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对改革的反思中，引发了主流与非主流的激烈讨论。吴敬琏的发怒将讨论引向了高峰，主流精英大有“改革为纲，纲举目张”的文革豪情。什么“破坏改革”、“开历史的倒车”。甚至于展开了文革式的人身攻击。就差抡起“反党”的大棒子了。
从争论的激烈点看，吴敬琏的发怒也没有什么错的，非主流精英们的指责也没有什么不对。
因为无论是主流精英们的大棒子，还是代表民意的非主流精英，虽然各方言辞激烈，各不相让。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的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国民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盗贼四起，民不聊生。对于这个现状，从争论的双方看，皆已达成了共识。
本着求同存异，谋求共识的原则，在双方都认可的这个“共同”点下，共同查找造成这个“共识”的直接原因，不要为这个“共识”的后果，争来争去。因为这些后果，并不是主流精英们直接造成的，从事实看，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不可能有这个权力，制造导致一场全国性的掠夺运动。而吴敬琏更是一再阐明，自己从没有与掠夺国民的强盗集团“联盟”。且不止一次的呼吁归还掠夺国民的“劳动保险金”。
也不是代表民意的非主流精英们，直接造成的。所以，主流精英们也只不过是建言者，非主流精英们也不过是个批评者。都不是这一后果的直接责任者。只要找到这个“共识”造成的直接原因，追查出制造这一导致全国民不聊生的掠夺运动的责任者。在法治的范围内，追究制造这一掠夺运动的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只有像邓小平那样，肩负起历史的责任，勇于拨乱反正，才能够完成邓小平设计的改革方向。
无论是怎样的争论，邓小平设计的在20世纪末，实现小康社会的改革目标失败了。国民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盗贼四起，民不聊生。这就是现实，是争论双方都无法回避的现实。且争论双方都在这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面前，达成了共识。
建议争论双方为了这个“共识”携起手来，共同声讨破坏实现邓小平设计师设计的改革目标的非法责任人，更加坚定地完成邓小平设计师设计的改革目标。虽然改革的目标失败了，但是，更能在这种失败中吸取教训，只有争论双方协同纠正这个“共识”，才能够创建一个美好的和谐社会。
附：邓小平设计师设计的在20世纪末改革目标。
1983年，邓小平同志设计的在20世纪末的六项指标：第一，人民的吃穿用解决了；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第四，人口不再外流了；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
这六项指标，不但没有在20世纪末，得以实现。反而越来越离这个目标越远了，这个事实大家都耳闻目睹了。这个目标的失败，从各方的争论来看，是不存在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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