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盘子为读书---对愚蠢小猪先生若干观点的质疑(1)
前言
自我介绍一下，鄙人不逾东墙，比钟先生小几岁，搞VHDL/FPGA的，从大方向上说也属于自动化行业，是钟先生的同行---但不是洋博士，是个土学士。工作之余喜欢看一些历史书，偶尔涉猎点经济知识，对国家大事比较关心，属于“位卑未敢忘忧国”那种类型，但还算不上愤青。曾经属于右派，现在自认为应该算是中间派。
几个月以来，我们公司内部网上陆续出现了几个贴子，转载钟先生文章中的一些主要观点，而我的观点与之相左，就回贴了一些长篇大论的东西进行反驳。可能是因为发贴子的同事还没有充分理解钟先生的观点，所以我没能看到有说服力的正方回贴。前几天我忽然想到，如果能在网上与钟先生交流一下，或许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可能也有助于广大网友理清思路。所以，我上网收集了一些钟先生的文章，学习了一下，然后整理此前写的贴子，进行修改、补充和总结，写出了下面的文字，发在钟先生的主页上和几个曾转载钟先生观点的论坛上，以期抛砖引玉。
虽然我在标题上用了钟先生的笔名，但这只是为了方便各位网友搜索，我不喜欢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小猪、小猪”地乱喊，所以在文中还是以“钟先生”相称，希望大家能够习惯。
正文
1. 我的主要观点
首先，明确一下我的主要观点：
（1） 我们应该发展民族基干产业，努力读博士。
（2） 我们不应该只读博士而不刷盘子。
（3） 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并未读成或接近读成博士。
（4） 按照搞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路线，我们未必不能读成博士。
2. 我归纳的钟先生的论证逻辑要点
我的论述将围绕钟先生的观点和论证展开，在分析过程中证明我的观点。所以，在进行论述之前，首先要归纳一下钟先生的论证逻辑要点，以使下面的分析有所针对，如被认为有不确切甚至曲解之处，愿与钟先生及其同道讨论。
在这里，我采用了钟先生采用的词汇体系，基干产业、刷盘子、读博士等名词的含义与钟先生论述的相同，并且，我认可“读博士必须遵循科学精神，而最根本的科学精神是‘可重复，可检验’”这一基本前提。
为了方便在论坛上发贴，对钟先生逻辑要点的表述采用了文字叙述的方式。
以下是我归纳的钟先生的论证逻辑要点：
根据1：
中国在计划经济末期有了一批重工业企业、产业工人和科研机构，取得了一些高科技成果。
结论1（同时也是“根据4-1”，下同）：
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在读博士，并且已经接近成功，基本具备了基干产业。
根据2：
改革开放后，中国走市场经济路子，为发达国家刷了盘子，造成大批重工业企业倒闭，大批产业工人下岗，大批科研机构走向市场后解体，并且国家没有取得重要的科技成果。
结论2（根据4-2）：
中国改革开放后只是（或者绝大部分是，下同）在刷盘子拿GDP，没有（或者极少）读博士搞基干产业，在发达国家的竞争下，基干产业已经崩溃（或者接近崩溃）。
根据3-1：
“完全依靠私人资本和自由市场经济建立起的基干产业，在世界经济史中竟然找不到一例。英美是私人资本加计划经济，日本是半私人资本加计划经济，苏联和中国则是国家资本加计划经济”。
根据3-2（根据4-4）：
读博士必须遵循科学精神，而最根本的科学精神是“可重复，可检验”。
结论3（根据4-3）：
落后国家以搞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作为大战略不可能建立基干产业。
结论4：
中国现在把搞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作为大战略，给外国人刷盘子，不可能建立基干产业、读成博士；只有搞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作为战术手段，才可能建立读成博士，走上强国之路。
3. 对上述论述逻辑要点的分析
(1) 由根据1“中国在计划经济末期有了一批重工业企业、产业工人和科研机构，取得了一些高科技成果”得出结论1“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在读博士，并且已经接近成功，基本具备了基干产业”
这里的根据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关键在于，这些成绩是否足以证明我们已经成了博士呢？
关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钟先生提到，“人就算是机器，没日没夜地干活，中国也打不了多少粮食。还不如多些闲暇时光，学知识学文化，掌握现代科学技术。集体劳动，分工协作，进行初等工业化训练。兴修水利，机械化，电气化。靠科学技术推动农业前行。”
可是，根据我的了解，多数农民持续从事“学知识学文化，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与扫盲相比，属于完全不同的档次）活动的情况，仅仅出现在极少数地区和以此为蓝本的电影、纪录片里，至于利用“闲暇时光”“进行初等工业化训练”、“机械化，电气化，靠科学技术推动农业前行”更属无稽之谈。
关于“6、70年代出生的人，是中国的‘团块世代’，在孩提时代就感受到了工业文明之风，读书认字时陪伴的是《十万个为什么》，近乎免费地完成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还受到了很好的职业培训。这代人中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绝对数目在世界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推动中国的经济列车急行”。
首先，任何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有基本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这里说的应该是“6、70年代出生的城里人”。
其次，如果这里的“出生”原意是“成长”，那么，文革时期中国每年能培养多少合格的大学毕业生？工农兵大学生的平均综合素质如何？。在全民挨饿、造反、串联、武斗、批“臭老九”的环境下，又有多少孩子能够沉下心来读读《十万个为什么》？
最后，技术和管理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上升，和“读《毛曰》，20余年让民族扫盲”一样，属于任何有条件专心进行经济建设的现代政府都应该做到的。
关于科技方面的成就，钟先生曾经提到：“毛泽东高瞻远瞩让中国人安心读书，而不是刷盘子享受生活。所有刷盘子的收入，卖粮食和卖资源，由国家统一管理，充做学费，使国家工业化……学习成绩也很显著，从几乎零点起步，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做出了中国第一台汽车，第一架飞机，第一颗卫星……，创造了无数第一。完成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近百年的工业化历程。”
这些成绩的确很有价值，但是，钟先生在宣扬这些成绩时，却把一些重要的“细节”忽略了。
我们引以为荣的第一辆高级轿车---红旗车，“发动机、底盘基本是仿造的，车身当时没有图纸，是由工人直接从油泥模型取得样板制成的（!!!），结构也均以外国车为蓝本”。由于很多部件以及装配基本上是手工完成，以及由此造成的成本高得离谱，根本不可能量产。其实，按照相同的逻辑，中国第一部汽车发动机应该是1935~1937年间由工程师陆景云主持仿制成功的英国Commer牌卡车的Perkins牌发动机，当时“除了一份使用说明书外，就别无资料了。试制人员将柴油机拆开，逐步分析测绘。”
中国汽车工业的代名词---4吨解放载重汽车的原型是前苏联吉斯150，其底盘从未被改动过，二十多年里我们只能用这种中型卡车及其衍生型号代替轻卡和重卡，其间的浪费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工业化（或半工业化）国家来说简直就是不可理喻。
“强-5由当时大量装备的歼-6 (米格-19)战斗机为基础，重新进行机体设计”，发动机与歼-6相同，并且，“实际中的修改不可避免地使强-5的多项性能比歼-6下降”。
运-10虽然在整机设计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其最核心、技术含量最高、也是最能体现重工业设计、制造水平的部件---发动机，却是原装正版的JT-3D（波音-707装备）。
这就是自主研发吗？这就是“已经博士毕业”、“各种技术及人才齐备，与先进国家差距不远”吗？这就是“完成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近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历程”？
