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全球资本：文化视野中的考量（下）
赵月枝
阶级、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文化政治
对于上文最后这一点，我们要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和研究。中国传媒业的扩张发展作为跨国传媒业对中国渗透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中国内部的阶级关系政治渐行渐远。因为它为数目相对较小的跨国阶级利益服务的倾向性，中国传媒业的扩张有可能深化正在崛起的中国经济内部的矛盾和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对立。在这里，有必要进一步阐明它将产生的后果和影响。
中国的跨国阶级与中国政府交光互影，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与国际资本融合的策略来维护其特权。同时，正如以上对传媒业的跨国生产与消费所昭示的那样，其成员已经在各个领域建立起广泛的跨国联系。一些中国的高级党政官员的子女移民国外或为跨国公司工作；一些商界、政界或者中产专业人士往往会有孩子就读于西方国家的大学或是语言学校，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人士在长假期间到温哥华和悉尼等国际城市与家人团聚。中国统治精英为维护其在中国政治经济体系中的特权地位，采取的是依靠FDI（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主导型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在这一政策框架下，中国一方面大量购买美国长期政府债券，间接支持美国的消费主义和军国主义，[43] 另一面却未能在更大规模上在国内通过更积极的政策来促进有效需求，缓减贫富矛盾，从而维护国内社会的安定。与此同时，中国的中产阶级精英们继续依赖中国政府为其提供社会再生产条件。他们对于政府企图控制其越轨行为的行动（如开展反腐败运动）却阳奉阴违，甚至办理外国护照并将财富和家人送往国外。难以想象的巨额资金外流反映了中国FDI和出口主导型经济奇迹的另一面。从二十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主要由非法转移国家资产的方式造成的资本外流的总额不断增加，甚至超过FDI的数额：1997年为364.76亿美元，到2000年为480亿美元。 而FDI当年的资金数额为470亿美元。[44] 从2002年9月至2003年2月近五个月的时间，这一数字达到创纪录的480亿美元。[45] 而2003年全年的FDI数额为535亿美元。这些源自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的数据很可能低于外流资金的实际数额。同一时期，大量私营企业家、政府官员或者其家人通过移民或持学生护照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更有政府官员携带巨额财产逃往国外。统计数据表明，至2003年6月30日，广东、河南、福建、辽宁、江苏以及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共有4288位政府和国营企业的官员逃往国外，另有2709人失踪（很可能也已出逃）。[46] 而跨国阶级建构的另一面则是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借助国际贩卖人口网络涌入西方国家。他们中许多人沦落在纽约、洛杉矶和其他国际大都市的血汗工厂里，过着包身工般的生活。
对于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尽管跨国性（transnationality）日益成为阶级关系重构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本国内部，琐碎化、地方主义和特殊性也是阶级关系重建的主要特征。首先，中国的阶级权力由政治、文化以及经济上的诸多因素构成。这一点从人们对腐败的关注以及“权力资本化”、“官商”、“知本家”等提法的流行可窥见一斑。[47]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相当大。[48] 因此，社会分化最为显著的分界线便横亘于城市和农村之间。 巨大的地区性与民族差异和性别歧视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化。第三，在中国城市经济领域，不同的经济部门和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第四，随着中国经济由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针对主要消费品如城市住宅的政治特权在阶级重构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49]
阶级重构所显现的跨国性和多面性使民族主义政治和阶级政治的链接更加复杂化。一方面，如我在别处已经论及，由跨国资本、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和城市中产阶级构成的霸权集团，已经在中国文化领域超越其他阶层占据强势地位。[50] 其中，城市中产阶级既是本土资本也是跨国资本所热衷追逐的消费者。对阶级话语的压制、对社会冲突的控制，对消费主义和市场威权主义的培植，调和以由领导精英和中产阶级所推动的社会改良主义（“关注弱势群体”），构成了中国媒体和文化的官方主流话语。同时，以国家为中心的、以通过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建设强大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主导着精英媒体对国际事务、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报道。2004年初，当时美国的国务卿鲍威尔（Colin Powell）声称美国欢迎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前提是“中国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51] 中国精英媒介话语则应和着大谈如何在美国的领导下成为“负责任的全球力量”，推崇“强强合作”的外交政策新理念。[52] 到了2005年和2006年，面对美国右翼势力更为显露的对中国的敌意和经济保护主义，中国的外交精英与主流媒体更是热炒“中国和平崛起”的新概念，希望以此消解美国统治集团的对中国的敌意。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调整居于国际资本主义霸权与国际不平等政治经济关系之下，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在对美关系上，随着美国国内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行和福利社会政策的弱化、以及其国际霸权政策引起的社会文化矛盾的激化，美国的右翼政治势力会不断地制造中国威胁论，不管中国的自由主义精英们是多么一厢情愿地要成为美国的“战略伙伴”。