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略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李世安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摘 要:著名国际问题专家、英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科学联合委员会委员、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主任巴里·布赞教授和理查德·利特尔教授合著的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力作《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的再重建》出版后,引发了对目前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和对“主权”和“平等”等基本准则的争论。本文认为历史变化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由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规定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主权”和“平等”原则没有过时;全球化不等于美国化。
关键词:历史学;国际关系;主权;平等;全球化
著名国际问题专家、英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科学联合委员会委员、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主任巴里·布赞(Barry Buzan)教授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教授合著的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力作《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的再重建》(Buzan Barry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问世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受到高度评价。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刘德斌教授认为这本著作“通过对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成功超越,重新诠释了国际体系在一个宏观和久远的世界历史背景中的演变,从而构建了一个新的国际关系研究的框架”。刘教授还赞扬“巴里·布赞的世界历史视野和多元论的方法论体系向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提出了根本的挑战,同时也给中国学者带来了诸多启迪”。[1](P17)
事实上,布赞教授的这本著作,除了论述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关系,构建了一个研究国际关系的新的理论框架外,还讨论、提出或引发了许多重要的发人深省的理论问题。因此,这本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有必要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历史变化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
布赞教授提出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关系问题。
历史学研究的范畴极其广泛,包括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等等领域的研究。反过来,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也包括了上述范围,他们之间的研究是交叉的。然而国际关系学的特点,决定了政治史和外交史是国际关系的重点研究对象。离开了对政治史、外交史的研究,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就不可能深入。
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历史研究深受美国的“新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不重视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对政治史和外交史的研究,并把政治史、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割裂开来。
美国的“新史学”和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史观,批判传统的政治史概念,反对叙述史,反对把历史“局限”在政治史的范围。它们的这种理论,有其历史的进步作用,推动了专门史的研究,强调了论证的历史研究方法。但是由于它们对研究政治史的忽视,对叙述史的贬低,对基于史料研究的客观主义研究方法的轻视,对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的研究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年鉴学派特别否定写纯粹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活动和外交史,把民族国家的历史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割裂开来,造成在历史研究中对国际关系研究不重视的后果。再加上年鉴学派强调写专门史,主张把历史分成各种专门史进行研究,使得历史研究中的国际关系问题向专门史的方向发展,于是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脱节的现象更为严重。[2]
受年鉴学派的影响,历史编撰学和史学理论的研究,也出现了与国际关系研究分裂的现象。在历史编撰和史学理论研究过程中,不重视对国际关系的研究,较少收集国际关系的研究成果,很少研究国际关系方面的理论。这种状况严重削弱了历史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
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年鉴学派新一代的学者们认识到写政治史的重要性,并回归到了写叙述史和政治史的立场。但是年鉴学派造成的恶劣影响,特别是造成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脱节的现象,并没有得到完全的纠正。
历史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历史的变化,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或历史时段),由于历史的潮流、内容和特点不同,引起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原因也就不同。不深入研究历史的背景和引起历史变化的动因,就不能说明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
人类社会形成后,文明程度不高,处于相互隔绝或相对隔绝状况,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还不深刻。为了生存,他们就用各种手段向外扩张,战争和暴力是最常见的手段。寻求人力、物力和生存空间是当时的时代特点。各国各地区的统治者纷纷向外扩张。除了军事征服外,各国各地区也曾试图进行长距离的贸易、探险和传播宗教的活动。世界上的大小国家,都派出各种使团,出访附近的国家和地区。这些使团,有时采取军事和贸易联盟的形式,交换礼物或收集情报。有时也采取互访、联姻或纳贡等形式。这一时期人类的交往,是与当时生产力落后的状态相适应的。
当人类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后,时代的基础、内容和特点都发生了变化。近代国际关系的内容和特点也就随之发生变化。这一时期科学革命结出了硕果,诞生了近代社会的科学基础牛顿物理学。牛顿物理学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由原子组成,原子是不可分的。因此应该认识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牛顿物理学在哲学上的反映,就是资本主义的理性思想,表现为启蒙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等内容。这些思想认为资本主义是合理的,因而是永存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成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基本内容。