我也是做研发的，我知道，即便在技术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只要有几个肯拼命的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不论是谁培养的），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在不计成本的前提下，只需要比较短的时间（比建立基干产业的周期短得多），绝大多数工业产品是可以仿制、试制出来的（“龙芯”的研发团队以前从没有做过大规模的芯片物理版图设计，但“龙芯”1号从完成逻辑设计到完成版图设计只用了几十个人、不到8个月的时间），但其间形成的技术并非完整的核心技术，缺乏需要长时间下苦功积累的同时也是最核心的部分技术，更缺乏相应的量产能力、管理经验和下游产业与之相配套，并不足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性能和成本，而这才是“基干产业”的精髓，是真正的“技术力”。这种层次的所谓民族的“骨骼”的构建成本是比较低的，即便形成了也是容易效仿、不堪一击的（看看我们的邻居，手里有核弹也只能任凭美国的F-16在自己领空飞来飞去，当年我们也只能靠进口的萨姆导弹才能部分阻止U-2飞机目空一切的行为，至于中苏交恶之后，就从来没听说过“U-2”这个词）---即便是“对于学生来说”，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钟先生认为，“只要-我能够造出来，我就是先进国家，产品先进不先进，并不重要”，那么，一旦发达国家凭借其基干产业向我们进攻，这种水平的已经“走完工业化历程”的基干产业能否提供性能足以捍卫国家的武器呢？我们的资源能否足以支持其批量制造、使用、维护成本呢？
其它诸如人才、工业人口、市场等等，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看起来似乎是什么都有，其实水平还差得很远，基础性的方面如人才储备等普遍水平不高，少数尖端科技则或者属于国家集中超大比例的资源不计成本强行推出的军事项目(如两弹一星、核潜艇)，或者属于不能形成国际竞争力的形象工程（如红旗轿车），即便某些项目（如运-10）能够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由于其高精尖特征，研制一下还勉强供得起，如果强行把这些项目全部进行产品化、产业化，国民经济就有可能不堪重负，因为他们超越了当时的基干产业水平。“龙芯”的设计者之一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研制成功一项技术并不是非常困难，最重要的是要形成具有核心技术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与钟先生的观点“只要-我能够造出来，我就是先进国家”相比，这一观点应该是正确的。
其实，钟先生在证明“计划经济时代‘已经博士毕业 ’”的观点时，违反了科学精神，逻辑上存在谬误。
钟先生拉开科学精神的大旗，畅谈“可重复，可检验”理念。但是，为了证明计划经济时代的成就，在论述其即将“贯彻”的“标准”时，却对其中的“检验”的定义进行了人为的异化，用“如果要求聪明称职的人才能检验，那是皇帝的新衣”这个穿凿附会、未经检验的逻辑，把检验标准的定义限制在了“可以（直接）用手指头和脚趾头去数出来”范围之内。而事实上，真正“可重复，可检验”的“检验”标准必然是复杂的，必然要由“聪明称职的人”借助合适的物质/技术/信息/组织条件、经过严格缜密的程序、在另一些“聪明称职的人”的监督下予以“贯彻”---这与“因为个人立场信仰不同，结果会大相径庭”的“用脑子去领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贯彻”的过程及其结论才可能是 “什么人，都可以开动手指头和脚趾头去数，去评价和判断，结论还是一致的，不会出现这个人数的结果与那个人不同”，才可能是符合科学精神的。
比如说，要想“用手指头和脚趾头去数出来”“国民识字率”，首先要制定“可重复，可检验”的“识字”标准：是识一千个字算识字呢？还是识两千个字算识字呢？识字标准中是否要包括“回”字的四种写法呢？考核的时候，应该以100分还是以60分作为合格？如果从实践出发，用读完一篇文字作为标准，那么，应该选取《两只蝴蝶》的歌词还是《出师表》？错几个字算“读完”？即便有了一个“可重复，可检验”的“识字”标准，那么，在“用手指头和脚趾头去数”人数时，怎样才能保证进位时不出错呢？如果采用十进制，手指头、脚趾头加起来最多能数到100，以后怎么办？
可见，如果把检验标准的定义限制在了“可以（直接）用手指头和脚趾头去数出来”范围之内，即便是对于一个看起来能用这种方式“检验”的参量，如果真的这样检验，其结果也是不可“重复”和经不起“检验”的。“检验”标准绝不是显而易见的。采用“如果要求聪明称职的人才能检验，那是皇帝的新衣”这个穿凿附会、似是而非的逻辑来限定检验标准的范围，或者说用这个伪命题来阉割“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最大的用处就是把“反映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的技术水准”的标准锁定在“数民族第一”上，进而，以“中国几乎所有的第一都诞生在那个年代”来证明“那个年代”“基干产业的技术水准”是如何之高。得出这个结论的逻辑基础本身就是违反科学精神的，不可“重复”，也经不起“检验”。况且，怎么算是“第一”，也有待“检验”---中国完全自己制造的大型客机还没出现呢。
而且，即便假定这样违反科学精神的逻辑是可以接受的，从“中国几乎所有的第一都诞生在那个年代”出发，也不能证明“那个年代”的“基干产业的技术水准”有多高---这一点我已经证明过了。
由此可见，这个结论是如何站不住脚。
同样重要的是，在计划经济的最后十年，也就是文革时期，国家处于动乱之中，科技事业受到了严重破坏。专心致志搞学问、钻技术的人被打成“白专分子”，除了极少数如陈景润、运10项目组等尖端人才、单位之外，几乎所有科研机构和科技工的工作都受到了严重影响，很多人被迫荒废了专业，甚至人造卫星项目组也未能幸免（发射几个月前，项目负责人因为政治原因进行了更换）我们的卫星比日本晚了3个月是有其必然性的。更为严重的是，文革时期国家的教育事业受到的打击尤其沉重，学生不去上课，被有目的地组织起来打架、抄家、砸文物、斗老师，教师重新被划为“臭老九”。如果连教育事业都普遍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整个国家的科研事业将会处于怎样一种状态呢？一个国家处于这样的状态10年之久，其科技水平真能达到“博士的水平” 吗？如果能，那么其它国家的民众是否太笨了？
所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远未达到建立基干产业、成为博士的程度。在我所归纳的钟先生的论证逻辑要点中，结论1（同时也是“根据4-1”）是错误的。
弄明白这一点，就可以知道，所谓70年代末是“中国奋飞的前夕”，如果措施得力，就能“使中国的产业迅速实现由蛹化蝶的飞跃。其实整（个儿）就一个日本成长战略的复制，那么到上世纪末，中国就会在GDP上压倒美国”云云，纯属无稽之谈。
至于“首先节衣缩食去打造不能直接用于消费的重工业——中国的产经联。然后产经联逐步成型开始运转后，很多东西开始凭票供应，票也越来越多。人民也放假了，也就是上山下乡。（钟先生不是说‘应该逐步通关，并向外敲诈关键技术，人民继续忍耐，消费带着骨骼逐步完善。应该艰难并痛苦地复制日本蛹化蝶的过程’吗？^_^）……各种中国最尖端的的技术基本上都在20多年前产生，说明中国的产经联正在迅速增长。按日本的观点，在产经联打造完成后，人民就应该放假了，因为有个一个民族的经济永动机，毫无必要努力提高人的优化组合去提高效率推动经济发展，因为这个时候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科学技术，人的积极性在钢铁面前是藐小的。人民放假是发达国家的特征，比如去观光，看电影，书画展，打球，做运动，打游戏，反正不能干活，干活是对民族的犯罪，因为又要靠人的积极性去拼钢铁，又回到小农经济社会。玩还不白玩，还能创造GDP，……20多年前的中国其实就这么回事，因为民族机器才刚打造好，只换了个说法，叫大串联，大字报……，只是没钱，没有算成GDP，要真按现在的标准都算GDP。武斗都是创造了巨大的GDP，拆了建，建了拆，自己还快乐着，就象现在娱乐业GDP。其实该玩的玩了该乐的乐了，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又回忆起过去，磨洋工，吃大锅饭，其实那时发达国家的特征，为什么生活还很困难，是因为永动机才刚打造好，还需要磨合进入快车道，中国经济就要起飞了”这些违背基本常识的说法，脱离了“读成了博士”这个基本前提，也就只能当笑话听了。
刷盘子为读书---对愚蠢小猪先生若干观点的质疑(2)
