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改革的行动，一定是先有改革的愿望，本贴子将这个改革的愿望，称作“动因”，瞧，多么有学术味！
而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改革的愿望，按说应当是这个国家的经济非常地不好，比如说经济增长为年增百分之二以下，或者干脆是负增长，这才认为经济体制有问题，才有要改革的呼声。
但是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是年增百分之七以上的情况下，产生改革的呼声的，这是很奇怪的，是需要研究的。那么本贴子的一个观点，就是，改革开放的动因，是上层社会的“等不及”。
什么叫等不及呢？打个比方就行，比如说，大队人马正在步行行军，要到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但是，队伍中的有一点权力，或者发出的声音很大的人，没有这个耐力和大家一起走到终点，他们没有这个耐心，因此就先行搭车去了，把后面的大队人马远远地甩开了，这就叫“等不及”。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还是需要仔细地算一算帐才行。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国民生产总值而言，改革开放时期年均增长百分之九，改革开放以前年均增长百分之七。这个统计结论，是特别拥护改革开放的人，努力贬低改革开放前的成就的人作出的，相信他在这方面也作了非常大的努力，使劲地把改革开放前的数据压缩压缩再压缩，但实在不能够压缩了，才得出的结论。因为，再压缩，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两年，被迫地年增长就要到百分之十几以上的荒唐数据了。
完全相信国家统计局的统计。那么，一国的经济增长，如果能够达到年均增长百分之七，已经属于不错的成绩，尤其是在一穷二白，完全自力更生，没有外来投资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的全面的严厉的经济封锁的情况下，能够年均增长百分之七，干得不坏。为什么还是有改革的愿望和要求呢？
还是根据改革开放后年均增长百分之九，改革开放前年均增长百分之七来进行计算。去年全国的总产值是十万个亿，除以十三亿人民，就是每人的年收入为七千六百九十二元，再除以十二个月，每个人的月收入为641元。考虑到公共事业，比如说警察的安全服务，免费的交通服务，等等，平均每个人能够拿到的工资，应当是五百元左右。
请问在座的诸位，你们谁的收入现在是每月五百元左右呢？恐怕都早已经超过这个数字了吧？那么，反过来，就说明还有更多的中国人民比你们要穷，因为平均五百元，你们多拿，就意味着有人少拿，就这么回事。
那么，如果你们现在的收入是五百元左右，你们想象一下日子会不会很艰难呢？我觉得是会很艰难的，如果有机会，你们一定是愿意往香港和美国偷渡的，在香港一个工人的工资也有月收入几千港币了，在美国就更多。
现在将这十万亿元钱，按照改革开放后年均增长百分之九，改革开放前年均增长百分之七往回算。首先回算到1979年，即23年前，因此是十万亿除以1.09的23次方，得13378亿元，即一万三千多亿元，再将13378亿元除以1.07的30次方，能够得到我国解放初的总产值为2906亿元，这样的反算，是消除了任何的通货膨胀因素的，是完全按现有的人民币价值反推得到的解放初的总产值。
解放初我国有五亿五千万人口，则用2906亿元除以五亿五千万，得平均每个人的年收入为528元人民币，再除以12，得当时平均每个人月收入为44元钱。当然，是相当于现在的44元钱，请注意这个算法完全去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因此44元钱按现在的一元钱一斤大米算，能够买44斤大米，生活相当困难。
当然，当时的人们并不顿顿吃大米，那被看作是幸福生活，甚至是当时中国人的“生活好”的一个理想。不要跟我说当时的物价多么便宜，再请注意我上面的反算法是消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当然每种东西的价格要和现在的比。
再说1979年的13378亿元总产值，除以当时的九亿中国人民，得平均每人年收入为1486元人民币，除以12得124元，如果要买大米，按一元钱一斤算，可以买124斤大米，因此饭肯定是够吃的，还可以买半导体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等被看作是贵重的东西。但仍然是生活紧张，因为不可能拿到手124元，住房也是算在这124元里的。
我们知道，按今天的中国生产力水平，平均每个人月收入为500元，如果搞绝对平均主义（当然不是我主张搞绝对平均主义，只是想象中的试验），处于社会上层的掌权者和知识分子都会觉得生活不好受。虽然也能够住上六十平米的住房，买一些好吃的，一咬牙也能够买一个便宜手机，一台尺寸不太大的彩电，一个洗衣机，但是汽车是不敢想的。
我讲到“社会上层”这个词，当然是人类有史以来一直都存在的，即掌权者和上层的知识分子。
