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下岗原因，流行的解释是由于我们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不合理，所以职工下岗不可避免。可是，谁造成了产业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不合理？在政企不分的年代，兴建什么厂，选址何处，投资多少，招工几人，安装什么设备，生产什么产品，销往哪里，价格定位，全都是政府行为。就是由于一些参与决策的官员不懂经济建设，盲目决策、瞎指挥，因此才导致了今天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不合理，导致了大面积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谁来追究他们的责任？怎样追究？
官员，还有主流媒体，告诉下岗工要改变就业观念，要解放思想。官员和媒体给下岗工开的“药方”是：擦皮鞋、当棒棒、卖苦力、自谋生计。而官员自己，官员的子女，以及媒体从业人员，没有一个愿意擦皮鞋、当棒棒、卖苦力、自谋生计。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官员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事，干嘛非得鼓动人家去干呢？
退一万步说，假如下岗职工全都解放了思想、改变了观念，全都去擦皮鞋、当棒棒、卖苦力、自谋生计，市场上岂能容纳和消化上千万人的失业大军？官员的“药方”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乱讲，是愚弄老百姓的欺人之谈。
改革数年以来，股市、企业改制、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已经成为压在中国百姓身上的六座大山，使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受到毁灭性打击：
1）股票的风险
穷人想脱贫，靠得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因为穷人脱贫既没有原始积累，又没有足够的才能，他们匮乏的经济资源，使他们又不敢去冒创业的风险，只能每天为了生计维持着他们现有的生活水平，他们整天为了生计奔忙，活动范围有限，从而失去了可能出现的创业机会，“脱贫”的梦想，只能等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一天了。
90年代初，股票这块馅饼突然降临中国，穷人仿佛看到了“苦尽甘来”的希望，在舆论的指导下，很多穷人相信，股票涨跌的随机性和公正性，打破了富人垄断的财富，于是在一段时期，全民炒股成为中国特有的一道风景线，连毫无智商可言的小脚老太也仿佛成了某家企业理论上的“股东”。
但是穷人哪里知道股票的本质，股票和证券市场原本是资本主义资本运作的方式，早期它是资本家榨取社会的一种融资行为，资本主义进入中期，随着国家对证券市场的严厉监管，有价证券才成为了老百姓投资未来的手段之一。
今天，新中国的股票历史，只经历了短短十几年，在其尚不成熟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各种症状，由于有关法律条款的缺位，市场先与法律的发展，使一些所谓的“社会精英”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而毫无顾虑，他们不惜官商勾结，暗中操纵股市，通过各种手段，大肆骗取股民的盲目投入，然后自己清仓溜之大吉，从中牟取暴利，使自己变得越来越富，而让尚在贫困线上的人，加入了穷人的行列。
可怜的穷人，又一次上了富人的当，他们哪里知道，没有大多数人赔进，哪有他卖出的赢余，股票，从来就不是穷人用血汗钱可以与之公平对决的。
2）企业“产权改制”
在目前中国大富的民营企业家中，有许多原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下，他们管理的企业倒闭了，却摇身一变，又成了原来倒闭企业的主人，这是所谓国外摆脱国有企业困境的先进经验，美其名曰：“MBO”（管理层收购），于是，这些国企领导人为了达到将国有资产占为己有，不惜通过官商勾结、财务造假、大幅度提高管理成本、资本运作等手段，蓄意做亏企业，使企业股价暴跌，然后他们利用国家法律尚不健全的空隙，以合法的名义，实现所谓“产权改制”，合法的吞噬国有资产，把老弱病残的劳动力“买断工龄”后，扔向了社会，让穷人去适应市场经济的残酷。
穷人开始想不通，为什么社会主义到了今天，昔日当家作主的企业主人翁，突然成了改革的包袱，而那些民营企业家却在讲台上堂而皇之的大唱改革的赞歌，张扬自己的创业精神，从不坦诚他们是如何巧用国家的优惠政策，大量攫取社会资源的，从不坦诚他们是如何不顾国家劳动保护条例，压榨和剥削工人的廉价劳动力和剩余价值的，他们似乎只会谈成功，却从不讲成功背后的原罪。