(2) 由根据2“改革开放后，中国走市场经济路子，为发达国家刷了盘子，造成大批重工业企业倒闭，大批产业工人下岗，大批科研机构走向市场后解体，并且国家没有取得重要的科技成果”得出结论2“中国改革开放后只是（或者绝大部分是，下同）在刷盘子拿GDP，没有（或者极少）读博士搞基干产业，在发达国家的竞争下，基干产业已经崩溃（或接近崩溃）”
首先说一下刷盘子的问题。
落后国家的落后是全面的落后，是从工作母机到各级下游产业的全面落后。我国现在所走的道路是纠正此前过分强调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的错误，利用国外的技术和设备发展轻工业，用轻工业的发展与其它落后国家竞争就业机会、改善民众的生活、缓和社会矛盾，为重工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积累资金、技术、经济运行经验、培养人才，为购买国外的技术和经验，进行消化吸收，进而培养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创新团队和体制、建立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筹集资金，这是一条更为人性化、成本更低、风险更小的道路。也就是说，刷盘子是为了读博士。
在刷盘子过程中，大批民众在进口装备上辛勤工作，锻炼了基本的工业技能，虽然多数人技术含量不高，但是，这些技能对于自动化生产来说已经足够了。如果说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人的确具备比较高的技术水平，这也是与当时的工业设备水平相适应的，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技术在自动化生产中是没有用武之地的，不论是操作轿车生产线还是操作8轴联动的数控机床，8级钳工都插不上手---现代社会，他们的技术多数属于“中看不中用”。
同时，数以亿计的刷盘子人口，也绝不是几年甚至十几年内可以积累起来的，因为，这个积累过程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培训过程，其间还必须消化一系列需要长时间缓慢消化的因素，比如人口成份宏观变化、大量人口收入上升，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基础设施、政府机构、法律、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物品供给的压力等。并且，我们不应该如钟先生那样简单地把这些刷盘子人口的成份“扁平化”，要想刷好盘子，他们中间相当大一部分必然属于各类专业人才，包括生产管理人才、人力资源管理人才、营销人才、财务人才、文艺娱乐人才和维持先进设备运行、维持优质产业运转所必不可少的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以千万计的合格专业人才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克服许多复杂的问题和相当丰富的经验/教训积累。
进而，工业人口数量的上升必然会带来质量的提高。因为人是有进取心的，不论是改变个人经济状况的迫切愿望，还是推崇个人奋斗的社会大环境，都能使个人的进取心被大大激励起来。基层工人中的比较优秀者，专业人才中的大部分，都会在辛苦刷盘子的同时，千方百计“学知识，学文化，进夜校，搞小发明、小革新”，提高自己的技术、业务水平，而这些人就构成了中国工业人力资源金字塔的第二层。就这样，人力资源的金字塔自上而下逐级垒起，由于其塔基---数以亿计的刷盘子人口---无比宽广，最终必然能够产生足以承载民族脊梁---基干产业---的人才群体，而人才群体的逐渐具备则对相关产业的建立和成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这一过程还将因国家的有意识引导、推动而大大加速。
所以说，刷盘子的过程不仅是一个为先进国家打工的过程，还是一个逐步积累发展所必需的资源的过程，是一个逐步解决发展所带来的问题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悉心摸索、总结积累经验教训的过程。
钟先生或许要说，在建立人才群体和基干产业过程中，如果搞开放，基干产业会因为尚不够强大而被发达国家的基干产业挤垮，人才会被发达国家抽走，所以这条路走不通。事实上，这种忧虑是不必要的。
关于国外基干产业的竞争问题。
首先，国家对基干产业进行保护，也就是“骨骼出问题，政府必须出钱修补”，只是一个政策取向问题，与“要不要刷盘子”、“有没有读书”相比，是战术层次的问题，只要下定决心，准备好付出代价，其实施并非难于登天。一旦基干产业面临或已经受到严重侵害，不论是从国家大局、民众利益出发，还是从各级中、高层决策者的个人事业（他们已经不必为个人经济利益担忧）出发，再加上广大民众对现实的不满，还有钟先生这样的左派人士的呐喊，这种政策取向就会建立，即使要冒与国外势力、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对抗的风险。其实，这种曲折和“轮回”是由中国现阶段发展水平和特点所决定的，也是用刷盘子支持读博士的政策所决定。
并且，实行保护、发展基干产业政策和给外国人刷盘子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
中国在逐步建立基干产业的同时，农村还存在大量的劳动力作为刷盘子的后备军，这种以巨大的人口基数为后盾的从顶到底的完整产业链，还有近十几年靠刷盘子积累起来的交通、通信等大量基础设施，多种因素相结合，将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在产业链顶部偏弱，不足以为民族下游产业提供充足的上游设备、元件、原料时，这种经济结构和基础条件在争取刷盘子机会方面，整体投资环境要优于其它单一发展水平的较小的落后国家，也优于一些人口同样众多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而资本固有的趋利性，以及资本基于同质竞争、风险评估等方面的理性分析又决定了，它不可能因为中国发展、保护自己的基干产业就把刷盘子机会给别人，这是资本的理性选择，而绝不是我们为了“给人家当装配工”“求人家来办厂”，现在台湾资本对大陆趋之若鹜就是一个比较极端的证明。
在产业链顶部初步建立并逐渐成熟，逐渐能够提供民族下游产业所需的上游设备、元件、原料（并不一定要非常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但至少要相差不远）时，我们就可以逐步甩开发达国家，把国际的产业垂直分工，逐步转化为国内地域之间、群体之间的产业垂直分工。这种分工虽然还是以广大低收入阶层的“血汗”为代价，但是，由于高端利润总量的逐渐增加和外流比例（不一定是数量）的逐渐减少，也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化、整个社会的效率不断提高，国家将拥有日益雄厚的财力和日益完善的执行力兼顾效率和公平，基层群众的“血汗”状态将因为公共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各种转移支付手段的施行而得到较快改善，民众满意度迅速提升，劳动力技能随教育投资的飞速增长而得到较快提高，技术积累、产业升级速度也将持续加快。在一定时期（比如20年左右）内，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将形成一种正反馈态势，整个社会将获得快速的、持续的、比较均衡的发展---这将是中国真正的“黄金时代”。
当产业链顶部比较成熟，总体技术水平足以与发达国家一争高下时，虽然国内基干产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依然不高，还存在基层群众的“亚血汗”状况，但是，因为我们拥有巨大的工业人口基数，基干产业的实际实力也将足以与国外抗衡。此时，才会出现钟先生所说的“你这里的人工贵了，外资立马走人”的情况，中国发展的将进入一个“平台期”，主要矛盾将集中于下游产业面临产业升级压力以及刷盘子就业机会外流导致的失业问题，但此时中国经济的实力已经能够保证自己绝不会“轰然倒地”。或许，那时应该已经是21世纪中叶，人类科技水平的提高或许已经可以允许我们让机器去刷大部分盘子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除非人类实现大同，对于那些没有赶上刷盘子末班车的国家，他们将面临极为尴尬的局面。
关于人才被发达国家抽走的问题。
首先，任何民族对其培养的人才来说都是有吸引力的，特别是对于中华民族这样拥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独特的语言、优良的传统、丰富的民俗、特别注重亲情的民族，这种吸引力足以留住任何真正优秀的人才，也足以留住相当大一部分业务上比较优秀并且有一定责任感的人才。
