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媒怎样看中日风波

西方传媒怎样看中日风波

    

    编者按：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文章的许多观点与立场我们是不能赞同的。但本着“兼听则明”的原则，我们把它推荐给读者，这对于我们深入研究中日关系的走向，加强我们的舆论宣传，是不无益处的。

    其实，北京一向低估了西方传媒扭曲和抹黑中国国际形象的能力，抢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所作所为，而是在西方价值观基础上的相互响应和相辅相成，令西方各国政府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地取得道义制高点和民意支持，继而实行他们的对华政策。
    近来这种扭曲和抹黑有有增无减的迹象。最明显的事例为西方各国对北京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的反应。本来令台独势力不敢轻举妄动的《反分裂国家法》被解读为一条企图武力统一台湾的法律，令欧盟延后了对华武器解禁；紧接着，对中国民间反日示威游行做低调处理甚至偏袒日本，连一向会与美国唱唱反调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明显地靠向日本和美国一方。
                            西方传媒如何看中日争端？
    似乎是“平地起惊雷”？“浪静生海啸”？仿佛是一转眼之间，中国大陆包括香港出现的反日抗议活动愈演愈烈，游行如风起云涌一般、中日两国政府交恶等新闻占据了最近几周国际传媒的国要位置，导致各国媒体纷纷发表评论。
    在中国政府拒绝为反日示威和部分暴力事件进行道歉后，日本对北京发起猛烈抨击，甚至一些国会议员还宣布将会继续参拜靖国神社。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则在记者会上辩解说，他参拜靖国神社只是为了保证不再有战争，也是对战事的死难者表示哀悼。小泉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辩称：“一个国家有它自己的历史、传统和不同观点”。《纽约时报》称，日本的最新举动可能会在两国关系最紧张之际引发爆炸性后果。
    《基督科学箴言报》说，中日两国新一轮外交战正在升级，日本国会议员当天宣布将会继续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而日本首相小泉早前每次参拜靖国神社都遭到中国官方的强烈抗议。美联社说，参拜靖国神社通常会令中国人感到极为愤怒，而在目前的紧张形势下日本国会议员还要去参拜，就将会引发爆炸性结果。
    《纽约时报》还说，不过，日本老百姓对中国反日示威的反应，却要比他们的国家领导人要缄默许多，在数以万计的日本游客表达出自己的担忧后，他们只是简单地取消了早前赴中国旅游的计划。而日本对反中国的游行示威也已受到限制，只有那些右翼极端组织偶尔开着卡车出现在市区，车上播放有关二战的军歌。
    在英国，在把中、日、韩等国称为“远东”的英国普通民众并不了解遥远的东方的这一风潮的来龙去脉，他们为中日之间突然爆发的外交战感到纳闷：中日关系到底是怎么了？一些英国传媒则试图透过远些历史恩怨和现实争端，探讨如今中日交恶的更深层的原因。
    英国《卫报》说，中日关系降到了两国自1972年建交以来的最低点。著名通讯社路透社认为有必要专门发一条“中日争端一览表”之类的资料性报道，向英国民众介绍一下“突然”汹涌澎湃而来的中国反日潮的前因后果。从这份 “一览表”看来，路透杜所认为的中日争端主要包括：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日本教科书、岛屿主权之争、东海天然气开发权之争、中国军力增强和台湾问题等。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以前在一些事件的报道上会与美国唱唱反调，通常人们会把它视为美国以外的观点作为参考。此次该刊指出，在中日建交后的三十多年中，中日之间的战争伤口过去像今天一样，从未愈合过，但过去这两个邻国对各自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一种共识：中国是地缘政治大国，但却是经济弱国；日本是经济巨人，但却是国际政治侏儒。据《经济学人》杂志的观点，今天中日两国的政经地位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才是中日近日交恶的深层原因。《经济学人》说，中国正在朝经济超级大国的方向迈进，今天在对美贸易上有着举世最大顺差的国家是中国，不再是日本；而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也不再甘做外交事务中的二等公民了，因此积极取在扩大后的联合国安理会中担任常任理事国。
    BBC记者霍斯利在参观了靖国神社之后认为，日中两国从政府到民间一直纠纷不止的真正原因其实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日本一直是亚洲的绝对老大，而如今的中国正像一级方程赛车即将超车一样紧跟着日本，使得日本不知所措。
    在他看来，中国政府的短期外交政策目标是挫败日本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长期目标则是与日本竞争北亚地区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