他们的成功，使更多的人变成了穷人，当社会绝大多数资源被一小部分人占有的时候，穷人为了生存，便开始相互竞争，为得是能够在剩余的资源里，分得可赖以生存的一小杯羹，随着农民纷纷涌进城市，城市人口的失业率越来越高，发生了供大于需的现象，它为富人提供了压缩成本、获取更多利润的机会，而地方政府为解决失业问题，往往在劳工纠纷时，权利更偏向于用人单位，可怜的穷人，为了自己不会失业，甘愿为富人创造财富，成功之道，仿佛真的变成了“剥削有功论”。
3）医疗福利“产业化”
有个现象非常奇怪，今天，在一些被我们昔日称为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他们的医疗福利实行的是半社会主义化的政策，倒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中国，却要将人民的医疗福利，进行产业化推向市场，这种源于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将医院变成了公司性质去追求利润，而医院为了创收，不得不采取企业的管理理念，广告宣传无所不及，医生仿佛也成了一名产品营销员，把病人当成了他们的客户，于是多开药方、以关心病人健康作为幌子，为他们提供更多额外的服务。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农民基本不去医院看病，城市里的人，小病不敢去医院，白衣天使在治病救人时，居然还要收所谓“弱势群体”的“红包”，它几乎成了医生对病人履行承诺与否的潜规则，于是，穷人在要命还是要钱的痛苦中苦苦挣扎，如果“不幸”，家里四位老人尚在，且体虚多病，穷人的经济负担更是雪上加霜，时间一长，便“久病无孝子”，恨不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似乎是穷的结果，更像是穷人面临的道德选择。
中国有句俗话：“人穷志短”，人到了赤贫，道德就会被冲破底线，连自己的养育之人都尚且这样对待，“和谐社会又从何谈起？中国有“孝为先”的传统美德，这种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美德，如今却成了百姓家庭的一种负担，也成了自己若干年后的真实写照。
4）教育改革“市场化”
如今，“市场”这两个字是等同于“先进性”的概念，大凡叫“计划”的东西，好象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里，早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让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计委”改成了“国家发改委”，前不久，国家“几五计划”中的“计划”二字，又被“规划”代替，似乎唯有“计划生育”幸免。
中国义务教育是9年，高中实行自费分级制，重点高中分数线基本由学校控制，且每年上调，那些不到分数线的学生，想进重点高中，必须交纳数额可观的所谓“赞助费”，那些“望子成龙”不想继续受穷的家长们，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往往是掏空家里所有的积蓄，甚至不惜借钱。孩子到了大学后，每年是超过1，0000元学费负担，四年下来穷人几乎是清家荡产，钱从哪里来？每个家长心中都有一笔心酸的血泪往事。
中国的舆论机器常常说，强国靠教育，但是把教育推向市场，使原本可以接受良好教育的孩子，失去了将来报效祖国的机会，而那些学业优秀的学生，大都在大学一到三年级，就急着在准备考“寄托”（GRE和托福），等待出国深造，将来能衣锦还乡，或光祖耀宗、或替家长还债，国家四年的教育投入，就此都成了“为他人作嫁衣裳”，有媒体曾经还沾沾自喜的宣传，中国的某高校世界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你不想想，你培养的人才都去了国外，那还是自己的高校吗？
我们以前都这样认为，是国家培养了大学生，按照这个逻辑，大学生一毕业理应听从国家的安排，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可现在是，普通大学生国家把他们推向社会，让他们自谋职业，高才生却一个也留不住，等他们“海归”现实吗？拿了人家的美圆，不“反华”算是有民族气节的了，——这能怪“没良心”的学生吗？大学四年寒窗，靠的是学生家长勒紧裤带，你国家凭什么要他们“爱国”？
所以，教改市场化，不仅使国家人才流失，阻碍了国家的科技强国战略，也让家长为自己下一代能够摆脱贫困，献出整个中年美好时光，过着含辛茹苦的日子直到老，却未必能等到“乌鸦反哺之孝”的那一天。