其次，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不但刷盘子的事业高速发展，读博士的事业也在不断进步，为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他们将不会撞上国人在外面所撞上的“玻璃天花板”，这对于真正优秀的人才和比较优秀的人才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再次，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不但刷盘子的事业高速发展，读博士的事业也在不断进步，各层次人才都会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得到经济利益（基层工人的收入也比其农民同乡的收入高），随着所处层次的提高，人才得到的经济利益呈指数增长，再考虑到刷盘子人口基础的无比巨大，（重视经济利益的）顶级人才的收入将逼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对于优秀的人才和比较优秀的人才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又次之，与计划经济下的政治、社会环境相比，搞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下的政治、社会环境要宽松得多，因为政府不必强制压迫民意；生活条件也要好得多。这些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较小，各级人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情况大大减轻，政府不必在“柏林墙” 上拉电网架机关枪，有利于留住人才。
最后，政府在留住人才方面不可能无所作为，必然会通过促进各层次产业协调发展、创造各层次和各种机会、优化环境、提高收入以及部分低烈度的非常规手段（这是各国政府的一致做法）留住人才。
所以说，上述可能的担忧是不必要的，或者说，即使有必要，也不至于象钟先生所认为的那样，足以严重影响读博士的事业。
综上所述，这种自下而上培植整个工业体系，通过刷盘子促进读博士的道路，与只读博士而不肯刷盘子，自上而下繁殖整个工业体系的道路相比，无疑是更为人性化的，也是成本更低、风险更小的。
钟先生曾经提到，我们刷盘子就是“用人的血肉之躯拼发达国家的永动机”，这一说法是很具有鼓动性的。但是，这种情况同时也是由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
中国“水际制造业”基层从业人员的薪资固然很低，但却比农业人口的收入高，而技术含量少导致的从业门槛低，又使这些职位随时可能被数以亿计的潜在竞争者占据。这种巨大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决定了他们的收入不可能上涨，甚至长期来看处于下降态势。这是自动化生产对劳动力技术水平要求降低所必然带来的结果（就如同西方近代产业革命导致机器操作工不再需要手工业作坊里的“高级”技能，使就职门槛降低、收入下降），也是在成熟基干产业缺失的情况下，中国现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必然特征。可以设想，在广大农村依然贫困的前提下，即便国家握有初步具备的基干产业所产生的利润，并且将其用于提高基层工业人口的收入，使其摆脱“血汗”状态，那么，同样有能力胜任这些工作的几亿农村人口的存在，能够允许这种收入水平长期维持下去吗？也就是说，“血汗工厂”现象的根源并不在于有没有基干产业，而在于存在大量贫困农业人口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在这种前提下，产业的垂直分工或“雁行阵列”，要么出现在国家之间，要么出现在国内各地域、各群体之间。除非中国农村的劳动生产率达到或接近城市水平、农民摆脱“血汗”状态---这意味着农村人口中的大部分进入工业领域、GDP增加数倍、相当大一部分地区和人口基本进入现代化、几十年的时间---基层工业人口的“血汗”状态是不可能有显著改善的。
更深一步想，其实，只读博士而不刷盘子是一种偷懒行为，是在面对寻求社会综合发展所必需面对的各种复杂问题时，一厢情愿的认为“解决‘基干产业薄弱’这个‘主要矛盾’，其它矛盾就会迎刃而解”，而不下功夫考虑单一发展基干产业或/和不参与国际经济运行的风险，以为把脑袋埋进沙子里危险就不再存在，急功近利、浮躁虚荣，试图绕过复杂艰苦的基础建设，抢先凭空构架上层建筑，跑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为了无源求水，只好持续数十年强行压缩民众的消费，不但不考虑民众的认识水平、现实需求和承受能力，反而建立一个高不可攀、缺乏可行性的道德标准（“贫穷是可贵的美德，土地资源钱财是身外之物，知识和技术才是宝贵财富，民族安身立命之本”），一旦民众的承受力达到极限（没法“安身立命”）而形成动乱、读不成博士（这种情况更因为决策者的大量失误而提前出现），进而希望得到一些现实利益，就站在自己的狭隘立场上基于这个道德标准指责民众，“是一盘散沙，缺乏凝聚力”，“有造反情结，是世界上最难管的人民”，“贪小利，忘大志”，不如其他民族“优秀”，甚至批判本民族的文化---鞋子买小了反怪脚太大，而不反思当初制订“只读博士而不刷盘子”的战略是否有问题。
其实，不仅“知识和技术”离了“土地资源钱财”就没啥用处，而且，对于“民族”的成员，即使他们拥有再多的“可贵的美德”、“知识和技术”，如果离了“土地资源钱财”，也没法“安身立命”。钟先生在“洞察了我们民族的弱点，贪小利，忘大志”、推崇日本人“美德”、“民族责任”的时候，忘记了他曾经提到过的“日本赶上了列强争霸大殖民时代的末班车，可以游走于列强的缝隙之间，还可以争夺殖民地，释放下层人口，掠夺发展资源”，忘记了日本政府以此为基础，可以在“每一代工作母机出现，都能够拿出一部分来进行消费品生产，安抚国民，回收利润，让国民感受到工业化的进展”以外，用掠夺到的资源安抚国民。其实，正是这一笔巨大的资源，才融消了日本人民本应凝聚的“造反情结”，才保全了日本人民的“民族责任”，才维系了日本民族的“凝聚力”。
从思想方法上分析，只读博士而不刷盘子秉承的是“解决主要矛盾，其它矛盾就会迎刃而解”思想方法。而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把这一思想方法弄成了全国上下指导工作的主流思想方法。事实上，这种思想方法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是有其应用条件的。而且，即便条件允许，将其运用于实践也是需要相当高超的技巧的，运用者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密切注意主、客观条件的变化，随时纠正其运用范围和力度。不幸的是，国家决策者在从某些具体案例中领悟到这种思想方法的好处后，自以为找到了包治百病的“万金油”，不加批判地将其作为主流思想在全国推广，而不考虑各级执行者的水平和民众的基本素质。并且，由于其所成功建立的个人崇拜和在政治上一贯奉行高压政策，致使所有反对意见都被定位成异端邪说，进而被定性为对其个人威信的质疑和挑战，人人畏之如虎，敢疑而不敢言，最后，“众口烁金，积毁销骨”，成为很多人的思维定式。全国的工作都在这种思想方法的指导下进行，最终严重影响了读博士的效率。
所以说，不论是从实际国情还是外部环境来分析，不论是从现实利益还是从长远发展来权衡，不论是从发展逻辑还是思想方法来考虑，为了读成博士，我们都应该刷盘子。
其次来谈刷盘子导致本国原有基干产业萎缩的问题。
采用外国的工作母机和生产线而导致的本国同类产业的相对萎缩，很多科研机构走向市场后解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阶段我们所处的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环境决定的。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基干产业综合实力是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的，如果我们坚持在选择刷盘子工具时采用国货，我们刷出的盘子在国际市场上就无力与其它落后国家竞争，就不能以足够的速度创造就业机会，缓和社会矛盾，不能以足够的速度获得外汇，用来支付购买相对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以及进行追赶所需的费用。
事实上，这些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消失，主因是它们自身与上述经济发展思路不相协调，这虽然是一种浪费，但也是无奈的选择，因为这些企业和科研机构的产品不符合刷盘子的需要，同时其本身在发展思路、技术水平、管理体制、运作机制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因为文革的造成的人才断档而雪上加霜，决策者与其为维持它们的运转而让经济背上沉重的负担，不如“壮士断腕”，把资源投入到重新建立基干产业中去。当然，在放弃这些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同时，不应该放弃其员工，不应该把改革成败的关键押在民众的承受能力和“素质”上，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是必须跟上的，但这不属于本文所论述的范围。
