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现代化战略的若干思考
一、任务
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大业历经几代人的努力业已取得了如下成绩：第一，我们拥有了统一的政权、完整的疆域和基本齐全的重工业体系；第二，我们基本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结束了闭关自守的状态，回到了世界大家庭的怀抱；第三，我们拥有了由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一万亿美元GDP和人均1000美元GDP的进一步发展基础。
但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上述每一件成绩的取得几乎都付出了巨额成本，而这些未支付成本现在要一并兑现了，即是说，历史上积留下来的各种矛盾到了总爆发的时候了，这就使我们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大致说来，等待我们予以解决的问题无外乎改革、发展与稳定三大类。
我国最为特殊的国情之一是改革与发展两项任务并举。长期以来，改革一直为发展提供动力，而发展为进一步改革带来信心，二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但随着改革的深入，群众利益开始分化，利益集团开始出现，各阶层利益不再一致，相反，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矛盾格局渐次浮出水面。一方面，改革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致使内需不足、国内市场狭小，阻碍了发展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发展成了少数人的发展，成了单纯GDP增长，成了环境与资源的破坏和浪费，这又导致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信心日渐丧失。
群众针对改革的不满情绪应该理性地加以分析，不能采用“文革”手段，草率和粗暴地给扣上一顶“反改革”的帽子了事。改革无疑是必须推进和深化的，但同时应当指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改革，没有抽象的改革。改革作为一种理念，当然像其它顺应时代潮流的价值理念一样深入人心。但问题是这还只是一种抽象，一种从古今中外各式各样的具体改革实践中抽象出的共相理念。群众质疑的只是我们的具体改革实践有走入死胡同之嫌，而绝非反对改革甚至要求倒退。掌握话语权的人们应该考虑到这点，不能居高临下、以势压人，逼人噤声而致人死地。现在需要做的是恢复人民群众对改革的信心，而要做到这点，首先又是要重建改革与发展的良性循环，即是说，使改革向着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整合中国社会的目标做“姿态调整”。
与此同时，我们还须面对艰难的发展课题。我认为，发展的要义有三：第一，它应当是可持续性的；第二，它应当由量变到质变；第三，它应当统筹经济与社会两个层面。毫无疑问，我们在这三方面做得都还很不够。首先，贫富悬殊的社会结构以及资源与环境的硬约束使得发展的后劲不足；其次，过于依赖廉价劳动力、甘于国际分工链条低端位置使我们白白浪费了信息技术革命的大好历史机遇；最后，公共物品的供给严重匮乏，人民福利没有随GDP同步增长，相反在某些领域、对某些群体而言甚至有滑坡之势。
上述种种问题都必然影响到稳定。我们常说，稳定是前提。这是指离开了稳定什么事都办不成，这当然是对的。但这并不是说维护稳定的手段就是在群众因改革与发展的失误而产生不满情绪时利用权力甚至专政工具来强行抑制这种不满和它的现实表达。执政能力决不应该体现在让群众交学费、自己当事后诸葛亮上，而应体现在事先维护社会公平、建设法制环境上。保持社会稳定，从根本上说，还是要解决好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就目前现实状况而言尤其是要首先解决好缩小贫富差距和实现充分就业的问题。除了坚持反腐败外，治本之策当是转变政府职能、做出制度安排。虽然这样做的一次性成本很大，但相较于无休无止地堵漏洞仍是远为高明的长久之计。
二、困难
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面临和亚、非、拉美人民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道路上都曾经或将要面临的同样的困难，即我们非但不能利用整个世界的资源和市场来解决国内矛盾，相反，还要在一个国际经济秩序严重不平等的环境下来实现工业化。我们现在像在做拼图游戏，要将拼版内的各个方块组合成我们理想中的蓝图，但却只有一个空格的回旋空间。也曾面对同样窘境的西方人能够依靠坚船利炮将方块从拼版内硬抠出来再重新摆好，因为他们可以利用整个地球作为重新布局空间。而我们今天却只有靠智慧，利用唯一的空格，合理地移动方块，尽力拼出现代化蓝图了。这就要求政策理论研究者在制定国家发展战略规划时应做通盘考虑，要采用系统论的方法，重点考虑各项政策措施的配套和衔接问题，而不能在孤立地、单独地考察一个个政策领域后采用各个击破的方法来解决问题。须知目前情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方面妥帖了可能又导致那方面出问题，甚至得不偿失。
三、要点
政府改革。之所以将政府改革列为第一步骤，是因为它的重要性足以影响到整个战略的成败。换句话说，只有政府改革圆满完成，接下来的改革措施才能顺利施行。
首先要尽快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缩减寻租空间，杜绝权钱交易，切实消灭腐败，特别是要严厉打击国有资产流失和房地产投机过程中的腐败行为。
其次要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确保中央政令畅通。为此应考虑改革我国地方体制，削减中间层级。
而解决上述两方面问题尤其是地方政府欺上瞒下问题的治本之策当是打破我国现有社会结构。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历次革命与改革都没能解决好这一问题？就是因为社会结构没有任何更动。在这种稳态结构下，一切革命或改革都不可能达到突破现行体制的临界值。只有消灭现行体制赖以维持的土壤，即实现既有稳态结构向另一种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上的稳态结构的过渡，才能从根本上动摇现行体制。
前苏东国家在实行了原以为是医治国家一切顽疾的灵丹妙药的“民主化”后之所以还是没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根本原因也还是原有社会结构没有打破。在既有结构的基础上随意变换一下上层建筑是不会有任何实质作用的。