                            是民间自发还是政府导演？
    中国民众接连三个周末举行反日示威活动，其规模、持续性和程度令国际社会大感震惊，从电视镜头上可以看见，北京、上海、深圳、珠海及沈阳等城市的反日游行示威出现了一些过激行动。示威人士砸日本大使馆的汽车，对日本人大打出手，还使用石块和油漆打碎、污染了日本驻华机构的建筑物。官方称是“民间自发”的活动，但因为大陆的游行示威一向受到官方控制，所以究竟是民间自发还是政府导演，便成了各国传媒事相报道的“主题”。
    日本自由派报纸《朝日新闻》说，北京的被动态度可能使它自己失去世界的尊重。如果继续下去，北京会失去在国际社会眼中的信用，对中国的名誉和利益会造成不可估量的风险。
    一些西方传媒认为中国政府导演了反日示威。美国《纽约时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周看在采访了一名北京示威的学生后发表报道说，警察把示威者围成一组一组的，让他们轮流抛石头，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已经发泄完愤怒了，够了。”就把他们用大轿车运回校园。这名学生对周说：“这一半是示威，一半是政治秀。”
    《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报道甚至认为，尽管中国当局在首都动用了大批警察，阻止了民众原计划在北京举行的反日示威活动，但仍有迹象表明，发生在上海、深圳、沈阳、成都等地的抗议活动是得到了政府的批准。“反日骚乱蔓延中国”——这是《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中国多个城市爆发新一波反日示威潮的报道的标题。《星期日独立报》引述一些观察家的话说，中国民众的抗议活动是得到北京当局允许的，因为中国政府想借助民意阻止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值得一提的是，游行中的暴力行为经各国电视台“曝光”后，北京的国际形象受到负面影响，中日紧张关系的缓和难度加大。
    在香港，尽管有民意调查显示，百分之九十四的香港人不能接受日本的做法。百分之九十的人支持中国政府及国际社会向日本施加压力，制止日本修改历史。百分之六十四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对中国不友好。大约一半人承认自己对日本人持“非常不友好”或“谈不上友好”的态度。在外交关系上，有百分之二十一的人认为“非常恶劣”，百分之三十七的人认为“并不良好”。但仍有另一类声音说中国反日浪潮已渐渐发展成一种阿Q精神的“反日幼稚病”。一名时事评论员在《明报》撰文指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不止一次强调。中国连续出现的反日浪潮是民众白发的。但是该文认为：中国公安一反常态，为民开路，笑面相迎，好言相劝。以今日执政当局的控制能力，如果不是放任、默许这样轰轰烈烈的示威行动，利用民众向日本施压，有什么风吹草动，早已将自发行动消灭于萌芽状态。即使抗议行动出现，也不会听之任之，镇压与拘捕，必然成为指定动作。
    美国威斯康辛•麦迪森大学政治学教授爱德华•弗莱德曼说，春季是世界各地学生抗议示威的季节，比如日本学生曾抗议美国把武器运到日本港口，美国学生抗议美国政府参与南非的种族隔离。中国的青年学生也不例外，他们现在也上街举行反日游行。弗莱德曼教授认为，虽然中国的热血青年并没有受到中国政府的操纵，他们只是在通过反日发泄他们的满腔理想主义热情，但中国学生的游行不够正常，抗议目标不正确。他认为中国年轻人在意识形态上受到政府的诱导，过去强烈反苏，现在激烈反日。弗莱德曼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学生示威的不正常的地方是，通常学生示威都是抗议自己政府行为不端的地方，比如他们应当抗议中国政府因为石油利益而去支持屠杀自己人民的苏丹政府。我怀疑中国学生是否了解中国支持这个全世界都在谴责中国政府的这件事，我也怀疑中国学生是否真正了解现今世界的结构，是否了解日本现状。”
    但有时事评论家不同意弗莱德曼的观点。认为现在的现实是中国青年人通过互联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了解这个世界，也不能说因为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学生就全受误导。例如，韩国是个民主国家，它的年轻人也在举行反日游行，抗议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和领土纠纷问题。难道说享有信息自由的韩国大学生也在政治上迷茫，受到政府的愚弄，
    也有观点认为大陆游行中叫的最响亮的口号是“振兴中华，抵制日货”，这其实是思维老化下的政治口号。抵制日货，只能使中日双边贸易和旅游业萎缩，日资撤退，导致失业的人数更多。也就是说，抵制日货并不一定能振兴中华，振兴中华也未必要抵制日货。
                             北京当局陷入两难境地？
    英国《经济学人网站》登载的一篇文章采干了十几年来中国几次大规模的群众白发游行示威活动，包括最近这次中国民众的反日示威，1999年北京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在中国引起的愤怒反应，以及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文章认为北京陷入两难境地。
    该刊文章评论说：中国政府担心，如果当局显得对日本太软弱，或者太用力压制度日情绪，抗议民众可能会转而反对共产党。文章认为民族主义妖怪一旦从魔瓶里放出，将可能是中国所难以控制的。
