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校近三成贫困生路费不足过年难回家

66.5%：不回家是希望打工挣钱
　　还有15.7%的被访者表示，他们很想回家过年，但是筹集不到回家的车费。很多学生表示，寒假不回家既省了车费又可以打工挣钱，恰好一举两得。

　　当问到“今年是否打算回家过年时”，被访贫困学生中有24.6%表示他们今年不准备回家。

31.9%：家庭年收入在三千元以下
　　造成贫困大学生经济状况窘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般看来，其家庭经济状况差是最主要原因。

　　调查显示：31.9%的贫困大学生家庭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年收入在3001到5000元之间的家庭占26.1%.家庭总收入较高的学生同时也存在家中兄弟姐妹过多等情况。

1/4贫困生怕与同学谈钱 贫困严重影响学业

千余贫困生选择留校

　　“一月五百贫困户，千儿八百刚够住，两三千元是扮酷，四千五千真大户”，这是流传于某些高校中的顺口溜。一个数据显示：海淀区高校本专科学生中3000多人拥有驾驶执照，拥有私人轿车的就超过300辆，有蓝鸟、帕萨特、奔驰等中高档轿车。相比之下，贫困，让贫困生和同学“格格不入”。因此，在同学眼里，有些贫困生性格内向，自卑心理较重，不善于表达，“不合群”。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28.1％的贫困生怕与同学谈论钱方面的事。

　　经济的贫困已经严重影响了贫困学生正常的学业。调查显示，吃饭以外的消费，13.7%的贫困女生根本没有经济能力购买学习用品，49.8%的贫困女生每月个人学习用品支出在20元以下。6.6%的贫困女生生活特别困难，不能继续上学。

坚强乐观的谭洪先憧憬着回家团圆的那一刻。

川妹子谭洪先：“贫困总会过去，不丢人”

　　2004年10月21日，农历九月初八，谭洪先20岁生日。那天，她早早起了床，买了一个2元的葱花鸡蛋饼———这是她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也是她上大学后吃得最贵的一顿“饭”。“每次经过饼摊，我都会算一下日子，因为我答应过自己，要在生日那天自我奖励一下，可以破例吃一回鸡蛋。”谭洪先说起这件事时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阳刚名字让我坚强。”谭洪先目前才读大一，她知道，大学毕业时她将面对七八万元的助学贷款债务。对此，她很坦然：“穷，没有什么，只要敢去面对。我从来都不觉得穷是件丢人的事。”

　　她告诉父母，过年不能回去了。电话那边一直是沉默，父母心知肚明，谁也不忍心将这辛酸点破。“其实我好想回家，回到家人的身边。现在还不敢告诉弟弟，我怕他分心。”谭洪先说，如果不回家，她将在这里再找一个兼职，以维持下学期她和弟弟的生活。

她希望能穿着藏服与家人团聚

　　“今年一定要回去，这是我10年来第一次回家过年”，1月7日下午，24岁的藏族姑娘才旦央宗眼神中满含期盼。4年没有回家，10年没有在家过年，就连母亲的离世，她也是在一年后得知。

　　母亲去世一年才得知。初中毕业的那次回家更让才旦央宗哀伤。当她带着送给母亲的礼物兴冲冲地赶回去时，得到的却是母亲已经病逝一年的噩耗。“母亲能歌善舞，我走时她还非常健康。”
　　“父亲的牙齿可能掉光了吧。”才旦央宗说。自14岁她小学毕业离开家乡独自去太原上初中，外出求学长达10年间她只回过两次家。2000年回家那次，她发现父亲变老了，皱纹多了，牙掉了……

谈到贫困生问题时，刘文奎显得很沉重

　　对话人物：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文奎　
　
　　寄语贫困生：贫困本身不丢人，必须要坦然面对困难，要想让社会尊重你、接纳你，自己首先就要尊重自己、接纳自己，在受到别人的资助和关怀的时候，就要懂得感恩，懂得回报，懂得爱与被爱。

　　寄语捐助人：不管钱多钱少，他们对贫困生的情义和爱心，我们不会忘记，贫困生不会忘记，社会不会忘记。

　　刘文奎： 高额上学费用，贫困家庭难以负担。大学四年需花费4万至6万元，贫困家庭10年不吃不喝才能凑齐。基金会三年资助1万余名大学生，政府资助仍是最主要渠道，社会性的捐助力量相当有限。

　　刘文奎：学校越贫困，接受捐助越少；学校越富裕，接受捐助越多。实际上，越是名校，国家的拨款、社会的资助和学校本身的资助，都远远高于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林类高校，这就形成了一种越贫困的高校，收到的捐助越少，越富裕的名校，收到的捐助越多的“马太效应”。所以，我们都会劝他们选择把捐款投向更需要的中西部地区高校，因为，那里的学生更贫困。

　　刘文奎：贫困生是无辜的，社会误解令人心痛。毕业后面临多重考验，未能还清学费贷款，只是出于暂时的艰难，绝大部分都不涉及诚信问题。

　　刘文奎：自助者天助之，贫困生本身应自强。贫困生应主动融入集体和社会公益活动中，要懂得爱与被爱。

　　
　　新闻观察：供一个大学生究竟要花多少钱？

　　扶贫济困，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春节在中国人心中的分量不言而喻，回家过年已经成为中国人不约而同的行动。当“常回家看看”用来奉劝工作忙碌的人不要忘记回去看看父母家人之后，在一些贫困大学生那里，“春节回家”却是一种奢望。

　　政府的工作和民间的扶助从来都不矛盾，解决贫困的主体不应只是政府，扶贫的行为也不能停留在道义的层面。无论是对于政府还是对于每个有力量支持别人的人来说，扶贫的表象是行善，深层次则是社会责任的体现。

　　中国人从来都不缺乏慈善之心、怜悯之情，对印度洋海啸的捐款已经超过亿元就是明证。但是，中国人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像一张被束之高阁的古筝，还缺乏有志之士或慈善组织去及时地更多地弹拨。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形成一种“视扶贫为责任”的法律、政策、文化的环境。我们期待，这次对贫困学子回家过节的救助，是一次“慈善乐器”的弹奏，能有一曲美妙的音乐献给温馨的春的节日。

　　捐款，英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每月都捐 相互间也不攀比

　　让奉献爱心成为一种习惯：爱心需要呼吁，爱心需要培养，爱心更需要生根发芽。世间瞬息万变，福祸无人预知，此刻你是捐助者，下次你也许会不幸成为受助者，但是只要人人都把奉献爱心变成一种习惯，用爱心打造一个互助团结的文明社会，我们就有了最最坚韧的抵抗力，可以坦然面对一切危难。

　　“仅有经济资助还不够”　要进行立体资助：对贫困生实行经济上的资助只应是对贫困生资助的一部分，这解决了他们最迫切也是最基础的问题，但仅仅有这个还不够，现在中国农大还对贫困生实行了“知识资助”和“精神资助”。同时，学校还帮助受助学生树立一种意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力去帮助别人，去回报社会。生活中也鼓励这些学生树立一种认识———经济困难并不是我的罪过，而不增长知识才是一种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