第三，看一看中国在刷盘子时有没有读博士，基干产业是不是已经因为刷盘子而崩溃。
先说科技崩溃的问题。
我想我不必在这里列举改革开放后国家制定的一系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以及众所周知的一系列科技发展计划---我很难理解为什么钟先生对此视而不见。我只从几个科技成果来谈一下读博士的情况及其与刷盘子的关系。
从表面看，载人航天在经济上是划不来的。把资源用于研制通信卫星、资源遥感卫星、侦察卫星、高效率（而不是大推力）火箭、发展空间环境测量等方面，与把资源用于送航天员上太空相比，能够很快取得相当明显的经济、军事效益。但是，发展载人航天能够为国家实施大型航天项目积累经验，提高国家做大项目的实力，属于典型的读博士行为。并且，此项目是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面实施的，而这一时期恰恰被钟先生认为是刷盘子之风骤然猛烈之时。
“龙芯”1号是我国自主设计的高性能通用处理器，其经费来自浙江一家刺绣企业，这家企业在龙芯1号“功成”后股票大涨，赚足腰包后悄然引退，而把下游产业留给国内的专业企业。这可以作为改革开放后轻工业、基干产业互相支持、良性互动的例证之一。
“龙芯”核心团队里的一位成员曾经说过，他留在团队的原因之一就是，看到了龙芯下游产业形成后将产生的经济效益。这足以证明，支持科技精英拼搏的绝不只是爱国热情和“武士精神”，还包括市场经济环境下可预期的物质利益。
民营资本的吉利集团，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生产出中国第一辆自主知识产权的跑车，第一台自主研发的发动机，第一台自主研发的自动变速箱。而且，吉利并非孤军奋战，同行的还有奇瑞等民族企业。这应该被认为是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生基干产业在开发原创技术方面取得进步的典型事例，而且，并非如钟先生所说，“国立机构才能出高水平成果”。
中星微电子公司引用硅谷创业运作模式而建立，其开发的“星光”数字多媒体芯片成功占领了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全球市场份额的60%以上，“这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集成电路芯片第一次在一个重要应用领域达到全球市场领先地位”。这可以证明，我们已经在某些关键领域读成了博士，开始让别人为自己刷盘子了，同样也可以证明，并非“国立机构才能出高水平成果”。
这些科技成果，还有三峡工程、FBC-1“飞豹”战机、涡扇-10航空发动机、正负电子对撞机、高温超导技术、托卡马克装置和直径2.16米的天文望远镜等等，每一项都不比70年代的成果逊色，每一项都说明中国在刷盘子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读博士，拥有了优秀的研发团队、相当的技术储备和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我并不否认这些成果总体来说与先进国家的相比仍然差距较大，但是，它们至少说明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绝不象钟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在外国先进基干产业的进逼下，“自己的技术纷纷下马，研制队伍纷纷解散……如果只计算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技术力，中国的经济列车实际已停滞了近20年”，至于说“各种中国最尖端的的技术基本上都在20多年前产生”，也就不攻自破了。
或许钟先生持此观点是情有可原的，这就是，上述成绩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并且是或者技术成就更大、或者实际经济效益更为明显的一部分，主要出现在最近几年，与钟先生提出此观点的时间相当或稍晚。
情况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文革中大批优秀科技工受到迫害，被定为“白专分子”，被迫放弃了专业，而教育事业的濒临崩溃又不能提供后继力量，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断档。改革开放后，年轻科技工只能在文革残留下的部分科技精英和学成归国科技精英的培养、率领下，逐步成熟，慢慢补上断裂的人才梯队，在广大民众刷盘子的支持下，才可能在20年后取得这样的成绩。
再说重工业崩溃问题。（本部分所引述的有关半导体、数控机床的资料，除特别注明外，均来自《挺起中国的脊梁 全球化的冲击和中国的战略产业》一书，高梁先生著，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网站提供）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对民族重工业的保护工作的确存在比较大的失误，导致了一些关键行业在国外优势企业的不平等竞争下丧失了大部分市场。但是，情况也绝不象钟先生所说的那样，“经过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到今天，以钢铁、机械、电子和化学为中心的基干产业全线崩溃，钢铁业只能做粗钢，化学也只能生产初级原料，半导体产业早已消失，机械行业行将就木。中国几乎不能够独立设计生产现代化的工业产品，武器装备依赖进口，国民经济所需的各种装备也依赖进口，中国作为工业国家的基础已经瓦解了”。
关于钢铁工业，目前我国的钢产量居世界第二位，虽然其中以粗钢为主，但事实上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并且，“近几年国内合金钢材比呈上升趋势，2000年合金钢比5.06%，2001年合金钢比5.87%，2002年合金钢比6.17%，2003年合金钢比6.65%，2004年合金钢比达6.87%”，虽然仍远低于“德国的19.1%，日本的18.5%和意大利的15.6%”，但是产品总体结构的确正在不断优化之中，绝非“只能做粗钢”（本小节资料来自《2005年机械制造业发展论坛》）。
化工产品门类比较多，我找到的资料的表述方式不容易归纳，没有什么可说的。
关于半导体产业，应该说，70年代末，我国的半导体产业的确形成了一定的产业体系，能够自主研发产业链中的一些设备和产品。但是文革使我们失去了10年的宝贵时间，而这10年正是发达国家半导体产业开始高速发展的10年，这些设备、产品以及相关的产业，已经远远落后了（我不知道钟先生所谓“微电子业当年英特尔做３８６，４８６，我们可以做２８６”的根据何在，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中国在70年代末可真成了老大了---这可是最最最最关键的论据，应该没什么引申和发挥，我这个搞FPGA的对此类技术倒也略知一二，是否可以告知详情？）。国家在80年代最初几年中曾经继续了此前的自主研发道路，但是由于起点低、家底薄，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是难以满足经济运行、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 80年代末陆续引进了33条集成电路生产线。然而，“引进设备基本上都是已经淘汰的，有的不配套，达不到设计能力，只有1/3可以开动。而且，企业急功近利，只讲生产不重消化，少有明确的消化吸收方案，也缺乏资金保障。由于引进前对企业实际承受能力、环境条件支撑能力分析不够，再加上管理不善，产品难找销路。结果，‘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么弄’，亏本了。弄到后来进不来人了。到后来，比起周围都落后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最主要的教训是引进后没有进行有效的消化，没有把先进技术与原有技术积累相结合，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并且放弃了原有的积累。但是，虽然这33条线绝大多数没有发挥作用，到上世纪末，中国科学院的一条还在运营，这至少说明，即使是这些人家淘汰的生产线，也比我们的自有设备好很多，或许，这种搭不上茬的情况正是当时未能将其与70年代末的自有技术相结合的部分原因。
