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九月，中央红军在毛主席领导下，从巴西出发，渡过包座河，突破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千里雪，跨过六盘山高峰，十月到达吴旗镇与刘志丹等同志原来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
十一月，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密切配合，在直罗镇战役中全歼敌军一〇九师，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围攻，给党中央在西北建立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在这历史关头，林彪竟蛮横地一再坚持要脱离主力部队，到陕南去打游击，向党闹独立性。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中央红军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五年十月的整整一年中，纵横十一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翻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草地，进行了三百多次战斗，击溃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了自然的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战略大转移，终于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同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这时候，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不足三万人。我们党的力量，数量上暂时减少了，但是由于路线正确，质量上却比过去更强了。
长征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它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极其光辉的意义。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肩负着伟大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迅速转到抗日的最前线，进行了新的战斗。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并吞全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狂妄野心，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侵略。
五月，日本侵略者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控制华北的无理要求，并由东北调集大批侵略军入关，以武力相威胁。
六月，蒋介石派遣亲日分子何应钦与日本侵略军头子梅津秘密签订了“何梅协定”，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出卖给日本。
十一月，日本侵略者又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成立冀东汉奸“防共自治政府”。
国民党反动政府一面指派地方军阀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侵略者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一面疯狂围攻红军，残酷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加强法西斯统治。
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抗日的形势下，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我党中央发表宣言，提出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万余人，举行英勇的抗日救亡的示威游行。国民党反动军警对示威学生进行血腥镇压，爱国学生同反动军警进行了英勇的搏斗。
第二天，全市学生实行总罢课，并在十二月十六日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洪流，很快波及全国，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和人民群众，纷纷举行集会和示威，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高涨起来。
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全国救亡运动的高涨，标志着国内形势的新变化。为了正确分析这种新形势，纠正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制定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中，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国内政治形势，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形势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这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
工人和农民都是要反抗的。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他们有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小生产的经济地位。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毛主席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这个阶级由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软弱性，所以具有两面性的特点。
“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两者之间动摇着。”
目前，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到他们生存的时候，“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在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半殖民地环境里，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中国的各个地主买办集团分别依附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因此“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这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争斗”，“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总之，日本帝国主义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可能的。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毛主席指出：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衰弱了，中国的和世界的革命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增长了。但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大于革命力量。革命的总的形势是更加发展了，但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还会存在着。要把不平衡的状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花费很大的力气，还要依靠党的策略路线的正确。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把党领导的红军革命战争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毛主席在报告中，针对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左”倾关门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毛主席指出：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策略，同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是根本对立的。
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是：“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左”倾关门主义的策略：“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列宁曾经指出：要战胜比较强大的敌人，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
关门主义者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懂得革命的辩证法，形而上学地认为：革命的力量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要“笔直又笔直”。他们否认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行动，能够使中国革命和反革命阵线发生变化，否认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因而否认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这样，他们就不会拿着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而攻击前进；就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
这就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毛主席指出：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毛主席号召全党，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为了更广泛地争取各阶级进入统一战线，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出用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反封建的阶级。
它首先保护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同时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毛主席指出：“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
将来民主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不到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条件具备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这样，就彻底批判了王明混淆两个革命的界限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毛主席在批判“左”倾关门主义的同时，还告诫全党注意防止可能掩盖着的右倾错误，特别强调了党必须坚持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毛主席指出：“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毛主席还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必然要破坏统一战线，民族资产阶级又十分软弱动摇，及时唤起全党牢记一九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在新的环境下，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负担起“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
毛主席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一篇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光辉文献。它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策略思想，深刻地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科学地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彻底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从而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为我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保证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
瓦窑堡会议后，毛主席领导全党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展开了艰巨复杂的斗争。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国红军在毛主席亲自率领下，从陕北渡黄河东征，准备开赴河北前线对日作战。蒋介石竟调动十个师以上兵力，协同阎锡山对我进行阻拦，还命令东北军和西北军进攻陕北革命根据地。我党为顾全大局，争取群众，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红军在击败国民党军队的阻拦，取得许多胜利以后，于五月回师河西，并发表回师通电。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继续加紧进攻，与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我党估计到代表英、美帝国主义利益的蒋介石政府，在其主子的命令下，可能改变对日的态度，因而适时地决定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代替“抗日反蒋”的口号。
在我党正确方针的推动下，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内部发生了进一步分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受红军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同意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
蒋加以拒绝，而且更加倒行逆施，继续布置剿共军事，并在西安屠杀抗日青年。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和杨虎城乃联合行动，逮捕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要求改组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实行民主政治。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不同反映，形成了极其紧张而又复杂的斗争。毛主席综观阶级斗争的全局，从抗日民族解放事业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并派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赴西安参加谈判。
蒋介石在人民的压力下，终于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于是，张、杨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毛主席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这是毛主席逼蒋抗日方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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