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范进刚从集市回来，抱着生蛋的母鸡，在锣声与“高中了”的呼喝中，魂魄便失了窍。这片刻的疯癫，撕开了明清社会温情脉脉的面纱，让我们窥见其下森严的骨骼——一套将人的价值与命运牢牢绑定于科举功名的残酷机制。范进并非孤例，他身后是无数在“之乎者也”中耗尽一生的“范进们”，他们的悲喜剧，恰是封建时代个体被制度性异化的最生动注脚。
在范进的世界里，人与人的关系，其冷暖炎凉，全然系于一项乌纱帽的有无。未中时，岳父胡屠户的辱骂是日常便饭，那“尖嘴猴腮”的鄙夷，是物质匮乏与地位卑下最直接的体现。一旦中举，乡绅即刻送来银钱房舍，众人变得毕恭毕敬，甚至连胡屠户也惧其“文曲星”下凡的身份，打一巴掌都要懊恼手疼。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范进的境遇中，这一“总和”被极度简化、扭曲为单一的“功名”关系。他作为儿子、丈夫、读书人的其他社会属性统统隐去，只剩下“举人”或“童生”的标签。这种社会关系的物化，使他中举前作为“人”的价值被彻底否定，而中举后，他又瞬间被抽空为一个承载权力与利益的符号。他的疯癫，正是这种价值评判体系骤然逆转下，个体精神世界的崩塌与重构。
科举制度作为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其核心功能在于维系地主阶级的统治。它如同一部精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设定“学而优则仕”的单一上升通道，并辅以巨大的名利诱惑，成功地将天下知识分子的精力与智慧吸纳、规训于对统治秩序的维护之中。范进二十岁应考，五十四岁方才中了个秀才，其青春与心智早已消磨在八股文的牢笼里。他所钻研的，并非经世致用之学，而是如何合乎规范地“代圣贤立言”。这种教育的目的，在于生产忠顺的官员，而非培养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于是，我们看到的范进，在被这套体系长久否定时是卑微的、可怜的;在被其认可后，则迅速成为这个体系新的拥护者与组成部分。他的异化是双重的：在追求功名的过程中，他丧失了主体的创造性;在获得功名后，他则被这套权力体系完全收编。
范进的戏剧性遭遇，仿佛一则关于“承认”的寓言。他苦苦追求的，不仅是物质条件的改善，更是那个社会结构对其个体价值的“承认”。而这种承认，却必须通过外在的、由统治阶级定义的符号(功名)来授予。这深刻地揭示了在阶级社会里，被统治者的价值认同往往难以摆脱统治意识形态的桎梏。范进的狂喜，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扭曲的“自我实现”，因为他终于被那个他一生渴望进入的象征秩序所接纳。然而，这种接纳的代价，却是主体性的彻底泯灭。他的故事促使我们深思：在一个并非由自身劳动与创造定义价值，而是由等级与特权决定尊严的社会里，任何个体的“成功”都难免带有悲剧性的色彩。
范进中举，因而远不止是一出个人的命运转折。它是一面透彻的镜子，映照出封建体制如何通过文化权力实现对个体的塑造与控制。那一声疯癫的“噫!好了!我中了!”，喊出的不仅是一个穷书生的一朝得志，更是无数被制度扭曲的灵魂的集体喟叹。这声喟叹穿越时空，依然提醒着我们：任何将人简单化为某种标签或工具的制度，都可能导致人的异化。而一个健康的社会，理应允许多元的价值得以生长，让每一个生命都能以其本真的姿态，获得应有的尊严与承认。那未尽的叩门声，至今仍在历史的长廊中，发出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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