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当然不是绝对平均主义的，但却是近似平均主义的。那么，如果不改革开放，如果中国还是取得年均增长百分之九的成就，也还是相当了不起，但是中国的上层社会的收入会比现在更低一些，可能会比一般老百姓高，当然会高过上面算出的平均月收入500元，但也就不过高出一倍两倍，即一千多元左右，这样的生活感觉仍然不好，中国的高干和知识分子都会想着到香港或者去美国洗碗，那个收入都比一千多元人民币要高得多。
我们又知道，在开放以后，中国的高干和高知就有机会和外国的知识分子，外国的官员打交道，高干高知子弟会和港商的子女交朋友，但那么一打交道，一交朋友，肯定会感到自己寒酸，会有无地自容的感觉。
那么，这种寒酸和无地自容，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失败了吗？当然不是，中国的经济一直是成功的。但是奇迹是不可能发生的，大跃进是不存在的。因此这种寒酸和无地自容，是因为中国的上层社会和外国的上层社会的相比而造成的，主要是由历史造成的。
那么，如果中国社会不改革开放，但仍然能够取得年均增长百分之九直到今天，中国的上层社会的人肯定对自己的生活是很不满意的，仍然会想着到美国社会去洗碗。一千多元的收入已经是今天中国社会的高收入，仍然无法让他们满意。
那么，既然这样到今天都不满意，则当时的社会上层就更不满意，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一个想法：这样可不行，我可不愿意和大队人马的生活水平同步前进，那要等得时间太久了，必须找到门路使自己的收入和社会大人的拉开距离，我等不及了，我不能够熬到2020年才过上比较好的生活，我要提前过好日子，人就这么一辈子，加上自己年纪大了，再不捞点就捞不上了。
讲到这里，我相信已经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因”讲清楚了，即上层社会的“等不及”。
当然，现在社会上层的人物可以发表言论感谢拥护改革开放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说：“要不是改革开放，我哪能在今天住上一百多平米的价值三十万元的房子？哪能家中各种电器总值几十万元？哪能不愁吃不愁穿全国到处旅游？还能够去新马泰一游？哪能花几十万元送子女出国留学？”但是他们应当知道自己说这一番话的时候已经脱离群众了。他们一提到毛泽东时代，当然会是一脸轻蔑地说“物质匮乏”，但如果他们今天也就是中国人民的平均收入的话，即月收入五百元的话，他们现在也会觉得物质匮乏的。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改革的行动，一定是先有改革的愿望，本贴子将这个改革的愿望，称作“动因”，瞧，多么有学术味！
而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改革的愿望，按说应当是这个国家的经济非常地不好，比如说经济增长为年增百分之二以下，或者干脆是负增长，这才认为经济体制有问题，才有要改革的呼声。
但是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是年增百分之七以上的情况下，产生改革的呼声的，这是很奇怪的，是需要研究的。那么本贴子的一个观点，就是，改革开放的动因，是上层社会的“等不及”。
什么叫等不及呢？打个比方就行，比如说，大队人马正在步行行军，要到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但是，队伍中的有一点权力，或者发出的声音很大的人，没有这个耐力和大家一起走到终点，他们没有这个耐心，因此就先行搭车去了，把后面的大队人马远远地甩开了，这就叫“等不及”。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还是需要仔细地算一算帐才行。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国民生产总值而言，改革开放时期年均增长百分之九，改革开放以前年均增长百分之七。这个统计结论，是特别拥护改革开放的人，努力贬低改革开放前的成就的人作出的，相信他在这方面也作了非常大的努力，使劲地把改革开放前的数据压缩压缩再压缩，但实在不能够压缩了，才得出的结论。因为，再压缩，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两年，被迫地年增长就要到百分之十几以上的荒唐数据了。
完全相信国家统计局的统计。那么，一国的经济增长，如果能够达到年均增长百分之七，已经属于不错的成绩，尤其是在一穷二白，完全自力更生，没有外来投资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的全面的严厉的经济封锁的情况下，能够年均增长百分之七，干得不坏。为什么还是有改革的愿望和要求呢？
还是根据改革开放后年均增长百分之九，改革开放前年均增长百分之七来进行计算。去年全国的总产值是十万个亿，除以十三亿人民，就是每人的年收入为七千六百九十二元，再除以十二个月，每个人的月收入为641元。考虑到公共事业，比如说警察的安全服务，免费的交通服务，等等，平均每个人能够拿到的工资，应当是五百元左右。