为此，建议国家尽早举行有国家审计署参加的各级各类学校收费听证会，明确收费标准制定的原则和培养成本计算的依据，最终实现公平的收费制度。听证制度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民主决策进步的一道风景，审计署的“审计风暴”也给了老百姓对政府的内省机制寄予厚望，相信能够尽快解决中国教育收费问题。教育乱收费是多年来社会各界与广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行业不正之风（实质是腐败），必须立即刹住！这是执政为民、社会和谐、科学发展的关键一环，也是衡量党和政府依法治国与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
5）房产改革私有化
也许中国房产商的暴利性，最能体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特征，随着国家全面实行住房私有化和市场化，昔日靠单位分房的老百姓，现在一下子有了对房屋需求的自主性，也许这是国家“房改”最具人性化的一面，但是，由于中国目前的房产价格居高不下，穷人仍然无缘改善居住条件，这使得有能力购房者，不得不承受开发商和银行的双重压迫。
由于国家对房产商的干预不够，政策不到位，长期以来，中国的房改处于一种畸形市场化的状态，开发商乘机热炒高楼，以牟取暴利，整个房产市场品牌一个比一个高，低价普通房却无人开发，就是经济状况稍好一点的工薪阶层，也只能靠银行贷款购房，现金购房无异于“痴人说梦”。
一般来说，买房后连本带利偿还银行贷款的资金，有几个方面构成，一是多年的积蓄部分，二是单位公积金部分，三是每月从工资中提取部分，这三部分像一根绳索，牢牢的套住了“还债奴隶”，夫妻双方条件尚好的工薪阶层，尚且不得不毕生省吃简用生活，穷人就更难以说清，购房到底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还是掉入富人的陷阱。
中国的房产开发??而国家现在所能做的，似乎只有靠出台相关政策，来所谓健全房产市场，中国穷人这么多，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他们更需要的是能够住得起的普通住房，而不是靠毕生还债住进豪华楼盘的享受，国家为什么不将目前闲置的2千忆公积金利用起来，自己经营国有的房产开发，大量建造适合被称为“弱势群体”居住的安乐窝，而“安得广厦千万间”呢？
6）弱势家庭子女就业
随着教育走向产业化的不归之路，大学成为套钱的工具。学校也并非是原先的象牙塔，教师之间的功利性日渐赤露，职称、成果背后都是一场权钱的交易，与社会上的一切潜规则并无二致。他们不再专心于自己学术的研究和道德的传教，与社会上的浮躁一起相互交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是遥远的事情。
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以来，每个学生对其所围绕国家的一切理想不复存在。对于这段历史和传统并没有任何的自豪和荣誉之感。与国家采取“遗忘政策”，实行空前严厉的信息监管，竭力抹去历史印痕的姿态相比更有甚的是，他们在心里对自己说，那已经过去了，成为历史了。并深深的为自己的前辈的“幼稚”所懊恼不已。对于这段历史从来就不曾萦绕他们的心头，甚至于不屑一顾。
经过高考炼狱而迈入大学者更是放下所有沉重的疲惫，只身于迷茫和混沌的状态，没有任何的动力和方向。如果将大学生对知识的亵渎归咎于教科书的粗制滥造未免牵强附会，现代大学的中心——图书馆——并非一无可取之处。然而我们的大学生除了老师要求之外却更喜欢将其供奉于阁楼之上，除了管理员日复一日的清理掉上面的灰尘，我们并没有发现借书单上的日期有任何的变更。随着社会对学校的侵蚀，渐渐地他们知道书本上的知识并不能使自己幸福，原先憧憬和敬畏的一切只不过是虚妄。而外面的世界太过精彩。
我们的大学生当放下自己肩负的使命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身边的“琐碎之事”。社会上的贫穷、非正义、不平等的事情，他们都能置身事外，偶尔的议论也无非是推委于社会自身。而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他们除了愤怒并没有什么可以凭借的力量。如果说当代的大学生处于“弱势”地位，大学生自己的所为可谓难辞其咎。
当大学生将自己父母的心血交到学校然后静静地等待四年，他们拿着学校给的一张凭证，黯然的走出学校的大门，并没有带走任何教益。他们百无长技的被推向了社会！当实际情况与他们所希望的恰好相反的时候，由于对社会的逻辑所知甚少，他们愤怒了。他们开始疯狂的谩骂社会的不公正，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同一片土地上的人们生存的质量和状态却是天壤之别。但不管如何，社会依然混乱不堪，法律仍旧五花八门，互相矛盾，社会地位一成不变，差距悬殊。
比如，来自苏北农村的曲文毕业于南京某大学新闻系，他和一名同班同学同时进入一家电视台，但后者享受着“台聘”待遇，曲文没有的他都有。曲文认为，出现这种差距并不是因为两人之间的实力差别，而是家庭背景。“关键在于他父亲是某电视台的台长。”
家庭背景决定子女就业，背景越好工作起薪越高，这种潜规则已然成了许多人的共识。其实，这只不过是“背靠大树好乘凉”的现实反映而已。“近水楼台”当然就容易“得月”，但家庭背景决定就业的现象可谓是血统论的变种，对此不能掉以轻心。