在国内，精英政治内部之争与意识形态之分歧、平民抗争、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文化与生态危机仍继续存在；加之世界经济受美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状况的影响而具有不确定性，而中国经济早已与美国经济交融一体。[53] 所有这些因素对中国能否在“非正式美帝国”的世界秩序中发挥有效的作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多世纪，中国与世界融合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社会精英的内部争端和意识形态冲突。事实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通过对党内左派势力和知识界极右势力的压制而推进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的是改革开放时代意识形态争斗的戒训，而自由主义记者马立诚、凌志军则更把“反‘左’”归纳为改革开放年代“思想解放”的“主线。”[54] 80年代的“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1989年危机以及随后左翼思潮的反弹都折射出中国这一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回避、挥之不去的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遗产。围绕对改革开放的政治性质的争论以及左派反对与资本主义进一步融合的意识形态冲突一直静静悄悄地在精英之间和大众媒体之外进行着。到了2006年初，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在努力压制与掩饰的有关改革开放基本方向与价值原则的所谓“姓‘社’和姓‘资’”的争论又形成了一个高峰。《南方周末》2006年3月7日的一篇报道中写到：“从2004年开始，社会上关于改革问题和方向的激烈争论，被人为是继1982年到1984年的第一次大争论，1989年到992年第二次大争论之后的“第三次改革争论。”[55] 尽管传统的社会主义左派势力被边缘化，少数坚持者年事已高，并早已退出政治舞台，精英内部的政治冲突因面对政体的合法性这一当务之急问题被暂时压制下去，中国的领导层既不敢也不能彻底放弃其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立国根基与思想遗产。相反，它不得不继承这些思想以保持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因此，中国的政治文化出现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实实在在；另一方面，《共产党宣言》中所言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具体体现在来自左翼和下层民众的对官商结合的市场威权资本主义的批评和对社会正义的呼声，在中国大地上游荡。令右翼知识精英们失望与担忧的是，随着中国市场改革的深化和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进一步融合，由此带来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以及下层民众对经济和社会正义的追求反而强化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与吸引力，从而使官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了新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含义。在国际宣传中，谴责美国霸权主义仍然是相关主题，在国内，不仅特定的有关毛泽东和共产主义革命的“红色经典”文化产品一直在被生产和消费着，而且新的以社会主义为名义的政治话语—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断被演绎。
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同样遭遇来自草根阶层多种社会抗争的挑战。下岗工人、靠退休金维持生活的退休人员、不堪重负的农民以及因房地产开发而被迫离开原住地的城市居民的抗议活动不断发生。这已成为长久以来中国政治景观中挥之不去的一幕。并且，这些抗争活动越来越频繁，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虽然政府通过妥协、压制、制造阶层内部分化、新闻审查以及阻碍广大贫困阶层间的信息沟通，使这些抗争得到控制并被边缘化，为了继续吸引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和生产从而保持中国经济的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直到2004年，当局必须继续通过强制的手段来维持“这些年来事实上变得越来越廉价的灵活的劳动力队伍”。[56] 毫无疑问，这将进一步加剧社会冲突。另外，根据WTO协议，中国将开放农业领域，这同样有可能加快农村人口的经济错位。虽然最近几年政府对农民采取了减负增收的政策，资本积累中新的掠夺方式，如对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环境的侵夺与破坏，成了社会冲突的新焦点。而民工的欠薪问题以及他们无法在城市养家活口这一事实更进一步阻碍了下层劳工阶层在城市进行社会再生产并以他们庞大的群体成为社会消费主要力量的可能性。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一方面，高达 95。3%的城市居民认为中国“各个阶级阶层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冲突，” 而另一方面， 高达一半的最高收入群体不支持多交税以帮助穷人，以此缓解社会冲突。[57] 尽管受到政治压制与上层社会的藐视，媒体更是很少触及，但由于其频繁性和难以预料性，下层社会的抗争猛然间正变成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
跨国资本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渗透，同样伴随着官方与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逐渐高涨。一方面，官方不得不诉诸国家民族主义使其成为合理的意识形态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保护领土完整的统治逻辑迫使其在面对美国扩张主义的挑衅时捍卫中国的主权与尊严，遏制台湾和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国际政治经济的一系列事实中体验到或者逐渐意识到美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自相矛盾——从美国支持前苏联叶利钦独裁统治、1999年5月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2001年美国侦察机与中国战机在海南岛上空相撞以及美国目前在伊拉克境内的帝国主义行径。在东亚，日本右翼军国主义的抬头已经激起中国方面强烈的反应。同时，商业化的媒介已经发现民族主义是赚钱的法宝——因而，默多克部分投资的香港凤凰卫视甚至抢先中央电视台（对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事件）推出一台“中国可以说不” 的节目（而中央电视台此时只能轻描淡写，以顺应统治精英“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的策略）。日益加剧的社会紧张状况汇同民间民族主义和反帝情绪在特定的国内国际条件下有可能造成一触即发的政治局面。
