批评。这篇文章对我自己头脑中的唯心主义观点也是一次清算。
我过去看数学研究成果价值如何，就看题目难不难，是否提出了独创的方法，结果是否出人意外等等，片面地强调所谓理论，轻视实践经验和实践验证。不破除这种唯心主义观点，就无法迈开新的脚步。
我能写出这样一篇文章，也是与教育革命的推动分不开的。几年来，数学系师生深入实际，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回想过去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数学系的教学和科研，都是关在高楼深院里搞所谓纯数学理论，与火热的三大革命斗争实际毫不相干。抚今思昔，数学系的变化，是对教育界奇谈怪论的有力回击。
指导思想搞明确了，工作就有了正确的方向。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以相当大的精力去研究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所提出的数学问题，让理论为实践服务，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
某科研项目急需解决有关的数学问题，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就和几个同志一起为有关单位办了短训班，讲解一些基本原理和介绍国外最新成果。接着我们又根据项目的需要去求解某些偏微分方程。
工作中，我不限于对这些方程作一定的理论分析，而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有效的计算方案的选择上。数学归根到底要靠数字解决问题。但说也好笑，像我这样一个数学系教授，过去竟然从来没有在计算机上搞过数字计算。
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我就从头学起，从编写程序，穿纸带，改纸带，到上计算机操作，我都学着做。因为题目较大，有时要通宵算题，有时是半夜开始上计算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解出了一些比较难解的问题，算出了国内过去未曾算出来过的一些数据，得到了应用。
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路线下，我写了五十来篇数学论文，没有一篇在实际中发生过作用的。比如说，有两三年，我主要研究如何把一种几何空间“安装”到另一种几何空间去，关于这种“安装”问题的论文也写了好几篇，但为什么要考虑这些几何空间，这种“安装”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一点也讲不出来。而现在，经过集体的劳动，能够把有用的数据送到技术人员手中为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尽了一分力量，我感到无比的高兴。
我在和工厂技术人员的接触中，看到他们中的许多同志努力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有的人并有所发明创造，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育。
例如太原重型机器厂的陈惠波同志，是解放后大学毕业的青年技术人员。他看到过去从苏修和其他国家进口或仿制的无缝钢管矫直机质量太差，非但在矫直时造成钢管大量浪费，而且影响一些重要工程的质量，非常痛心。
他不顾有些人的阻挠讥笑，在工人同志支持下，打破了苏修权威的洋框框，提出了新的方案，在上钢五厂进行试验。我去上钢五厂听他介绍了这些情况，又看到了工人师傅满腔热情地支持这项革新，很受感动。
为了帮助他解决数学上的某些疑问，验证他提出的方案，我当晚用了另外一种方法，证实了他的计算方案是合理的，并且立即编了程序，连夜去穿纸带，上计算机试算，所得结果和他的完全相符。
在试验的过程中，他带来的计算结果数据太少，不能适应在上海进行加工的需要。为了帮助解决这一困难，我又进一步修改了纸带，算出了适合加工需要的数据。
我们主张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数学为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服务，正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有人说，这几年是“不要理论”，这完全是捏造。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定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作用，马克思本人就从事过微积分的研究工作。问题在于在什么世界观指导下，为着什么目的去搞理论研究。
文化大革命前的学术理论研究，根本不谈辩证唯物主义指导，流行的是“马克思不能指导X”那一套，甚至有人对于一些在哲学上有明显错误的著作，非但不敢碰，而且还唯恐跟得不紧。
比如说，在天体物理学这个领城，国外有人把那些局部范围内也还没有证实的假说推广到整个字宙，得出什么宇宙有限、字宙最后要灭亡等等谬论。难道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还要跟着它去转吗？我们当然也需要研究天体物理学方面的问题，但这种研究一定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一九七二年，我了解到国际上流行着一种“黑洞”学说，预言在字宙中存在着引力场非常强大的天体，以致连光线也只能被吸引进去。这本来是一个假说，作为一种局部的、短暂的现象，固然也还可以有分析地进行一些探讨。
但有的人却一下子就把它设想成为一个宇宙原理，预言字宙的末日就是成为那种死灭的黑洞，这其实是资产阶级的没落腐朽性的反映。对于这种讲法，我认为既要从哲学上加以批判，同时也要从自然科学上分析一下它的荒谬性。
