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二十多年的改革有三条主线,一是怎样调动人的积积性,反应出来的是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这大致可分成三步。
第一步;物质刺激 承认人的本质中物质性的一面,普遍调动人的积极性,但很快因平均主义的原因,把物质刺激的决定权交给了厂长。
第二步,,厂长责任制,法人制,租赁,承包,也是把经营和管理权交给厂长,把工厂的积极性,工人普遍的积极性,变成厂长一个人的积极性。
第三步,以管理层为中心的MBO,所谓的激励机制,产权改革。本来让产权进入市场没错,但中国实际上没有消化产权交易的能力,产权改革就成了把国资送给管理层,工厂送给私人的送法由政府决定,不少政府官员临时下厂,成了转制后的老板,权力成了财富的直接得主。
二是,怎样制造体制外力量,企业承包和MBO是想把企业从体制中分离出去,成为市场的要素。价格双轨到市场化,由计划价格转入市场定价,发展市场经济,也是一个制造市场,适应市场的过程。但由于社会资源分配的最终决定权在统治层那里,而不是在市场,所以这市场造成了权力寻租,市场从权力的每一步分化都明的或暗的由赎买来完成。还有各政府部门利用其职权挖空心思的创收,本应是制度外的经济的市场运行被政府部门或官员雁过拔毛,市场的每一个增长点也被政府利用行政审批等手段敲骨吸髓,政府也从未放弃过直接操纵经济,如土地和房屋拆迁,垄断价格,银行等,利用权力直接获利或与民争利。以上改革其实是“物化改革”,就是忽视了人的价值的等价交换的基本原则,而“物化改革”把人当作一种机械的新陈代谢的生产要素来对待,在一遍改革声中,劳动者又沦落成了“会说话的工具”。由于劳动者丧失了其应有的主导地位,随之与劳动者相存的消费市场也相应不振,经济发展就没有了其原动力。不管是企业经营管理还是市场化的改革,都成了权力瓜分国有财富,即国民积累的财富的和抹杀人的价值,掠夺劳动途径。
三是经济本身有发展的客观趋势,市场本身也在自找出路,如广东,浙江遇到了当时国内物资奇缺的市场的机遇,发展就快。
这二十多年的改革遵循的这个思路,利用体制的权力最大限度的调动人的积极性,同时制造体制外的力量“市场”,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但从未把人的价值纳入思维。而且每一步改革实际上都是权力的导向,不是市场的导向,不是在尊重市场的发展,而是在安排市场。
改革的初期是多赢的局面,因各种力量在粉碎独裁后,在同一起跑线上,共同发展,有民主的氛围,各种人的价值受到尊重。而越往后体制的权力集中的趋势提升,普遍人的价值被忽视。
从上述改革进程不难看出,改革每“进一步“,民众的参与权就少一点。越改革越趋向于以调动少数人的积极性为核心,越改体制的决定权越大,越改越疏远民主,这就像吸毒一样,越改越觉得不对,但越改越想改,越改越觉得政府应有更大的控制力。
引水流偏了道,加速加量只能洪水泛滥,这时后必须要有外力的帮助,这个外力就是民主。
毛泽东也是在怎样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的问题上走火入魔,走到了全民洗脑,规定人的思想的荒唐境地,毛同时因资本家私营和市场的一些弊病,如制假贩假等走向了把经济控死的地步。这二十多年的改革也是在怎样调动人的积极性和管理市场(如对一放即乱的调控)上的问题上,走到了以自上而下的垂直统治体系为焦点,形成了以掌握资源的统治层和大款勾结的权贵专制这条路上。
现改革已要求我们深化对市场的认识,即市场不是简单的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市场最重要的基础是人对自身价值的追求,人的价值应实现等价交换。以前讲生产力,现在讲市场,不管怎么讲,人的价值都是其第一因素。只有个人权力,价值充分的发挥才可能有市场经济真正的活力,有公平竟争的基础,任何降低个人权力,价值,贬低劳动者的作用的行动不但不是改革,而且本质上是反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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