正如从畅销书以及网络讨论中看到的，大众民族主义受到政治威权主义的影响，逐渐与之掺和在一起，其表白既缺乏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批判，也缺乏实质性的阶级阶层分析。但是，在知识分子阶层和普通民众阶层，仍可以看到批判跨国资本主义和阶级统治的大众民族主义的其他表现形式。一方面，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影响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对于国际资本主义以及中国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另一方面，在对被视为中国革命的终极“对立”的跨国资本主义和美国扩张主义感同身受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重新认同反资和反帝的话语体系。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毛泽东再次成为成千上万中国工人和农民心目中反资和反帝的政治和文化象征。 尽管一些右翼知识分子对这种现象不以为然，甚至把它当作“极权主义情结” 来嘲讽、奚落、进而妖魔化，从而使自己的话语体系在社会话语霸权的争斗中占上风，下岗工人、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与他们站在同一立场的少数知识分子对社会公正与公平的呼声是无法被掩盖与压制的。 2000年，一出以反资、反帝和社会正义为主要内容的名为<<切。格瓦拉>>的实验话剧吸引了大批中国城市的左派文化生产者、大学生和普通工人的目光。它标志着左派文化政治以国际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新形式在与全球资本主义融合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市场的边缘地带的出现。２００３年以后，随着非官方的左翼言论在平面媒体上完全失去话语机会（以两本已经很边缘的党内左派杂志在２００２年关闭为标志），“老左”们在网络上寻求话语空间，而这无意中反而促成了网络上左倾话语的联合，使90多岁的老革命与四、五十岁的左翼中年知识分子和20多岁的“愤青”的话语在网络空间链接，从而形成人们意想不到的话语力量。[58]
当然，阶级和民族主义政治并不能代表中国民众抗争的全部形态。法论功 ——这一被官方称为邪教的类宗教跨国文化运动，以其参与者经济与文化阶层的复杂性凸现阶级与认同政治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错综纠葛，同时揭示了中国在超常现代化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日益加剧的文化冲突。[59] 中国与西方的快速融合、好莱坞影片的流行以及互联网的兴起竟然培植了以本土的佛道思想为元素的、保守的、反对现代主义的法论功话语体系。这不仅暴露出资本主义消费文化霸权的局限性，也激起人们对全球化传播网络具有的解放性特质产生质疑。
同时，SARS的爆发暴露出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的生态冲突。它很可能预示着更加严重的环境和健康危机。在加拿大著名华裔主流记者Jan Wong （黄明珍）的眼里，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由于其掩盖一场流行疾病在陷于危险的国土上蔓延的行为，已经“让世界感到失望”。这里有“所有人口稠密、工厂林立的‘第三世界城市’常见的卫生问题”；在这里，许多富有的市民经常出国旅游；这是一个“光洁明亮的摩天大楼与贩卖活鸡、活蛇的集贸市场的混合体”；城市周边到处可见人猪共处的旧式农舍——这就是Wong笔下的广东省佛山市，“SARS疫情爆发的源头”。[60] 在Wong看来，正是由于如此糟糕的社会生态、“沿袭几千年的官僚体制保密传统和仇外情绪”以及保护利润丰厚的旅游业并扩大外商投资的欲望，最终导致中国政府和媒介在开始阶段掩盖“SARS”疫情。
Wong的描述的确很到位。然而，她的这种带着东方主义和政治敌意的分析掩盖了全球化以及中国与世界融合过程中更为深刻的矛盾。归根结底，那位前往香港参加家庭婚礼，留宿三星级宾馆，携带SARS病毒的医生，代表了崛起的中国中产阶级日益增强的国际流动性。而在庆贺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语境中，他代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成果，一位备受青睐的消费者，一个社会稳定的中坚、甚至是民主化主体的正面形象。同样，在另一种语境中，佛山，这座著名的中国市场经济的前沿城市之一，相对受困于劳工问题的大庆、辽阳等城市而言，则象征着全球一体化的、市场导向的、产业化的中国的希望与未来。
结语
中国媒介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与国内国际资本的进一步融合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话语体系下方兴未艾，枉论其在全球化的市场中是否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尚为时过早．但不可否认，随着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生态的矛盾的日益加深，中国传播与文化业在满足一个被社会学家认为在结构上“断裂”和在权力上“失衡”[61]的社会中社会各阶层在文化传播上的需求方面面临的挑战将日益严重。
：赵月枝，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研究教授 （Canada Research Chair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英文原文出版于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 (eds.), Socialist Register 2005: The Empire Reloaded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2005), pp. 197-217; 中文版出处：《新闻与传播评论2005》，140-153页。
注释:
[1]“Murdoch’s Appeal to Chinese Leaders,” October 9, 2003. The Associate Press, http://www.afr.com/article s/2003/10/09/1065601040384.thml.