市场化改革。应考虑放开土地、资金等要素价格，建立更加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资金价格一旦市场化，必将迫使资本大幅退出成本上升的重化工业，有利于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而对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则可通过国际贸易、利用我们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换得。
农业。“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镇化。按照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模型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转移出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应由城镇劳动密集型工业就地吸收，也即剩余劳动力主要去向应采取离土不离乡的形式。在因此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的基础上，适时引入现代农业科技，实现农业现代化。
国有企业改革。首先应当指出，国有企业是否一定经营不好是个尚无定论的理论问题。但国有企业因为自身产权不明晰的规定性容易导致无效率，这一点普天之下皆是如此。有人说，私营企业产权清晰，不也有经营不好的吗？这就是一个认识问题了。我们说产权不清晰容易导致无效率，但产权清晰的情况下也还有很多其它影响企业自身效率的因素在起作用。这就好比偶数（大于2）一定不是质数，但奇数也不一定就是质数。
实际上，国有企业应是一种政策工具，凡是太重效率有失公平的时候，国有化浪潮就兴起，凡是太重公平有失效率的时候，私有化浪潮就兴起。我们应该树立一个观念，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问题是没有最终的、完满的解决方案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因时而变，不断调整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保持社会稳定而又促进经济发展，这就是现代政府的作用。我国正在兴起的私有化改革并非出于已建立成熟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那种为从公平向效率倾斜一点的目的，而恰恰是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
但同时，我们要着重指出两点。一是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必须确保国有资产如数收归国家，一切方便瓜分国有资产的改制形式都应坚决废止；二是国有资本应从一般竞争性领域撤出，但在一些特殊行业则应维持其地位。比如关系国家安全的产业部门，比如私人资本不愿轻易尝试或无力尝试的高新技术部门。在这些部门，国有企业应该发挥生力军作用。这一点，同样普天之下皆是如此。
税收。改革税收体制，精简政府机构人员，严厉打击偷漏税，保证国家税收的再分配和公共物品供给作用。
四、方案
在放开要素价格使得资本退出重化工业部门之后，国家应制定并实施产业政策，引导企业逐步走自主创新之路，最终实现我国产业升级。
企业自主创新需要资本、人才和良好的制度。创新作为内生型增长的关键，同样讲究 “路径依赖”。因而应注意改革完善科研体制，保证产学研的结合。
人才的获得归根结底要靠教育，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必须跟上产业升级速度，以免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另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种要素资源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制，因而还可以考虑吸引国外优秀人才。此外还需要指出，我国的教育结构亟待改善，不仅要培养大量科研人才，还要重视技术人才的培养。
至于自主创新所需要的财力支持，可以借机发挥国有资本的优势。国有资本，这笔新中国几代劳动者血汗的结晶一定不能浪费，而要继续用来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个人考虑，可以有这样几种利用形式。一是国有企业单独承担价值链上游的研发任务，之后通过向民营企业的知识产权转让完成合作；二是在保证民营企业控股的前提下让国有企业直接参股，同样借助于国有企业的雄厚财力完成技术研发任务；三是国家成立一个专门用于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银行，方便民营企业融资。
在产业升级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密集区段产业的发展以持续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并满足国内市场需要以及经由国际贸易换得耐用消费品。这些产业正如上述，应该重点布局在小城镇，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样，就将我国工业剥离成大城市高新技术产业、经高技术改造的传统重工业与小城镇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密集区段产业两个层面。
为加快资本周转速度、减少贸易摩擦、发展第三产业，我们还必须大力开拓国内市场。国家应重点解决好住房、教育、医疗这新“三座大山”的问题，并积极推进“三农”问题的解决，以解放城市和农村长期被压抑的巨大消费需求。
上述各项措施同样将促进就业。我国的就业基本上分三大块，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二是城市失业人员（下岗工人），三是新增劳动力（大学毕业生等）。它们各自应有各自合理的去向。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应为小城镇工业部门吸收，城市失业人员则转向第三产业，而新增劳动力作为优势人力资源主要应为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吸收，这其中既应包括科研人员、技术工人，也应包括同样创造高附加值的企业销售服务部门的行销人员等。
五、结语
在考虑各项政策措施的配套衔接问题时，要特别注意它们各自的实施力度和速度的情况。比如教育，过火了，可能导致我们丧失廉价劳动力优势，而不到位，又可能造成人才短缺。最好的结局莫过于在我们已拥有了一批自主品牌的同时，国际资本转移到其它更具劳动力价格优势的国家或地区。
2005/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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