    美国之音则报道说，中国几个城市爆发反日示威，胡锦涛政府聪明地利用了中国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向日本施压，同时疏导了民间的反日情绪。
    英国《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理查德•麦克格莱格在一篇关于中日关系的分析中也说，虽然某些媒体的报道声称中国民众的示威是北京当局导演的，但更准确地说，北京当局是在利用中国民众自发的反日情绪，以为其更为宏大的外交政策目标而服务。
    有海外政评家认为，这正是胡锦涛政府的聪明之处，他们巧妙地利用了日本政府给他们制造的一个机会。当局使用汽车运送学生示威恰恰显示政府试图疏导控制这场学生反日抗议活动，这样就可以有效控制其规模、地点和时间。目前中国政府处在一个两难地位，既要让民众表达反日情绪，又不能引火烧身。中国政府主观上希望通过游行的形式让大学生、青年学生他们的反日情绪有一个宣泄的机会和宣泄的渠道，以兔让他们这种强烈的对日不满演变成为对政府的不满。从这个角度，胡锦涛政权对从北京开始的示威和抗议运动有放纵的一面，但也不太相信政府在主动组织，主动安排，甚至主动挑唆。
    很明显地，胡温已通过北京的《人民日报》署名文章提醒人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是稳定，要民众像珍惜眼睛一样珍惜维护社会稳定。另一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评论员的文章认为，近年来日本的教科书审定、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问题立场、涉台政策、开发东海以及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问题都触及了中国人的敏感神经，因而出现了一些“溢于言”的表达和情绪宣泄。
    据透露，北京游行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接著高层向全国各地下达文件，要求各地严加控制民众反日情绪，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以防大规模的反日示威再度发生。北京高层不仅要求全国各地控制民间的反日情绪蔓延，同时还加强对学术界有关中日关系研讨活动的控制。据说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甚至亲自喝停了一场研讨近几年中日关系的困境、走出困境的新思维、中日关系的前景等，以谋求对策和发展的军方研讨会。据称，多名军方高层事后作了自我批评。
    也有消息称，北京大学紧急取消一场探讨日本政治大国化问题的讲座，目的是为了避免激化学生的反日情绪。
    与此同时，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的分析指，中国中央政府为了显示对日政策强硬，而拒绝日方要求赔偿的要求，但北京、上海等地方政府为了避免反日示威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而决定对日使领馆作出赔偿。更有日本传媒指，这是中国的变相“道歉”
                             “道歉情结”的延伸
    值得注意的还有，《华盛顿邮报》专栏文章指出，中国要求日本面对过去侵略外国的历史固然有理，但中国的历史记忆有选择性，中国政府也未诚实面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及大跃进期间饿死人等历史。在日本等民主国家可自由讨论对历史的处理方式；在中国，政府认定的历史没有讨论的空间。
    该文认为：就像温家宝所暗示，无疑有些日本人很难去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二次大战期间，他们的军队在中国、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做了很可怕的事。日本的道歉有时似乎是含糊的说出来，日本教科书有时将过去的罪行淡化到最低程度。例如最近日本文部省批准的一种教科书，将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形容为“很多”中国人被杀的“事故”有关这些教科书的报道促发了最近中国的反日暴动。和日本的情况比较，中国的情况是，历史只有一种是可以接受的，至少在同一特定时间只接受一种版本；历史会改变，但只有共产党决定要改时才能改。所以，“诚实面对历史”对任何国家都不是容易的事。
    所以，许多英国传媒都指出：又是“道歉”！“道歉”成了中日双方恩怨史中最常见的一个词：中日多年来争执不断的原因之一，也就是中国官方和民间认为日本政府对其历史上侵华行为的道歉不够真诚。如今，日本也开始要求中国“道歉”。中日恩怨纠缠不休的一个表征大概就是：彼此感到受了对方“伤害”的两国都在要求对方“道歉”
    英国《金融时报》甚至就中日关系中的“道歉情结”专门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亚洲的怪罪游戏》。这篇社论对比了同为二战加害方和受害方的欧亚当事国在道歉问题上的不同态度，社论认为，战后和解既要求加害国的洗心革面，也要求受害国的既往不咎。而中日双方在战争问题上的态度则。恰恰相反：就像不肯道歉的日本与诚心悔过的德国形成鲜明对照一样，不愿宽恕的中国也与诚心和解的法国形成鲜明对照。
   （摘自2005年第392期《广角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