[2] 曹鹏, “２００３年中国传媒业十大关键词，” http://peopledaily.com.cn/gb/guoji/1031/2304950.html.
[3] Dan Schiller, “Poles of Market Growth? Open Questions About China, Inform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1:1 （April 2005）, 79-103.
[4] Leo Panitch and Sam Gindin, “Global Capitalism and American Empire,” Socialist Register 2004, London: Merlin, 2003, 1-42.
[5] 赵月枝，＇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国家、资本和非政府组织力量的重新布局，刘宏 译， 陈卫星 编，＜＜国际关系与全球传播＞＞，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２８。
[6] Panitch and Gindin, ‘Global Capitalism,’ 17.
[7] 郭镇之, 《中国电视史》，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Yuezhi Zhao and Zhenzhi Guo, ‘Television in China: History, Political Economy, and Ideology,’ in Janet Wasko (ed.), A Companion to Television, London: Blackwell, 2005, 521-539.
[8] Yuezhi Zhao and Dan Schiller, “Dances with Wolves? China’s Integration with Digital Capitalism,” Info 3:2 (April 2001), 137-151.
[9] Yuezhi Zhao, ‘Transnational Capital, the State, and China’s Semi-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Industries in a Fractured Society,’ The Public/Javnost 10:4 (2003), 58-74.
[10] Wang Hui, China’s New Order: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edited by Theodore Hunt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1] 刘建明，“影视作品全球化的传播张力”，《全球化市场化高科技时代大众传媒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大学，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12] Wu Mei, “Globalization and Language Sovereignty: The Use of English on China’s Television and in Public Sig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Asian Culture and Media Studies,” Beijing Broadcasting Institute, December 2003.
[13] Herbert I. Schiller, “Not Yet the Post-Imperialist Era,”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8 (1991), 15.
[14] Emad El-Din Aysha, “The Limits and Contradictions of ‘Americanization’,” Socialist Register 2004, London: Merlin, 2003, 245-260.
[15] Zhao and Schiller, “Dances with Wolves,” p. 140.
[16] Michea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00-201.
[17] Leslie Sklair,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Oxford: Blackwell, 2001, p. 256.
[18] Yuezhi Zhao, “’Entering the World’: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the Dream to be a Strong Nation, and Chinese Press Discourses on the WTO,” in C.C. Lee (ed.),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 London: Routledge, 2003, 32-56.
[19] Wang, China’s New Order, 102.
[20] 郭镇之，“从伊拉克战争和非典报道看中国新闻媒体，”《传媒研究》， http://www.rirt.com.cn/magazine/ml_11.asp.
[21] Panitch and Gindin, ‘Global Capitalism,’ 19.
[22] Panitch and Gindin, ‘Global Capitalism,’ 19.
[23] 此节在以下文章的基础上的发展与修改：Yuezhi Zhao and Dan Schiller, “Dances with Wolves?.”
[24] Stanley Rosen, “China Goes Hollywood,” Foreig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2003, 94-98.
[25] 戴锦华, “中国电影：在快乐中沉没。。。。，“ 《现代传播》, 1999年第1期，21。
[26] Liu Xitao, “China’s Film Industry Suffers a Major Blow with WTO Entry,” Qiaobao, November 24, 1999, B1.
[27] Stanley Rosen, “China Goes Hollywood,” Foregin Policy, January/Feburary 2003, 98.
