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小溪
中外历史上的“抵货运动”，一般都带有政治的和经济的两个面孔。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十八世纪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发生了由波士顿和纽约商人参加的抵制英国货物运动，而这场表现为经济斗争的“抵货”运动，成为美国独立战争这场政治革命的序曲。二十世纪初中国开始出现抵制外国货物的运动，它最初带着比较单纯的发展实业、振兴民族经济的色彩。而同时期发生在印度的抵制英国货物运动，则更凸显了印度人摆脱殖民统治的政治诉求。中国的“抵货”浪潮,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1931年开始的中日战争中，逐次达到高潮， 其政治色彩也愈来愈压倒其经济意义。最终，它成为全民抗战的一部分，“抵制日货”也成为民族救亡的铭志和口号，拥有了圣像化的符号意义和高度动员能力，使它成为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变量。
一个抗日救亡的主题，绵延至今，仍然是调动大众情感、动员集体行动的力量，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在所谓“人类文明大融合”的全球化时代，也并未画上句号，无论是在经济维度上，还是政治维度上，民族的集体焦虑仍未化解。这就有必要考察一下：作为大众集体行动手段的“抵货”，是如何横跨了一个世纪，面对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迅速全球化的世界。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抵货运动”中，所涉及的货物是相对简单的，主要是棉纱织品、日用百货等轻工业产品，也包括日本在中国的采矿生产。这时期，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大规模直接输出相对较少（“满洲国”除外），仅包括日本在大城市的纱厂、少量商业资本，以及在中国的矿山。
日本货物伴随着日本侵略军队在中国泛滥，这是“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背景。日本的侵华战争，其实也是在暴力主导之下的一种特殊模式的全球化，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全球化模式。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浪潮，是资本主导之下的全球化，在这种全球化模式下，“货物”已经不再是跨国流动的主要因素，“资本”取而代之，而跨国资本的复杂、隐秘、无处不在，对传统的“抵货”运动形成巨大的挑战。
首先，资本的构成变得多国化、国际化，主导这个过程的就是拥有巨大资本的、不断互相购并的跨国公司。它们不再具有十分明确的国籍，然而，却毫无例外地来自发达国家。比如：“抵货”名单上的日本的三菱汽车公司，其实是由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控股（拥有37%的股份），而后者又是由德国的戴姆勒-奔驰公司和美国的克莱斯勒公司合并而成的。因此，是来自德国的、美国的、日本的资本共同控制着三菱。如果说，三菱汽车公司是在中国人的“抵货”名单中，那么，利益受到直接影响的，就是世界第三大汽车生产商----戴姆勒-克莱斯勒。
第二，跨国公司的产品，其生产过程高度国际化，因而绝大部分产品是多国籍化的。所谓的“日货”，不再是日本纱厂生产的棉布，或者日本进口的商品，而通常是具有日本的核心部件、知识产权、营销计划，而由不发达国家提供次要部件并组装加工而成。中日贸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这种隐性的“日货”。比如，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的资料，由于中国计算机、手机、数据家电生产的扩大，2004年上半年由日本进口的高端半导体电子部件、液晶设备等价值62.3亿美元，由日本进口的汽车零件为12.1亿美元。而这些大规模进口，又是和日资企业大量转移生产基地同时保留核心技术、日本自身产业“空洞化”有关。
在“抵货”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朝日啤酒”，其生产商是朝日啤酒株式会社和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该公司在烟台、杭州、泉州、上海、深圳都有生产、销售和投资公司。该公司还购买了北京啤酒厂55%的股份，投资约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8亿元）建新工厂，生产北京啤酒和朝日啤酒。朝日与伊藤忠购买的另一家公司是康师傅饮品，拥有该公司50%的股份，而康师傅是台湾的食品企业，已经包含有日本三洋食品的投资。
在“抵货”名单上的另一家公司味之素，在上海、广州、天津、江苏、河南、四川、香港，有多家分公司，生产、销售网络遍布中国。日本在华企业生产的“日货”，通常有中国自己国有的股份。而原来本来是纯正“国货”的产品，如北京啤酒、青岛啤酒，现在却由日本控股的企业在中国生产。
