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历史性战略机遇：台海战争
２００４年是台海局势急转直下的一年，纵观局势，台湾的宣布“独立”似乎已成定局。对于全体中国人民及所有海内外华人来讲，台湾问题今天已经横亘在中国面前，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作出“抛弃幻想，必有一战”结论的今天，依然有人害怕战争带来的人员损伤和经济下滑。我以为，不打这一仗，根本就不会出现十六大所说的“二十年战略机遇期”（很多学者认为，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出了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和平）。
一些观点认为，中国最好是再与台湾维持不独不统的情状二十年，抓紧时间发展经济实力，然后伺机解决台湾问题。这种观点不论其他，首先就在方法论上分割了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统一性，似有欠妥之处。
其次，我们要问的是：“再等二十年，中国的情况是不是就一定好于现在？再过二十年，中国是否更有能力解决台湾问题？”回顾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一个新的官僚权贵阶层已经被造就出来，他们凭借着手中那本应属于人民的权力，疯狂的榨取社会财富。我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成果，究竟是被用来造福于广大人民，还是被那个官僚权贵阶层所窃取？”另一方面，贫富悬殊的差距日益扩大，失业问题严重，财政赤字日益膨胀（详细数字见丁冰：《用数字戳穿主流学者的国企私有化神话——谈当前我国经济中的困难和出路问题》原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初稿曾由河南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研究会内部印发），这些问题都为中国社会埋下了不稳定的隐患。加上在进行加入ＷＴＯ的谈判时我国作了过多让步，使得在加入ＷＴＯ后我国的民族资本将处于极其危险的状态。这一切现实情况及其发展趋势，不得不让我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担忧。
另一方面,在一个有强大实力的世界性政府出现在地球上以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跟两百年前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只是核武器的出现让大家不敢轻易发动战争而已。诚如现代国家制度之父，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Cardinal de Richelieu）在他的《政治证言》里所说：“就国事而言，有权力者便有权利，弱者只能尽力顺应强者的意见。”这就是美国为何敢于单方面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现在又对伊朗咄咄逼人的原因。
根据现实主义政治信条，决定一个区域是否能保持长期和平的，不是这个区域的国家的政治动机如何，而是它们的实力结构是否平衡。于是对无限野心与有限追求的区分便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如若不能维持特定区域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之间实力结构上的平衡，那么不断增长的实力和日益倾斜的天平必然带来野心的诱惑，到最后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追求必会凌驾一切。简言之，一个地区的和平与否，取决于实力对比而非不可量化、永远捉摸不透的“动机”。所以，对外政策若不考虑真正的实力关系，而只靠对另一方真正企图的猜测，那无异缘木求鱼。
因此，不管美国的旗帜是保卫台湾的民主人权还是别的什么，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美国实际上是在竭尽全力遏制，至少是要延缓中国的崛起，以此保卫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因此，毫无疑问的，一旦台海战争爆发，美国必定不会坐视，这点我们必须要有心理准备。但是，正因为美国是能让意识形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大师，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狂热者，所以它绝不会不计代价的投入一场战争，因此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害怕。美国会算计插手台海的得失利害，并以此来指导其军事行动。因此，一开始我们并不需要去跟它正面对抗，我们只需提高它行动的代价，甚至只是提高它付出某种代价的可能性，即可有效的延缓其行动甚至阻止之。中国虽然有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未必就不能学学美国的拿手好戏——附加但书，“某某某情况下除外”。政治本来就是一门可能性的艺术。