[28] The People’s Daily, “Warner Brothers Marches into China’s Cinema Market,”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200401/18/eng20040118_132895.shtml.
[29] Peng Jingfeng, Xuchang, “An Allover Reshaping of Film Distribution Channels,” Shenzhou Shibao, July 20, 2003, C3.
[30] 尹鸿，詹庆生，“２００５年中国电影产业备忘录，”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 编，《２００６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２０。
[31] The Associate Press, “China Bans Da Vinci Code Movie,” Vancouver Sun, June 9, 2006, A9.
[32] Dan Schiller, “Poles of Market Growth?” 1-2.
[33] 吕新雨， “仪式，电视与国家意识形态——再读２００６年“春节联欢晚会”，未出版稿，２００６， ６。
[34] “China to Promote Own Alternative to DVDs,” The Associate Press, November 18, 2003.
[35] Dan Schiller, “Communications and Power: Interpreting China’s Emerging Role,” Media Development 3/2003, 13.
[36] IDG website, http://www.idg.com/www/idgpubsnsf/webPubsByCountryView/.
[37] The New York Times, “Lad Mags Go to China,” April 18, 20004, Section 4, 12.
[38] Kim Chipman, “Playboy’s Interest in China Rises,” Vancouver Sun, October 22, 2002, D11.
[39] The New York Times, “Lad Mags Go to China,” April 18, 20004, Section 4, 12.
[40] Bill Savadove, “China: Rolling Stone Goes Audio to Pacify Authorities,” http://www.asiamedia.ucla.edu/article.asp?parentid=43927.
[41]赵月枝, “中国传播产业与入世：一种跨文化政治经济学视角”，http://www.chuanboxue.net/list.asp?Unid=1263.
[42] 李建军，“2004年中国文化发展概述，” 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 编，《２００６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149-150。
[43] Robert Brenner, “New Boom or New Bubble? The Trajectory of the US Economy,” New Left Review 25, January-Febuary 2004, 87.
[44] 岳建勇, 陈漫，“中国为何全力引进外资？”《当代中国研究》，10：3（2003）， 83-89。 “中国资本外逃热，”《开放》，2003年11月，30.
[45] “Another Wave of Capital Flight and Fleeing of High-Level Officials in China,” http://www.wenxuecity.com/BBSview.asp?SubiD=newsdirect&MsgID=186665.
[46] 岳建勇, 陈漫，“中国为何全力引进外资？”87-88.
[47] He Qinglian, “China’s Listing Social Structure,” New Left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2000, 69-99.
[48] Louis Lim, “China’s Wealth Gap Widens to Gulf,” BBC News,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3488228.stm. February 26, 2004.
[49] Luigi Tomba, “Creating an Urban Middle Class: Social Engineering in Beijing,” The China Journal 51, January 2004, 1-26.
[50] 赵月枝，”中国传播产业与入世：一种跨文化政治经济学视角.”
[51] Colin Powell, “A Strategic Partnerships,”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4, Vol. 83:1. http://www.foreignaffairs.org/20040101faessay83104/colin-l-powell/a-strategy-of-partnerships.html.
[52] 叶自成， “超越‘极化’思维 （下） —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思索， 《南方周末》，2004年1月15,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am/200401150698.asp。
[53] Brenner, “New Boom or New Bubble?”, Minqi Li, “After Neoliberalism: Empire, Social Democracy, or Socialism?”Monthly Review 55:8, January 2004, 1-18. See also, Dan Schiller, “Communications and Power,” 13-15.
[54] 马立诚，凌志军，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55] 李梁，许桐珲，“2004-2006 ‘第三次改革争论’始末，”《南方周末》，2006年3月16日，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60316/xw/tb/200603160002.asp.
[56] Joseph Kahn, “Losing Ground: China’s Leaders Manage Class Conflict Carefully，”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5, 2004, Internet edition, accessed January 25, 2004.
[57] 李培林，张翼， 赵延东，梁栋，<<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91，179。
[58] Andy Hu, Swimming Against the Tide: Tracing and Locating Chinese Leftist Online, unpublished M.A. thesis,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urnaby, B.C. Canada, July 2006.
[59] Yuezhi Zhao, “Falun Gong, Identity, and the Struggle for Meaning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in Nick Couldry and James Curran (eds.), Contesting Media Power: Alternative Media in a Networked World.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pp. 209-224.
[60] Jan Wong, “How China Failed the World,” Globe and Mail, April 5, 2003, F6.
[61] 孙立平，<<断裂：－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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