第三，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再局限于“货物”的生产和流通，而是扩大到无形资产和服务领域，比如金融、保险、知识产权等。再一次以“抵货”名单上的一个日本公司为例：日本住友生命保险公司2005年春节前夕通过网站宣布，住友生命计划在今年与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合作，在中国内地成立合资人寿保险公司。住友生命拟入股29%，涉资37亿日元（约2.93亿人民币）。
综合以上三点，资本全球化时代的“日货”已经不再简单。既然中国决定在经济上和国际接轨，也就无法避开“日货”，因为“日货”早已是我们要与其接轨的秩序的一部分。这既是改革开放实践的结果，也是资本跨国流动的必然逻辑。
在资本全球化时代，资本的流动、扩张是如此复杂，其渗透是如此深刻、彻底，使得传统的“货物”观念、“以国家为单位的生产”等观念不再和当代现实相吻合，在这种情况下，“抵货”的号召虽能够调动一时的情绪，却无法诉诸理性的思考，无法诉诸前后一致的实践。在肯定“抵货”的正当性、正义性之外，还需要以冷静的、求知的态度面对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现实，以寻求超越“抵货”的局限。
“抵货”运动的可贵之处，是一种公民责任感，即在和平、守法的条件下，通过公民个人所能控制的选择，参与公共事务，表达正义的情感。这样，“抵货”运动在不同领域内完成了双重跨越：即：
个人领域 à 公共领域，
以及：经济领域 à 政治领域。
然而，我们还是能看到，作为民众动员的“抵货”运动，仍然是一种间接的诉求，一种迂回的抗争，一种弱者的无奈。这是因为：从舆论倡导，到个人的购买选择，再到大批个人选择所形成的政治压力，这是一个间接的、不确定的、被动的过程，如果说动员是“抵货”的手段，而“抵货”是达到某种政治目标的手段，那么，这个过程可以表达为：
政治手段 à 经济手段 à 政治目的
然而，我们知道，政治、经济既是相关的，也是有所区别的。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体制下，政治目的通常是直接通过政治手段（亦即民主政治手段）达到；即：
政治手段 à 政治目的
而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或者欠缺民主的社会体制下，有时政治目的必须通过经济手段来达到，钱权交易、贿赂收买是这种情况，抵制货物也属于这种情况。
“抵货”的基本原则，就是动员每一元钱，去给货物或者公司投不信任票，这是一元钱一票的原则。而更为民主的公共选择，应该是一人一票，每个公民都应有同等的机会和权数直接发表意见，从而形成民主的共识。
毋庸置疑，在资本全球化时代，民主遭到了攻击，即使是在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公民的权利也遭受到侵蚀。资本全球化，确实是全世界强者的大联合，贫弱国家、各国弱势阶级、弱势群体是当前全球化的被牺牲者。人类文明的大融合面临着大分裂的危险。
然而，封闭自守、盲目排外、回归过去，并不符合弱势国家、弱势群体的利益，它们的利益和未来，有赖于一个另类的全球化模式，也就是建立在民主、平等、关注社会需要和自然环境的基础之上的全球化，这是一个符合普通人利益的和谐国际社会。毕竟，普通人永远是大多数。
如果说，我们能够从反对资本全球化的国际运动中找到启示，那么，我们就有希望将“抵制日货”这一抗日救亡遗产，创造性地转化成一种重新具有生命力的当代实践，姑且称之为“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公民不服从”。
“公民不服从”传统来自印度反对殖民主义运动和一些西方国家的下层人民的抗争。之所以借用这个词，是因为“公民不服从”传统和“抵货”运动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点。首先，它们都属于弱者的抵抗手段，具有自发性，适合民众的广泛参与；它们都强调道德感召，主张将个人的微薄贡献积少成多。
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抵货”行动基本上仍然局限于消费者个人的选择，而“公民不服从”则试图将被动的消费者转化为积极的公民，更直接地运用宪法权利、媒体、公众舆论等公共空间，通过交流和沟通，表达人们的社会关注，推动社会公平和正义。如果说，传统的“抵货”是以大众购买力去和公司的金钱势力较量，那么，“公民不服从”则把“道义”引进方程式，使天平倒向弱者一边。
发生在西方国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资本全球化的国际运动，具有策略灵活、立足草根基层、有理有利有节、高度国际化的特点。这既包括广泛的民众动员，也包括非政府、非盈利的民间组织长期务实的工作；它们有时采取间接的“抵货”手段，以制裁那些损害劳工权利、破坏环境的跨国公司，有时也采取更直接的公民社会手段，起到监督、请诉、倡导的作用。
“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公民不服从”这个想法能否成立，当前的“抵货”运动是一个考验。这取决于：在公共意识中，能否超越简单、狭隘的排外情绪，浮现出一个国际化的、全球化的视野，从而积极地构建民主的、开放的公共空间，和一个平等、公正的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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