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浪淘沙与共产党的崛起――毛泽东的缔造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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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
有个老同志参加过土改的全过程，他说根据自己的经验，农村基层管理班子的稳定，一般需要换三拨干部。第一拨起来的多是勇敢份子，在土改的时候他们比较敢于斗争和揭发地主；第二拨人起来的多数是比较正直的，有足够的意愿为大家办事，因此比较易于接受工作队的动员，率先起来参与管理乡村的问题；第三拨人才真正达到德才兼备的要求，既具有较高的服务群众的意愿，同时也具有较高的办事能力，比较受到群众的服膺。农村的基层政权，往往要经过这样的三拨人的新陈代谢之后，才能够稳定下来。
其实这基本上是政治权力塑造的一个普遍规则，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就算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来对照，也很符合这个规则。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拨人，多数人是知识分子，这些人代表了五四之后，为应对中国的内忧外患而勤于思考的一代人，其中一些人认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道路，想要用革命的方式来改造中国，并且不是在精英阶层而是在平民阶层中间去汲取依靠力量，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先声和第一拨。在苏联的帮助之下，他们成立了组织进行第一拨宣传运动和组织工作。这一拨人特别是一大代表后来的分化非常大，根据权威党史的说法，幼年的党缺乏经验和不成熟，这个判断基本上也适合于第一拨党员的个人。前不久还有一个小托派说，陈独秀只是执行了斯大林的错误方针，本身没有上面大问题，这个说法本身体现了托派百年来死不改悔的偏执，他们想要在书斋里解决问题，基本上不肯面对现实中间的矛盾和力量运动问题，他们死不承认哪怕是斯大林捉住陈独秀的手，让他下令的，只要有错误的投降命令发出，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力量运用的致命错误，就意味着陈独秀作为政治人物已经是一钱不值了。当然如果陈独秀不是总书记，而是共产国际代表，那倒是可以免于被指责。陈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人物，在至关重要的历史关头没有能够拿出正确的决策，导致革命力量受到重大挫折，这就等于自己在政治上判处自己的死刑。
共产党内作为主流出现的第二拨人是以王明、博古为首的留苏派，这些人比较注重书本知识和俄国革命经验，不大看重中国的实际和问题，基本上没有能力引导中国革命。按照一些当事人的回忆，王明这些人在中央工作的时候，基本上是一种“革命的职业家”状况，许多人是每个月领有固定的薪水，然后最主要的关注方向并非是设计如何凝聚革命的力量，如何进行革命骨干的培训，所有的努力都陷入“要造成中国有人在革命”这样的声势，这样似乎就对得起莫斯科的扶持了，那个时候上海中央把主要经历放在组织“飞行集会”上，公开把有限的力量暴露在强势敌人面前，这样的职业革命家恐怕没有超脱拿薪水办事的思想境界。这一拨人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非常巨大，根据地的损失和敌后工作的破坏都在这拨人主政时期。这是中国共产党兴起过程中间的第二拨。
中国革命的第三拨人是毛泽东领导的，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期发展壮大起来的。毛泽东与前两拨人完全不同，毛泽东全副心思思考的是如何把共产党的根深深扎在老百姓中间，如何有效地把蕴藏在民众中间的反抗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如何有效地削弱敌人同时壮大自己。共产党人的视野和胸怀，到毛泽东开始领导的时候为之一变，开始注重争取群众和发动群众，开始重视力量对比的转换和发展壮大问题，开始想着如何在中国这一片土地上寻找自己的支撑和凭借。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多次跟红卫兵小将说，自己领导南昌起义的时候如何不成熟，错误地把部队领措了方向，盲目地指望苏联的武器帮助，结果带来有生力量的巨大损失。周总理能够认识到当时的错误，而有些人至今还不能认识这个关键问题：中国革命的成功只能是在中国本土的力量基础上来完成。等到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开始步入发展壮大的道路，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党内分歧和争执才得以解决，这个错误的代价非常巨大，根据地和红军损失了十分之九，选择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竟然付出如此之高的牺牲，所以毛泽东在1964年对人说“我的著作是鲜血写成的”。
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认识的提高，共产党早年的认识曲折有着某种必然性，如果没有满毛泽东，也许要达到正确认识和道路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和牺牲，中国革命的胜利会在黑暗中间摸索更长的道路，这是那些“非毛化专家”们也不能不承认的。
毛泽东不仅仅解决了革命的依靠和动力问题，还就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问题作出了系列阐述，他非常精辟地指出那些想要在“有形的物质力量”上去和敌人竞赛的错误方式，指出这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中国革命的成功其力量要来自于“无形的精神力量”方面着手，要激发人们的革命觉悟和热情，在革命队伍内部要实现高度的团结和纪律，要做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要在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上都超过敌人，这是战无不胜的法宝。敌人有限的物质力量优势，最终无法弥补在无形实力方面的劣势，最后的胜利将由综合实力决定，共产党由于在无形力量的高度优势，所以“小米加步枪可以胜过飞机加坦克”。
那些与人民为敌的群体，无论在表面上显得多么强大，最终不过是纸老虎，在这样的豪情背后要求极高程度的无形力量整合，这一切都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带来的，胜利属于毛泽东正确领导下的共产党。
在共产党内，实际上也只有毛泽东清楚共产党是如何胜利的，他非常清楚国民党时代民众为什么要造反要革命的，他也十分清楚背弃多数人利益的政治后果；因此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毛泽东坚定不移地要求执行“革命路线”；说到底，革命终归是一场被统治者对统治阶级的极端不认同的运动，而民众对统治的不认同程度，最终是由统治集团规定的利益兼容范围决定的，因此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在制定路线和方针的时候，必须要把兼容范围扩大到工人农民头上，革命路线说到底是借鉴革命中间不认同力量运动的历史经验，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剥夺多数人利益的政策，只有一个后果就是带来多数人的反抗和革命。
毛泽东矢志不忘革命的牺牲和代价，矢志不忘革命的后果和教训，知道不能背弃人民大众的利益和立场，因此他有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发动了以那些“拿革命当入股者”如李锐之流为对象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发动前夕，毛泽东曾经与吴旭君谈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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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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