事实上，国家从未放弃半导体产业，1982年，国务院成立电子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领导小组；1983年提出“南北两基地加一点”的战略；出台针对集成电路等四项产品的优惠政策；"七五"期间推行"531"战略；1990年起实施“908工程”；1997年起实施“909工程”等等。但是，半导体产业属于原创型产业，除了资金以外，比较难以借助其它相关产业帮助实现自身技术的积累，而且产业本身具有高投入、高积累、更新换代速度不断加快、国际竞争激烈、对国民经济影响巨大等特点，“马太效应”在这一行业的体现尤为明显，我们从落后十几年的起点出发，靠自身力量追赶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同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又对半导体产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可能等待自己的产业慢慢成熟起来，所以，引进产品以至生产线是必然的。至于引进后的消化、吸收、提高的效果，由于政策力度、资金实力、技术积累水平、利益关系协调、组织管理水平等一系列与国家整体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因素，我们这一产业的整体水平至今未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如果一定要说“半导体产业早已消失”或者接近消失，那么，板子恐怕也不应该打在改革开放身上。
关于机械行业，作为最核心的设备，数控机床的发展水平最能反映行业的发展水平。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国家对数控机床行业缺乏足够的保护，加之整个机械行业背负了太多的历史包袱，难以适应现实的竞争环境，导致先进国家的数控机床占据了国内大部分高端市场。同时，“随着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地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机床工业被认定为需要限制的‘长线’。从70年代后期开始，相当长一段时期未能受到应有的关注，技改投入也大大下降。但此时正是国际上电子技术及数控机床高速发展阶段，我国与国外装备技术差距明显加大。”其间的教训是应该深刻汲取的。
然而，存在这项失误的同时，国家在科技攻关和产业化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国家每个五年计划均将数控机床列为重点攻关项目，总共约投入十多亿研发资金。经过“六五”引进技术，“七五”消化吸收，“八五”科技攻关，“九五”产业化攻关，我国数控系统技术有了明显进步。”
“通过“八五”攻关，我国数控系统厂家已经可向用户提供高级型、普及型、经济型各个档次的数控系统，并经过了生产验证。过去对我国禁运的高性能系统，基本上已被我国掌握。”
“在此期间（‘八五’期间—笔者引注），我国自行成功开发了一批数控机床产品（配进口数控系统），如16米超重立车、数控车床，通过国际合作引进技术，推出若干重要产品（数控龙门镗铣床、数控落地镗铣床、数控大型加工中心、数控回轮头冲机等），并已有少数配置国产数控系统的重要产品（数控重型轧辊磨床、扇形齿轮插齿机等）进入市场，获得了用户好评。配置我国自行开发的经济型数控系统的一些数控机床，也逐渐成熟。特别是国产数控电加工机床，除少量高档品种外，基本能满足国内需求（年产几千台）。”
“通过“八五”、“九五”的技术改造和一些关键技术上的突破，我国数控机床生产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基本具备了产业化的条件。
国产数控机床由单机向制造单元（FMC）、制造系统（FMS）和承接成套生产线进一步发展（多数仍配进口系统）。
我国主要数控机床配套企业已经初具规模。其中，数控刀架、滚珠丝杠、滚动导轨、主轴部件（包括电主轴）、刀库、机床电器等都可为主机配套，专业化生产的格局已开始建立。”
尽管“我国数控机床行业，虽已初步具备产业化能力，但在结构上带有传统机械工业的许多缺陷……企业过于分散，规模偏小，研发实力不足……数控机床行业内部，尚有多项功能部件质量性能水平低，竞争力差……我国机械工业的技术进步，还存在着重技术攻关、轻视新技术向商品转化的问题，尤其是市场营销方式陈旧，力度不足……国产数控机床市场占有率过低”,但是，考虑到上述成绩，说我国“机械行业行将就木”，无论如何都有夸大其词、耸人听闻、误导读者之嫌。
而且，如果考虑到钟先生一贯坚持“只要-我能够造出来，我就是先进国家，产品先进不先进，并不重要”，他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更加难以理解了。
关于“中国几乎不能够独立设计生产现代化的工业产品”，我在谈“科技崩溃”问题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关于“武器装备依赖进口”，中国虽然进口了一些先进武器装备，但主要还是依靠自身的研发、制造力量。比如，我们的确买了俄罗斯几十架“苏-27”战机，可是现在已经通过“用市场敲诈技术”的方式购买并掌握了此型战机的制造技术，国产型号称为“歼-11”。其它如“歼轰-7”（飞豹）、“歼-10”战机、98式主战坦克等，都是军事产业实力的证明，虽然总体性能不如国外产品，并且整个产业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与“依赖进口”相比，毕竟完全是两个概念。
关于“国民经济所需的各种装备也依赖进口”。
首先，这里应该在“装备”前面加上“高档”两个字，否则严重失实。
其次，如CHENJING网友所说，根据我们现在的科技实力和制造中低档设备的实力，一旦被发达国家“卡脖子”，我们完全有能力在不长的时间内制造出介于中档和高档之间的同类装备，基本满足下游产业的需求，不必杞人忧天。
所以，钟先生说“中国作为工业国家的基础已经瓦解了”是错误的，即便重工业的确未能达到理想状况下可能达到的水平，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政策失误的原因，也有落后国家所共有的社会发展整体水平不高以及产业上的“后发劣势”等原因；并且，基于我们现在的实力，这种情况对国家造成的危险并非完全不可化解的。
综合本小节的内容，搞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后，我国刷盘子是为了更好的读博士，并且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重工业基础也远未“崩溃”。在我所归纳的钟先生的论证逻辑要点中，结论2（同时也是“根据4-2”）是错误的。
附注：讨论“中国的基干产业是不是走向崩溃或已经崩溃”这个问题，我感到很无奈，在我现有的水平上，不得不落入这样一个难有结果的套路：你强调计划经济时代“瓶子是半满的（甚至是全满的）”、改革开放时代“瓶子是半空的（甚至是全空的）”，我就强调计划经济时代“瓶子是半空的”、改革开放时代“瓶子是半满的”。其实，不管怎么看，我们的瓶子从来都没有满过，最多也就是那么半瓶子。因为，从根本上说，我们的基础实在是太差了，社会的综合发展水平无论如何都不足以支持经济的长期、健康（甚至是基本建康）的发展，不论是读博士还是刷盘子还是两者都搞，不论是“自力更生”还是对外开放，不论是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我们都不能避免在战术上甚至战略上出现严重的失误，更何况所有的发达国家，不论是现在的美欧日还是当年的美苏欧日，都对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采取敌视、限制、利用的战略（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们只能在不断尝试、犯错误、纠正错误、总结吸收经验教训、继续尝试的道路上艰难前行。不论是“大跃进”、“浮夸风”、“文革”还是“血汗工厂” 、“市场换技术”的得不偿失、官员经济腐败，都是在社会总体发展水平低下、社会综合效率低下的前提条件下，全国上下对内部错误决策、对外部激烈竞争的反应迟缓和行动低效，致使国家和民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是所有落后国家的宿命。同时，以这种基础为起点计算，任何“高速增长”都是没什么值得夸耀的，更不应该拿来与同期发达国家的同类增长率进行简单对比，因为，我们的缺点实在太多，挑选其中比较容易克服、克服后容易见效的缺点首先加以克服（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能够看到“GDP”、“基干产业”或其它某些特定指标的“飞速增长”（扫盲的难度必然要比全面发展高等教育的难度小得多，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难度也要比国企改革的难度小得多），即使在此期间犯有极其严重的错误并造成了严重损失---这其实也正是落后国家能够长期维持高速增长的秘密。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做的只能是，用尽可能合理的方式证明我的观点，为网友们理清思路提供一些参考。
