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科技战略修正五类经济政策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丘慧慧
中央关注广东自主创新
10月底以来，广东发展模式转型广受瞩目。
中央几大媒体先后推出长篇报道，10月23日-26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以“广东酝酿发展模式之变”、“深圳：自主创新路更宽”为题连续刊播出大幅专题报道。央视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也对深圳的自主创新进行了大量报道。
而位于深圳坂田的华为基地，今年以来，多位政府高官频繁造访。华为几近被认为是中国自主创新的样板企业。
“最近如此高调地宣传广东及深圳的自主创新模式，说明国家对自主创新的立意已定。”深圳市一位科技官员说，在此之前他已经接待众多国家部委高官学者、总共8轮调研考察团的造访。
实际上，由科技部、财政部、商务部等十三大部委组成的调研组今年已经多次南下广州、深圳等地，其中，仅华为、比亚迪、中兴通讯等企业就去了两、三次。
“一年来，我们一直在全面调研和寻找政策调整的意见“，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人士告诉记者，目的是为计划今年12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以及正在修改的国家经济政策与科技政策收集意见。
这些意见，将对现存经济政策中有悖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相关条款，进行“整体修正”，目前涉及五大类经济政策的修改意见和存在问题已形成系统报告，最后定稿将于即将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重磅推出。
“将出现比较大的一次战略调整，”上述人士透露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共召开过两次全国科技大会，一是1978年，会上第一次明确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二是1995年，会议确立了科教兴国的战略。今年的会议是第三次。
在近日召开的一个高规格的全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强调说，广东要实现新发展，根本出路在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他指出“十一五”期间，自主创新是广东发展的后劲所在，并呼吁广东民众加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场“事关广东前途命运的决战”。
之后的11月1日，《南方日报》全文刊登广东省省长黄华华的《关于制定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黄华华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增强我省发展动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并强调，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强重点区域、领域自主创新，强化区域与国际合作，走开放型自主创新之路。
科技部一位参与调研的官员说，在今年的调研中，课题组总体认为，上海是一个金融、贸易的重镇，给中小企业的生长空间相对狭小。相比之下，“青岛、深圳是创新企业的热土。”而广东更是本土创新型企业的密集区。
但目前看来，广东的外源型经济依旧占据全省工业产值的2／3。对此，丁力颇为担忧，“外源型企业的市场重心在外，而内源型企业的又发育不良，这使得广东省企业的转型任务尤为艰巨。”
不过，广东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恰恰说明“广东，尤其是深圳有一种利于创新的氛围”，前述科技部人士说，“我们到深圳开座谈会，政府请不动企业――我认为，这是一种健康、平等文化的表现。”他说，“这种创新的生态很好，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政府既不做运动员也不做裁判员，只做场地维护员。”
5类经济政策“自查”
“某种程度上，我们在自主创新上已经对外形成了依赖”，一位科技部人士在长达一年的调研，并走访深圳、广州、上海、青海等城市后对本报说。
深圳却是一个反例。该人士说，去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达350.6亿美元，居全国第一，近千家国家和省级高新技术企业落户深圳，其中60%是民营科技企业，全市超过60%的高新技术项目也在民营企业。而耐人寻味的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甚少大型国企及大学科研院所的深圳一直不是国家科技经费的投放重点。
而深圳的“四个90%”――“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专利由企业申请”――其自主创新的研发模式在中国独树一帜。
但从全国来看，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统计，我国对外技术的依赖程度已经到了危险的境地：虽然我国一再强调“要强化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有效衔接，提高技术配套和自主开发能力”，2003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比例仅为1：0.07，而日、韩两国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比例均保持在1：10左右。
“今年以来，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后，科技政策与经济政策‘两张皮’的现状已经到了不得不修正的时候。”上述科技部人士说。
据本报了解，今年初，由国家各部委共同组建的“国家促进自主创新的政策分析与研究”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召集了国家各部委及其下属研究所上千名官员、学者组成五大分课题研究小组，针对我国现行财政、税收、金融、产业、科技五大类政策存在问题进行“自查”的纠错行动，并提出相关修改意见。
据悉，目前现行政策当中存在的问题，已经由科技部办公厅调研组以及“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统一组稿为一份总报告与五大分类报告。该系列报告共梳理了五类共计289项与自主创新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相关政策(不包括地方和行业法规政策)，针对其中财政、金融、税收、产业、科技五类政策共计124项的关键政策文本，梳理出31项“问题政策”，其中财政政策3项、税收10项，金融5项、产业8项、科技5项。课题组在总报告的最后，针对其中的21个“问题政策”进行了解剖并提出建议。
课题组在对五类政策进行分析后得出的总体结论认为：一是国家历年对促进自主创新的政策目标不一致，特别是经济政策与科技政策目标存在相互矛盾；二是对技术创新支持的政策条款大多属于理念性，缺乏实际可操作性；三是对政策的执行缺乏有效监督，难以取得政策效果。
反思“外源经济”
虽然深圳等城市的自主创新走到了全国的前列，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研究员丁力评价说，广东整体的经济发展模式还是受困于粗放型增长与外源型主导模式，“粗放型经济的实质是自主技术少、资源消耗多，相应的市场竞争表现为激烈的价格竞争。随着生产成本提高，市场价格下跌，粗放型增长模式最终必然会走到尽头。”
他认为，近期连续出现的能源荒、民工荒以及土地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严重等迹象，已经表明，广东省“有限的经济资源已经无法承受全省粗放型经济增长之重。”
广东如此，全国亦然。
形成这种局面，与国家一些经济政策的不适合有相当关联。据科技部人士透露，课题组解剖的五大类、21项政策中，针对政策中表现的“扬外抑内”的条款明确提出了修正要求。
他举例说：比如财政政策，美国上世纪30年代以来已经制定了《购买美国产品法》、《联邦采购法》，有专门针对本国创新技术和产品的采购内容，从政府采购政策实践结果看，所采购的本国技术产品不仅份额大，并且采购价格一般高于市场价格。而“我国政府采购本国商品大都为低端产品，缺少对高技术企业产品制定相应的采购政策，就算有一个关于软件采购‘同等优先’的采购原则，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做到‘同等’是不实际的，也就因此丧失‘优先’的机会。”
课题组还认为，在税收上的“扬外抑内”最为明显，总报告中提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负不统一”的问题，据报告测算，目前外资企业平均税负为11%，内资企业为22%，国有大中型企业为30%。报告严厉指出：“内外资企业采用两套税率，在国外极为罕见，使内资企业处于不利竞争地位。”
课题组同时呼吁：要尽快扭转“市场换技术”的产业政策方向。总报告指出，1994年国务院公布的《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中有关“为了换取关键技术和设备，允许有条件地开放部分国内市场”的规定，“体现了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但是随着国际竞争程度的加剧，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严格限制高技术对中国的出口，关键技术无法从国外引进，所以“产业政策设计的目标导向亟需调整。”
该课题总报告还建议修订《国家科学促进法》、《政府采购法》等法规，并尽快制定中国的《反垄断法》，并紧呼实行内外资企业税负并轨制，金融政策上开征“科技发展税”，“成立国家科技发展银行”，并对科技创新提供金融支持等多款政策调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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