请问在座的诸位，你们谁的收入现在是每月五百元左右呢？恐怕都早已经超过这个数字了吧？那么，反过来，就说明还有更多的中国人民比你们要穷，因为平均五百元，你们多拿，就意味着有人少拿，就这么回事。
那么，如果你们现在的收入是五百元左右，你们想象一下日子会不会很艰难呢？我觉得是会很艰难的，如果有机会，你们一定是愿意往香港和美国偷渡的，在香港一个工人的工资也有月收入几千港币了，在美国就更多。
现在将这十万亿元钱，按照改革开放后年均增长百分之九，改革开放前年均增长百分之七往回算。首先回算到1979年，即23年前，因此是十万亿除以1.09的23次方，得13378亿元，即一万三千多亿元，再将13378亿元除以1.07的30次方，能够得到我国解放初的总产值为2906亿元，这样的反算，是消除了任何的通货膨胀因素的，是完全按现有的人民币价值反推得到的解放初的总产值。
解放初我国有五亿五千万人口，则用2906亿元除以五亿五千万，得平均每个人的年收入为528元人民币，再除以12，得当时平均每个人月收入为44元钱。当然，是相当于现在的44元钱，请注意这个算法完全去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因此44元钱按现在的一元钱一斤大米算，能够买44斤大米，生活相当困难。
当然，当时的人们并不顿顿吃大米，那被看作是幸福生活，甚至是当时中国人的“生活好”的一个理想。不要跟我说当时的物价多么便宜，再请注意我上面的反算法是消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当然每种东西的价格要和现在的比。
再说1979年的13378亿元总产值，除以当时的九亿中国人民，得平均每人年收入为1486元人民币，除以12得124元，如果要买大米，按一元钱一斤算，可以买124斤大米，因此饭肯定是够吃的，还可以买半导体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等被看作是贵重的东西。但仍然是生活紧张，因为不可能拿到手124元，住房也是算在这124元里的。
我们知道，按今天的中国生产力水平，平均每个人月收入为500元，如果搞绝对平均主义（当然不是我主张搞绝对平均主义，只是想象中的试验），处于社会上层的掌权者和知识分子都会觉得生活不好受。虽然也能够住上六十平米的住房，买一些好吃的，一咬牙也能够买一个便宜手机，一台尺寸不太大的彩电，一个洗衣机，但是汽车是不敢想的。
我讲到“社会上层”这个词，当然是人类有史以来一直都存在的，即掌权者和上层的知识分子。
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当然不是绝对平均主义的，但却是近似平均主义的。那么，如果不改革开放，如果中国还是取得年均增长百分之九的成就，也还是相当了不起，但是中国的上层社会的收入会比现在更低一些，可能会比一般老百姓高，当然会高过上面算出的平均月收入500元，但也就不过高出一倍两倍，即一千多元左右，这样的生活感觉仍然不好，中国的高干和知识分子都会想着到香港或者去美国洗碗，那个收入都比一千多元人民币要高得多。
我们又知道，在开放以后，中国的高干和高知就有机会和外国的知识分子，外国的官员打交道，高干高知子弟会和港商的子女交朋友，但那么一打交道，一交朋友，肯定会感到自己寒酸，会有无地自容的感觉。
那么，这种寒酸和无地自容，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失败了吗？当然不是，中国的经济一直是成功的。但是奇迹是不可能发生的，大跃进是不存在的。因此这种寒酸和无地自容，是因为中国的上层社会和外国的上层社会的相比而造成的，主要是由历史造成的。
那么，如果中国社会不改革开放，但仍然能够取得年均增长百分之九直到今天，中国的上层社会的人肯定对自己的生活是很不满意的，仍然会想着到美国社会去洗碗。一千多元的收入已经是今天中国社会的高收入，仍然无法让他们满意。
那么，既然这样到今天都不满意，则当时的社会上层就更不满意，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一个想法：这样可不行，我可不愿意和大队人马的生活水平同步前进，那要等得时间太久了，必须找到门路使自己的收入和社会大人的拉开距离，我等不及了，我不能够熬到2020年才过上比较好的生活，我要提前过好日子，人就这么一辈子，加上自己年纪大了，再不捞点就捞不上了。
讲到这里，我相信已经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因”讲清楚了，即上层社会的“等不及”。
当然，现在社会上层的人物可以发表言论感谢拥护改革开放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说：“要不是改革开放，我哪能在今天住上一百多平米的价值三十万元的房子？哪能家中各种电器总值几十万元？哪能不愁吃不愁穿全国到处旅游？还能够去新马泰一游？哪能花几十万元送子女出国留学？”但是他们应当知道自己说这一番话的时候已经脱离群众了。他们一提到毛泽东时代，当然会是一脸轻蔑地说“物质匮乏”，但如果他们今天也就是中国人民的平均收入的话，即月收入五百元的话，他们现在也会觉得物质匮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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