“龙生龙，凤生凤，生来的耗子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极端的的思维惯势足以概括血统论的内涵。事实证明，以出身论英雄是谬之大矣。然而，家庭背景决定子女就业正是血统论的变种。某些家长为了让子女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不惜侵害公共利益；某些家长为了让下一代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往往动用公权。种种举措都指向一点，那就是千方百计地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尽量不许权益旁落他家，从而达到“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的目的。这与血统论的思维何其相像！
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指出，我国已进入1950年以来的第五次失业高峰，实际上达到了最高的峰值。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对放缓、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就业弹性系数降低，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劳动力供给的持续增长等，都使中国的就业机会变得空前紧张起来。针对教育而言，由于高校扩招，大学毕业生明显供过于求。僧多粥少，就业岗位本来就极其有限，如果再被强占，或者通过关系导致厚此薄彼，显然会加剧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
如果说教育起点的不公平是社会的最大不公平，那么受教育后的就业不公平则是最给人重创的不公平。一定程度上说，许多农家子弟上大学，是靠举家之力，而农家培养一个大学生往往是孤注一掷，他们把整个家庭的希望和命运全然寄托在上了大学的子女身上。他们砸锅卖铁、含辛茹苦地供应孩子上了大学，结果孩子却因为没有家庭背景谋取不了工作，或者谋取不了本应得到的优质工作，这不仅对大学毕业生本人是种打击，更是对整个家庭的重重一击。
血统论曾经害人不浅，这种变种的血统论同样会贻害甚深。它直接会使那些家庭背景不好的学生滋生怨懑情绪，仇视那些家庭背景的孩子，进而仇视那些手握大权和占有社会财富的人。“仇权”和“仇富”的存在，应该归咎为那些搅乱就业秩序的人。正是他们首先破坏了社会公正，侵吞或者优先侵占了社会资源，才引来被侵占者的愤懑。
当然，父母希望子女有好出路是人之常情，在一个对就业乱象缺乏监督也不易监督的情况下，这种现象的存在有时在所难免。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对家庭背景决定子女就业的乱象保持警惕，不能姑息。无论血统论如何变种，都应该铲除其生存的土壤。
含辛茹苦几十年，换来的是毕业即失业，对大学生本人、对供养他的家庭，所带来的打击是多么沉重！在这样沉重打击下，他们对这个社会对政府将产生怎样的心情？
因此，大学生供过于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就业问题。大学扩招、学费暴涨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对社会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教育部门在高收费政策中赚了钱、发了财，可是负面后果却会让全社会来承担。
据杨东平教授领导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成果，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98年的18.5%下降到1999年的16.3%,清华从1998年的20.7%下降到2000年的17.6%。对于热门专业，管理干部、技术阶层的子弟占57.3%，工人、农民、下岗人员的子弟仅占25.4%。2003年北京某高校高考录取分数线农民子弟平均高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38.8分，下岗人员子弟平均高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35分。中国教育起到了分离器的作用——以政府财力打造重点小学、中学、大学，供强势群体的子女进入学习，而弱势群体的子女大多无缘其中，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