我反复学习了《自然辩证法》关于吸引和排斥的论述，受到了很大启发。黑洞学说是以广义相对论为基础的。我发现，就是在广义相对论的理论范围之内，黑洞学说也存在着难以自圆其说之处。
我将自己研究的结果写了论文，提出了同流行的观点相反的、有一定科学根据的看法，来反驳那些错误的论点。我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虽然还很粗糙，但对资产阶级关于宇宙末日之类的伪科学，也算是开了一炮。
数学是从物理模型中抽象出来的。恩格斯说得好：“人们还在设想，这里所研究的是人类精神的纯粹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而客观世界绝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东西。可是情形恰恰相反。自然界对这一切想象的数量都提供了原型。”
可见，数学工要密切注意数学和物理学的联系，以促进数学理论的发展。我曾经对自然辩证法专业的一年级学员讲虚数，我用圆周运动、交流电、波动现象这三种互相联系的重要物理现象，由浅入深地说明了虚数的现实原型，学员们感到很容易理解。
在理论科学研究方面，一九七四年六月，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来上海访问，他建议和复旦大学的教师合作进行有关规范场的研究。领导安排我和其他六个数学、物理教师参加。
由于大家平时参加校内的近代物理讨论班的活动，也都比较注意数学和物理的联系，所以杨讲物理，我们能了解，我们结合物理讲数学，他也能理解我们的意思。我们和杨振宁教授共同研讨，在几天之内，就做出了两项成果，后来又陆续获得了一批结果，对规范场理论的某些方面，有所发展和充实。
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我收到了杨振宁教授和他的同事新完成的论文，其中提到电磁场强度在什么程度上决定它的规范场问题。这是电磁场理论中的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我仔细分析了强度和势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经过一定的计算和分析，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完全的回答，取得了一项新的，有理论意义的成果。这些事例都说明，这几年我们决不是“不要理论”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努力发展理论。
回顾几年来思想上、工作上的收获，我深深感到只有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我才能真正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如果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沿着修正主义道路滑下去，一定会堕落成现在某些苏修院士那样的人物。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悲剧也会在我国重演。
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农兵的热情帮助，使我对旧教育制度、修正主义路线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在世界观改造方面有了一点进步，并使我的科学工作的面貌也产生了根本的变化。
我十分珍惜这个新的起点，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继续努力改造世界观，积极投身三大革命实践，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尽我自己的一切力量。
那种诬蔑文化大革命挫伤了知识分子积极性的论调，不仅毫无事实根据，而且是别有用心的。今天有人要为知识分子“请命”，名曰“关心”实际上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祸心。对于他们的种种怪论，必须坚决予以批驳。
我愿意与同志们一起永远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谷超豪教授简介：
谷超豪（1926年5月15日—2012年6月24日），男，浙江温州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华罗庚数学奖得主。曾任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温州大学名誉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主要研究方向有偏微分方程、微分几何、数学物理、孤立子等。
1950年代初，谷超豪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古典微分几何，是苏步青领导的中国微分几何学派的骨干。博士论文《无限连续变换拟群》被视为继几何学家E.嘉当之后该领域的重要进展。
1959年毕业回国后，学术兴趣从微分几何转向偏微分方程，提出以高速飞行器为背景，以机翼超音速绕流为突破口，开展研究。在这一研究工程中，他解决了许多混合型偏微分方程问题，开创了多元和高阶混合型偏微分方程理论, 为中国高速飞行器的研制等国防科研项目贡献颇多。
在超音速绕流上取得世界前沿成就后，1974年谷超豪成立复旦科研小组，转而研究杨振宁、R.米尔斯提出的物理学“规范场理论”的数学结构。谷超豪、胡和生夫妇在合作当天便解决了杨振宁提出的“洛仑兹规范”的存在性问题。不久，他们夫妇又将其应用于解决杨-米尔斯方程的初始值，在世界上最早证明了杨-米尔斯方程的初始问题的局部解的存在性，厘清了无源规范场与爱因斯坦引力论的部分关系。
他对中国数学人才的培养也有巨大贡献，先后培养和指导过李大潜、洪家兴、穆穆等一大批高级数学人才。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