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论改革开放中的风派——前陈云秘书朱佳木纪念陈云诞辰100周年的回忆文章
: 院邓研中心
日期: 2005-06-13 11:29
他强调：“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
记得有一次，他和我谈到当时个别同志提出的“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观点，他说：“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应当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嘛。”他还针对当时海外有的人要求我们党改名的问题，对我说：共产党的名字表明了她的奋斗目标，改名字怎么能行！延安时期，就有人提过让共产党改名的建议，毛主席说：“什么名字好？国民党的名字最好！可惜人家已经用了。”改革开放后，有些人出国转了几天，回来便鼓吹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陈云同志对此十分重视，在1983年准备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发言时，特别嘱咐我，要在他的发言稿里写上“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最后要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早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胡锦涛总书记号召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要继续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我们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就应当学习陈云同志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无限忠诚的精神，一方面为党在现阶段的具体奋斗目标扎实工作，另一方面始终牢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为把我国早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懈奋斗。
崇高的理想 坚定的信念——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
朱 佳 木
在中央纪念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的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陈云同志的一生是坚贞不渝的共产主义者的一生。他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对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无限忠诚。”我感到，这一点在陈云同志的所有鲜明品格中，是最为突出的。
我担任陈云同志秘书的那几年，正是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陈云同志虽已步入晚年，但仍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与他的朝夕相处，使我亲身感受到了他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坚定性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精神。记得有一次，他和我谈到当时个别同志提出的“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观点，他说：“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应当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嘛。”他还针对当时海外有的人要求我们党改名的问题，对我说：共产党的名字表明了她的奋斗目标，改名字怎么能行！延安时期，就有人提过让共产党改名的建议，毛主席说：“什么名字好？国民党的名字最好！可惜人家已经用了。”改革开放后，有些人出国转了几天，回来便鼓吹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陈云同志对此十分重视，在1983年准备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发言时，特别嘱咐我，要在他的发言稿里写上“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最后要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因此，陈云同志一向重视和提倡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读一些马列的著作。1983年下半年，中央决定进行为期三年的整党，有关部门拟了一个整党的学习文件目录。他看后说：“这个目录中没有马列的书，应当选几篇进去。比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等，还有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有的同志讲，马列的书太长。他听到后说：“可以搞摘要嘛，还可以把我的文章减去几篇，只留一两篇就行了（当时书目上列了5篇陈云同志的文章——笔者注）。这不是谦虚，我们的东西都是从马列那里来的。”后来，中央就此作出决定，在整党完成后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著作。
能否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与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联系在一起的。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有人宣传新的科技革命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了。这种观点引起陈云同志的高度关注。“八九”风波之后，他同一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并没有过时，认为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他在历数了从1917年至上世纪70年代末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事件后说：“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 几乎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也讲了类似的看法。他在1989年9月16日同李政道先生的谈话中说：“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 他还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正是对帝国主义本质有这种深刻的清醒的认识，才会做到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始终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共产主义事业具有空前的艰巨性、复杂性，看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坚定与否，不仅要看他能否把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同为党的最高纲领而奋斗联系在一起，还要看他有没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牺牲的勇气。这种牺牲可能是流血、掉脑袋，也可能是因为坚持原则而遭受冤枉和打击。陈云同志历来提倡共产党员要敢讲真话，敢于顶不正确的意见，哪怕这种意见来自上边或者一时占据上风。他最欣赏在原则问题上“能顶”的干部，称赞这种人“头皮硬”；最瞧不起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把这种人称之为“风派”。