自从大学学费暴涨后，大学生源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在实行收费制度之前，农业地区来的学生，在大学里占60%-70%，和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所占的比例还比较接近，实行高额收费后，农业地区学生只占30%左右了。如今的大学，已经成了富家子弟的乐园。这些从小不知民间疾苦的学生，将来当了官，政府机构都是由这样的人把持，他们制订的政策恐怕会更加脱离社会现实。
各职业阶层间的差距则更加明显。农民子女与工人、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进入高等学校的可能性之比为1：2.5：17.8： 12.8：9.4，其中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是1：4：31.7：22.6：17.4。农民阶层与整个非农阶层的整体差距是5.6倍，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是 9.2倍，其中与党政干部子女的差距则分别达到17.9倍和31.7倍。另一方面，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和农民，与作为脑力劳动者的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机会差距也很大：在高校总体中为9.6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接近15倍，工农子女的合计份额不到45%.
由此可以看出，在高等教育阶段，城乡之间和社会各职业阶层之间都呈现一种金字塔状的不平等格局：院校层次越高，不平等也越严重。而在集中了全国最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的北大和清华，更加令人惊叹。在北京招生的情况则显示，在全中国8-9亿农民中，能够进入北大和清华的人数不及一个北京市。比如，在清华大学1990-1992年招收的三届本科生中，来自全国农村的学生为433人、385人和381人，而出自北京市的竟分别达到 437人、410人和481人，1992年整个高出100人。
高等教育的所谓“大众化”可能只是一种假象：真正的“大众”即工农子女多数仍处于边缘，而位于金字塔顶端的“重点”大学依然主要面向强势阶层。
早在1998年进行的一项对全国37所不同层次高校（大专除外）、1994和1997级学生近7万人的调查，则给出了一幅较为完整和系统的画面。在城乡之间，机会获得的整体差距为5.8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则达到8.8倍，即便在最低层次的地方高校中也有3.4倍，超过了城乡居民经济收入的名义差距（2.8倍）。在重点大学中，这种不平等则远远超过城乡之间经济收入的实质差距（6倍）。
改革开放前，我们都生活在一样穷的水平线上，或者说，我们在社会相对公平的环境下，生活得一样的富，我们常常说，穷人和富人是两个相对的概念，现在看来，其实不够准确，从现实的角度看，这个“相对”应该是“对立”才更为科学。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穷人就有富人，富人越富，穷人就越穷、越多，原因是富人的财富，是通过对穷人的无情剥削获得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原始积累”的名词，并向我们揭示了“原始积累”血淋淋的构成，——这是19世纪末开始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写照。
我们的改革应该是双赢的改革，是多赢的改革，那种一提改革就想要“牺牲”几千万人、就要求别人“付出代价”的主张，说轻一点是糊涂观念，说重一点是强盗逻辑！！！其实，只要换把椅子坐坐，换位思考一下，就不难看出此中的悖论。让那些声嘶力竭高喊“改革”和“牺牲”的人自己付出哪怕一丁点代价，他们也会跳起来。更不??来是“要求群众做到的事自己首先要做到”，“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以此为标准进行判断，谁是真改革、谁是假改革，人们也就一目了然了。
一个公正的社会对为了社会发展而做出牺牲，承受了改革的阵痛，代替时代而受难的下岗职工们，难道不该给予适当的回报的吗？？？
所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让全社会共享改革成果”的主张，仿佛灯塔，驱散了笼罩在前进道路上的迷雾。又好比是指南针，为我们拨正了航向。我们的改革不是让少数人肥己的“小灶”，我们改革的终极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切与此相背离、相抵触的主张都是谬论，必遭唾弃和鞭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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