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假的“社会主义”何以欺骗人民四十年?回看20世纪的世界革命史，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当革命的果实最终被窃取或腐朽时，其“元凶”往往并非外部敌人，而是毁于内部的背叛、变质与复辟，即“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的秘密报告，常被认为是苏联转向修正主义的标志性转折。不过，一切修正主义者们，从来都不会承认自己是修正主义者，相反的，他们还常给自己冠以对理论的“伟大的创新与发展”的“光荣称号”，以此蒙骗广大的劳动者。苏联的修正主义者上台正是如此，赫鲁晓夫上台时，就曾声称自己的批判是为了彻底恢复列宁主义准则，让党重新回到“伟大的列宁所开辟的道路上”，宣称自己是在捍卫和发展马列主义，他的后继者同样秉持且延续了这一说法。
这种欺骗性路线的深层逻辑，在于它表面上高举“红旗”，实则从多个相互交织的维度，系统地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根基，完成从内部的和平演变。苏联修正主义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一脉相承地体现了以下典型特征，这些特征层层递进，最终将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彻底葬送。
第一、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集团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幌子，迅速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在苏共党内，早已经潜藏着特权阶层与新生的资产阶级势力。斯大林的晚年是孤独的，在他逝世后，那些未被彻底打倒的资阶势力便全面登台，几乎全盘否定了斯大林晚年的成果。随后更是借“纠偏”之名，大肆清洗忠诚于无产阶级路线的干部，提拔亲信，建立起一个脱离群众、追求私利、官僚化严重的统治集团。最终使苏共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蜕变为资产阶级的工具党。这充分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绝非是阶级斗争的终点，即便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资产阶级以及其衍生的特权思想依然会不择手段地在党内寻找代理人，妄图颠覆社会主义的根基，这是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一种尖锐体现。
第二、否定和淡化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任何一位掌握了马主义基本原理的人都明白，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要义，是推动社会变革与进步、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关键力量。从赫鲁晓夫起，苏修领导层就系统的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则，宣称苏联已进入“全民国家”“全民党”阶段，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要搞所谓的人民专政，抹除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的阶级性，以此为资产者的专政做掩饰。列宁深刻指出，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在不同层面、以不同形式持续存在。因为旧的剥削阶级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利益和特权，必然会千方百计地进行反抗和破坏。同时，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完善，存在着被资本主义复辟的风险，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以消除这些残余从而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除去阶级的“全民”论调直接违背了列宁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长期性、复杂性的教导，同时进一步体现出其所谓的“坚持列宁主义原则”的虚假。
第三、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利润挂帅。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为目的，实行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然而，苏联修正主义却打着“改革”的旗号，在经济领域大搞所谓的“提高效率”“物质刺激”，实质却是大力恢复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关系。放权让利、引入市场机制。这一改革在他们嘴里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实际上却为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同时，市场机制的盲目性和自发性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稳定，致使经济失控、通货膨胀、国有资产流失。公有制名存实亡，财富迅速向少数苏联官僚寡头集中，广大劳动者重新沦为被剥削对象，受二茬苦，遭二茬罪。“政治挂帅”变为“利润挂帅”，彻底的丧失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第四、对外妥协退让，“和平共处”。任何一位马主义者，都应当强调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即各国无产阶级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苏修对外高举所谓“和平”的大旗，这看似是追求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实则是放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革命责任。苏修不再积极进行对外革命输出，将原本应团结全世界无产阶级对抗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路线抛诸脑后。转而对外进行起了资本输出，背离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沦为了与帝国主义同流合污的存在，在国际事务中，面对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和侵略野心，苏修不敢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立场上进行坚决斗争，反而选择了退让和屈服，为资本敞开大门，彻底的背叛了列宁的国际主义原则。
因此，当我们审视这些特征时，不难看出，修正主义并非外敌入侵，而是内生于社会主义肌体之中的毒瘤。它常打着“创新”的旗号，行“复辟”之实，逐步蚕食无产阶级的革命成果，直至将革命成果化为乌有。任何披着“华丽”外衣的修正主义者，无论他们如何巧言令色，都无法掩盖其反动本质，终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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