由于时代的基础、内容和特点都发生了变化,近代国际关系的内容和特点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需要,西欧开始了航海探索和地理大发现的努力,各国为争夺海外殖民地、争夺海外市场、建立民族国家、实现国家的统一、捍卫国家的利益等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形式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情报、间谍以及宗教等各方面的全方位争夺,近代国际关系的发展适应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要求。
而当世界进入近代晚期后,历史的内容开始发生变化。牛顿物理学已经不能适应历史的发展,理性思想受到人们的质疑,非理性思想迅速发展,西方文明面临危机,人类需要新的思想,需要革命和改革。爱因斯坦相对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爱因斯坦相对论认为时间和空间等都是相对的,世界是动荡的、革命的和变化的。相对论在哲学上的反映,是浪漫主义、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存在主义等等思想。相对论较好地反映了现代动荡和激烈变化的时代特征,反映了人类文明面临的危机和对未来的忧虑,否认了资本主义是永恒不变、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成为现代历史的科学基础。
这一历史时期,产生了垄断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进行了自我调整,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社会主义历经兴衰,世界充满了革命、战争和恐怖。因此国际关系的发展更为动荡和复杂。世界分为不同的集团,结成了条约组织,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冷战和“反恐”战争,结成了地区性政治、经济和军事组织等等。国际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领域的发展,呈现非常复杂纷繁的局面。但是这些斗争中,各国捍卫和谋求国家利益的斗争,是高于一切的斗争。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也适应了历史的发展。
然而目前学术界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很好地揭示引起近现代国际关系发生变化的上述历史背景和历史潮流,没有充分强调处理国际关系时“国家主权和平等”原则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因此缺乏对国际关系的历史解释。这样,在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就必然会产生“既不能解释过去,也不能预测未来的窘境”[1](P17)。
布赞教授的著作《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的再重建》,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他建议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研究国际关系,从宏观和久远的历史视野,把欧洲以外和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前的人类历史,包含进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去。布赞教授还研究了世界历史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将世界历史与国际体系结合在一起,通过对以国际体系为主线的世界历史的深入考察,构建了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的理论框架,为新世纪国际关系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为国际关系的研究做出了创新和贡献。
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是否过时的问题
布赞教授提到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对《威斯伐利亚和约》的作用和地位的评价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仁见智,结论不一,值得讨论。
布赞教授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的国际关系准则,称为威斯特伐利亚“情结”,并认为它是狭隘的,“这样一种经常用于标示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欧洲国家体系开始的方法,发挥着一种‘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的作用。”[1](P19)当然由此而产生的推论必然是“随着冷战的结束,随着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合作愈益成为大国关系的主导方式,冲突特别是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少),随着非国家行为体数量上的增多和功能性上的增强,基于威斯特法利亚模式的解读已经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1](P21)
布赞教授的这一观点事实上构成了对现有的相关国际关系学和历史学理论的挑战:“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近代国际关系的奠基条约,它所规定的原则,一直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冷战结束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原则究竟是否过时,是否还适用于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在当前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是否存在“威斯特伐利亚紧身衣”?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近代历史发生转折的产物。
历史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方式的改变。生产方式的改变,引起了社会、经济以及国际关系等等的改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为许多西方学者所接受。例如美国学者坎迪斯·高夫尔(Candice Goucher)、查尔斯·莱昆(Charles Leguin)和林达·沃尔顿(Linda Walton)等人的著作《全球史中的主题:均衡》(In the Balance:Themes in Global History, Mcgraw Hill Companies, 1998)中,就持这种观点。
人类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就是因为人类从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发展到以机器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这种变化,带来了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也带来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
