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剥削有功，剥削有理”的来龙去脉》 （转人民网强国社区深入区） | |
| [司马长空２００３] 于 2005-07-17 10:50:32上贴 | |
| 《“剥削有功，剥削有理”的来龙去脉》 一、 １９４９年３月５日至１３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 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３月５日作了报告。全会着重地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全会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 全会充分地研究了经济政策问题，指出，中国现代工业最大的和最主要的部分集中在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就可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对于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对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进行限制。 毛泽东主席指出：“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的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毛泽东选集１３２２页） 从以上可以看出，当时我党对私人资本主义（即剥削）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这一政策无疑是正确的。 二、 １９４９年４月间，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委托到天津宣传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结合天津实际情况，先后对天津党政干部、职工代表、工商业资本家、国营企业职员等作的１０余次报告和谈话。在这些谈话中，刘少奇同志发表了“剥削有功，剥削有理”“剥削越多功劳越大”等言论。对于这些言论，我们决不能脱离当时的背景与环境进行理解与分析，更不能去断章取义。 可悲的是：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官僚资产阶级及其被收买的御用文人煞费苦心地搜罗了这些只言片语，曲解、支解刘少奇同志的原意，为自己的剥削寻找“理论上”的“依据”。这是别有用心的，也是徒劳的。 １、 刘少奇同志当时的讲话距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仅一个多月，刘是受党中央、毛泽东的委托到天津宣传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他不可能发表严重违背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讲话，更不可能象林彪、四人帮所污蔑的那样“与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相对抗”，或象一些官僚资产阶级御用文人所鼓吹的“模范地贯彻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创造性地发挥了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如果是那样，他不可能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 ２、 刘少奇同志当时的讲话纯粹是就事论事，是针对当时天津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偏向。他指出：“如果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斗争对象，就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扰乱了自己的阵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搞清楚他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不是斗争对象而是团结对象。” 他认为今天资本家的剥削是利润分配问题，国家通过税收，使资本家的一部分利润变为国家财产，这是好事。刘少奇劝慰工人，为了长远利益忍受一下被剥削的痛苦。他在肯定资本主义进步作用的同时，坚决指出：发展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决不是发展资本主义。他说：“采取限制政策，就是为了避免旧资本主义的前途。”（《对刘少奇“天津讲话”的再认识 》 李文芳） 从刘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中可以看出：所谓“剥削有理”的“理”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还有一定的进步性。即是他比小农经济、小手工业经济都进步”、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必要性；所谓“剥削有功”的“功”是指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是指国家通过税收，使资本家的一部分利润变为国家财产，这是好事。 ３、 发表“天津讲话”时，我军正在准备发起渡江战役，中国一半以上的国土和人民还没有得到解放，南京还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手中。在这种背景下，有关“剥削”的讲话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能就事论事地去分析理解，决不能作为普遍性的原则。即便如此，我认为用词也是值得商榷的。 三、 １９４９年６月，刘少奇同志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的报告中指出：“今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反对以下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倾向。就是把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方针，看作是发展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向资本家作无原则的让步，对小资产阶级的弱点表示迁就，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把中国建设成为资本主义共和国，这就必然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统治的复辟。这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路线。 另一种是冒险主义的倾向。就是在我们的经济计划和措施上超出实际的可能性，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因而使共产党失去农民小生产者的拥护，破坏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这就要使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走向失败。因此，我们必须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经常地进行两条战线斗争，反对上述两种倾向，以保证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的贯彻执行。” 从以上讲话中可以看出：刘少奇同志在公开讲话的场合，是严格执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的，是坚决贯彻全会精神的。 四、 必须明确的是：上述所说的“利用、限制、改造”的对象是“私人资本主义”即“民族资产阶级”，决不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及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中非常明确的指出：“中国。。。最大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是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选集１３２１页） 我认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结合，是最腐朽、最丑恶的资本主义，它对人类社会的危害远远超过了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它对劳动人民实行最公开、最直接、最残酷无情地掠夺与压榨，甚至抛弃了所谓“资本经营”这块遮羞布，而变成了赤裸裸的“权钱交易”！ 五、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于1979年11月主持下着手起草，于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成正确的。” “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可以看出：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所确立的方针政策是完全赞同的，对于这个正确方针政策所指导下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是充分肯定的。 六、 我个人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今天： 允许私人资本存在剥削和鼓励私人资本剥削是两码事。 弱势群体忍受剥削和弱势群体欢迎剥削是两码事。 在确保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条件下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和听任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发展是两码事。 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勤俭致富、带动广大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和听任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对广大劳动人民巧取豪夺是两码事。 司马长空 ２００４.１０.２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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