刷盘子为读书---对愚蠢小猪先生若干观点的质疑(3完)
(3) 由根据3-1“完全依靠私人资本和自由市场经济建立起的基干产业，在世界经济史中竟然找不到一例。英美是私人资本加计划经济，日本是半私人资本加计划经济，苏联和中国则是国家资本加计划经济” 和根据3-2“读博士必须遵循科学精神，而最根本的科学精神是‘可重复，可检验’”得出结论3“落后国家以搞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作为大战略不可能建立基干产业”。
虽然钟先生说过“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是否正确并不重要，关键是心态……” 。但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出，他是非常在意“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阵营分野的，认为“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是很好的战术手段，但提升到战略高度，却是大错特错”。
在这里，钟先生混淆了两个概念，这就是，“把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提升到战略高度”和“无原则的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用证明后者的谬误（这是不言而喻的）来证明前者的谬误---这在逻辑上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首先来看日本。
在了解日本方面，我肯定不如钟先生。我对经济学的了解也比较少，但是，关于钟先生对日本产经联的论述，我的总体印象就是以偏概全，选取日本产业政策中一些看起来计划成份比较多的做法，来“证明”“日本的中核产业全是计划经济”、“日本经济的实质是计划经济，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产权不明，专制独裁的体制”。
幸好，我在钟先生的网站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对愚蠢小猪的〈毛泽东时代的背后是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雄鹰折翼〉的一些不同见解》（：佚名），我认为其很多观点是极有见地的，也是极为关键的。虽然钟先生非常大度地录入了这篇文章，但我在网上的确没有找到有力的反驳意见，所以，在这里予以部分引述，希望能够引起钟先生和网友们足够的重视。（我对文章的排版方式作了一定改变，并且隐去文中部分与本论题关系不大的内容，如果原文有异议，请告诉我，我将予以修正；如果被认为有断章取义之嫌，也请网友指正，谢谢！）
“
一、日本产业政策哺育下的经济只能说是蒙上浓重计划经济色彩的市场经济，其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基本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分野极其鲜明，而此分野意义极为重大、决不容混淆。
首先，所谓产业政策，广义上包括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产业布局政策、产业技术政策等等，具体到日本产业政策的重点，是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框架、大前提下通过市场与行政结合的手段有选择的扶植部分产业和企业，从而不断实现产业的合理化和高度化，而不是象同时期的中国那样，消灭私有资本、国营和集体经济一统天下、所有国有经济实体由国家包养、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所有经济运行都在计划指令的调动下开展，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上层的意志与认识确定一部分先导产业。这里面区别非常重大，在这里只则起则其要点进行说明：
1、 日本的经济管理思路，辅以各种科学合理的机制机构保障，保证了在经济管理过程总信息调集、加工、决策在技术层面的可行性、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以实效性为准则来看问题就会发现，企图以不完善的机制管理100万家企业（尽管也有一定的重点---原文注）和以完善的机制管理100家企业在实效性上的差别，直如庖丁解牛和精卫填海之间的差别，岂可以道里计啊！
2、 关于民营中小企业的重大作用：日本众多的中小民营企业与世界所有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小企业一样，在本国的产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改善民生 提高就业 完善产业链条，不仅如此，日本的中小企业还在日本产业高度化积累资金和提升产业技术发面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单从产业技术看，由于竞争相对充分，中小企业开发新技术的压力和动力十分充足，有资料显示，中小企业对于日本科技创新的贡献率达到60%以上，更勿论日本中小企业在加快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方面的巨大作用了！更由于日本政府十分重视中小企业的作用和产业链条的构建，对本国的私营中小企业提供了世界上最完善的扶植政策（祥见通产产业省日本中小企业基本法---原文注），其中领导企业对中小企业“择优选择”（一楼原文，注意其中的绝对的市场经济因素---原文注）以后的资金、技改、经营管理素质、员工培训的支持为欧美绝大多数国家所不及，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市场化、私有化法则之上，这才构筑了国民经济健康躯体的主干部分。相比之下，由于中国的经济成分和管理机制的一元化，众多的国营集体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数量的97.83%------1979年数字---原文注），无论所在领域如何，大部分成了了无生气，效益低下的高耗低能经营单位，不但没有发挥出日本中小企业在经济腾飞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很多反而成了消耗有限资源和财力的经济黑洞。单从资金流来看，一楼只看到两国的百姓都曾常年勒紧裤腰带积累建设资金，有没有想过勒紧裤腰带不是目的，产生巨大的经济效能才是目所在。同样的节衣缩食，为什么产生了相差巨大的经济效果？（一楼胡说什么中国在短短20余年的时间里走完了日本近百年的知识和技术蓄积之路，明眼人都能看出是胡说，发展至70年代的中国和日本在综合国力上的差距连瞎子都不能否认---原文注）国家有限财政资源是否被无奈的分流是其中重大的原因，倾一国之力、有重点地支持几大财阀集团的效果和同时面队全国无数个资金黑洞的效果怎可同日而语！
3、 日本对重点产业的扶植没有脱离市场经济的实质，反而创造性的将其发扬光大。市场经济的精髓和实质是什么，当然不是“1个苹果卖1元，赚5毛”，而是“竞争效益”与“市场导向”。计划经济在精神内核上其实是排斥竞争的，日本计划经济色彩的市场经济不但在大部分产业领域里重视发挥竞争的作用，即使在重点扶持的产业领域里，也通过实行有效的产业结构政策，形成了政府干预下的寡垄竞争局面。后世的日本产业政策研究发现，在寡垄结构下，不仅能充分发挥规模效应，而且通过政府限制市场勾结、降低市场进入和退出成本、加强行业自律形成最有效率的竞争局面。所谓日本的限制竞争政策，其实应该完整的表述为“限制恶性和无效竞争政策”，主要目的就是便于集中资源进行尖端技术的开发和海外市场的开拓，从宏观高度提高竞争的有效性，其恰恰要避免的正是类似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乱铺摊子、重复建设的痼疾，这种对市场经济和产业结构、产业政策理论的深入发展岂是中国当时领导人的经济智慧可以比肩？再谈效益观念，本来寡垄结构下日本的产业单位就相当重视生产效益，企业内部市场化的管理机制对效益的追求有的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更何况政府在具体的产业政策操作方面以企业的效率提高为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生命线，举一个例子，在通产省与企业界的月度交流中，关于企业生产成本的各种资料和可行性建议连篇累牍，为了探讨如何降低新型船舶生产线上一批螺丝钉的生产成本，政府相关部门甚至可以连续召集相关的产业界人士、科学界人士进行几天的专项研讨，这种重视效益的观念是多么可贵啊?