资本主义工业化要求建立民族国家,以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民族国家的建立是相辅相成的。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和近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近代国际关系不再是王朝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关系,而是以全球市场为背景的国家之间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关系。为了发展资本主义,欧洲需要寻找市场和殖民地,向外扩张。因此近代国际关系服务于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
而近代民族革命也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从文艺复兴开始,基督教普世主义受到批判,民族主义开始生长。到19世纪,民族主义成为欧洲社会的精神支配力量。
在法国大革命中,产生了两个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第一,人民拥有无限的主权;第二,国家是人民的联合体,人民对国家的忠诚取代了人民对国王、地主、教会或者行会等等的忠诚。这种思想促进了各国争取独立、主权和平等的斗争。此后西欧进步思想家在考察人民的语言、文学和民俗时,唤醒了各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感情。
到20世纪初,欧洲自由主义者成为了民族主义的主要领袖和支持者。他们把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和从外国统治下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看成是争取个人权利斗争的外延。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在民族和人民主权原则,由独立国家组成的欧洲,将会创造出兄弟般的国家关系。同时,由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民族主义又成为亚非拉国家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旗帜。
在近现代,无论欧洲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离不开民族主义力量的推动。例如西欧各国在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相互兼并,连横合纵,充满了战争和阴谋。葡萄牙和西班牙最先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支持下,这两个弹丸小国率先开始海外探索和成功地进行了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扩张。英国经过红白玫瑰战争,奠定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荷兰从西班牙独立;法国在路易十四领导下,成为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它们也就有力量对外进行侵略和扩张。
荷兰、英国、法国的兴起,使大西洋经济圈的建立,从而使全球经济的建立成为可能。而围绕大西洋经济圈和全球市场的建立,欧洲国家之间却充满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和斗争使国际关系呈现出复杂纷繁的局面。
由于国际关系的复杂化,从一开始西方国家就认识到,必须规范国际秩序,而为了规范新的国际秩序,需要一种游戏规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应运而生。
“三十年战争”结束后,西方国家在1648年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约的基本内容包括:承认欧洲领土的变更和德意志国家体制,确立了建立在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因此,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了近代国际关系的格局,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
虽然在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欧洲仍然充满战争。但是这些战争,许多都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法国的大陆争霸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俄国的扩张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普法战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20世纪的许多战争无不与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独立运动有关。但是无论战争的结果怎样,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定的国际关系原则都没有变化。无论各国从战争中捞到多少好处,在表面上它们都信誓旦旦地忠于主权和平等的原则。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为了解决各国之间的矛盾和争端,建立一个相对合理的世界秩序,人们又签订了许多和约、条约,建立了各种体系和国际组织,包括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等,并建立了联合国。但是这些体系和国际组织的基本原则,都没有超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的国家主权和平等的范围。因此,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并没有超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原则的内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奠基石,完全适应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并不是所谓的“紧身衣”。
三、全球化、主权和平等问题
国际关系是以国家和国家主权的存在为基础的,没有国家和国家主权,就没有国际关系。在最近20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国际信息、贸易、生产和市场一体化的步伐加快。这些发展,必然会影响到国际关系的变化。
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以及不同国际地位的民族和国家,对全球化含义的解释并不一致,对全球化与国际关系的关系上的看法也不相同。有的人认为,全球化仅仅是全球经济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加深,而有的人则认为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
一方面,全球化反映了世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运动。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理解,是把它看成发展本国经济的一个过程。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接受全球化这个概念,只是希望建立一个有利于自己经济发展的全球市场,而不是想把本国变成西方国家的附属国家,它们并不希望世界发展成为一个模式。就连欧洲等西方国家也希望在经济全球化中,发展本国经济,摆脱依赖美国的状况。
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反映了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以实现全球少数人利益和价值观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征服整个世界的现象和过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的“全球化是美国统治的另一种说法”,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3]
经济全球化无疑对当今国际关系发生着重大影响。但是经济全球化绝不等于美国化。利用经济全球化实现美国化的企图,只是美国一厢情愿的想法,必然会遭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反对而失败。