值得利用的是，美国社会具有奇特的矛盾性：一方面，理想主义的美利坚民族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深以为傲，他们坚信“世界大同”能且只能通过将这种“民主”推广到全世界而实现（我个人认为这绝对是错误的理想）；另一方面，美国的政治决策者却是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者。于是，奇怪的现象产生了：美国的政治决策者不敢光明正大的去追求国家利益，因为这是被“社会的灵魂”所禁止的；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必须被包装成为对抽象的道德概念的追求。这就为我们从内部分化美国提供了良机。
至于日本，首先，感情上，它跟中国从来就不曾存在过所谓“一衣带水”的关系。尽管中国对它是一再忍让，但它却一再得寸进尺，不久前更是公然“接管”钓鱼岛灯塔，估计是有意要在台湾问题上制造麻烦。中国和日本，过去是敌人，现在是敌人，未来仍然是敌人。其次，从现实的角度分析，日本经济的“血液”——石油，大部分需要经由台湾附近海域运输，一旦中国通过收复台湾控制台湾海峡乃至台湾外海，那么日本的命脉可以说就已经被我们捏在手心。正因为如此，日本必会全力阻止我国收复台湾，甚至有可能主动挑起战争。虽然日本自卫队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但是沉淀在日本民族民族性之中的劣根性——狂妄自大而缺乏包容精神，注定了它即使能取得一时的优势，也绝无办法消化优势并保持较长时间。长远的看，只要注意遏制其势力，那就不足为惧。
另外，战争状态是最有利于反腐败的状态。（朝鲜战争时期国内“三反”、“五反”，强力反腐反奸商措施，取得了极大的成果）上面已经说过，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官僚权贵阶层。这个阶层大致位于党中央和普通老百姓之间。为什么党中央每次掀起的反腐浪潮都是“战果累累，效果不大”？关键就在于每次的反腐不可能都由党中央面面俱到的加以具体操作，毕竟也没那么多人手，具体经手的还是下级政府部门。问题就出在这里，下级政府部门和那个官僚权贵阶层同属于一个集合，所以难以彻底，也不可能彻底。更有甚者，在某些地区，“反腐”居然成为了权力斗争的一种工具。如何破解这局面？只有依靠另外一只独立于下级政府部门，只听命于党中央的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时期，由军队主导反腐败确实不大现实；但在战争时期，这就是一种相当可行的选择了。虽然战争初期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确会下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借战争之机，假军队之手顺利完成反腐败之后，生活水平下降的负担的绝大部分会压在原来的高收入人群，特别是官僚权贵阶层身上；至于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兄弟，现在他们也仅仅勉强温饱而已，战时限量供应政策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比起他们看见贪官污吏被绳之以法的喜悦，又如何？“不患寡，而患不均”，只要处理好“不均”的问题，其他的相关分配问题必可迎刃而解。
总的来说，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者是互动的关系而非相互独立的关系。对于中国国内现在存在的矛盾与压力，我们在尽力内部解决的同时，应该保留将其放到外部去解决的选择。“统一”只是个感情色彩极其浓厚的词语，我个人对其毫无兴趣。“勿在意抽象概念，只接受事务现状，竭尽所能避免昧于现实。对经不起考验的高调，如保卫人类文明，根本无从产生实际行动。”（梅特涅语）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不能控制台湾，冲破第一岛链，中国就无法真正崛起，成为名副其实的实力大国。但是，与历史上那些依靠发动对外战争来转嫁国内危机的国家不同，中华民族是唯一的真正崇尚“和为贵”的大民族，我们所要求的，仅仅限于平等自由的购买或投资，不受歧视的出售或收益的权力。这种权力绝对不可能经由国际法等等法律来保护，因为权力还需要保护便足以证明这种权力纯属子虚乌有；这种权力是跟实力同生共灭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所谓的第一岛链），我们的这种权力不但得不到保证，反而受到以武力为后盾的威胁，于是我们不得不极不情愿的诉诸武力，以此掀开重新平衡世界格局的序幕，并以此来保障我国的上述权力。台湾是小问题，中国能否真正崛起才是大问题！
最后，引述Lord Clarendon的话作为结尾：“一国既想大刀阔斧的改变，又不愿放手一搏，结果注定是徒劳无功。”
方正 200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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