”
由此可见，不论是日本的“经团联”，还是其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群，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主要是按照市场规律运作。虽然日本基干的发展并没有完全依靠市场经济，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策，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力度也比较大，但从本质上说，还是市场经济。
关于欧美，钟先生主要列举了欧美在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非市场化、保护本国产业利益的行为，以及其基干产业“是由政府的巨额军费和政府采购支持的，在他们背后站立着大量的国立研究所和大学。”但是他同样只论述了瓶子“半空”的那一部分，而没有论述“半满”的那一部分。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否认市场在欧美经济发展、运行中起到的作用。至于基干产业，欧美不仅仅属于上面所谓的“政府干预下的寡垄竞争局面”，同时也还要明晰产权、计算投入产出比、效率优先、搞金钱激励、尽可能发挥人的积极性和灵活性，经营不善也是要倒闭的，工人、工程师更是要频繁“下岗”的；而且，其部分基干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正来自钟先生最为不屑的“中小企业”---硅谷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还有一个前苏联，钟先生认为，“苏联的问题在于，重工业体系发达后，没有及时放开下游产业，尤其是没有通过贸易让其它国家为本国提供消费品。没有使潜在的能力充分转化为现实的消费水平，导致后来彻底否定自己的工业革命。”
但是，我了解到的情况并非如此。
苏联的基本矛盾是试图凭借不到美国一半的GDP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虽然其基干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按照钟先生的说法，大大高于美国---按照这种说法估计，二者基干产业的总量应该相差不多吧），把过多的资源消耗在军事方面。同时，长期奉行计划经济，导致整个国家机构僵化、低效，工业企业的唯命是从和缺乏外部竞争导致其效率尤为低下，造成极为严重的资源浪费，这些因素导致其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增长速度在上世纪70年代明显放慢。而美国在80年代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后来证明其中战略骗局的成份居多），迫使苏联耗费大量资源勉力跟进，再加上阿富汗战争的久拖不决，其短期拉动经济的效应减少，长期的负面作用显现，最终造成苏联经济状况的恶化；同时，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由此派生的严格的思想控制，在没有经济利益对民众进行安抚的情况下，使民众不满情绪日益积累，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对这些情况体会最深刻的就是苏联的高层领导人（我当年读苏联解体历史时，曾经认定戈氏是个中情局特工！^_^）。在已有政治体制框架内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高层领导人只得寻求改变其政治体制，而一旦迈出这一步，依存于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体制内的基干产业自然也就“轰然倒地”了。
成就苏联基干产业的是计划经济强硬的指令，摧毁苏联基干产业的是计划经济僵硬的机体。
至于中国，我已经在前面证明了，从来就没有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基干产业”。
关于对外开放问题，我在前面讲刷盘子时已经证明过，将其作为大战略并不影响在战术上对国内尚未成熟的基干产业进行保护。
综上所述，根据“可重复，可检验”的原则，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没有一个落后国家，在不以市场经济作为大战略的前提下，进步成发达国家并保持长期稳定。
在我所归纳的钟先生的论证逻辑要点中，结论3（同时也是“根据4-3”）是无法检验的，因而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4) 由根据4-1“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在读博士，并且已经接近成功，基本具备了基干产业”、根据4-2“中国改革开放后只是（或者绝大部分是，下同）在刷盘子拿GDP，没有（或者极少）读博士搞基干产业，在发达国家的竞争下，基干产业已经崩溃（或接近崩溃）”、根据4-3“落后国家以搞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作为大战略不可能建立基干产业”和根据4-4“读博士必须遵循科学精神，而最根本的科学精神是‘可重复，可检验’”得出结论4“中国现在把搞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作为大战略，给外国人刷盘子，不可能建立基干产业、读成博士；只有搞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作为战术手段，才可能建立读成博士，走上强国之路。”。
经过前面的论述，我所归纳的钟先生的论证逻辑要点中，根据4-1、4-2都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根据4-3被证明“是无法检验的，因而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而根据4-4只是一个判断原则，虽然被钟先生和我共同认可，但不牵扯具体问题。所以，综上所述，钟先生的结论4也是错误的，或者说，至少是不可检验的。
终于写完了！（^_^）罗罗嗦嗦写了两万多字，看起来有点累吧？为了避免太多的内容让人眼晕，再重复一下我的一条基本出发点，以此为基础，就可以对很多事情（包括房价、教改、医改等关系你我切身利益的问题）有比较理智的认识，这就是：
从根本上说，我们的基础实在是太差了，社会的综合发展水平无论如何都不足以支持经济的长期、健康（甚至是基本建康）的发展，不论是读博士还是刷盘子还是两者都搞，不论是“自力更生”还是对外开放，不论是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我们都不能避免在战术上甚至战略上出现严重的失误，更何况所有的发达国家，不论是现在的美欧日还是当年的美苏欧日，都对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采取敌视、限制、利用的战略。我们只能在不断尝试、犯错误、纠正错误、总结吸收经验教训、继续尝试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丘吉尔有一句名言（神学？^_^），一个人（people, or man？别砸我^0^），如果他（她，下同）在三十岁以前不是一个激进派，他就没有心；如果他在三十岁以后不是一个保守派，他就没有脑子。
我们生在一个落后的时代，我们更生在一个创业的时代！让我们多一些理智，多一些忍耐，多一些信心，多一些努力，多一些创新，多一些合作，多一些坚韧，多一些爱心，总结吸收用巨大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刷盘子不忘读博士，共同奋斗，让中华民族早日重现汉唐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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