从历史上看,全球化是一个缓慢和复杂的过程,它早在古代就已开始,只不过最近20年步伐加快而已。在形成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国际关系就从来没有“一体化”过,主权和平等一直是国际关系的准则。
全球化不仅会引起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而且也会引起西方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和国家利益等方面的冲突和矛盾。为了捍卫各国的国家利益,各国人民都需要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执行“主权和平等”的原则。
从1400年到1700年,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和通往印度这个富庶的东方贸易中心的道路,征服了美洲,并在美洲殖民,剥削着印度。在这一时期,不同文明发生了碰撞,战争和外交活动频繁,贸易日益扩大,社会和文化交流加快,亚非拉各国的主权和平等受到践踏。
从17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全球经济以一种更为残酷的方式发展。欧洲人为剥削世界和瓜分世界,用各种血腥的手段,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征服其他国家的领土,建立殖民地。但是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并没有屈服于西方的统治,被压迫国家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从未停止过。美洲人民、印度人民和世界上其他地区被剥削的人民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举行了无数次起义,进行了长期英勇斗争。在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中,西方国家内被压迫的国家为了独立、主权和平等,也进行了英勇斗争。例如美国高举着独立的旗帜,进行了独立战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民族意识觉醒,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进行了英勇和卓有成效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步幅加快。不过虽然经济一体化增加了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但是各国经济仍在独立发展。在政治上,各国都努力保持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这可从民族和民族国家之间在宗教问题、能源问题、国际间谍活动、裁军和军备竞赛、环保问题和国际恐怖活动等问题上的斗争中看出。
在历史上,宗教作为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因素,表现非常突出。不过在冷战时期,宗教冲突被东西方冲突所掩盖。然而冷战结束后,宗教冲突再度突出。西方认为伊斯兰教,特别是原教旨主义教派,“威胁着世界的安全”,因此要大加讨伐。但是在实践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不是从整体上反对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而是只反对不听美国和西方指挥的国家。
在能源问题上,由于石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此各国竞相采取各种手段,以获得或者确保石油资源。美国为了获得中东的石油,发动了海湾战争和侵略伊拉克的战争。
在国际间谍问题上,冷战结束后,各国的间谍活动并没有减少,反而更为频繁。由于高科技的发展,间谍活动的手段和有效性,在许多方面大大超过了冷战时期,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冷战结束后,军备竞赛并没有停止。美国大叫防止“核扩散”,不准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但是美国却在大力发展“导弹防御体系”。
环保问题是一个国际性问题,但是它也带有明显的民族国家斗争的性质,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例如在有害气体的排放问题上,美国不肯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不愿承担相应的环保义务,体现了美国自私自利的民族政策。
至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更涉及许多国家,直接影响到国际关系的发展。震惊世界的“9.11”事件,不仅仅影响只美国一国的发展,它给国际关系带来的冲击,后果是难以估量的。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是贫困和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只有消除贫困、剥削和压迫,才可能消除恐怖主义。要做到这点,国家无论大小,都要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平等。
所有上述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因素,都没有超越以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单位的范围。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作为基本单位,仍然是经济发展的领导者。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仅靠市场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因此各国政府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在加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地区经济在迅速发展。但是各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基于合作,而不是强迫。地区经济的发展,并不都会导致政治一体化。
经济一体化是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力手段,但是要实现政治一体化却是困难重重。欧盟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点。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美国、西欧和日本矛盾重重,贸易战不断。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保护措施和反倾销措施等等。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捍卫国家的利益。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主权国家并不可能联合成一个国家,独立国家并不会消失。
既然有国家存在,国际关系就要有一个准则。以目前的情况看,在全球化进程中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仍然是要尊重各国国家主权,主权国家无论大小,在国际事务中都处于平等地位。
全球化必然会导致国际关系的新体系出现。但是由于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种体系不可能是由一个国家控制的或“一体化”的单极体系,而应当是多极的尊重各国主权和平等的世界体系。
参考文献:
[1]刘德斌.世界历史的视野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建——来自巴里·布赞的挑战[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4).
[2]黄新.从“实证”到“年鉴”——论西方史学的现代转型[J].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2):49.
[3]石太林.“世界历史”进程与全球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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