陈云同志倡导干部要勇于坚持原则，他自己首先做到了。1959年4月，毛泽东同志就陈云同志向他表示当年钢铁生产指标难于完成一事，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那个时候有人说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而自己认为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陈云的话是很正确的。” 接着，他说：陈云同志“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 这里所说的陈云同志“犯错误勇敢”，是指他1956年反冒进的所谓错误而说的，历史已经证明，把那说成错误并不符合实际；但说他“坚持真理勇敢”，则是确实的。在我即将离开陈云同志秘书的岗位之前，他同我谈了一次话，说他一生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很硬。他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肯讲，在陕西组的会上讲了‘交换、比较、反复’。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也是顶的，讲了彭德怀的问题，超出了当时华国锋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界限。以后，审判‘四人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江青判死刑。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一个人上了年纪，尤其到了晚年，锐气往往会越来越少。但这个规律在信念坚定的共产党人身上，不发生作用。在我做陈云同志秘书期间，他已是80岁上下的老人。那时，除了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外，他还兼任着中纪委第一书记。有一件涉及领导干部在出国招商引资中违反外事纪律、变相索贿受贿的案子，中纪委办理起来阻力很大。于是，他亲自出面找有关领导同志谈话，做工作。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他还给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打电话，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办，否则党风搞不好，无法向几百万烈士和几千万牺牲的战士交待。他要我转告中纪委领导同志，对这件事一定要顶住，处分决定通不过，就拿到政治局会上，政治局通不过，就拿到中央委员会的会上。他说：“开放政策是对的，但越是在开放的地方，越是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干部越是要‘金刚钻’的。”那时，有的领导同志的子女以“自费”为名出国留学，实际是外商资助。有关反映送到陈云同志这里，他也是亲自出面，给有关领导同志写信，说这样做不好，因为我们“自费”不起，劝他们让孩子回来。
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不法之徒，内外勾结，大搞走私活动，涉及到不少党员干部，群众意见很大。1982年1月5日，陈云同志要我去他办公室，指着中纪委反映广东一些党员干部参与走私、贪污腐化的信访简报，情绪十分激动地说：“告诉王鹤寿 ，要重办，要杀掉几个。杀几个，可以挽救一大批。解放初期，贪污几千元就杀。”他停下想了想又说：“干脆，我来批一下。”于是，他把这份简报批给了几位中央常委，写道：“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几位领导人阅后都表示同意，邓小平同志还特别加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六天后，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贯彻中央常委的指示精神，并就此向全国各地发出紧急通知。一场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由此开展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中纪委在一份材料上反映：有的同志认为，中央抓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很必要，但抓晚了，问题已相当严重，积重难返了。陈云同志在上面批示：“现在抓，时间虽晚了些，但必须抓到底。中纪委必须全力以赴。” 他针对一些同志担心大张旗鼓地开展打击经济犯罪会妨碍改革开放的顾虑说：“怕这怕那，就是不怕亡党亡国。”对于这场斗争的艰巨性，他也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说：“抓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不管谁管？！我准备让人打黑枪，损子折孙。”他要我转告他的子女，出门时要注意安全。党的十二大之后，他对我说：十二大上有人提意见，认为中纪委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很果断，但在处理现实的案子时软弱。要告诉黄克诚、王鹤寿同志，对涉及领导干部的案子要大胆地搞，搞不动就由他提到中央常委会上。总之，纪委不能当“老太婆纪委”，要做“铁纪委”。在党中央和陈云同志的领导和督促下，这场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遏制了经济领域严重犯罪的势头，对保证改革开放健康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云同志在事关党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从不退缩，在党和国家的危难关头更是无所畏惧，挺身而出。1989年春夏之交，他正在外地养病，但当首都发生政治风波、党中央发出两种声音后，他毅然提前返回北京，召集中顾委常务委员开会，率先提出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并说：“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 由于他当时任中顾委主任，又在党内有着崇高威望，因此，他的这一表态对于平息那场政治风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陈云同志共产主义信念的坚定性，一些人出于种种原因，或者不理解，或者予以责难。在过去一个很长的时间里，陈云同志曾一直被认为是“右倾保守”的代表人物，甚至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几度遭受冷遇。可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人又议论他“左”了，“保守”了，“僵化”了，境外敌对势力的舆论更是乘机鼓噪。这个话传到陈云同志耳朵里，他笑着说：好哇，能把我“一贯右倾”、“老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摘掉，我很高兴呀！有一次，在说到这件事时，陈云同志以开玩笑的口吻问我，他到底是右了还是“左”了。我对他说：“你没有右，也没有‘左’，你还是站在原处，没有变地方。变地方的是那些说你右和‘左’的人。当他们站在你的‘左’边时，觉得你右了；当他们站在你的右边时，又觉得你‘左’了。”
那时，社会上流传党内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说法，并把陈云同志划入“保守派”中。陈云同志对此不屑一顾，照样讲他认为该讲的话。但在私下里，他对我说：“要说改革，我是大改革派。搞加工订货、对资本家采取‘定息’办法，这不是改革？”实际上，不仅在上世纪50年代私营工商业改造中，陈云同志提出了许多不同于过去苏联的做法；即使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所依据的，也正是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所提出的有别于苏联高度集中计划经济模式的“三为主三为辅”的构想。
陈云同志对于改革开放始终是真诚拥护、积极支持的，而且提出过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例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 ；“对外开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到人家那里去” 等等，就是他最先提出的。但同时，他也反复提醒全党必须注意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抓住执政党的党风问题不放松，对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能“松绑”。他强调：“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 如果这就叫做“左”的话，哪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不左呢？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很多人只讲现代化，忘了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些是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这样讲的，从来没有变过。”“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 对于这一点，忘记或抛弃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人，当然理解不了；用资产阶级价值观观察问题的人，更是永远也不会弄明白的。
早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胡锦涛总书记号召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要继续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我们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就应当学习陈云同志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无限忠诚的精神，一方面为党在现阶段的具体奋斗目标扎实工作，另一方面始终牢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为把我国早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懈奋斗。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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